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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传统译论中，人们一般把翻译看作是一种纯粹的技艺性质的语言活动，翻译实践一般是以语言意义为研究导向的，并未把文化的因素纳入其中。然而，翻译研究必须把文化的因素考虑在内。其中，权力关系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笔者通过对严复译作《天演论》的分析证明了多元化权力因素对译文产出施加的巨大影响，以及其中的社会历史因素对译文产出和其他因素起关键的决定作用。
关键词：多元化 权力 译文产出 严复 《天演论》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A
一 权力与翻译
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话语将纷繁的权力关系和话语功能作为其理论的核心。与传统的中心性权力观相反，福柯提出的权力是弥散于人类社会的复杂网络。这种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复杂网络既可以起到促进性的作用，也具有阻碍和审查的功能。换言之，它是一种在人类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控制力。福柯理论下权力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主要分为两种：显性的权力，即在场的权力，如军队、监狱等；隐性权力，即不在场的权力，人们很难看到但却时刻处于其影响之下，如意识形态、道德观念、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权力关系是一张没有固定中心的庞大网络，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均是这张网络上的节点，由此可见，权力机制影响甚至操控着人类社会的诸多方面。
福柯理论下的人类社会的真理和知识均不是绝对的。权力关系网下的真理和知识会受到一定权力机制的制约。一定的真理和知识即是权力控制下、权力接受下或权力否决下的产物。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语言与文化的交际及转化行为，翻译自然不在例外。翻译活动不是存在于真空的，正如人类社会其他社会活动一样，它是处于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现实背景之中的。就翻译而言，它涉及到至少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的交际和转化，不可能对其孤立分析，它包含了下列多种复杂因素：对源语文本的选择、翻译的过程、对翻译策略和技巧的选择、译本的接受、译本的发行和评介。上述因素均会因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下权力机制的不同而产生差异。权力关系下的翻译研究突破了传统的以文本为导向和以原作作者为导向的研究，而把这两种导向都纳于权力机制影响之下。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著名翻译理论家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就指出，随着语言学研究和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也需充分考虑文化因素。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权力机构和权力关系对翻译的影响已日渐增强。无论在哪个领域从哪个角度对翻译的研究，都不可避免各种各样的权力关系。翻译活动从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传递信息，必将处于两种文化纷繁权力关系的影响下。翻译过程和译者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来自源语文化、目的语文化或两种文化的权力关系的影响，译者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权力的环境中工作。在此影响下，译文中的改写就是权力作用于翻译过程和译者的直接产物。
二 权力的多元化因素
权力关系是弥漫在客观世界之中的复杂体，它不是直接作用于翻译活动的，而是通过多种因素影响着翻译。翻译实际上是受一系列外部社会力量控制和支配的话语提纯活动，它的选择、组织、传播等过程无不受到来自社会、文化、历史、思想、意识形态等多种有形与无形的势力所左右和制约（吕俊，2001：96）。而以上的诸多因素正是权力关系作用在翻译上的具体体现，它覆盖了从翻译文本选择到翻译策略和方法的采用到翻译评价等翻译活动的方方面面。换言之，权力对翻译的影响甚至操控正是通过这些因素得以实现。
1 社会历史因素：勒弗菲尔指出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1992：14）。译文的产出和接受都必须置于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社会历史对翻译前、翻译中、翻译后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选定、翻译技巧的斟酌到译者的价值取向、情感倾向、译作的评介等，无不受到译入语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
2 政治因素：在许多情况下，翻译活动是具有较强政治目的取向的。这意味着翻译可以作为一些人实现其政治目的的工具。权力关系下的政治因素对翻译有着明显的限制作用，它鼓励有利于政治意图的翻译活动、限制或完全禁止不利于此意图的译介。同时，在翻译过程中，政治因素也会操纵译者运用合适的翻译策略来达到政治氛围所期待的译本。
3 经济因素：这是另一个影响翻译的重要因素。目前，翻译已形成一个产业且可以创造经济利益。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译文本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文本是否能为译者或赞助人带来经济效益。经济因素影响着翻译产出。
4 意识形态因素：意识形态是被社会特定群体或大部分人所接受且认同的一系列观点。然而意识形态也是局限于一定社会时期和空间的，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映照下，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但是，总有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着一定时期一定地域的人们。待译文本在翻译前总会经受目的语文化意识形态的严密审查。如果原文本的内容和思想与目的语主流意识形态完全一致或相似，该文本能顺利得以接受和翻译。反之，则该文本会被完全拒之门外或经历较大改写才能接受。
5 伦理道德因素：这是另一个影响翻译产出的重要因素。它指存在于人类社会中且广泛为大众所接受的规则，对人们的行为产生约束力。伦理道德与文化密切相关，因此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孕育出不同的伦理道德规条。如果原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拥有较大差异的伦理规条，对译文产出的操纵是显而易见的。
三 《天演论》的产出
《天演论》对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有的评论家认为严复并未忠实翻译，因为在此译作中做出了不少的改动。然而，亦有不少学者坚持正是这些改动使之成为杰出的译作。它正是权力下多元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1 叙述人称（Narrative Person）
严译《天演论》的叙述人称将原文的第一人称改成了第三人称。译本第一句即体现出来。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严复，2009：1）
这种改动正是较多受到政治因素的操控。严并未按照原文人称翻译在于他攜有强烈的政治抱负。在晚清背景下，强烈渴望政府进行改革的严复迫切想要表达出他的政治主张，而译文就是他表达的工具，第三人称提供了表达和评论的便利。正是这样独特的政治的因素促使了译文叙述人称的改变。 2 文风（Style）
严复曾多年在外留学，精通中英两种语言，但在翻译时却采用了经典的文言文，即汉以前的词法和句法。严复使用文言文是有着其深刻的意图的。他翻译赫胥黎著作并非目的而是实现他自己政治诉求的一种途径。尽管当时广大人民已使用白话文，但清朝统治阶级士大夫仍然主要使用文言文，包括上呈的奏折和下发的布告文书，这也意味着，在当时晚清历史时期下占支配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仍取决于士大夫阶层。他们拥有权力，自然拥有话语。严复为了迎合拥有权力和话语的统治阶层，必须使用文言文，否则他的译本就不能顺利通过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审查，更不用说被接受和肯定了。由此可见，严译《天演论》的目标读者仅是统治阶层。严译本文言文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映射下的产物。
3 例证（Example）
为了迎合士大夫们，让自己的政治诉求更容易被理解，严复在翻译过程中更换了多处的例证。赫胥黎在导论第四章论述人类对自然界没有控制力因而很难征服自然时，引用了白垩纪时代的环境问题。然而，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们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因而严复在翻译时采用了重新描写和换例的方法，换成了国人都较为熟悉的且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水灾。译本的换例无非是要最大程度地迎合目标读者、吸引他们的兴趣以求接受。翻译中例证的改换是出于政治的考虑。
4 主题（Subject）
在原著中，赫胥黎主要讨论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即进化（Evolution）和伦理（Ethics）。但严复在译本中只选择了进化这一方面来译。就Evolution一词而言，赫胥黎指进步（Progress）和退化（Degeneration）两个方面；而严复的译本仅指进步这一方面。严复译文缩小了原文的主题内涵。赫胥黎生活在19世纪世界最发达的工业国家英国，他着重关注的是高速发展的科技背景下个人的竞争和发展，正是19世紀工业化英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决定了他对进步与滞后给予了充分重视。他在创作原著中更多采取了学术的态度。相反，19世纪的中国陷入严重的民族危机，无论是统治阶级的改革派还是保守派，无论是官员还是平民都希望国家振兴强大。严复抛开退化不译在于，他更希望统治阶级从其译本中得到积极的鼓励和激励。正是19世纪晚清这样的意识形态决定了严复在翻译时缩小了原著的主题，而集中关注国家和民族的进步。
5 改写（Rewriting）
改写的例子在严译《天演论》中可见多处。在翻译过程中，严复对赫胥黎原著进行了包括增加内容、加注按语（即评论）、改换引证、删除内容等的改动。其改写不同于翻译中的增译（指在译文中增加原文中虽无其词但有其意的词句的翻译技巧）或省译（指在译文中省略或删减原文中虽有其词，但删减后不影响意义完整表达的翻译技巧），而是对内容进行了较大改动。严复的改写是出于极其强烈的政治意图。通过改用士大夫熟悉和喜爱的表达法来译，通过删节不符合统治阶级认可的观点，严复旨在得到他们对译本的最大程度的接受。换言之，改动的地方均为最大程度迎合其目标读者而服务。如在按语中，严复改用中国计年方式来换译原文的时间：
周显王十三年，马其顿名烈亚历山大生日……（严复，2009：81）
此外，对原文的删节也出于同一目的。严复删去了原文中为了引起听众兴趣的“杰克和豆秆”的儿童故事，也是为了在士大夫面前保持其译本的严肃性，正符合此译本的身份——政治论著。
严复的改写并不能简单地看成对原著的不忠实，政治的因素驱动并充斥着他的翻译过程。他通过这样的增删、评论才有可能顺利地表达政治主张。
6 决定性因素及各因素的关系
在上文中的五个因素中，社会历史因素是对翻译施加影响的决定性因素。从宏观来看，《天演论》的产出就是受到了当时社会历史的影响和操控。从微观来看，《天演论》的产出折射出不同因素的共同影响，它们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作用。社会历史因素是其中关键的且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同时它也决定和影响了其他四个因素。一定的社会历史必定产生一定的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等，《天演论》翻译的各方面都必须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下进行分析和研究，当然对其的评介也应如此。
四 结语
作为严复最主要的一部译作《天演论》，它对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但他在翻译过程中并未完全对应原文，而是在叙述人称、内容调整、词汇选择、结构安排等方面做出了明显的改动。翻译的产出和评介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它必须置于一定的权力关系之下，并受到权力下多重因素的影响。在多元因素的影响下，译本会呈现出这样或那样的改动，而译本以及这些改动本身就是权力下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参考文献：
[1] 福柯：《话语的秩序》，许宝强、袁伟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2] 赫胥黎，严复译：《天演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
[3] 吕俊：《翻译研究：从文本理论到权力话语》，顾嘉祖：《新世纪外国语言文学与文化论集》，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 张瑜：《权力话语制约下的翻译活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6] Huxley,Thomas,Henry.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M].New York:Somerset Publishers,n.d.
[7] Lefevere,André,ed.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 Sourcebook.London:Routledge, 1992.
作者简介：王林，男，1984—，四川乐山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乐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多元化 权力 译文产出 严复 《天演论》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A
一 权力与翻译
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话语将纷繁的权力关系和话语功能作为其理论的核心。与传统的中心性权力观相反，福柯提出的权力是弥散于人类社会的复杂网络。这种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复杂网络既可以起到促进性的作用，也具有阻碍和审查的功能。换言之，它是一种在人类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控制力。福柯理论下权力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主要分为两种：显性的权力，即在场的权力，如军队、监狱等；隐性权力，即不在场的权力，人们很难看到但却时刻处于其影响之下，如意识形态、道德观念、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权力关系是一张没有固定中心的庞大网络，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均是这张网络上的节点，由此可见，权力机制影响甚至操控着人类社会的诸多方面。
福柯理论下的人类社会的真理和知识均不是绝对的。权力关系网下的真理和知识会受到一定权力机制的制约。一定的真理和知识即是权力控制下、权力接受下或权力否决下的产物。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语言与文化的交际及转化行为，翻译自然不在例外。翻译活动不是存在于真空的，正如人类社会其他社会活动一样，它是处于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现实背景之中的。就翻译而言，它涉及到至少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的交际和转化，不可能对其孤立分析，它包含了下列多种复杂因素：对源语文本的选择、翻译的过程、对翻译策略和技巧的选择、译本的接受、译本的发行和评介。上述因素均会因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下权力机制的不同而产生差异。权力关系下的翻译研究突破了传统的以文本为导向和以原作作者为导向的研究，而把这两种导向都纳于权力机制影响之下。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著名翻译理论家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就指出，随着语言学研究和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也需充分考虑文化因素。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权力机构和权力关系对翻译的影响已日渐增强。无论在哪个领域从哪个角度对翻译的研究，都不可避免各种各样的权力关系。翻译活动从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传递信息，必将处于两种文化纷繁权力关系的影响下。翻译过程和译者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来自源语文化、目的语文化或两种文化的权力关系的影响，译者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权力的环境中工作。在此影响下，译文中的改写就是权力作用于翻译过程和译者的直接产物。
二 权力的多元化因素
权力关系是弥漫在客观世界之中的复杂体，它不是直接作用于翻译活动的，而是通过多种因素影响着翻译。翻译实际上是受一系列外部社会力量控制和支配的话语提纯活动，它的选择、组织、传播等过程无不受到来自社会、文化、历史、思想、意识形态等多种有形与无形的势力所左右和制约（吕俊，2001：96）。而以上的诸多因素正是权力关系作用在翻译上的具体体现，它覆盖了从翻译文本选择到翻译策略和方法的采用到翻译评价等翻译活动的方方面面。换言之，权力对翻译的影响甚至操控正是通过这些因素得以实现。
1 社会历史因素：勒弗菲尔指出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1992：14）。译文的产出和接受都必须置于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社会历史对翻译前、翻译中、翻译后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选定、翻译技巧的斟酌到译者的价值取向、情感倾向、译作的评介等，无不受到译入语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
2 政治因素：在许多情况下，翻译活动是具有较强政治目的取向的。这意味着翻译可以作为一些人实现其政治目的的工具。权力关系下的政治因素对翻译有着明显的限制作用，它鼓励有利于政治意图的翻译活动、限制或完全禁止不利于此意图的译介。同时，在翻译过程中，政治因素也会操纵译者运用合适的翻译策略来达到政治氛围所期待的译本。
3 经济因素：这是另一个影响翻译的重要因素。目前，翻译已形成一个产业且可以创造经济利益。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译文本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文本是否能为译者或赞助人带来经济效益。经济因素影响着翻译产出。
4 意识形态因素：意识形态是被社会特定群体或大部分人所接受且认同的一系列观点。然而意识形态也是局限于一定社会时期和空间的，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映照下，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但是，总有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着一定时期一定地域的人们。待译文本在翻译前总会经受目的语文化意识形态的严密审查。如果原文本的内容和思想与目的语主流意识形态完全一致或相似，该文本能顺利得以接受和翻译。反之，则该文本会被完全拒之门外或经历较大改写才能接受。
5 伦理道德因素：这是另一个影响翻译产出的重要因素。它指存在于人类社会中且广泛为大众所接受的规则，对人们的行为产生约束力。伦理道德与文化密切相关，因此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孕育出不同的伦理道德规条。如果原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拥有较大差异的伦理规条，对译文产出的操纵是显而易见的。
三 《天演论》的产出
《天演论》对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有的评论家认为严复并未忠实翻译，因为在此译作中做出了不少的改动。然而，亦有不少学者坚持正是这些改动使之成为杰出的译作。它正是权力下多元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1 叙述人称（Narrative Person）
严译《天演论》的叙述人称将原文的第一人称改成了第三人称。译本第一句即体现出来。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严复，2009：1）
这种改动正是较多受到政治因素的操控。严并未按照原文人称翻译在于他攜有强烈的政治抱负。在晚清背景下，强烈渴望政府进行改革的严复迫切想要表达出他的政治主张，而译文就是他表达的工具，第三人称提供了表达和评论的便利。正是这样独特的政治的因素促使了译文叙述人称的改变。 2 文风（Style）
严复曾多年在外留学，精通中英两种语言，但在翻译时却采用了经典的文言文，即汉以前的词法和句法。严复使用文言文是有着其深刻的意图的。他翻译赫胥黎著作并非目的而是实现他自己政治诉求的一种途径。尽管当时广大人民已使用白话文，但清朝统治阶级士大夫仍然主要使用文言文，包括上呈的奏折和下发的布告文书，这也意味着，在当时晚清历史时期下占支配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仍取决于士大夫阶层。他们拥有权力，自然拥有话语。严复为了迎合拥有权力和话语的统治阶层，必须使用文言文，否则他的译本就不能顺利通过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审查，更不用说被接受和肯定了。由此可见，严译《天演论》的目标读者仅是统治阶层。严译本文言文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映射下的产物。
3 例证（Example）
为了迎合士大夫们，让自己的政治诉求更容易被理解，严复在翻译过程中更换了多处的例证。赫胥黎在导论第四章论述人类对自然界没有控制力因而很难征服自然时，引用了白垩纪时代的环境问题。然而，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们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因而严复在翻译时采用了重新描写和换例的方法，换成了国人都较为熟悉的且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水灾。译本的换例无非是要最大程度地迎合目标读者、吸引他们的兴趣以求接受。翻译中例证的改换是出于政治的考虑。
4 主题（Subject）
在原著中，赫胥黎主要讨论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即进化（Evolution）和伦理（Ethics）。但严复在译本中只选择了进化这一方面来译。就Evolution一词而言，赫胥黎指进步（Progress）和退化（Degeneration）两个方面；而严复的译本仅指进步这一方面。严复译文缩小了原文的主题内涵。赫胥黎生活在19世纪世界最发达的工业国家英国，他着重关注的是高速发展的科技背景下个人的竞争和发展，正是19世紀工业化英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决定了他对进步与滞后给予了充分重视。他在创作原著中更多采取了学术的态度。相反，19世纪的中国陷入严重的民族危机，无论是统治阶级的改革派还是保守派，无论是官员还是平民都希望国家振兴强大。严复抛开退化不译在于，他更希望统治阶级从其译本中得到积极的鼓励和激励。正是19世纪晚清这样的意识形态决定了严复在翻译时缩小了原著的主题，而集中关注国家和民族的进步。
5 改写（Rewriting）
改写的例子在严译《天演论》中可见多处。在翻译过程中，严复对赫胥黎原著进行了包括增加内容、加注按语（即评论）、改换引证、删除内容等的改动。其改写不同于翻译中的增译（指在译文中增加原文中虽无其词但有其意的词句的翻译技巧）或省译（指在译文中省略或删减原文中虽有其词，但删减后不影响意义完整表达的翻译技巧），而是对内容进行了较大改动。严复的改写是出于极其强烈的政治意图。通过改用士大夫熟悉和喜爱的表达法来译，通过删节不符合统治阶级认可的观点，严复旨在得到他们对译本的最大程度的接受。换言之，改动的地方均为最大程度迎合其目标读者而服务。如在按语中，严复改用中国计年方式来换译原文的时间：
周显王十三年，马其顿名烈亚历山大生日……（严复，2009：81）
此外，对原文的删节也出于同一目的。严复删去了原文中为了引起听众兴趣的“杰克和豆秆”的儿童故事，也是为了在士大夫面前保持其译本的严肃性，正符合此译本的身份——政治论著。
严复的改写并不能简单地看成对原著的不忠实，政治的因素驱动并充斥着他的翻译过程。他通过这样的增删、评论才有可能顺利地表达政治主张。
6 决定性因素及各因素的关系
在上文中的五个因素中，社会历史因素是对翻译施加影响的决定性因素。从宏观来看，《天演论》的产出就是受到了当时社会历史的影响和操控。从微观来看，《天演论》的产出折射出不同因素的共同影响，它们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作用。社会历史因素是其中关键的且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同时它也决定和影响了其他四个因素。一定的社会历史必定产生一定的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等，《天演论》翻译的各方面都必须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下进行分析和研究，当然对其的评介也应如此。
四 结语
作为严复最主要的一部译作《天演论》，它对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但他在翻译过程中并未完全对应原文，而是在叙述人称、内容调整、词汇选择、结构安排等方面做出了明显的改动。翻译的产出和评介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它必须置于一定的权力关系之下，并受到权力下多重因素的影响。在多元因素的影响下，译本会呈现出这样或那样的改动，而译本以及这些改动本身就是权力下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参考文献：
[1] 福柯：《话语的秩序》，许宝强、袁伟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2] 赫胥黎，严复译：《天演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
[3] 吕俊：《翻译研究：从文本理论到权力话语》，顾嘉祖：《新世纪外国语言文学与文化论集》，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 张瑜：《权力话语制约下的翻译活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6] Huxley,Thomas,Henry.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M].New York:Somerset Publishers,n.d.
[7] Lefevere,André,ed.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 Sourcebook.London:Routledge, 1992.
作者简介：王林，男，1984—，四川乐山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乐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