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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猪和驴做成艺术
3月，左小祖咒来深圳文艺圈办画展。在接受完一圈媒体记者的采访后，他踱步来到展览场地，大家纷纷拿出自己的物品请他签名。
他埋头在一堆场地宣传册、衣服、包包、书和唱片里奋笔疾书，当一位粉丝递给他一张毛爷爷时，他蓦地抬头：“这我可不能签，你不是害我吗，在钱上面写字是犯法的。”
墨镜背后是一张揶揄的笑脸，四周发出一阵哄笑。
当代艺术光怪陆离，以跑调歌手闻名的左小，捣鼓起艺术更不同寻常，譬如他的成名作《为无名山增高一米》：那是1995年的北京东村，25岁的左小和其余九个艺术家裸体在荒草山头朝下趴着，层层累叠，堆出一米的高度。这个作品以照片的形式在不久后的威尼斯国际双年展上引起轰动，肉团和荒郊野岭形成奇妙比照，色调纯净而安谧。
“它无与伦比，真的很漂亮，因为表现了荒诞、无聊、对自由的逃避和渴望”，左小这样评价道。当年拍的照片里有一张被蔡康永以五万块的价格买走了，“他买到张冒牌货也说不定，可能嫌自己钱多吧。”
更早的时候，左小和朋友以卖打口磁带为生。“他主要负责卖，我在旁边放风，防止便衣进来把我们抓进去。”某天有个农民模样的英俊小伙骑着二八的大自行车路过，好奇地停下来看，左小认为他还不大懂音乐：“我们的磁带也卖不出去，就卖了两盒最差的给他。”这个人就是画家张洹，后来他邀请左小到北京郊外居住，和一帮隐遁在那的艺术家成立了“东村”。
从那时候起左小搞起了行为艺术。王小波曾经在《2015》中描写过当时画家村的生活：“艺术家穿着灯芯绒的外套，留着长头发，蹲在派出所的墙下……艺术家与口袋的区别是：口袋绊脚，你要用手把它挪开；而艺术家绊脚时，你踢他一下，他就自己挪开了。”
S：这次在深圳的展览名字叫做“艺术养殖户”，你是把艺术看作牲畜吗？
左：如果有陌生人进我的工作室的话，会很难把我这个人跟艺术对上号。第一眼看过去会像个儿童，因为屋子里有很多动物。我会把猪做成平面作品或雕塑，把驴放到一个桃花岛上作唱片封面，这样一捋自己的创作吧，觉得我还真是个养殖户——原因就这么简单，我不可以骗大家说我很深刻。
S：我很少看到展览提供酒水，而你这里供应茅台。
左：我的画之前到世界各地的大型美术馆参展过，但我其实更喜欢小型画廊或艺术馆展览，就像15年前我做地下演出一样，不是在大舞台上，我跟大家很近，Fans过来了，我就带点酒给他们喝喝。
S：展览里知名度最高的是《我也爱当代艺术》，它的创作场景和《为无名山增高一米》是一样，不过用猪换成了人。你能不能讲讲创作过程，它是你最自豪的作品吗？
左：猪是我岳父在在江苏养的，曲折地弄车捆到北京。我把10只幼猪艰难地扛到了山上，至于是打麻醉针、涂胶水还是用胶带，我不能告诉你，这是商业秘密。2007-2014年的时候这个作品到处展，弄得策展人都不好意思了：“左小你能不能做点别的，我们也不能老展这一件作品。”可是我只能回答他们，我最大的才华就是做这头猪，别的作品我还做不出来，超越不了它。我的德国艺术家朋友告诉我，推特和Fcebook上有好多人用它当头像呢。
S：你好像还做过声音装置，播放一首很特别的摇滚歌曲？不过没有在这次展览出现。
左：那是《方法论》，1997年适逢中共中央召开十五大会议，每到类似这个时候，你打开电视机通篇都是领导人讲话，所有的报纸也都在宣传啊，自己就觉得特别有意思，上街买一张《人民日报》，我想我能把它做成一首摇滚歌曲。
我把江泽民老师讲的话的核心部分用红色的笔划出来，然后排练、演出，最后定了一个不到九分钟的版本，大概唱了十年，到2008年才将这个作品收录在我的专辑《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中出版。2007年的时候我把它做成了一个声音装置，喇叭里播放的是我演唱的江泽民十五大报告词。
这次展览只展出我一些“架上作品”，就是照片啊油画啊这些，没有把装置运过来。
S：以前做行为艺术，怎么就捣固起画画来了？
左：因为我的老婆孩子们喜欢我在家做这些东西，尤其我的两个宝贝女儿，特别喜欢我摆在架子上的这些作品。
S：你会教她们画画吗？
左：我们家小孩一两岁画画，三岁就卖画了。有人到我家来说这画能卖给他不，200块钱，我说500，照样卖掉了，我这是告诉女儿怎么做生意，告诉她画画这个事情她将来可以做。我在美学方面的选择是商业的，我看的东西都是可以卖钱的。
S：你和窦唯都是歌手，窦唯画画，不展也不卖，就是送给朋友，你的画却拿出来卖？
左：就像唱歌出唱片，画画不去卖我很难受。如果不卖掉的话我没法再创作。
S：那你怎么也不送给朋友啊？
左：我可不会上这个套！你们有谁想要我的画吗？
S：东、西方的文化因素对你的当代艺术创作风格哪个影响更大？
左：我没受过东方文化的影响，我是彻底西化的。我没读过什么书，没受到过什么中国传统、体制的教育，也没读过任何艺术学院。在二十岁的时候我开始听西方的音乐，开始翻了西方一些美术的东西，读了一些翻译体的小说，我就开始创作了。那个时候我也没出过国，我还自认为我是个华侨。如果说我受过东方文化的影响那也是潜移默化的，因为我从小生在这里，也生活在这里，要感谢上苍的。
S：你的音乐里有很多批判现实的成分，是不是曾经的牢狱之灾对你有影响？
左：1997年后我开始积极发声，因为我再不出名的话，再被抓起来我就被黑了，一个无名小卒无声无息地从地球上蒸发了。我积极地做下去之后，就像进入黑洞一样，无数个黑洞，里面有桃花有桃果，果子下一个美女，美女突然说我被称为大师了，我也不能拒绝这个事儿。 能经过黑暗沉淀过来的人都是大师，就这么简单。我是一个人，是一个有欲望的、要保护自己的人，这才让我通过艺术生存下来，而且我写的这些东西恰恰是我的诉求，是一种荒唐透顶的东西。
S：你认为喜欢你音乐的人都具有哪些特性？
左：喜欢我音乐的人，大部分比较敏感。喜欢爬山、走路的比较多，或者看过的艺术、电影作品比较多，相对而言对艺术欣赏品味比较高。其实还有两种人，第一种人，他们是跟风来听我的音乐的。另一种则是不跟风的，都是喜欢我早、中期的作品。但有一些人只喜欢我的电影配乐或者女声合唱的部分，他们品味不能说有多高，完全是因为那些音乐都比较好听。
S：你的一些音乐被主流媒体使用，有没有想过有一天真的可以上春晚？
左：人人做梦都要上春晚，只是上得了上不了的事。等我能上春晚的时候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吧，那时候的春晚应该没人看了。或者我上春晚唱一曲《野合万事兴》也挺好的，在新年钟声敲响之际，多么有意思。像我们这种充满娱乐精神的人，太少见了。
S：与你合作过的女歌手声音都很柔美，比如曾轶可王韵壹，你分配给她们的歌曲有不少是轻佻的。你会不会有点大男子主义？
左：她们清新一点的声音，才能跟我恶魔般的声音，产生越强烈的对比，越强烈的反差我才需要。我的作品我非常清楚找谁来演奏谁来演唱合适，在我的音乐世界中我是老大，我不是大男子主义，我是暴君，我除了爱我家人和我内心认可的朋友以外，我很少让人在我面前唠唠叨叨的，连机会都没有。
S：张曼玉也跨界唱摇滚了，她的跑调和低沉的嗓音跟你好像有些接近。
左：她唱歌很好听，有个性，了不起。她只是缺少一个有头脑的制作人为她包装而已。
S：你出道以来一直特立独行，在生活方式上却挺传统的，我是说，结婚生子。
左：我骨子里是一个很传统的人，总是十一点睡觉早上六七点就醒了，这个习惯保持了十多年。很多人看我觉得我是个吸毒的人，其实我还锻炼身体，喜欢游泳呢！
S：你还写过两本书。歌手、艺术家、写作者，你比较喜欢你哪一个角色？
左：对一个东西不可能老喜欢，你记住这句话：对一个东西持久地保持热情是一个假话，你再爱一个东西也不可能。人类为什么产生爱情？是因为热情产生的。很多热情消失的时候，所谓的爱情仍然是存在在那里的，只是没有了热情而已。那对待艺术也是，你不可能一直充满热情，但只有你的热情比别人多，你东西才会创作得更好。如果你做不着，就换种新的方式做。重要的是你要多才多艺，而不是干一行毁一行，干一行要树立一个标准——这东西卖出去了，多么励志的行为啊！
S：不论你以何种身份出现，总是戴帽子和墨镜的造型，家里会不会收藏了很多帽子墨镜？
左：家里的帽子一般般，不是很多。那几年戴帽子是因为南方人刚到北方的时候感觉太冷了，而且不习惯被太阳晒。戴墨镜是因为我青少年时期就喜欢，就是说我没干这行前就是这个样子，我就是这个样子的才干上了这行，所以干得还不错。有的人他就根本不是这样的主，于是干了这行有点力不从心。像我就是满嘴说话跑火车，有的人喜欢听我满嘴跑火车，所以跑来跑去就跑成了歌跑成了艺术。
歌手的娱乐精神
左小祖咒是个传奇，至少在我眼里是如此。
他出生于一个船工家庭，原名叫吴红巾。红巾军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起义军（现在看来，这名字多少预言了左小未来的价值观和审美力）。他15岁离家北漂，曾参军入伍，流落街头，搞过艺术；一度被当局怀疑是特务，甚至当过东方化工厂爆炸案的嫌疑犯，被关押在昌平收容所二十一天；成名后也曾因拆迁的事把社会舆论弄得沸沸扬扬。
他的额头有伤，据说是年轻时与人斗殴所致。因为好斗的个性，“不适合留在南方，而且摇滚是属于北方的。”国内一般的摇滚艺人，有修养的乐迷可听出其师承，左小的音乐却谁都不像，尽管他强调自己必须向Nirvana、Bob Dylan、Joy Division、Velvet Underground等西方巨匠领恩。他的唱法恰如其分地诠释了“荒腔走板”，虽然歌词被韩寒称赞为诗，却几度成为社会敏感词。
他从社会底层发出声音，最终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准确点说，左小已经成为国内文艺界的大腕。“在20年前，他们觉得我的歌很痛苦。像狼嚎鬼叫一样，但时代不同了，我引领了一个新的潮流，上电视不跑调还得不到关注，获不了奖对吧？”这种身份转变充满喜感，穿梭其中的娱乐精神，意味着他出生在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我是一个有娱乐精神的人，也希望有一个更加幽默的人生。”左小在采访里这样定义自己，我不禁想起余光中说过的一句“幽默是荒诞的解药”，没有积累到一定阅历与智慧的人是很难做到的。幽默能剥开现代生活荒诞的一面，左小的音乐便是一种“深情的挖苦”：有《苦鬼》那样沉重的发泄，也有《钱歌》里闹情绪催朋友还钱，更有露骨又自然的情歌，像《野合万事兴》，无一不是在嬉笑怒骂里剑有所指。
当人们把崔健认作中国的“摇滚之父”时，歌迷把游荡于体制外的左小推为“摇滚教父”——虽然他并不领情地说：“我只是两个女儿的父亲。”
3月，左小祖咒来深圳文艺圈办画展。在接受完一圈媒体记者的采访后，他踱步来到展览场地，大家纷纷拿出自己的物品请他签名。
他埋头在一堆场地宣传册、衣服、包包、书和唱片里奋笔疾书，当一位粉丝递给他一张毛爷爷时，他蓦地抬头：“这我可不能签，你不是害我吗，在钱上面写字是犯法的。”
墨镜背后是一张揶揄的笑脸，四周发出一阵哄笑。
当代艺术光怪陆离，以跑调歌手闻名的左小，捣鼓起艺术更不同寻常，譬如他的成名作《为无名山增高一米》：那是1995年的北京东村，25岁的左小和其余九个艺术家裸体在荒草山头朝下趴着，层层累叠，堆出一米的高度。这个作品以照片的形式在不久后的威尼斯国际双年展上引起轰动，肉团和荒郊野岭形成奇妙比照，色调纯净而安谧。
“它无与伦比，真的很漂亮，因为表现了荒诞、无聊、对自由的逃避和渴望”，左小这样评价道。当年拍的照片里有一张被蔡康永以五万块的价格买走了，“他买到张冒牌货也说不定，可能嫌自己钱多吧。”
更早的时候，左小和朋友以卖打口磁带为生。“他主要负责卖，我在旁边放风，防止便衣进来把我们抓进去。”某天有个农民模样的英俊小伙骑着二八的大自行车路过，好奇地停下来看，左小认为他还不大懂音乐：“我们的磁带也卖不出去，就卖了两盒最差的给他。”这个人就是画家张洹，后来他邀请左小到北京郊外居住，和一帮隐遁在那的艺术家成立了“东村”。
从那时候起左小搞起了行为艺术。王小波曾经在《2015》中描写过当时画家村的生活：“艺术家穿着灯芯绒的外套，留着长头发，蹲在派出所的墙下……艺术家与口袋的区别是：口袋绊脚，你要用手把它挪开；而艺术家绊脚时，你踢他一下，他就自己挪开了。”
S：这次在深圳的展览名字叫做“艺术养殖户”，你是把艺术看作牲畜吗？
左：如果有陌生人进我的工作室的话，会很难把我这个人跟艺术对上号。第一眼看过去会像个儿童，因为屋子里有很多动物。我会把猪做成平面作品或雕塑，把驴放到一个桃花岛上作唱片封面，这样一捋自己的创作吧，觉得我还真是个养殖户——原因就这么简单，我不可以骗大家说我很深刻。
S：我很少看到展览提供酒水，而你这里供应茅台。
左：我的画之前到世界各地的大型美术馆参展过，但我其实更喜欢小型画廊或艺术馆展览，就像15年前我做地下演出一样，不是在大舞台上，我跟大家很近，Fans过来了，我就带点酒给他们喝喝。
S：展览里知名度最高的是《我也爱当代艺术》，它的创作场景和《为无名山增高一米》是一样，不过用猪换成了人。你能不能讲讲创作过程，它是你最自豪的作品吗？
左：猪是我岳父在在江苏养的，曲折地弄车捆到北京。我把10只幼猪艰难地扛到了山上，至于是打麻醉针、涂胶水还是用胶带，我不能告诉你，这是商业秘密。2007-2014年的时候这个作品到处展，弄得策展人都不好意思了：“左小你能不能做点别的，我们也不能老展这一件作品。”可是我只能回答他们，我最大的才华就是做这头猪，别的作品我还做不出来，超越不了它。我的德国艺术家朋友告诉我，推特和Fcebook上有好多人用它当头像呢。
S：你好像还做过声音装置，播放一首很特别的摇滚歌曲？不过没有在这次展览出现。
左：那是《方法论》，1997年适逢中共中央召开十五大会议，每到类似这个时候，你打开电视机通篇都是领导人讲话，所有的报纸也都在宣传啊，自己就觉得特别有意思，上街买一张《人民日报》，我想我能把它做成一首摇滚歌曲。
我把江泽民老师讲的话的核心部分用红色的笔划出来，然后排练、演出，最后定了一个不到九分钟的版本，大概唱了十年，到2008年才将这个作品收录在我的专辑《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中出版。2007年的时候我把它做成了一个声音装置，喇叭里播放的是我演唱的江泽民十五大报告词。
这次展览只展出我一些“架上作品”，就是照片啊油画啊这些，没有把装置运过来。
S：以前做行为艺术，怎么就捣固起画画来了？
左：因为我的老婆孩子们喜欢我在家做这些东西，尤其我的两个宝贝女儿，特别喜欢我摆在架子上的这些作品。
S：你会教她们画画吗？
左：我们家小孩一两岁画画，三岁就卖画了。有人到我家来说这画能卖给他不，200块钱，我说500，照样卖掉了，我这是告诉女儿怎么做生意，告诉她画画这个事情她将来可以做。我在美学方面的选择是商业的，我看的东西都是可以卖钱的。
S：你和窦唯都是歌手，窦唯画画，不展也不卖，就是送给朋友，你的画却拿出来卖？
左：就像唱歌出唱片，画画不去卖我很难受。如果不卖掉的话我没法再创作。
S：那你怎么也不送给朋友啊？
左：我可不会上这个套！你们有谁想要我的画吗？
S：东、西方的文化因素对你的当代艺术创作风格哪个影响更大？
左：我没受过东方文化的影响，我是彻底西化的。我没读过什么书，没受到过什么中国传统、体制的教育，也没读过任何艺术学院。在二十岁的时候我开始听西方的音乐，开始翻了西方一些美术的东西，读了一些翻译体的小说，我就开始创作了。那个时候我也没出过国，我还自认为我是个华侨。如果说我受过东方文化的影响那也是潜移默化的，因为我从小生在这里，也生活在这里，要感谢上苍的。
S：你的音乐里有很多批判现实的成分，是不是曾经的牢狱之灾对你有影响？
左：1997年后我开始积极发声，因为我再不出名的话，再被抓起来我就被黑了，一个无名小卒无声无息地从地球上蒸发了。我积极地做下去之后，就像进入黑洞一样，无数个黑洞，里面有桃花有桃果，果子下一个美女，美女突然说我被称为大师了，我也不能拒绝这个事儿。 能经过黑暗沉淀过来的人都是大师，就这么简单。我是一个人，是一个有欲望的、要保护自己的人，这才让我通过艺术生存下来，而且我写的这些东西恰恰是我的诉求，是一种荒唐透顶的东西。
S：你认为喜欢你音乐的人都具有哪些特性？
左：喜欢我音乐的人，大部分比较敏感。喜欢爬山、走路的比较多，或者看过的艺术、电影作品比较多，相对而言对艺术欣赏品味比较高。其实还有两种人，第一种人，他们是跟风来听我的音乐的。另一种则是不跟风的，都是喜欢我早、中期的作品。但有一些人只喜欢我的电影配乐或者女声合唱的部分，他们品味不能说有多高，完全是因为那些音乐都比较好听。
S：你的一些音乐被主流媒体使用，有没有想过有一天真的可以上春晚？
左：人人做梦都要上春晚，只是上得了上不了的事。等我能上春晚的时候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吧，那时候的春晚应该没人看了。或者我上春晚唱一曲《野合万事兴》也挺好的，在新年钟声敲响之际，多么有意思。像我们这种充满娱乐精神的人，太少见了。
S：与你合作过的女歌手声音都很柔美，比如曾轶可王韵壹，你分配给她们的歌曲有不少是轻佻的。你会不会有点大男子主义？
左：她们清新一点的声音，才能跟我恶魔般的声音，产生越强烈的对比，越强烈的反差我才需要。我的作品我非常清楚找谁来演奏谁来演唱合适，在我的音乐世界中我是老大，我不是大男子主义，我是暴君，我除了爱我家人和我内心认可的朋友以外，我很少让人在我面前唠唠叨叨的，连机会都没有。
S：张曼玉也跨界唱摇滚了，她的跑调和低沉的嗓音跟你好像有些接近。
左：她唱歌很好听，有个性，了不起。她只是缺少一个有头脑的制作人为她包装而已。
S：你出道以来一直特立独行，在生活方式上却挺传统的，我是说，结婚生子。
左：我骨子里是一个很传统的人，总是十一点睡觉早上六七点就醒了，这个习惯保持了十多年。很多人看我觉得我是个吸毒的人，其实我还锻炼身体，喜欢游泳呢！
S：你还写过两本书。歌手、艺术家、写作者，你比较喜欢你哪一个角色？
左：对一个东西不可能老喜欢，你记住这句话：对一个东西持久地保持热情是一个假话，你再爱一个东西也不可能。人类为什么产生爱情？是因为热情产生的。很多热情消失的时候，所谓的爱情仍然是存在在那里的，只是没有了热情而已。那对待艺术也是，你不可能一直充满热情，但只有你的热情比别人多，你东西才会创作得更好。如果你做不着，就换种新的方式做。重要的是你要多才多艺，而不是干一行毁一行，干一行要树立一个标准——这东西卖出去了，多么励志的行为啊！
S：不论你以何种身份出现，总是戴帽子和墨镜的造型，家里会不会收藏了很多帽子墨镜？
左：家里的帽子一般般，不是很多。那几年戴帽子是因为南方人刚到北方的时候感觉太冷了，而且不习惯被太阳晒。戴墨镜是因为我青少年时期就喜欢，就是说我没干这行前就是这个样子，我就是这个样子的才干上了这行，所以干得还不错。有的人他就根本不是这样的主，于是干了这行有点力不从心。像我就是满嘴说话跑火车，有的人喜欢听我满嘴跑火车，所以跑来跑去就跑成了歌跑成了艺术。
歌手的娱乐精神
左小祖咒是个传奇，至少在我眼里是如此。
他出生于一个船工家庭，原名叫吴红巾。红巾军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起义军（现在看来，这名字多少预言了左小未来的价值观和审美力）。他15岁离家北漂，曾参军入伍，流落街头，搞过艺术；一度被当局怀疑是特务，甚至当过东方化工厂爆炸案的嫌疑犯，被关押在昌平收容所二十一天；成名后也曾因拆迁的事把社会舆论弄得沸沸扬扬。
他的额头有伤，据说是年轻时与人斗殴所致。因为好斗的个性，“不适合留在南方，而且摇滚是属于北方的。”国内一般的摇滚艺人，有修养的乐迷可听出其师承，左小的音乐却谁都不像，尽管他强调自己必须向Nirvana、Bob Dylan、Joy Division、Velvet Underground等西方巨匠领恩。他的唱法恰如其分地诠释了“荒腔走板”，虽然歌词被韩寒称赞为诗，却几度成为社会敏感词。
他从社会底层发出声音，最终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准确点说，左小已经成为国内文艺界的大腕。“在20年前，他们觉得我的歌很痛苦。像狼嚎鬼叫一样，但时代不同了，我引领了一个新的潮流，上电视不跑调还得不到关注，获不了奖对吧？”这种身份转变充满喜感，穿梭其中的娱乐精神，意味着他出生在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我是一个有娱乐精神的人，也希望有一个更加幽默的人生。”左小在采访里这样定义自己，我不禁想起余光中说过的一句“幽默是荒诞的解药”，没有积累到一定阅历与智慧的人是很难做到的。幽默能剥开现代生活荒诞的一面，左小的音乐便是一种“深情的挖苦”：有《苦鬼》那样沉重的发泄，也有《钱歌》里闹情绪催朋友还钱，更有露骨又自然的情歌，像《野合万事兴》，无一不是在嬉笑怒骂里剑有所指。
当人们把崔健认作中国的“摇滚之父”时，歌迷把游荡于体制外的左小推为“摇滚教父”——虽然他并不领情地说：“我只是两个女儿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