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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伍子胥》是冯至四十年代创作的小说，以历史题材为依托叙述自我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思考，具有深刻的文本意蕴。本文主要通过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来探讨《伍子胥》的精神内涵。
关键词：伍子胥;复调;对话
一、复调小说
复调源于希腊语，原是音乐术语，指由几个各自独立的音调或声部组成的乐曲，巴赫金将其应用到小说理论之中。与传统的独白型小说相比，复调小说展示了多声部的世界，小说的作者不能支配一切，作品中的人物具有独立的自我意识，和作者作为具有同等价值的一方参与到小说的对话之中。
对话是巴赫金美学思想的基础，作为一种具有狂欢精神的多产性的概念，它包含了太多的可能性，或颠覆，或并列，以其自身的丰富性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复调小说的基本元素。在巴赫金看来，“生活的本质是对话，思想的本质是对话，艺术的本质是对话，语言的本质也是对话”，对话承认了世界的多元性，是认识世界的方式，探求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存方式。
二、《伍子胥》的对话性
《伍子胥》中充满了复杂缠绕的对话关系，打破了事物存在的绝对性，以“复仇”为主题，叙述了多种不同的声音，突出了事物存在的相对性。这也正如冯至在诗歌《歧路》中所言：“它们一条条地在面前/伸出去，同时在准备着/承受我们的脚步”，小说中各个人物的思想都是多元而独立的，但同时他们的思想也是相互依存的，也恰如后记中说的那样，“因为一段美的生活，不管为了爱或是为了恨，不管为了生或是为了死，都无异于这样一个抛掷：在停留中有坚持，在陨落中有克服”，不同的声部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才能合奏出动听的乐章。
故事一开始，伍子胥与哥哥伍尚就面对同一困境发出的不同的声音：哥哥选择去见父亲最后一面，“若能一见父亲死前的面，虽死亦何辞呢”，而伍子胥选择走出去，“远远地走去，为了能有将来回来的那一天”。兄弟二人，背向而行，一人选择死，一人选择生。一死一生，两种不同的价值选择，代表了哥哥伍尚和伍子胥各自独立的思想。哥哥伍尚的死，沉重而不飘渺，能引长伍子胥的道路，加重他的责任，让他感到真实，体会到生命的分量，成就伍子胥的“生”。于是，“谁的身内都有死，谁的身内也都有生;好像弟弟将要把哥哥的一部分带走;哥哥也要把弟弟的一部分带回。三年来患难共守愁苦相对，今夜得到升华，谁也不能区分谁是谁了”，兄弟二人的声部完美结合在一起，构成人生的交响曲。
面对仇恨，不仅有生与死的抉择，还有出世与入世的选择。伍子胥到达林泽后，遇到了一个短发的年轻的野人。说是野人，其实是逃离郢城来山泽隐居之人。他从十几岁起就见惯了楚国的变乱，声势赫赫的国王转眼间客死他乡，也见过了衣冠齐楚的人之间的肮脏与隐秘。面对家国之仇，楚狂选择隐居于人迹罕至的林泽，选择与麋鹿雉鸡为伴，借它们来消融内心的仇恨。对于这种归隐田园的做法，背负父兄之仇的伍子胥虽然心生羡慕，但却是不能接受的，但每个人物的意识都是彼此独立，伍子胥甚至是作者都不能左右楚狂的选择，于是“两人的谈话有些格格不入了，但共同又感到有能够融会贯通的地方，无形中彼此有依恋”。同样面对国难，楚之名臣申包胥走向了与楚狂不同的人生道路。哪怕楚国之现状不容乐观，哪怕受到馋人的迫害，申包胥始终铭记自己是楚国人，为楚国奔走呼号，西使秦国，东访齐国，奔赴宋国，无论世上之路多艰难不放弃地走下去。伍子胥和申包胥虽然都选择以入世的姿态去走完世上的道路，但两个人的方向是不同的，“他们将要各自分头去作两件不同的大事，正如他们在儿时所作过的游戏一般：一个把一座建筑推广，一个在等待着推翻，然后再把它从新恢复”，两个人儿时的伙伴，为了各自不同的使命，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为了将来的抱负守着眼前的黑夜”。
走过了城父和林泽，经过了生与死、出世和入世的选择，伍子胥来到洧滨，又见证了卑微和崇高的对立。伍子胥本以为太子建同他一样从城父逃出，遭受了身体和精神上的苦楚，经过了岁月与仇恨的浇灌，定会和他“手携着手共同商议此后要做的事”，但无奈事与愿违，太子建有着自己的想法，尽管这个想法在伍子胥看来是卑微而渺小的。相比于复仇，太子建选择苟活下去，为贪图小便宜而做鬼祟的计划，尽管这样的活下去面对的终究是死亡。如果说太子建的是一个往死里边走去的，那么子产则是一个从死中走出来的人。作者并未叙述子产活着的人生，而是从子产死后乡人对他的评价来突出子产个人的崇高性。对于政治、对于人民，子产没有置之不理，而是尽自己的全力去治理政治，关注底层百姓。尽管在现实层面上，太子建与子产一生一死，但实际上“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子产的死，是个伟大的死，死在人人的心里，尽管这些人都是渺小的、柔弱的……太子建，本来是一个楚国未来的楚王，楚王的面積比郑国要大许多倍，将来可以死得比子产还伟大，但他的世界越来越狭窄，越来越卑污，他生也好，死也好，恐怕要比任何一个人都可怜，都渺小”。太子建与子产同样活出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在陈国宛丘，同样面临被楚国压迫的困境，面对着覆国之仇，司巫和“舜的后人”也产生了一段二元性对话。作为陈国人的司巫，巴结楚国人，贬低本国人，在与伍子胥交谈时，先是“悄悄地打量着”之后“从新打量着伍子胥的衣履和神情”，在不断打量中改变着自己的交流策略，“两眼里闪露处使人难以担当的奸诈”。而与之相对的“舜的后人”，他始终记得楚国人是他们的敌人，是楚国人造成了他现在的贫穷，但却要依靠楚国人缓解眼前的贫穷，他曾经也有读书人的梦想，但现在的他时而谦卑，时而骄傲，显然贫穷在逐渐吞噬着他读书人的梦想和不肯同流合污的初心。同样是陈国人，同样面临着生存的困境，有人选择投机取巧，有人尽力维持自身的纯洁性。
在此之后的每一小节中，我们几乎都可以看到这种双重的对话性，比如《江上》中的季札与渔夫，《溧水》中的“我”与“你”，《延陵》中的专诸和陈音。在国难家仇面前，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的不同的想法与行动，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于充满无限可能性的对话之中，见证着每一个人物在思想和行为上的独立性。同时，也正是在各种不同的声音之中，伍子胥做出自己的“决断”。
参考文献：
[1]解志熙 编，《冯至作品新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
[2]程正民 著，《巴赫金的文化诗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3]冯至 著，《白发生黑丝》，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06页
关键词：伍子胥;复调;对话
一、复调小说
复调源于希腊语，原是音乐术语，指由几个各自独立的音调或声部组成的乐曲，巴赫金将其应用到小说理论之中。与传统的独白型小说相比，复调小说展示了多声部的世界，小说的作者不能支配一切，作品中的人物具有独立的自我意识，和作者作为具有同等价值的一方参与到小说的对话之中。
对话是巴赫金美学思想的基础，作为一种具有狂欢精神的多产性的概念，它包含了太多的可能性，或颠覆，或并列，以其自身的丰富性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复调小说的基本元素。在巴赫金看来，“生活的本质是对话，思想的本质是对话，艺术的本质是对话，语言的本质也是对话”，对话承认了世界的多元性，是认识世界的方式，探求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存方式。
二、《伍子胥》的对话性
《伍子胥》中充满了复杂缠绕的对话关系，打破了事物存在的绝对性，以“复仇”为主题，叙述了多种不同的声音，突出了事物存在的相对性。这也正如冯至在诗歌《歧路》中所言：“它们一条条地在面前/伸出去，同时在准备着/承受我们的脚步”，小说中各个人物的思想都是多元而独立的，但同时他们的思想也是相互依存的，也恰如后记中说的那样，“因为一段美的生活，不管为了爱或是为了恨，不管为了生或是为了死，都无异于这样一个抛掷：在停留中有坚持，在陨落中有克服”，不同的声部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才能合奏出动听的乐章。
故事一开始，伍子胥与哥哥伍尚就面对同一困境发出的不同的声音：哥哥选择去见父亲最后一面，“若能一见父亲死前的面，虽死亦何辞呢”，而伍子胥选择走出去，“远远地走去，为了能有将来回来的那一天”。兄弟二人，背向而行，一人选择死，一人选择生。一死一生，两种不同的价值选择，代表了哥哥伍尚和伍子胥各自独立的思想。哥哥伍尚的死，沉重而不飘渺，能引长伍子胥的道路，加重他的责任，让他感到真实，体会到生命的分量，成就伍子胥的“生”。于是，“谁的身内都有死，谁的身内也都有生;好像弟弟将要把哥哥的一部分带走;哥哥也要把弟弟的一部分带回。三年来患难共守愁苦相对，今夜得到升华，谁也不能区分谁是谁了”，兄弟二人的声部完美结合在一起，构成人生的交响曲。
面对仇恨，不仅有生与死的抉择，还有出世与入世的选择。伍子胥到达林泽后，遇到了一个短发的年轻的野人。说是野人，其实是逃离郢城来山泽隐居之人。他从十几岁起就见惯了楚国的变乱，声势赫赫的国王转眼间客死他乡，也见过了衣冠齐楚的人之间的肮脏与隐秘。面对家国之仇，楚狂选择隐居于人迹罕至的林泽，选择与麋鹿雉鸡为伴，借它们来消融内心的仇恨。对于这种归隐田园的做法，背负父兄之仇的伍子胥虽然心生羡慕，但却是不能接受的，但每个人物的意识都是彼此独立，伍子胥甚至是作者都不能左右楚狂的选择，于是“两人的谈话有些格格不入了，但共同又感到有能够融会贯通的地方，无形中彼此有依恋”。同样面对国难，楚之名臣申包胥走向了与楚狂不同的人生道路。哪怕楚国之现状不容乐观，哪怕受到馋人的迫害，申包胥始终铭记自己是楚国人，为楚国奔走呼号，西使秦国，东访齐国，奔赴宋国，无论世上之路多艰难不放弃地走下去。伍子胥和申包胥虽然都选择以入世的姿态去走完世上的道路，但两个人的方向是不同的，“他们将要各自分头去作两件不同的大事，正如他们在儿时所作过的游戏一般：一个把一座建筑推广，一个在等待着推翻，然后再把它从新恢复”，两个人儿时的伙伴，为了各自不同的使命，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为了将来的抱负守着眼前的黑夜”。
走过了城父和林泽，经过了生与死、出世和入世的选择，伍子胥来到洧滨，又见证了卑微和崇高的对立。伍子胥本以为太子建同他一样从城父逃出，遭受了身体和精神上的苦楚，经过了岁月与仇恨的浇灌，定会和他“手携着手共同商议此后要做的事”，但无奈事与愿违，太子建有着自己的想法，尽管这个想法在伍子胥看来是卑微而渺小的。相比于复仇，太子建选择苟活下去，为贪图小便宜而做鬼祟的计划，尽管这样的活下去面对的终究是死亡。如果说太子建的是一个往死里边走去的，那么子产则是一个从死中走出来的人。作者并未叙述子产活着的人生，而是从子产死后乡人对他的评价来突出子产个人的崇高性。对于政治、对于人民，子产没有置之不理，而是尽自己的全力去治理政治，关注底层百姓。尽管在现实层面上，太子建与子产一生一死，但实际上“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子产的死，是个伟大的死，死在人人的心里，尽管这些人都是渺小的、柔弱的……太子建，本来是一个楚国未来的楚王，楚王的面積比郑国要大许多倍，将来可以死得比子产还伟大，但他的世界越来越狭窄，越来越卑污，他生也好，死也好，恐怕要比任何一个人都可怜，都渺小”。太子建与子产同样活出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在陈国宛丘，同样面临被楚国压迫的困境，面对着覆国之仇，司巫和“舜的后人”也产生了一段二元性对话。作为陈国人的司巫，巴结楚国人，贬低本国人，在与伍子胥交谈时，先是“悄悄地打量着”之后“从新打量着伍子胥的衣履和神情”，在不断打量中改变着自己的交流策略，“两眼里闪露处使人难以担当的奸诈”。而与之相对的“舜的后人”，他始终记得楚国人是他们的敌人，是楚国人造成了他现在的贫穷，但却要依靠楚国人缓解眼前的贫穷，他曾经也有读书人的梦想，但现在的他时而谦卑，时而骄傲，显然贫穷在逐渐吞噬着他读书人的梦想和不肯同流合污的初心。同样是陈国人，同样面临着生存的困境，有人选择投机取巧，有人尽力维持自身的纯洁性。
在此之后的每一小节中，我们几乎都可以看到这种双重的对话性，比如《江上》中的季札与渔夫，《溧水》中的“我”与“你”，《延陵》中的专诸和陈音。在国难家仇面前，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的不同的想法与行动，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于充满无限可能性的对话之中，见证着每一个人物在思想和行为上的独立性。同时，也正是在各种不同的声音之中，伍子胥做出自己的“决断”。
参考文献：
[1]解志熙 编，《冯至作品新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
[2]程正民 著，《巴赫金的文化诗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3]冯至 著，《白发生黑丝》，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