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7月8日,广州白云山企业集团董事长贝兆汉被免去一切党政职务,结束了
　　20多年的"白云山"生涯。一年后的7月,笔者采访了从粤东揭西老家归来的贝兆汉。
　　"白云山"为什么失败?贝兆汉认为,主要是外部条件捆住了"白云山"的手脚。
　　一是1992年的全国经济过热。"白云山"全面开花,盲目追求多元化,特别是在房地产方面大上项目。波峰之后是波谷。1993年,国家宏观调控,实施银根紧缩的金融政策。银行付款方式也由以前的"托收承付"改为"汇票承付",即由以前的凭发货依据付款改为凭收货依据付款,银行不再承担企业的付款责任。这对金库建在银行里的"白云山"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不到一年时间企业的各项应收款超过10亿元,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正常运作。
　　二是在实际管理中政企不分。贝兆汉向笔者透露,"白云山"发展壮大后,一些行政主管要求它"扶贫帮困",兼并和接管一些积重难返的企业。1988年10月,上级部门动员刚建成集团公司不久的"白云山"兼并负债4000万元濒临破产的白云山电子厂,包括贝兆汉在内的集团领导成员开了三次讨论会,均无一人同意,但迫于上面的压力,他们只有顺从。"白云山"兼并该厂后,不但没有享受到有关的优惠政策,反而承担其亏损累计达1.4亿元,企业元气大伤。
　　在房地产方面,由于行政干预,"白云山"被压住大量的资金。广州同和镇南湖地块是"白云山"早期开发的地产,直接投资达3000万元,后来被迫无偿转让,企业因此损失应得收入约8000万元;耗资数千万元建成的白云温泉酒店,其资产的归属权却属于上级主管部门;在"白云山"和港商合作经营的云景花园房地产项目中,按合同港方欠付国土部门征地款,但上级部门却指使"白云山"用自己的地块去抵偿,并不许和港方打官司,这使得企业蒙受了近10亿元的巨大损失。贝兆汉说,"白云山"用于开发房地产的资金有20多亿元,全部为银行贷款,由于巨额投资不能按计划实现效益,债务和利息与日俱增,一天天将企业拖向高负债、高亏损的泥沼。在组织人事方面,贝兆汉上任时争取到的独立人事权,在"白云山"升格为市属企业以后被取消了,主要干部的任免需经主管单位通过。贝兆汉曾打算启用原青海省医药管理局的一位副局长,但因为上级单位的反对难以任命。想调整一下副总们的工作,也遭到主管部门的阻挠。一些早年跟随贝兆汉创业的老干部们借此居功自傲,自成山头,集团内部派系林立,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不得不消耗在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
　　三是企业严重缺乏资本金。"白云山"原为农垦系统一家不起眼的小厂,不属于医药行业,是在国家没有一分钱投资下发展起来的。20多年来,"白云山"累计上交国家利税13.7亿元,但企业的留利比较小,"交了大头,留了小头",企业资金积累有限,抗风险能力低,经营一旦失误便会导致亏损。贝兆汉对政治和经济大形势很清楚。他说:一个金融危机,李嘉诚损失600多亿港元,印尼的苏哈托下台,香港的百富勤倒闭。胜败本是兵家常事,但像"白云山"这样的国有企业却不许失败,必须是"常胜"的,只许打赢,否则"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一旦失败,就体无完肤,像赌博一样,输掉所有的荣耀和成就。但不管怎么说,昔日那个辉煌无比的企业王国衰落到如今这般负债累累、亏损连连的地步(编者注:最近公布的中报显示,在深交所上市的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终于扭亏为赢),曾长期作为一把手的贝兆汉不能说没有责任。在笔者的提问下,贝兆汉认为他个人的失误主要有:领导班子老化,没有主动及时更换、调整;企业机制不规范,董事会决策层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对下属企业分权过多,缺乏监控,导致粗放经营,乱花了钱;在分配上一直沿用福利型企业的做法,大锅饭和铁饭碗问题严重,没有及时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曾有人把贝兆汉与当前议论颇多的"59岁现象"联系到一起,贝兆汉认为:"59岁现象"的提法对企业家不公平,是把个别问题一般化,无形中形成了对国有企业家队伍的一种压力,好像他们都不可靠,都不能安全着陆。笔者问贝兆汉日后如何打算,这位老企业家壮志未泯。早年,贝兆汉在广州某高校回答大学生提问时,表示自己最理想的职业莫过于做个体户。如今,贝兆汉真的想去做"个体户"了,他决定从头干起,并认为未来能够再次拥有属于自己的另一个"白云山"。
　　嫌疑人将有权保持沉默，任何人不得强迫他证明自己的罪行，拒绝回答不会被加重刑罚。"沉默权，离我们越来越近。
　　(编辑:周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