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这个马背上的民族，在统治中原近三百年之后，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最终选择了无奈而平静地接受。
　　对于清亡民兴的原因，时人及后人有诸多解释。而裕隆太后在下达退位诏书之后，曾自叹祸起于萧墙：“一般亲贵，无一事不卖，无一缺不卖，卖来卖去，以致卖却祖宗江山。”隆裕此番感慨时，不知是否想起275年前祖先皇太极的训令。在率清军入关之前，这位大清帝业的创始人曾告诫同族：满人须“衣服语言、悉尊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这个马背上的民族，以5.5万人击败了数十倍于己的汉人军队。皇太极曾对此总结，相较于明军的庸懦、文弱、腐朽：“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所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天下，咸称我兵曰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威名震慑，莫与争锋。”
　　清前期的历代皇帝，莫不将这种“狼性”视为“国本”，并采取严密措施严防与汉人产生“文化杂交”。由此形成了“满汉分治”的二元体制， 推出了旗民分治、国语旗射、旗民不交产、旗民不通婚等政策，企图在空间、文化和制度上把满汉隔离开来，在汉人的汪洋中，保持满人的纯粹性。
　　然而，在入主中原以后，由游牧民族融入农耕文明，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庸懦、僵化、腐败，也并不是某个群体特有的缺点，而是历史兴衰律之作用。以特权和隔离，更不能维持某个族群的优点和优势，而只能使他们脱离于大势。1947年7月，黄炎培在延安窑洞的对话中曾对此有过解读： 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
　　无论如何，“满汉分治”并没有遏止住满人“狼性”退化的趋势，未及到辛亥革命一声枪响，这个马背上的民族已跌下了马背：曾经纵横天下的八旗战士已经刀钝剑锈，只得依靠汉人秀才率领农民，担当起保家卫国的重任；长年不事稼穑的旗人，也已成为一群仰食父兄，不仕不农不商不贾之徒。皇太极应该想象不到，他曾引以为傲的“八旗子弟”,已成为纨绔子弟的代名词。
　　当清朝度过二百六十余年的岁月，走到它的终点时，满族人口也增长了20倍，但除了刻意保留的衣冠制服，其言语习俗，已与超过三亿的汉人同流。辛亥革命一声枪响，大清的基业轰然坍塌，几乎在一夜间，满人成了一个被人遗忘的群体。作为曾经的统治民族，他们经历了“从富贵与悠然的境地突然坠入贫穷”的巨大落差，从中心到边缘，又迅速地遁于无形。
　　今天，当我们从宫戏、传奇、野史中重温那个锦绣王朝时，是否能够看到，那个数百年前北方狼族的背影？
　　2012年2月12日。满清覆亡100年。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