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读鲍绍林先生《文明的憧憬》，引起我对于文化全球化的一些遐想。全球化是目前人们谈论得比较多的话题，人们对于全球化有各种见解：有的说全球经济可以一体化，文化不可能一体化；有的说文化一体化是事物发展的必然，因为全球化不是一个纯经济性质的运动，而是一个综合的运动，是一个通过经济扩张而推行西方政治理念和文化价值的历史过程。这些争论和分歧确实值得关注。
在我看来，文化的全球化即使不可避免，也和经济的全球化不一样。文化是一个复杂得多的问题。地球上分布着各种文明的形态，人们以不同的概念对它们进行了分类。以方位分，有东方文明、西方文明；以地理环境分，有海洋文明、大陆文明、河流文明、草原文明；以生产方式分，有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商业文明；以国家民族分，有华夏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这一切分类，不外乎要说明各种文明的不同特征以及展示世界文化的丰富多彩。因此，就各类文明所依附的不同实体(实体指海洋、陆地、工业、农业、国家、民族等)来看，文化的全球化不可能是文化的单一化，这恐怕是没有疑义的。那么，文化全球化的前景是什么?有无可能出现全人类共同的自然观、社会观、价值观和审美观?在西方文化强势推进的背景下，地球上的各种文明应如何相处?如何展开互相交流、学习和共同分享人类的经验?从今天国际间的冲突来看，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世界和平和发展。
在思考未来的时候，回顾历史显得十分必要。今天我们遭遇的全球化浪潮，与中国在160年前遭遇西方的挑战虽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亦有不少相似之处。第一，西方文化有席卷全球之势，过去和今天是一样的。第二，中国与西方在发展程度上仍然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仍要以西方为学习的榜样和追赶的目标。在中华文明落后于西方文明的时候，近代的中国人经历了心灵的痛苦，开始憧憬西方文明，并追随西方强国的前进足迹，他们甚至把俄、英、法、德等国家作为文明的典范，希望通过学习它们得以进入“近代文明”之境。但是，当中国人满怀对文明的憧憬，不断地把一个又一个西方强国作为自己模仿的对象时，却一次又一次否定了自己的选择，变换自己的学习对象和目标。而中国文化的命运也依然在流转变化之中无法确定。这个历史的经验是否值得思考?《文明的憧憬》一书向我们揭示这个艰难探索的过程，有助于我们吸取经验教训。
一 仿效俄皇彼得大帝“欧化救国”，是康有为的个人幻想
戊戌维新运动在比较完整的意义上开始了中国人对其他国家形象的认识。康有为为大清变法指出了两个值得效法的国家是俄国和日本。他希望光绪皇帝“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过去，学者们都把注意力放在日本而非俄国，但在康有为心中，日本不过“蕞尔三岛”，土地人民不能当中国十分之一，非最佳典范。而俄国是泱泱大国，虽非文明先导，比不上西欧诸国，但它仿效西方而变得富强，称霸地球，正可为中国变法提供经验。而俄皇彼得大帝(1672—1725)是直接可以成为光绪皇帝的学习样板的。中俄两国都曾因落后而兵败于小国，俄国通过改革而变为军事强国，自是中国救亡的最佳指引。当时为改革先导的严复和康有为有同样识见，都提倡以俄为师，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认为中国应仿效的不是当时的俄国，更不是较民主的法、美、英等国，而是拥有君权时代的俄国!是前俄皇彼得大帝!———因为中国当时正处于君权变法的阶段，利用独裁者的权力，可带来快且巨的中兴!康有为称赞彼得的改革精神，他对时势及西学的识见，虚心下问、躬行先导、广纳外国良才的态度和决心，乾坤独断的勇气和魄力。他对彼得的描述是如天神一般的，与他心中呼唤的圣主合而为一：“能变政者，其才武，其志深，其力雄，其气猛，推移旋运，举重若轻，……治天下如弄丸!”
众所周知，戊戌变法失败了，慈禧太后的干涉是改革流产最直接的原因。光绪不是不想向彼得学习，只是他们两人的处境及条件大不相同。首先，中国在清末以前，曾有约200年和西方断绝来往，鸦片战争后被开放，但仍多消极抵制，文化接触不多而且收效少。俄国在彼得之前已和西欧有多方面长期的接触，欧洲对于俄国贵族并不陌生。俄国要欧化，远比中国容易。其次，彼得在青少年时期，因被排斥在宫廷之外而与外侨有所接触，对西方国家的发展状况早有耳闻。而且还早已对工技有所认识。他的知识基础来自莫斯科的“德国郊区”的外国人，所学习的内容包括枪炮、弹道学、防御工事、船务、地理、数学、航海等，这和光绪长处深宫完全不同。即使光绪能如彼得般访欧，他对西学的领略，也难望其项背。第三，彼得自小喜欢军事操练，还拥有两个军团共数千人。他这两支亲兵，是助他夺回权力的基本力量。这也是光绪所没有的。而康有为对此是缺乏认识的。虽然光绪的命运和他要模仿的彼得大不相同，但历史前进的法则是，中国以外国及其雄主为榜样进行改革的风气却从此而一发不可收。
二 英、法的民主与自由，被留日中国学生奉为“文明典范”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流亡海外，继续为救国理想奔走。康有为仍然没有放弃效法俄皇彼得以君主领导变法的模式，而梁启超却另辟蹊径。梁启超以其狂飙般的文字风靡一代青年，成为第二轮以西方强国为典范探索救国之路的主角。作为雄霸五洲并且第一个打败中国的西方国家，英国是使亚洲人特别敬畏的。日本人首先把英国视为“最可怕的敌人”和“最佳的模范”。日本明治思想界的主流领袖如福泽谕吉等以英国为榜样欧化图强，在1894年打败中国。这使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深受震动。梁于是提倡英国为中国的典范，目的当然首先是富国强兵，谋求中国的强大。他虽然也注意到法国这个典范，但显然不能与英国相比。英国能在尽量少流血的情况下进行民主改革，反映了这个民族政治传统的成熟，而法国以革命为政治改革的手段，引致国家的动荡不安，使他抱有戒心。于是他在他的著作中大力鼓吹英国政治制度及其民主演进模式。比康有为更进了一步的是，梁启超注意到“文明”这个更高的指标。“文明”、“国民性格”、“地理与文明”等常常成为他文章的议题，“文明”一词更差不多变成了他的口头禅，他孜孜于讨论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区别，而他脍炙人口的《新民说》是一系列鼓励国人以“英格鲁撒克逊人”(即英国人)为借鉴，振作国民精神和改良“国民性格”的论文。梁氏认为中国人应向英国人学习的东西很多，包括公德、合群、国家思想、义务思想、进取冒险、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自尊、政治能力、生计能力、尚武思想等等。在梁氏列举的英国民族性的特征中，“热爱自由”被看作是最重要的，虽然法国人同样也是捍卫自由的先锋，但梁氏认为中国人效法的应该是英国的模式，因为那是“有纪律的自由”和“服从法律的自由者”。中国志士向国人推介的模仿对象由俄国转为英国，表现了他们想直接吸收欧美先进国家的富强经验。
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国事更不堪问。国人思变之心更切，而欲取法外国图强之心也更为普遍。梁氏所提倡的大英帝国典范虽好，但国人也希望参考其他模式。此时的留日学生年纪更轻，他们在国内时所目睹的时局比“百日维新”时更坏，所以对于改革中国，更加急不可待，希望能找到见效较快的救国之道，也较倾向于激烈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留日的革命志士便继梁启超而起，成为思潮的主流的代表，而法国也取代了英国，成为中国志士心目中的又一个民族典范。他们认为，既然法国大革命能促进欧洲的进步，发展了现代文明，革命自然是达到文明之境的直接途径。文明非流血不能换取，中国人应大张“国民魂”和“民族志气”，投身革命。本书作者认为，这些中国革命志士们选择改革中国的方法时，似乎有点饥不择食，对新的事物未能仔细探究便颇为“勇敢”地接受。同样，他们也很少能反复审视及讨论这个西方民族典范是否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需要，能否立即在中国实施。在中国革命志士的报刊中解决中国千头万绪的问题在不经意中被简化了：只要革命，就不但可以救中国，也能把它带进文明的境界。革命会带来文明，是他们的信念，他们对革命的功用寄以无限的憧憬。他们对法国的形象极为美化、理想化，甚至流于夸大失实。他们发动了一连串的革命行动。但正如现在的历史学家所了解，他们的行动并非革命成功的主要因素，而民国成立后，革命派亦非中国政坛上的主要力量，革命志士们在鼓吹革命时所预言的现代文明，也没有降临中国。 在革命后，大部分留学生都回国，不少人从此不谈革命，法国典范也沉寂一时。
三 法国文明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慧星
然而不可忽略的是，法国精神仍深入人心。陈独秀曾为留日革命派中的活跃分子，陈氏为《新青年》取了法文的名字———LaJeunesse，表明了他的法国情结仍在。陈氏最有名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便是法国文明标举的“科学”与“民主”。于是法国的文明形象再度于新文化运动中升起。陈独秀的文章《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把人权论、进化论和社会主义列为现代文明的三大基石。《新青年》除了刊登许多推崇法国的在文明方面的贡献的文章外，还鼓吹由留法学会主办“勤工俭学”运动，从而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人留学法国热潮。1919年，差不多1000名中国留学生汹涌地远赴法国，希望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礼。作者这样描述这群热情高涨的年轻人：他们大部分都不懂法文，也没有足够的学术基础或准备来接受法国的正式教育。他们对法国期望很高，但认识却很少。更有些除了一腔热情外，赴法留学的准备就只有一张往法国的单程船票。在经济、学术、甚至心理方面的条件及准备都极度不足之下，他们大多数只有“勤工”而无“俭学”，无法在法国获得正式的教育，受不到所谓文明的真正的熏陶，更有不少人连生活都出了问题。正是从这群热切追求现代文明但又遭逢失望的年轻人中，冒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重要领袖。他们虽然没有在法国找到所谓文明的“秘奥”，但却亲身体验了近代西方工业化社会的生活，邂逅了社会主义学说及群众政治，学会了以团结应付困难并且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海外的共产党机构，改变了中国日后的历史。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提示：第一，在倡议者的描述与鼓动下，人们会对他们心仪的学习对象或典范形成膨胀了的或理想化了的不实形象；第二，形象或憧憬是非常强大的力量，有时可使人们盲目地追随想象而忽略了实际问题；第三，虽然在形象导引下，人们的行动不一定正确，有意栽花花不发，但是在机缘巧合之下，却可能无心插柳柳成荫，从而改写一个国家的历史和命运。
四 苏俄与德国被国共两党视为新典范，但文明成了空泛之言
由于辛亥革命后，中国面临的问题与法国不同，所以以英国、法国为典范未能实现中国的富强，在第三阶段的寻找中，苏俄很快浮出水面，成为新的模仿对象。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初期都“以俄为师”，除了现实政治环境的因素外，实因苏俄模式能解决两党皆重视的问题：民族主义和救亡图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巴黎和会上，西方强国把中国利权私相授受，使国人受到极大的震动和失望，因外侮而激发的民族情绪澎湃一时，相当部分的爱国志士，对英、法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及其文化理念产生怀疑，他们从追求虚无飘缈的“文明”转向寻求民族及国力的增长、凝聚与控制。集结全民力量以反对帝国主义成为他们需要另外寻找指引的动因。在苏俄模式的指导下，部分中国志士已由个人主义的追求转向群体福祉的追求。
同时，德国在20世纪20—30年代间对中国的影响亦极为重要。德国紧接苏俄之后成为中国的导师，是因为它能满足中国自一次大战以来的新需要。第一，作为中国的典范，它和苏俄基本上是同一类型，有其共同之处。和英、法的类型是相对的。反映了我国志士对时势的解读和需要的变迁。第二，德国素来已具有强者风范，而它在20年代冒升为中国的典范主要是它“能我之不能”，尤其是它在排除外在的种种困难，如火鸟重生般再度兴起，正是我国志士亟亟以求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作为凡尔赛条约的签字国，备受英、法等国的欺压，处境类似于中国,但德国面对重重困难，迅速重整国家，重新成为欧洲大陆上的威慑力量，令世界侧目。因此，战后迅速复元的德国，引起了我国志士的无限遐想。当时在不少国人心中，这个在火焰中重生的凤凰，正是沉沦苦海中苦思重振声威的东方巨龙最好的榜样。第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在蒋介石眼中，似是在中国大力推行产业化而又可以避免社会不公及激烈运动，在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及国际主义的竞争中另辟蹊径。第四，德国在受挫后以“恢复民德”为再兴之道的历史经验，使蒋氏及其支持者在中西文化论战的困惑中找到了行动的鼓励。德国的经验似乎一反那些坚持认为向西方国家学习才能强大的看法，显示出可能传统才是复兴的主要力量源泉。对于蒋氏而言，德国的经验为他指出了路向，他的策略是重整、简化及把中国传统的伦理付诸实行。一方面避免全面舍弃传统文化而造成民族认同的疏离，另方面又使旧有文化在民族现代化中扮演一点角色，以表示它的存在价值。“新生活运动”就是中国式的重整民德，不用纠缠于喋喋不休的抽象文化论战了。可见，以苏、德为导师，实在是中国政治领袖们的重要转向，对后来中国政治的发展变化关系极大。
近代中国人把俄、英、法、德等西方文明之邦一个又一个地轮流审视了一遍，他们心目中的近代文明是什么?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已达到文明境界?似乎仍未有明确的结论。随着他们对现实政治了解的增加，他们对文明的热切和期待也逐渐减少。20世纪20～30年代先是苏联后是德国被作为典范，说明救亡经验远比提升文明更能吸引他们。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一些有益的提示: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憧憬带有理想化和浪漫化的倾向，而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别往往导致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结果。因此，我们对客观世界的真相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对文化全球化应持积极而又审慎的态度，并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不断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调整。理想与现实的分歧和矛盾，过去存在过，今后也不会没有。在中国重拾自信的今天，这些经验仍然有用。
在我看来，文化的全球化即使不可避免，也和经济的全球化不一样。文化是一个复杂得多的问题。地球上分布着各种文明的形态，人们以不同的概念对它们进行了分类。以方位分，有东方文明、西方文明；以地理环境分，有海洋文明、大陆文明、河流文明、草原文明；以生产方式分，有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商业文明；以国家民族分，有华夏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这一切分类，不外乎要说明各种文明的不同特征以及展示世界文化的丰富多彩。因此，就各类文明所依附的不同实体(实体指海洋、陆地、工业、农业、国家、民族等)来看，文化的全球化不可能是文化的单一化，这恐怕是没有疑义的。那么，文化全球化的前景是什么?有无可能出现全人类共同的自然观、社会观、价值观和审美观?在西方文化强势推进的背景下，地球上的各种文明应如何相处?如何展开互相交流、学习和共同分享人类的经验?从今天国际间的冲突来看，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世界和平和发展。
在思考未来的时候，回顾历史显得十分必要。今天我们遭遇的全球化浪潮，与中国在160年前遭遇西方的挑战虽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亦有不少相似之处。第一，西方文化有席卷全球之势，过去和今天是一样的。第二，中国与西方在发展程度上仍然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仍要以西方为学习的榜样和追赶的目标。在中华文明落后于西方文明的时候，近代的中国人经历了心灵的痛苦，开始憧憬西方文明，并追随西方强国的前进足迹，他们甚至把俄、英、法、德等国家作为文明的典范，希望通过学习它们得以进入“近代文明”之境。但是，当中国人满怀对文明的憧憬，不断地把一个又一个西方强国作为自己模仿的对象时，却一次又一次否定了自己的选择，变换自己的学习对象和目标。而中国文化的命运也依然在流转变化之中无法确定。这个历史的经验是否值得思考?《文明的憧憬》一书向我们揭示这个艰难探索的过程，有助于我们吸取经验教训。
一 仿效俄皇彼得大帝“欧化救国”，是康有为的个人幻想
戊戌维新运动在比较完整的意义上开始了中国人对其他国家形象的认识。康有为为大清变法指出了两个值得效法的国家是俄国和日本。他希望光绪皇帝“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过去，学者们都把注意力放在日本而非俄国，但在康有为心中，日本不过“蕞尔三岛”，土地人民不能当中国十分之一，非最佳典范。而俄国是泱泱大国，虽非文明先导，比不上西欧诸国，但它仿效西方而变得富强，称霸地球，正可为中国变法提供经验。而俄皇彼得大帝(1672—1725)是直接可以成为光绪皇帝的学习样板的。中俄两国都曾因落后而兵败于小国，俄国通过改革而变为军事强国，自是中国救亡的最佳指引。当时为改革先导的严复和康有为有同样识见，都提倡以俄为师，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认为中国应仿效的不是当时的俄国，更不是较民主的法、美、英等国，而是拥有君权时代的俄国!是前俄皇彼得大帝!———因为中国当时正处于君权变法的阶段，利用独裁者的权力，可带来快且巨的中兴!康有为称赞彼得的改革精神，他对时势及西学的识见，虚心下问、躬行先导、广纳外国良才的态度和决心，乾坤独断的勇气和魄力。他对彼得的描述是如天神一般的，与他心中呼唤的圣主合而为一：“能变政者，其才武，其志深，其力雄，其气猛，推移旋运，举重若轻，……治天下如弄丸!”
众所周知，戊戌变法失败了，慈禧太后的干涉是改革流产最直接的原因。光绪不是不想向彼得学习，只是他们两人的处境及条件大不相同。首先，中国在清末以前，曾有约200年和西方断绝来往，鸦片战争后被开放，但仍多消极抵制，文化接触不多而且收效少。俄国在彼得之前已和西欧有多方面长期的接触，欧洲对于俄国贵族并不陌生。俄国要欧化，远比中国容易。其次，彼得在青少年时期，因被排斥在宫廷之外而与外侨有所接触，对西方国家的发展状况早有耳闻。而且还早已对工技有所认识。他的知识基础来自莫斯科的“德国郊区”的外国人，所学习的内容包括枪炮、弹道学、防御工事、船务、地理、数学、航海等，这和光绪长处深宫完全不同。即使光绪能如彼得般访欧，他对西学的领略，也难望其项背。第三，彼得自小喜欢军事操练，还拥有两个军团共数千人。他这两支亲兵，是助他夺回权力的基本力量。这也是光绪所没有的。而康有为对此是缺乏认识的。虽然光绪的命运和他要模仿的彼得大不相同，但历史前进的法则是，中国以外国及其雄主为榜样进行改革的风气却从此而一发不可收。
二 英、法的民主与自由，被留日中国学生奉为“文明典范”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流亡海外，继续为救国理想奔走。康有为仍然没有放弃效法俄皇彼得以君主领导变法的模式，而梁启超却另辟蹊径。梁启超以其狂飙般的文字风靡一代青年，成为第二轮以西方强国为典范探索救国之路的主角。作为雄霸五洲并且第一个打败中国的西方国家，英国是使亚洲人特别敬畏的。日本人首先把英国视为“最可怕的敌人”和“最佳的模范”。日本明治思想界的主流领袖如福泽谕吉等以英国为榜样欧化图强，在1894年打败中国。这使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深受震动。梁于是提倡英国为中国的典范，目的当然首先是富国强兵，谋求中国的强大。他虽然也注意到法国这个典范，但显然不能与英国相比。英国能在尽量少流血的情况下进行民主改革，反映了这个民族政治传统的成熟，而法国以革命为政治改革的手段，引致国家的动荡不安，使他抱有戒心。于是他在他的著作中大力鼓吹英国政治制度及其民主演进模式。比康有为更进了一步的是，梁启超注意到“文明”这个更高的指标。“文明”、“国民性格”、“地理与文明”等常常成为他文章的议题，“文明”一词更差不多变成了他的口头禅，他孜孜于讨论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区别，而他脍炙人口的《新民说》是一系列鼓励国人以“英格鲁撒克逊人”(即英国人)为借鉴，振作国民精神和改良“国民性格”的论文。梁氏认为中国人应向英国人学习的东西很多，包括公德、合群、国家思想、义务思想、进取冒险、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自尊、政治能力、生计能力、尚武思想等等。在梁氏列举的英国民族性的特征中，“热爱自由”被看作是最重要的，虽然法国人同样也是捍卫自由的先锋，但梁氏认为中国人效法的应该是英国的模式，因为那是“有纪律的自由”和“服从法律的自由者”。中国志士向国人推介的模仿对象由俄国转为英国，表现了他们想直接吸收欧美先进国家的富强经验。
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国事更不堪问。国人思变之心更切，而欲取法外国图强之心也更为普遍。梁氏所提倡的大英帝国典范虽好，但国人也希望参考其他模式。此时的留日学生年纪更轻，他们在国内时所目睹的时局比“百日维新”时更坏，所以对于改革中国，更加急不可待，希望能找到见效较快的救国之道，也较倾向于激烈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留日的革命志士便继梁启超而起，成为思潮的主流的代表，而法国也取代了英国，成为中国志士心目中的又一个民族典范。他们认为，既然法国大革命能促进欧洲的进步，发展了现代文明，革命自然是达到文明之境的直接途径。文明非流血不能换取，中国人应大张“国民魂”和“民族志气”，投身革命。本书作者认为，这些中国革命志士们选择改革中国的方法时，似乎有点饥不择食，对新的事物未能仔细探究便颇为“勇敢”地接受。同样，他们也很少能反复审视及讨论这个西方民族典范是否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需要，能否立即在中国实施。在中国革命志士的报刊中解决中国千头万绪的问题在不经意中被简化了：只要革命，就不但可以救中国，也能把它带进文明的境界。革命会带来文明，是他们的信念，他们对革命的功用寄以无限的憧憬。他们对法国的形象极为美化、理想化，甚至流于夸大失实。他们发动了一连串的革命行动。但正如现在的历史学家所了解，他们的行动并非革命成功的主要因素，而民国成立后，革命派亦非中国政坛上的主要力量，革命志士们在鼓吹革命时所预言的现代文明，也没有降临中国。 在革命后，大部分留学生都回国，不少人从此不谈革命，法国典范也沉寂一时。
三 法国文明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慧星
然而不可忽略的是，法国精神仍深入人心。陈独秀曾为留日革命派中的活跃分子，陈氏为《新青年》取了法文的名字———LaJeunesse，表明了他的法国情结仍在。陈氏最有名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便是法国文明标举的“科学”与“民主”。于是法国的文明形象再度于新文化运动中升起。陈独秀的文章《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把人权论、进化论和社会主义列为现代文明的三大基石。《新青年》除了刊登许多推崇法国的在文明方面的贡献的文章外，还鼓吹由留法学会主办“勤工俭学”运动，从而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人留学法国热潮。1919年，差不多1000名中国留学生汹涌地远赴法国，希望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礼。作者这样描述这群热情高涨的年轻人：他们大部分都不懂法文，也没有足够的学术基础或准备来接受法国的正式教育。他们对法国期望很高，但认识却很少。更有些除了一腔热情外，赴法留学的准备就只有一张往法国的单程船票。在经济、学术、甚至心理方面的条件及准备都极度不足之下，他们大多数只有“勤工”而无“俭学”，无法在法国获得正式的教育，受不到所谓文明的真正的熏陶，更有不少人连生活都出了问题。正是从这群热切追求现代文明但又遭逢失望的年轻人中，冒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重要领袖。他们虽然没有在法国找到所谓文明的“秘奥”，但却亲身体验了近代西方工业化社会的生活，邂逅了社会主义学说及群众政治，学会了以团结应付困难并且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海外的共产党机构，改变了中国日后的历史。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提示：第一，在倡议者的描述与鼓动下，人们会对他们心仪的学习对象或典范形成膨胀了的或理想化了的不实形象；第二，形象或憧憬是非常强大的力量，有时可使人们盲目地追随想象而忽略了实际问题；第三，虽然在形象导引下，人们的行动不一定正确，有意栽花花不发，但是在机缘巧合之下，却可能无心插柳柳成荫，从而改写一个国家的历史和命运。
四 苏俄与德国被国共两党视为新典范，但文明成了空泛之言
由于辛亥革命后，中国面临的问题与法国不同，所以以英国、法国为典范未能实现中国的富强，在第三阶段的寻找中，苏俄很快浮出水面，成为新的模仿对象。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初期都“以俄为师”，除了现实政治环境的因素外，实因苏俄模式能解决两党皆重视的问题：民族主义和救亡图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巴黎和会上，西方强国把中国利权私相授受，使国人受到极大的震动和失望，因外侮而激发的民族情绪澎湃一时，相当部分的爱国志士，对英、法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及其文化理念产生怀疑，他们从追求虚无飘缈的“文明”转向寻求民族及国力的增长、凝聚与控制。集结全民力量以反对帝国主义成为他们需要另外寻找指引的动因。在苏俄模式的指导下，部分中国志士已由个人主义的追求转向群体福祉的追求。
同时，德国在20世纪20—30年代间对中国的影响亦极为重要。德国紧接苏俄之后成为中国的导师，是因为它能满足中国自一次大战以来的新需要。第一，作为中国的典范，它和苏俄基本上是同一类型，有其共同之处。和英、法的类型是相对的。反映了我国志士对时势的解读和需要的变迁。第二，德国素来已具有强者风范，而它在20年代冒升为中国的典范主要是它“能我之不能”，尤其是它在排除外在的种种困难，如火鸟重生般再度兴起，正是我国志士亟亟以求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作为凡尔赛条约的签字国，备受英、法等国的欺压，处境类似于中国,但德国面对重重困难，迅速重整国家，重新成为欧洲大陆上的威慑力量，令世界侧目。因此，战后迅速复元的德国，引起了我国志士的无限遐想。当时在不少国人心中，这个在火焰中重生的凤凰，正是沉沦苦海中苦思重振声威的东方巨龙最好的榜样。第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在蒋介石眼中，似是在中国大力推行产业化而又可以避免社会不公及激烈运动，在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及国际主义的竞争中另辟蹊径。第四，德国在受挫后以“恢复民德”为再兴之道的历史经验，使蒋氏及其支持者在中西文化论战的困惑中找到了行动的鼓励。德国的经验似乎一反那些坚持认为向西方国家学习才能强大的看法，显示出可能传统才是复兴的主要力量源泉。对于蒋氏而言，德国的经验为他指出了路向，他的策略是重整、简化及把中国传统的伦理付诸实行。一方面避免全面舍弃传统文化而造成民族认同的疏离，另方面又使旧有文化在民族现代化中扮演一点角色，以表示它的存在价值。“新生活运动”就是中国式的重整民德，不用纠缠于喋喋不休的抽象文化论战了。可见，以苏、德为导师，实在是中国政治领袖们的重要转向，对后来中国政治的发展变化关系极大。
近代中国人把俄、英、法、德等西方文明之邦一个又一个地轮流审视了一遍，他们心目中的近代文明是什么?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已达到文明境界?似乎仍未有明确的结论。随着他们对现实政治了解的增加，他们对文明的热切和期待也逐渐减少。20世纪20～30年代先是苏联后是德国被作为典范，说明救亡经验远比提升文明更能吸引他们。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一些有益的提示: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憧憬带有理想化和浪漫化的倾向，而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别往往导致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结果。因此，我们对客观世界的真相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对文化全球化应持积极而又审慎的态度，并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不断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调整。理想与现实的分歧和矛盾，过去存在过，今后也不会没有。在中国重拾自信的今天，这些经验仍然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