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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会分化与新阶层的形成
关于中国社会阶级分析的经典文献，是毛泽东1926年写成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此后的许多年时间里，这篇文章是我们界定社会阶级关系最重要的依据。毛泽东通过阶级划分确立了识别“敌人”和“朋友”的标准。在毛泽东看来，不同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的政治态度，因此也决定了他们和革命的关系。这种划分方式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时代。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里也使用了诸如“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概念。“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认为这个阶级具有两面性，并没有以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但在中国20世纪漫长的历史叙述中，“中产阶级”这个概念的使用频率不高，这当然与这个“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阶级，在内忧外患的历史处境中难以生长壮大有关，自然也与他们对中国革命主体的矛盾态度有关。
与“中产阶级”不同的是“小资产阶级”这个概念，这个阶级根据经济状况又分左中右三类。但无论他们对革命的态度如何，他们最终都会参加革命。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同情者或参与者，但它的命运却几乎是悲剧性的，或者说，在现实生活中，“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存在，虽然不是国家的主人公，但他们仍然可以平静地生活，并没有失去什么。可怕的是一旦被命名为“小资产阶级”，事实上就成了一个“异类”,就是可疑的、不洁的、甚至是危险的。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小资产阶级”这个概念的经济意义不大，而更具有政治符号学的意义。事实上它是对个人或群体同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态度乃至立场的评价。在知识分子这个群体里面，他们被命名为“小资产阶级”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由于阶级斗争思想路线的终结，毛泽东所划分的中国社会各阶级，也相对失去了对社会阐释的有效性。当经济生活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的合法性得以确立，让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新的意识形态之后，再用“阶级论”分析社会生活，就是“政治上不正确”。因此，这个概念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成了社会“禁忌”。但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经济地位的变化，必然形成新的社会分层。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一现象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来自官方的报道说，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研究课题之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首批成果已告完成，中国社会群体被划分为十个阶层。《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日前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该报告首次详细阐述了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报告对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变化作了总体分析，提出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作为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把当今中国的群体划分为十个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阶层。报告对每个阶层的地位、特征和数量作了界定。研究人员指出，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体制转轨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也促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结构性的改变。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分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晰，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这些迹象表明，社会经济变迁已导致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出现而且趋于稳定。
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不仅在主流研究的成果中得到证实，而且在人文知识分子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和体验中得到了证实。上海学者王晓明曾描述说：像我这样从小见惯了“阶级”、“剥削”和“经济结构”一类字眼的人，一说起社会内部的新的差异，首先就会想到最近十多年来社会阶层的巨大变动。的确，“市场经济改革”的最触目的结果，就是完全打乱了已经持续30年的“社会主义”的阶层结构。一方面，像工人、农民、国家干部、军人和知识分子这样一些原有的阶层，虽然各有变化，但就整个国家而言，它们都还继续存在；可另一方面，在譬如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里，又冒出了一系列新的阶层，它们的形成和扩展是如此迅速，以至其中的某个阶层差不多快要凌驾于社会之上了，社会还没有形成对它的统一的称呼。即以我居住的上海为例，经过15年左右的“市场经济改革”，从原有的阶层中间，至少已经产生了四个新的阶层：拥有上千万或更多的个人资产的“新富人”，在整洁狭小的现代化办公室里辛苦工作的“白领”，以“下岗”、“停工”和“待退休”之类名义失业在家的工人，和来自农村、承担了上海的大部分非技术性体力工作的男女“民工”。这些新阶层的不断扩大，极大地改变了上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格局。比如“白领”，这些经常是疲惫不堪的青年和中年男女，虽然总数远未达到欧美“中产阶级”在社会人口中占到的那种比例，却已经被许多传媒和广告奉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标志，新的巨大购买力的代表，以至今日上海的消费品生产业、服务业和房地产业，都把大部分眼光牢牢地盯向他们，全不顾这个阶层实际上是怎么回事。与“白领”阶层的这种吹气泡式的社会影响力相比，“民工”阶层的情况正好相反。“民工”没有上海的城市户口，因此不算是“上海人”，在统计报表上，在一些讨论上海现状和“发展”规划的会议上，他们经常会被忽略，仿佛根本不存在一样。可是，这个总数量已经超过200万的“民工”阶层，分明已经成为上海录像厅和电影院里最热忱的观众，书摊上的武侠、言情和低价通俗杂志的主要读者群，他们的文化趣味，正越来越有力地影响着录像厅和电影院的排片表，影响着许多出版社和通俗杂志的选题目录。在某种程度上，“民工”阶层正悄悄引导着上海的很大一部分文化生产，当然，也决不仅仅是文化的生产。①
在新的社会分层结构中，过去我们曾很少使用的那个概念———“中产阶级”，这次却格外引人瞩目。严格地说，这个阶层在过去并不属于中国。即使在毛泽东时代，“民族资产阶级”更应该称为“资本家”。事实上，在历次政治运动和各种历史文本中，“资本家”这个概念比“中产阶级”更有效地表达了这一阶层的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在新的社会分层结构中，“中产阶级”之所以有效地表达了一个新阶层的出现，一方面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的“新富人”确实具备了“中产阶级”的所有特征。
美国左派运动之父C.赖特·米尔斯曾分析过美国的新老中产阶级。他认为：老中产阶级就是“小企业家的世界”，“小企业家是循着中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路线来建立其世界的；这是一个按照自平衡方式建立起来的非凡的社会，在其中心很少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权威，需要的只是对传统的广泛扬弃和一小群财产捍卫者。”② “美国的工业化，特别是内战以后的工业化，并未将爬升的机会带给广大的小业主阶层，而是带给了工业界的首领。他们是我国国民对作为企业家的中产阶级形成的第一个印象，而且从来没有谁能够取而代之。在传统的想象中，这种首领既是熟练的建设者，又是机敏的金融家，但首先必须是一个成功者。他是他所创造并进行经营的产业的进取型所有者，在他的蒸蒸日上的企业里，没有任何与业务有关的问题能逃得出他的审视或漏过他的热心照管。作为一个雇主，他可以为选拔出来的最棒的伙计提供如何工作的机会，这些伙计则会将自己的薪水省出一部分来通过小的私人投机以使之成倍增加，再运用个人的声望借上一些，尔后便可站在自己的产业上崛起。”③由于拥有了个人财产，老式中产阶级也就拥有了个人的工作领域，因此他是独立的。
但是新中产阶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白领，与老式中产阶级有本质的不同。在米尔斯的分析中，老式中产阶级是指农场主、商人和自由职业者。新中产阶级是指经理、挣工资的专业人员、推销员和办公人员。至1940年，美国的老式中产阶级只剩下了1/5。老式中产阶级比例的急剧下降和新中产阶级的迅速上升，使美国成为一个雇员国家，而雇员已经没有个人财产可言。因此米尔斯说：“消极地说，中产阶级的转变是从有产到无产的转变；积极地说，这是一种从财产到以新的轴线———职业———来分层的转变。老式中产阶级的本性及其健康状态可以从企业家财产的状况中得到最好的说明；而新式中产阶级本性和状态，则可以从职业经济学和职业社会学中得到最佳的解释。中产阶级中较老的、独立的那些部分的人数下降是财产集中化的伴生结果；新的挣工资的雇员的数量增加则是由于工业结构导致了造就新中产阶级的各种专门职业的出现。”④米尔斯对新老中产阶级的分析，对我们认识这一阶层有极大的启示意义。我们现在所说的新出现的中产阶级，与美国新中产阶级既有相似又有很大的不同。相似的是，专门化的职业是中产阶级共同的职业特征。在中国，白领阶层是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部门经济、是跨国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是大公司的技术专家、是高新技术产业的领导者或组织者等等。但是，演艺界明星、包工头等通过非正常经济秩序获得高额收入的阶层，又是中国所特有的。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对贫富差距的议论，对新富人阶层的议论成为媒体关注的重要的话题之一。
“中产阶级”这个概念近年来虽然频繁使用，但在中国对其具体的界定仍然是相当点模糊的。在美国，它可以具体地指年收入在2.5万－10万美元的家庭，这个阶层占美国总人口的80％左右，他们被认为是美国社会的主体，也被认为是美国发达资本主义的象征和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但中国在不同人的心目中“中产阶级”的所指是不明的，它可能是白领阶层，也可能是中上收入阶层。但这个所指不明的概念却明确地透露出中国社会分层已经存在的事实。对文化研究来说，我们更关心的也许不是这一阶层的具体收入和占总人口的比例有多少，而是消费主义和商业主义霸权建立起来之后，“中产阶级”文化趣味在社会各个角落普遍的弥漫和渗透。这种状况正像米尔斯在20世纪50年代所描述的美国社会一样：“正是在这个白领社会里，我们才能找到20世纪生活的主要特征。由于他们在数量上日益表现出来的重要性，白领职业已推翻了19世纪认为社会应由企业主和工资劳动者两部分人组成的预测。由于其生活方式的大众化，他们已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气息及其感受。在最为公开的形式中，他们传递和体验着许多具有我们这个时代特征的心理问题。不管采用哪种方式,任何位于主流中的理论派别都不会把这些问题漏掉。总而言之，他们是一群新型的表演者，在供他们表演的舞台上，推出的都是20世纪的主要剧目。”⑤中国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化的覆盖和影响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的文化趣味已经有了标准的中国版，而“中产阶级”的身份向往，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未被道出的最大时尚。
二、中产阶级话语空间的建立与扩张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文化市场上流行的阅读刊物还是《大众电影》、《电影世界》、《中外电视》以及《现代服装》、《上海服饰》、《健美》等消闲初级阶段的大众刊物，阅读的等级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具有“民间性”的图书发行渠道———“书摊”上，却赫然摆上了印制极其精美的“十元刊”：“十元刊，是一种大而化之的称谓，专指那些售价在10元上下，以城市白领为主要销售对象的刊物。国际流行的16开本加进口铜板纸加精美的封面设计，使这刊中新一族在书摊上显出鹤立鸡群的贵族气派。”这些“贵族刊物”是指《世界时装之苑》、《时尚》、《现代画报》、《精品》、《今日名流》、《世界都市》等。现在这些刊物的售价已在20元左右，品种还要加上《瑞丽》、《新娘》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些昂贵的刊物起始于极具民间意味的“书摊”。著名文化研究学者戴锦华说：“类似杂志在其问世之初，其定价之高昂，超过了大部分书摊光顾者的消费能力，但它不仅存活下来，而且成功流行。这固然说明中国社会首先表现在消费上的分化或曰分层已开始发生，但它同时透露了一个有趣的信息：那些并不属于类似杂志的预期读者亦间或成为类似刊物的购买者，因为甚至其包装形态，已然负载着‘未来生活’的构想，而‘先后致富’则是指称这种未来想象的信念式表达。于是，类似杂志便以超前的、展示与指导者的角色进入了我们的文化视野。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类似刊物的后继者创刊伊始，便安居在它们应有的位置：星级宾馆的大堂或豪华商城的图书精品屋中。此时，消费的分层伴随着社会分化已开始清晰并稳定。”⑥这些白领杂志也可以称为“中产阶级”杂志。自这些杂志的登场开始，中产阶级的话语空间得以建立；当这些杂志成为文化消费市场的中坚并迅速流行的时候，也就是中产阶级话语实现了扩张的时候。因此，这些杂志作为文化符号，是这一阶级文化的陈情者和代言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创刊于1993年8月8日的《时尚》杂志。在近10年的时间里，《时尚》因其捷足先登和明确的中产阶级定位，已经成为中国中产阶级标志性的杂志。因其是国家旅游局的下属刊物，在创刊时还是把持着审慎的低调。在“主编寄语”中，刊物表达了如下的观念和办刊理念：
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我们越来越真切地发现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观念的更新，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活的质量、时尚的感觉。
……
时尚不是追波逐流的时髦，不是浅层次意义上的标新立异；时尚是一种文化，一种品位，是富于深刻内涵的社会现象。
时尚不是盲目的消费，当然更不是荒唐的挥霍；时尚是价值的实现，是修养的外化，是消费领域足以折射人的素质的全方位的关照。
作为旅游消费杂志，《时尚》将反映海内外最新潮流，引导人们在吃、住、行、游、购、娱这现代旅游“六要素”中的种种文明消费，成为实用指南。
《时尚》杂志是生机勃勃的最新流行通讯，她将为目前快速扩展的白领阶层打开一个全新的窗口。新的职业，新的挑战，新的体验，愿每一位时代青年跟随时代生活步伐，享受美好的人生。
《时尚》是时代风尚。努力反映生活方式的变化给人们的观念带来的冲击，侧重于体现消费文化的传播。……
《时尚》杂志确实实现了它引导消费和时代风尚的初衷。翻阅10年来的《时尚》杂志，标榜中产阶级的消费趣味是《时尚》一以贯之的追求。在创刊号上，“白领丽人的生活观”、“时装”、“美容”、“精品长廊”、“时尚购物”、“美食”等栏目，是它的主打栏目。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种初级阶段的消费引导，恰如《时尚》杂志一样构成了中产阶级的身份标志，同时又与方兴未艾的商业主义意识形态不谋而合。这样，《时尚》不仅在那个时代得风气之先，而且又因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不期而遇而获得了合法性。
在《时尚·先生》专刊的创刊号上，它的“第一句话”是：“《时尚·先生》是一个热爱生活、兴趣广泛、关注世界潮流、讲究生活品位的现代男人”。但这位“时尚先生”的品位却是严格地锁定在“王府饭店名品专营店”里。那里有专卖英国著名的G.Hawkes男装及服饰、有法国名牌Celine、有意大利Magli名牌皮鞋、手袋、有范思哲服装店、有路易·威登精品店，当然还有大卫杜夫雪茄店，专营瑞士公司生产的雪茄烟、烟斗、香水和领带等。因此，“时尚先生”的品位，就是在想象性的消费中来确立自己对地位和名望的追求。
这些表面的、装饰性的符号，如果说是中产阶级文化为自己确立的“品位”的话，那么，在中国这类“中产阶级”大概已经所剩无几。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消费的全套设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在经历了一千年的清教传统之后，对它作为身体和性解放符号的‘重新’发现，它(特别是女性身体，应该研究一下这是为什么)在广告、时尚、大众文化中的完全出场———人们给它套上的卫生保健学、营养学、医疗学的光环，时时萦绕心头的对青春、美貌、阳刚或阴柔之气的追求，以及附带的护理、饮食制度、健身实践和包裹着它的快感神话———今天的一切都证明身体变成了救赎物品。在这一心理意识形态功能中它彻底取代了灵魂。”⑦还有，中产阶级的符号性“体面”不仅仅体现于外部不甚张扬的夸张中，男人以“体魄”为中心，女人以“美”为中心的文化信仰，是中产阶级修辞的另一种隐秘形式。在这些贵族刊物中，健身、美容是长盛不衰津津乐道的话题。健身不只是为了体魄的强健，同时它更包含着“瘦身”的内容。“瘦身”之所以成为中产阶级时尚，我们在保罗·福塞尔的《格调》中所引用的一则广告词中得以告知：“您的体重就是您的社会等级的宣言。一百年前，肥胖是成功的标志。但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肥胖是中下阶级的标志。与中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相比，中下阶级是前者的四倍。”⑧肥胖在中产阶级看来是对他们实施的不能忍受的美学冒犯。一个中产阶级美学趣味的代言人曾这样描述了来到美国的移民后代：一代又一代，这些家庭的成员慢慢吃成了美国人。如今他们全都身材相仿：同样宽大的臀部，同样的大肚皮，同样的火鸡式松垂下巴和抹香鲸似的躯干，同样见不着脖子。女人们勉强挤进粉红色弹力裤里，而男人们从格子衬衫和涤纶便裤的每一条缝和每一个纽扣之间鼓凸出来。庞大的身体叙事在过去是成功的象征，而今在中产阶级的眼里却粗俗不堪。波德里亚在分析中产阶级“身体”时揭示了隐含其间的最大隐秘：身体之所以被重新占有，依据的并不是主体的自主目标，而是一种娱乐及享乐主义效益的标准化原则、一种直接与一个生产及指导性消费的社会编码规则及标准相联系的工具约束。换句话说，人们管理自己的身体，把它当作一种遗产来照料，是因为把它当作社会地位能指之一来操纵的。⑨
身体叙事当然不是中产阶级的专利。在前卫的女性作家那里，我们对来自女性心灵深处的自白或独白早已耳熟能详。但在前卫女性作家那里，身体叙事不仅直接表达着她们的女权主义诉求，同时也间接地对道德秩序提出了极端化的挑战。那些在话语层面的实践并不意味着她们一定要在现实生活中去实践。但中产阶级的“身体消费”需要是必须诉诸于实践的。当女性的整体裸露尚不合时宜的时代，意味着关爱的局部裸露就成为一种身份的表征。“浪莎”丝袜，露出修长的大腿；“做女人挺好”，挺立起女人昂扬的胸膛；“瘦身专家”，露出女人婉转的腰枝……于中产阶级女性来说，美丽变成了宗教式绝对命令。美貌并不是自然效果，也不是道德品质的附加部分。而是像保养灵魂一样保养面部和线条的女人的基本的、命令性的身份。上帝挑选的符号之于身体好比成功之于生意。此外，美丽和成功在它们各自的杂志里都包容了同样的神秘主义基础：在女性身上，是那开发着并“从内部”提示着身体所有部分的敏感性———在企业主那里，是对市场的各种潜在性的充分预感。它们都是上帝选择和救赎的符号：这与新教伦理相距并不遥远。而事实的确如此，美丽之所以成为一个如此绝对的命令，只是因为它是资本的一种形式。⑩
中产阶级话语空间的建立和扩张，强化了急于奔“小康”人们的贫困感和焦虑感。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在炫耀优越感的同时，也遮蔽了他们疲于奔命的另一事实。更糟糕的是，中产阶级在享受制度化、格式化的物资生活的同时，却也付出了巨大的精神尊严的代价。而这一切，在它们的话语空间中是从未得到表述的。
①见《天涯》2000年6期。事实上，王晓明并不仅仅是描述了中国社会分层的事实，重要的是他对在较短的时间里发生的社会不同阶层的巨大差距深感震惊。
②③④⑤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21—22页、85、1—2页。
⑥戴锦华：《书写文化英雄———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265页。
⑦《时尚》1996年第3期。
⑧保罗·福塞尔：《格调》，梁丽真、乐涛、石涛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4页。
⑨为了达到“瘦身”目的，中产阶级话语还塑造推出了不同的偶像和榜样。影视明星是最常见的符号。
⑩更有趣的是，中产阶级话语不仅要“创造”时尚，同时也要附庸风雅地为她们“创造”的时尚附加以意义。《时尚》杂志2002年第4期倡导同年夏季流行色时说：众所周知对时装界来说，2002的春夏开始的并不平静。2001年10月份的春夏时装发布紧跟在震惊世界的“9.11”之后。经受战争惊吓的人们渴望远离硝烟，于是设计师们不约而同将白色的和平与花朵的浪漫寄托在即将到来的2002年。
关于中国社会阶级分析的经典文献，是毛泽东1926年写成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此后的许多年时间里，这篇文章是我们界定社会阶级关系最重要的依据。毛泽东通过阶级划分确立了识别“敌人”和“朋友”的标准。在毛泽东看来，不同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的政治态度，因此也决定了他们和革命的关系。这种划分方式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时代。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里也使用了诸如“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概念。“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认为这个阶级具有两面性，并没有以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但在中国20世纪漫长的历史叙述中，“中产阶级”这个概念的使用频率不高，这当然与这个“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阶级，在内忧外患的历史处境中难以生长壮大有关，自然也与他们对中国革命主体的矛盾态度有关。
与“中产阶级”不同的是“小资产阶级”这个概念，这个阶级根据经济状况又分左中右三类。但无论他们对革命的态度如何，他们最终都会参加革命。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同情者或参与者，但它的命运却几乎是悲剧性的，或者说，在现实生活中，“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存在，虽然不是国家的主人公，但他们仍然可以平静地生活，并没有失去什么。可怕的是一旦被命名为“小资产阶级”，事实上就成了一个“异类”,就是可疑的、不洁的、甚至是危险的。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小资产阶级”这个概念的经济意义不大，而更具有政治符号学的意义。事实上它是对个人或群体同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态度乃至立场的评价。在知识分子这个群体里面，他们被命名为“小资产阶级”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由于阶级斗争思想路线的终结，毛泽东所划分的中国社会各阶级，也相对失去了对社会阐释的有效性。当经济生活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的合法性得以确立，让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新的意识形态之后，再用“阶级论”分析社会生活，就是“政治上不正确”。因此，这个概念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成了社会“禁忌”。但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经济地位的变化，必然形成新的社会分层。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一现象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来自官方的报道说，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研究课题之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首批成果已告完成，中国社会群体被划分为十个阶层。《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日前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该报告首次详细阐述了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报告对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变化作了总体分析，提出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作为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把当今中国的群体划分为十个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阶层。报告对每个阶层的地位、特征和数量作了界定。研究人员指出，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体制转轨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也促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结构性的改变。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分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晰，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这些迹象表明，社会经济变迁已导致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出现而且趋于稳定。
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不仅在主流研究的成果中得到证实，而且在人文知识分子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和体验中得到了证实。上海学者王晓明曾描述说：像我这样从小见惯了“阶级”、“剥削”和“经济结构”一类字眼的人，一说起社会内部的新的差异，首先就会想到最近十多年来社会阶层的巨大变动。的确，“市场经济改革”的最触目的结果，就是完全打乱了已经持续30年的“社会主义”的阶层结构。一方面，像工人、农民、国家干部、军人和知识分子这样一些原有的阶层，虽然各有变化，但就整个国家而言，它们都还继续存在；可另一方面，在譬如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里，又冒出了一系列新的阶层，它们的形成和扩展是如此迅速，以至其中的某个阶层差不多快要凌驾于社会之上了，社会还没有形成对它的统一的称呼。即以我居住的上海为例，经过15年左右的“市场经济改革”，从原有的阶层中间，至少已经产生了四个新的阶层：拥有上千万或更多的个人资产的“新富人”，在整洁狭小的现代化办公室里辛苦工作的“白领”，以“下岗”、“停工”和“待退休”之类名义失业在家的工人，和来自农村、承担了上海的大部分非技术性体力工作的男女“民工”。这些新阶层的不断扩大，极大地改变了上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格局。比如“白领”，这些经常是疲惫不堪的青年和中年男女，虽然总数远未达到欧美“中产阶级”在社会人口中占到的那种比例，却已经被许多传媒和广告奉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标志，新的巨大购买力的代表，以至今日上海的消费品生产业、服务业和房地产业，都把大部分眼光牢牢地盯向他们，全不顾这个阶层实际上是怎么回事。与“白领”阶层的这种吹气泡式的社会影响力相比，“民工”阶层的情况正好相反。“民工”没有上海的城市户口，因此不算是“上海人”，在统计报表上，在一些讨论上海现状和“发展”规划的会议上，他们经常会被忽略，仿佛根本不存在一样。可是，这个总数量已经超过200万的“民工”阶层，分明已经成为上海录像厅和电影院里最热忱的观众，书摊上的武侠、言情和低价通俗杂志的主要读者群，他们的文化趣味，正越来越有力地影响着录像厅和电影院的排片表，影响着许多出版社和通俗杂志的选题目录。在某种程度上，“民工”阶层正悄悄引导着上海的很大一部分文化生产，当然，也决不仅仅是文化的生产。①
在新的社会分层结构中，过去我们曾很少使用的那个概念———“中产阶级”，这次却格外引人瞩目。严格地说，这个阶层在过去并不属于中国。即使在毛泽东时代，“民族资产阶级”更应该称为“资本家”。事实上，在历次政治运动和各种历史文本中，“资本家”这个概念比“中产阶级”更有效地表达了这一阶层的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在新的社会分层结构中，“中产阶级”之所以有效地表达了一个新阶层的出现，一方面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的“新富人”确实具备了“中产阶级”的所有特征。
美国左派运动之父C.赖特·米尔斯曾分析过美国的新老中产阶级。他认为：老中产阶级就是“小企业家的世界”，“小企业家是循着中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路线来建立其世界的；这是一个按照自平衡方式建立起来的非凡的社会，在其中心很少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权威，需要的只是对传统的广泛扬弃和一小群财产捍卫者。”② “美国的工业化，特别是内战以后的工业化，并未将爬升的机会带给广大的小业主阶层，而是带给了工业界的首领。他们是我国国民对作为企业家的中产阶级形成的第一个印象，而且从来没有谁能够取而代之。在传统的想象中，这种首领既是熟练的建设者，又是机敏的金融家，但首先必须是一个成功者。他是他所创造并进行经营的产业的进取型所有者，在他的蒸蒸日上的企业里，没有任何与业务有关的问题能逃得出他的审视或漏过他的热心照管。作为一个雇主，他可以为选拔出来的最棒的伙计提供如何工作的机会，这些伙计则会将自己的薪水省出一部分来通过小的私人投机以使之成倍增加，再运用个人的声望借上一些，尔后便可站在自己的产业上崛起。”③由于拥有了个人财产，老式中产阶级也就拥有了个人的工作领域，因此他是独立的。
但是新中产阶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白领，与老式中产阶级有本质的不同。在米尔斯的分析中，老式中产阶级是指农场主、商人和自由职业者。新中产阶级是指经理、挣工资的专业人员、推销员和办公人员。至1940年，美国的老式中产阶级只剩下了1/5。老式中产阶级比例的急剧下降和新中产阶级的迅速上升，使美国成为一个雇员国家，而雇员已经没有个人财产可言。因此米尔斯说：“消极地说，中产阶级的转变是从有产到无产的转变；积极地说，这是一种从财产到以新的轴线———职业———来分层的转变。老式中产阶级的本性及其健康状态可以从企业家财产的状况中得到最好的说明；而新式中产阶级本性和状态，则可以从职业经济学和职业社会学中得到最佳的解释。中产阶级中较老的、独立的那些部分的人数下降是财产集中化的伴生结果；新的挣工资的雇员的数量增加则是由于工业结构导致了造就新中产阶级的各种专门职业的出现。”④米尔斯对新老中产阶级的分析，对我们认识这一阶层有极大的启示意义。我们现在所说的新出现的中产阶级，与美国新中产阶级既有相似又有很大的不同。相似的是，专门化的职业是中产阶级共同的职业特征。在中国，白领阶层是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部门经济、是跨国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是大公司的技术专家、是高新技术产业的领导者或组织者等等。但是，演艺界明星、包工头等通过非正常经济秩序获得高额收入的阶层，又是中国所特有的。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对贫富差距的议论，对新富人阶层的议论成为媒体关注的重要的话题之一。
“中产阶级”这个概念近年来虽然频繁使用，但在中国对其具体的界定仍然是相当点模糊的。在美国，它可以具体地指年收入在2.5万－10万美元的家庭，这个阶层占美国总人口的80％左右，他们被认为是美国社会的主体，也被认为是美国发达资本主义的象征和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但中国在不同人的心目中“中产阶级”的所指是不明的，它可能是白领阶层，也可能是中上收入阶层。但这个所指不明的概念却明确地透露出中国社会分层已经存在的事实。对文化研究来说，我们更关心的也许不是这一阶层的具体收入和占总人口的比例有多少，而是消费主义和商业主义霸权建立起来之后，“中产阶级”文化趣味在社会各个角落普遍的弥漫和渗透。这种状况正像米尔斯在20世纪50年代所描述的美国社会一样：“正是在这个白领社会里，我们才能找到20世纪生活的主要特征。由于他们在数量上日益表现出来的重要性，白领职业已推翻了19世纪认为社会应由企业主和工资劳动者两部分人组成的预测。由于其生活方式的大众化，他们已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气息及其感受。在最为公开的形式中，他们传递和体验着许多具有我们这个时代特征的心理问题。不管采用哪种方式,任何位于主流中的理论派别都不会把这些问题漏掉。总而言之，他们是一群新型的表演者，在供他们表演的舞台上，推出的都是20世纪的主要剧目。”⑤中国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化的覆盖和影响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的文化趣味已经有了标准的中国版，而“中产阶级”的身份向往，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未被道出的最大时尚。
二、中产阶级话语空间的建立与扩张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文化市场上流行的阅读刊物还是《大众电影》、《电影世界》、《中外电视》以及《现代服装》、《上海服饰》、《健美》等消闲初级阶段的大众刊物，阅读的等级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具有“民间性”的图书发行渠道———“书摊”上，却赫然摆上了印制极其精美的“十元刊”：“十元刊，是一种大而化之的称谓，专指那些售价在10元上下，以城市白领为主要销售对象的刊物。国际流行的16开本加进口铜板纸加精美的封面设计，使这刊中新一族在书摊上显出鹤立鸡群的贵族气派。”这些“贵族刊物”是指《世界时装之苑》、《时尚》、《现代画报》、《精品》、《今日名流》、《世界都市》等。现在这些刊物的售价已在20元左右，品种还要加上《瑞丽》、《新娘》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些昂贵的刊物起始于极具民间意味的“书摊”。著名文化研究学者戴锦华说：“类似杂志在其问世之初，其定价之高昂，超过了大部分书摊光顾者的消费能力，但它不仅存活下来，而且成功流行。这固然说明中国社会首先表现在消费上的分化或曰分层已开始发生，但它同时透露了一个有趣的信息：那些并不属于类似杂志的预期读者亦间或成为类似刊物的购买者，因为甚至其包装形态，已然负载着‘未来生活’的构想，而‘先后致富’则是指称这种未来想象的信念式表达。于是，类似杂志便以超前的、展示与指导者的角色进入了我们的文化视野。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类似刊物的后继者创刊伊始，便安居在它们应有的位置：星级宾馆的大堂或豪华商城的图书精品屋中。此时，消费的分层伴随着社会分化已开始清晰并稳定。”⑥这些白领杂志也可以称为“中产阶级”杂志。自这些杂志的登场开始，中产阶级的话语空间得以建立；当这些杂志成为文化消费市场的中坚并迅速流行的时候，也就是中产阶级话语实现了扩张的时候。因此，这些杂志作为文化符号，是这一阶级文化的陈情者和代言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创刊于1993年8月8日的《时尚》杂志。在近10年的时间里，《时尚》因其捷足先登和明确的中产阶级定位，已经成为中国中产阶级标志性的杂志。因其是国家旅游局的下属刊物，在创刊时还是把持着审慎的低调。在“主编寄语”中，刊物表达了如下的观念和办刊理念：
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我们越来越真切地发现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观念的更新，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活的质量、时尚的感觉。
……
时尚不是追波逐流的时髦，不是浅层次意义上的标新立异；时尚是一种文化，一种品位，是富于深刻内涵的社会现象。
时尚不是盲目的消费，当然更不是荒唐的挥霍；时尚是价值的实现，是修养的外化，是消费领域足以折射人的素质的全方位的关照。
作为旅游消费杂志，《时尚》将反映海内外最新潮流，引导人们在吃、住、行、游、购、娱这现代旅游“六要素”中的种种文明消费，成为实用指南。
《时尚》杂志是生机勃勃的最新流行通讯，她将为目前快速扩展的白领阶层打开一个全新的窗口。新的职业，新的挑战，新的体验，愿每一位时代青年跟随时代生活步伐，享受美好的人生。
《时尚》是时代风尚。努力反映生活方式的变化给人们的观念带来的冲击，侧重于体现消费文化的传播。……
《时尚》杂志确实实现了它引导消费和时代风尚的初衷。翻阅10年来的《时尚》杂志，标榜中产阶级的消费趣味是《时尚》一以贯之的追求。在创刊号上，“白领丽人的生活观”、“时装”、“美容”、“精品长廊”、“时尚购物”、“美食”等栏目，是它的主打栏目。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种初级阶段的消费引导，恰如《时尚》杂志一样构成了中产阶级的身份标志，同时又与方兴未艾的商业主义意识形态不谋而合。这样，《时尚》不仅在那个时代得风气之先，而且又因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不期而遇而获得了合法性。
在《时尚·先生》专刊的创刊号上，它的“第一句话”是：“《时尚·先生》是一个热爱生活、兴趣广泛、关注世界潮流、讲究生活品位的现代男人”。但这位“时尚先生”的品位却是严格地锁定在“王府饭店名品专营店”里。那里有专卖英国著名的G.Hawkes男装及服饰、有法国名牌Celine、有意大利Magli名牌皮鞋、手袋、有范思哲服装店、有路易·威登精品店，当然还有大卫杜夫雪茄店，专营瑞士公司生产的雪茄烟、烟斗、香水和领带等。因此，“时尚先生”的品位，就是在想象性的消费中来确立自己对地位和名望的追求。
这些表面的、装饰性的符号，如果说是中产阶级文化为自己确立的“品位”的话，那么，在中国这类“中产阶级”大概已经所剩无几。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消费的全套设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在经历了一千年的清教传统之后，对它作为身体和性解放符号的‘重新’发现，它(特别是女性身体，应该研究一下这是为什么)在广告、时尚、大众文化中的完全出场———人们给它套上的卫生保健学、营养学、医疗学的光环，时时萦绕心头的对青春、美貌、阳刚或阴柔之气的追求，以及附带的护理、饮食制度、健身实践和包裹着它的快感神话———今天的一切都证明身体变成了救赎物品。在这一心理意识形态功能中它彻底取代了灵魂。”⑦还有，中产阶级的符号性“体面”不仅仅体现于外部不甚张扬的夸张中，男人以“体魄”为中心，女人以“美”为中心的文化信仰，是中产阶级修辞的另一种隐秘形式。在这些贵族刊物中，健身、美容是长盛不衰津津乐道的话题。健身不只是为了体魄的强健，同时它更包含着“瘦身”的内容。“瘦身”之所以成为中产阶级时尚，我们在保罗·福塞尔的《格调》中所引用的一则广告词中得以告知：“您的体重就是您的社会等级的宣言。一百年前，肥胖是成功的标志。但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肥胖是中下阶级的标志。与中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相比，中下阶级是前者的四倍。”⑧肥胖在中产阶级看来是对他们实施的不能忍受的美学冒犯。一个中产阶级美学趣味的代言人曾这样描述了来到美国的移民后代：一代又一代，这些家庭的成员慢慢吃成了美国人。如今他们全都身材相仿：同样宽大的臀部，同样的大肚皮，同样的火鸡式松垂下巴和抹香鲸似的躯干，同样见不着脖子。女人们勉强挤进粉红色弹力裤里，而男人们从格子衬衫和涤纶便裤的每一条缝和每一个纽扣之间鼓凸出来。庞大的身体叙事在过去是成功的象征，而今在中产阶级的眼里却粗俗不堪。波德里亚在分析中产阶级“身体”时揭示了隐含其间的最大隐秘：身体之所以被重新占有，依据的并不是主体的自主目标，而是一种娱乐及享乐主义效益的标准化原则、一种直接与一个生产及指导性消费的社会编码规则及标准相联系的工具约束。换句话说，人们管理自己的身体，把它当作一种遗产来照料，是因为把它当作社会地位能指之一来操纵的。⑨
身体叙事当然不是中产阶级的专利。在前卫的女性作家那里，我们对来自女性心灵深处的自白或独白早已耳熟能详。但在前卫女性作家那里，身体叙事不仅直接表达着她们的女权主义诉求，同时也间接地对道德秩序提出了极端化的挑战。那些在话语层面的实践并不意味着她们一定要在现实生活中去实践。但中产阶级的“身体消费”需要是必须诉诸于实践的。当女性的整体裸露尚不合时宜的时代，意味着关爱的局部裸露就成为一种身份的表征。“浪莎”丝袜，露出修长的大腿；“做女人挺好”，挺立起女人昂扬的胸膛；“瘦身专家”，露出女人婉转的腰枝……于中产阶级女性来说，美丽变成了宗教式绝对命令。美貌并不是自然效果，也不是道德品质的附加部分。而是像保养灵魂一样保养面部和线条的女人的基本的、命令性的身份。上帝挑选的符号之于身体好比成功之于生意。此外，美丽和成功在它们各自的杂志里都包容了同样的神秘主义基础：在女性身上，是那开发着并“从内部”提示着身体所有部分的敏感性———在企业主那里，是对市场的各种潜在性的充分预感。它们都是上帝选择和救赎的符号：这与新教伦理相距并不遥远。而事实的确如此，美丽之所以成为一个如此绝对的命令，只是因为它是资本的一种形式。⑩
中产阶级话语空间的建立和扩张，强化了急于奔“小康”人们的贫困感和焦虑感。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在炫耀优越感的同时，也遮蔽了他们疲于奔命的另一事实。更糟糕的是，中产阶级在享受制度化、格式化的物资生活的同时，却也付出了巨大的精神尊严的代价。而这一切，在它们的话语空间中是从未得到表述的。
①见《天涯》2000年6期。事实上，王晓明并不仅仅是描述了中国社会分层的事实，重要的是他对在较短的时间里发生的社会不同阶层的巨大差距深感震惊。
②③④⑤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21—22页、85、1—2页。
⑥戴锦华：《书写文化英雄———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265页。
⑦《时尚》1996年第3期。
⑧保罗·福塞尔：《格调》，梁丽真、乐涛、石涛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4页。
⑨为了达到“瘦身”目的，中产阶级话语还塑造推出了不同的偶像和榜样。影视明星是最常见的符号。
⑩更有趣的是，中产阶级话语不仅要“创造”时尚，同时也要附庸风雅地为她们“创造”的时尚附加以意义。《时尚》杂志2002年第4期倡导同年夏季流行色时说：众所周知对时装界来说，2002的春夏开始的并不平静。2001年10月份的春夏时装发布紧跟在震惊世界的“9.11”之后。经受战争惊吓的人们渴望远离硝烟，于是设计师们不约而同将白色的和平与花朵的浪漫寄托在即将到来的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