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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到玉树，先闻陈济沧其名。
中国扶贫基金会负责媒体事务的小姑娘说：“你们到玉树，一定要采访一下陈济沧。3年了，他一直待在玉树扶贫。”
陈济沧，湖南常德人，中扶贫基金会员工。他在结婚14天后即奔赴玉树参与灾后重建，其长期奋战在高原地区的义举，一直被他的同事引为美谈。提起陈济沧，青海扶贫局一名官员赞不绝口：“我认识他。地震那年，我跟他在山上住好几个月的板房，一起救灾扶贫，那小伙子干事实在。”一位藏民翘起了大拇指，用半生不熟的汉语说：“陈济沧，够意思。”
有口碑的公益人不少，但像陈济沧这么吃得开的还真不多见。但是，如果你因此对他产生了很高的期待，见面的时候只怕会有些小失望。
“小人物”陈济沧
8月末，南方正值盛夏，但在高原玉树之上，已经有几分秋凉的味道。这一天，面朝大山的玉树农畜交易市场竣工，这是陈济沧促成的公益项目之一，耗资不菲，建设过程几经周折。据说陈济沧会到场，我满怀期待地在现场东张西望，忽而有人指着一抹快速移动的黄色身影说：“看，那就是。”
陈济沧很忙，当时的他正跑来跑去地干着一个后勤组织人员的活。他身材瘦小，皮肤黝黑，穿着一件黄色运动外套，腰间别着一个喊话用的“小蜜蜂”，毫无“范儿”可言，普通得就像一个路人甲。
陈济沧年近30，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小几岁。在被记者截停后，他的娃娃脸上露出了有点羞涩的笑容，自嘲地说了句：“我就是干活的、打杂的。”但是，这自称打杂的人不一会站上了讲台，立马用一种中气十足、慷慨激昂的语调向一众高官汇报市场概况。末了，他还不忘加一句要求：“市场面临着发展问题，我们希望政府继续支持，让老百姓早受益、多收益。”
后来，在一次酒醉后，陈济沧跟人倒苦水说，他操办那场竣工仪式很不容易，提意见的地方官员很多，但真正干活的却没几个，他不得已身兼数职，既当爹又当妈，最后还被某官员数落了一通，说他办事不周。陈济沧气愤地说道：“我在现场忙死忙活的时候，他在办公室里喝茶！”
若论地位、财富，陈济沧在高官、富人扎堆扶贫的玉树里排不上号，但正是这个来自民间的不起眼的年轻人，震后3年常驻玉树，为1.5亿元善款筹划公益项目，并在一场由行政和资本力量主导的公益造城运动中，深层次地思考民间的诉求。
陈济沧时常到结古镇及附近的几个村落调研，他发现，虽然一个现代化的城镇在快速成型，可牧民的生活并没有改变，他们依旧在白天把牛赶到草原吃草，晚上没事就去喝酒、打麻将，没钱就去找朋友们借。政府给灾民重建了基础设施和房子，但这些东西都不能当饭吃，他们没有生产资料、生计来源，最后还是会受穷。政府没来得及关注藏民们的生计，民间可以有什么作为呢？
按专家们的说法，应该引导藏民组建村民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可是，藏人社区没有合作经商的传统，汉人聚居地流行的做法，在玉树颇有点“水土不服”。这是一个让驻点扶贫的公益人士普遍头疼的问题：你认为好的做法，当地不接受，能怎么办？
走进藏人社区
幸好，陈济沧是比较愿意开动脑筋的。他在甘达村调查时发现，当问“你们需要什么”时，女人总会让他去问自己的男人，而男人总会让他去问村里的带头大哥。陈济沧就把有威望的村庄精英聚了起来，想着先给大哥们灌输先进理念，再鼓捣他们带领村民一块奔小康。但他很快发现：没那么容易。
巴桑扎西就是一位村庄精英，他在没多少商业气息的藏区依靠虫草生意发家致富，在藏人之中并不多见，可不是一个容易被忽悠的人。面对陈济沧的提议，他客气地提出了反对意见：“之前听说过合作社模式，村里也尝试过，但从没分过红，做的事情也不是我们自己希望做的。”
村庄大佬不会轻信一个外来的毛头小伙。这时，陈济沧充分发扬了湖南人“耐得烦”的传统，三天两头往村里跑，跟藏人们喝酒聊天，称兄道弟。他还不忘反复告诉大佬们：农民合作社是民主选举负责人，由村民自己当家做主，赚了钱就是村民自己的。几次下来，藏人们觉得这汉人小伙的确“够意思”，说的话也有点道理，便依其言成立了合作社，巴桑扎西当选首届理事长。
有了合作社，陈济沧趁热打铁，又把大佬们召集到一起，讨论这村子有什么优势，合作社可以干点什么。捕捉商机，这是商人巴桑扎西擅长的事，他提议：“灾后重建，有很多地方都要修房子，要拉砖、拉水泥、拉沙子，搞个运输队吧！”
组建运输队，这不在扶贫基金会原本的计划中，但陈济沧觉得这想法契合玉树造城发展的需要，也能保障藏民的生计。在他的协调下，中扶贫重新调整了公益项目，拨出了248万元为当地添置了车辆，还投入48万元作为项目的启动资金。
自己的提议得到了大笔资金的支持，巴桑扎西的积极性也上来了，他放弃了自己的虫草生意，开始全力为运输队拉生意。在他的努力下，甘达村的村民当年就拿到了分红。目前，甘达村运输队发展得不错，截至今年3月，已经赚了9万多元。
发生在甘达村的故事，只是陈济沧业绩的其中一起，在玉树周边众多的村庄里，他总是入乡随俗，并很快与当地藏民打成一片，在玉树的3年里，除了运输队，他还折腾了一个蔬菜大棚、一个奶牛基地、一个农贸市场。这几个公益项目，地方政府、出资企业与当地藏民都比较满意。
在藏民看来，陈济沧像是一个圣徒，他从富饶的平原地区而来，却愿意到高原上与牧民同吃同住，他带来了组织方式，带来了资金，甚至从政府处争取来对村民有利的政策，却不图回报。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异乡人的苦与乐
酒是个好东西。要不是有酒，很难想象平日笑容羞涩、言语拘谨的陈济沧会如此彻底地发泄出内心的苦闷与豪情。
那一晚，玉树农畜交易市场竣工了，陈济沧苦心经营的最后一个公益项目也告完成，他迎来了功成身退的时刻。陈济沧的藏人老朋友们，在玉树新城中设宴款待，席间觥筹交错，怀旧情绪浓烈。陈济沧来者不拒，酒到杯干，这时的陈济沧，言语不再拘谨，“说实话，我没想到要在玉树待这么久，但我就是想着，一定得干出个样子来！”
“但是，我亏欠我的家人太多了。”说到这，陈济沧顿了一顿，脸部剧烈抽搐，语音很快变成了哭腔，“那年，我妈初诊得了癌症，我却不在她身边，只得搭飞机赶回去，我在路上不断为她念经。”说着说着，陈济沧痛哭出声，他说，后来母亲的病情出现了转机，但他很快又要赶回玉树工作，未能照顾患病老母，他常常心怀愧疚。
陈济沧说，在玉树的日子里，望着雪山草原，他总会思考一个问题，在这偏远的地方蹲了3年，究竟值不值。他又说，自己在玉树过得很苦，但在某些时刻里，却能触碰到生命的真谛。玉树很偏僻，离得最近的一个大城市是青海省会西宁，但是，途中重山隔阻，开车须10多小时才能跑一趟。“我开车跑了很多回，在盘山公路上，我看到了狼，看到了牦牛、羚羊、秃鹰，看到了草原上无尽的星海。”说这话时，陈济沧语调放慢，眼望远方，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静寂的星夜，“在那一刻，我感受到了生命的厚度，我想明白了，生命不在其长度，而在其厚度，我在玉树这几年，是值的！”
陈济沧这几年的生活是苦逼的，也是精彩的，而让人感叹的是，他将继续这种苦逼而精彩的旅程—从玉树下来后，他又被基金会派往了芦山。
“有企业高薪挖我，我不知道我还会坚持多久，也许有一天，我就不做公益了。”说这话时，酒宴已残，人渐走散，“我也要顾及我的家人，我的生活，但是，我的心里，永远有公益。”
（实习生刘虹岑对本文亦有贡献）
中国扶贫基金会负责媒体事务的小姑娘说：“你们到玉树，一定要采访一下陈济沧。3年了，他一直待在玉树扶贫。”
陈济沧，湖南常德人，中扶贫基金会员工。他在结婚14天后即奔赴玉树参与灾后重建，其长期奋战在高原地区的义举，一直被他的同事引为美谈。提起陈济沧，青海扶贫局一名官员赞不绝口：“我认识他。地震那年，我跟他在山上住好几个月的板房，一起救灾扶贫，那小伙子干事实在。”一位藏民翘起了大拇指，用半生不熟的汉语说：“陈济沧，够意思。”
有口碑的公益人不少，但像陈济沧这么吃得开的还真不多见。但是，如果你因此对他产生了很高的期待，见面的时候只怕会有些小失望。
“小人物”陈济沧
8月末，南方正值盛夏，但在高原玉树之上，已经有几分秋凉的味道。这一天，面朝大山的玉树农畜交易市场竣工，这是陈济沧促成的公益项目之一，耗资不菲，建设过程几经周折。据说陈济沧会到场，我满怀期待地在现场东张西望，忽而有人指着一抹快速移动的黄色身影说：“看，那就是。”
陈济沧很忙，当时的他正跑来跑去地干着一个后勤组织人员的活。他身材瘦小，皮肤黝黑，穿着一件黄色运动外套，腰间别着一个喊话用的“小蜜蜂”，毫无“范儿”可言，普通得就像一个路人甲。
陈济沧年近30，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小几岁。在被记者截停后，他的娃娃脸上露出了有点羞涩的笑容，自嘲地说了句：“我就是干活的、打杂的。”但是，这自称打杂的人不一会站上了讲台，立马用一种中气十足、慷慨激昂的语调向一众高官汇报市场概况。末了，他还不忘加一句要求：“市场面临着发展问题，我们希望政府继续支持，让老百姓早受益、多收益。”
后来，在一次酒醉后，陈济沧跟人倒苦水说，他操办那场竣工仪式很不容易，提意见的地方官员很多，但真正干活的却没几个，他不得已身兼数职，既当爹又当妈，最后还被某官员数落了一通，说他办事不周。陈济沧气愤地说道：“我在现场忙死忙活的时候，他在办公室里喝茶！”
若论地位、财富，陈济沧在高官、富人扎堆扶贫的玉树里排不上号，但正是这个来自民间的不起眼的年轻人，震后3年常驻玉树，为1.5亿元善款筹划公益项目，并在一场由行政和资本力量主导的公益造城运动中，深层次地思考民间的诉求。
陈济沧时常到结古镇及附近的几个村落调研，他发现，虽然一个现代化的城镇在快速成型，可牧民的生活并没有改变，他们依旧在白天把牛赶到草原吃草，晚上没事就去喝酒、打麻将，没钱就去找朋友们借。政府给灾民重建了基础设施和房子，但这些东西都不能当饭吃，他们没有生产资料、生计来源，最后还是会受穷。政府没来得及关注藏民们的生计，民间可以有什么作为呢？
按专家们的说法，应该引导藏民组建村民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可是，藏人社区没有合作经商的传统，汉人聚居地流行的做法，在玉树颇有点“水土不服”。这是一个让驻点扶贫的公益人士普遍头疼的问题：你认为好的做法，当地不接受，能怎么办？
走进藏人社区
幸好，陈济沧是比较愿意开动脑筋的。他在甘达村调查时发现，当问“你们需要什么”时，女人总会让他去问自己的男人，而男人总会让他去问村里的带头大哥。陈济沧就把有威望的村庄精英聚了起来，想着先给大哥们灌输先进理念，再鼓捣他们带领村民一块奔小康。但他很快发现：没那么容易。
巴桑扎西就是一位村庄精英，他在没多少商业气息的藏区依靠虫草生意发家致富，在藏人之中并不多见，可不是一个容易被忽悠的人。面对陈济沧的提议，他客气地提出了反对意见：“之前听说过合作社模式，村里也尝试过，但从没分过红，做的事情也不是我们自己希望做的。”
村庄大佬不会轻信一个外来的毛头小伙。这时，陈济沧充分发扬了湖南人“耐得烦”的传统，三天两头往村里跑，跟藏人们喝酒聊天，称兄道弟。他还不忘反复告诉大佬们：农民合作社是民主选举负责人，由村民自己当家做主，赚了钱就是村民自己的。几次下来，藏人们觉得这汉人小伙的确“够意思”，说的话也有点道理，便依其言成立了合作社，巴桑扎西当选首届理事长。
有了合作社，陈济沧趁热打铁，又把大佬们召集到一起，讨论这村子有什么优势，合作社可以干点什么。捕捉商机，这是商人巴桑扎西擅长的事，他提议：“灾后重建，有很多地方都要修房子，要拉砖、拉水泥、拉沙子，搞个运输队吧！”
组建运输队，这不在扶贫基金会原本的计划中，但陈济沧觉得这想法契合玉树造城发展的需要，也能保障藏民的生计。在他的协调下，中扶贫重新调整了公益项目，拨出了248万元为当地添置了车辆，还投入48万元作为项目的启动资金。
自己的提议得到了大笔资金的支持，巴桑扎西的积极性也上来了，他放弃了自己的虫草生意，开始全力为运输队拉生意。在他的努力下，甘达村的村民当年就拿到了分红。目前，甘达村运输队发展得不错，截至今年3月，已经赚了9万多元。
发生在甘达村的故事，只是陈济沧业绩的其中一起，在玉树周边众多的村庄里，他总是入乡随俗，并很快与当地藏民打成一片，在玉树的3年里，除了运输队，他还折腾了一个蔬菜大棚、一个奶牛基地、一个农贸市场。这几个公益项目，地方政府、出资企业与当地藏民都比较满意。
在藏民看来，陈济沧像是一个圣徒，他从富饶的平原地区而来，却愿意到高原上与牧民同吃同住，他带来了组织方式，带来了资金，甚至从政府处争取来对村民有利的政策，却不图回报。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异乡人的苦与乐
酒是个好东西。要不是有酒，很难想象平日笑容羞涩、言语拘谨的陈济沧会如此彻底地发泄出内心的苦闷与豪情。
那一晚，玉树农畜交易市场竣工了，陈济沧苦心经营的最后一个公益项目也告完成，他迎来了功成身退的时刻。陈济沧的藏人老朋友们，在玉树新城中设宴款待，席间觥筹交错，怀旧情绪浓烈。陈济沧来者不拒，酒到杯干，这时的陈济沧，言语不再拘谨，“说实话，我没想到要在玉树待这么久，但我就是想着，一定得干出个样子来！”
“但是，我亏欠我的家人太多了。”说到这，陈济沧顿了一顿，脸部剧烈抽搐，语音很快变成了哭腔，“那年，我妈初诊得了癌症，我却不在她身边，只得搭飞机赶回去，我在路上不断为她念经。”说着说着，陈济沧痛哭出声，他说，后来母亲的病情出现了转机，但他很快又要赶回玉树工作，未能照顾患病老母，他常常心怀愧疚。
陈济沧说，在玉树的日子里，望着雪山草原，他总会思考一个问题，在这偏远的地方蹲了3年，究竟值不值。他又说，自己在玉树过得很苦，但在某些时刻里，却能触碰到生命的真谛。玉树很偏僻，离得最近的一个大城市是青海省会西宁，但是，途中重山隔阻，开车须10多小时才能跑一趟。“我开车跑了很多回，在盘山公路上，我看到了狼，看到了牦牛、羚羊、秃鹰，看到了草原上无尽的星海。”说这话时，陈济沧语调放慢，眼望远方，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静寂的星夜，“在那一刻，我感受到了生命的厚度，我想明白了，生命不在其长度，而在其厚度，我在玉树这几年，是值的！”
陈济沧这几年的生活是苦逼的，也是精彩的，而让人感叹的是，他将继续这种苦逼而精彩的旅程—从玉树下来后，他又被基金会派往了芦山。
“有企业高薪挖我，我不知道我还会坚持多久，也许有一天，我就不做公益了。”说这话时，酒宴已残，人渐走散，“我也要顾及我的家人，我的生活，但是，我的心里，永远有公益。”
（实习生刘虹岑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