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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屠俊一周之内第二次到韦东英家里。这是2013年7月浙江萧山超过40度的一天，高温让这件事的乐趣直降为零。
尤其是，当他想到那条鱼—韦东英的冰箱里冻着一条从肚子到尾巴长满了粉红色斑丘的鱼。那种粉红色一点也不梦幻可爱，就像一个布满皱纹的老男人涂着惨淡的口红一样，在黄白色的鱼身上出现一片密密麻麻的粉红色，有一种诡异的恐怖感。那情景光是想想就浑身不舒服。逢有人来，韦东英都会拿出这条鱼。鱼身上疙疙瘩瘩像肿瘤一样的东西可以帮韦东英解释“癌症村”的可怕—申屠俊更觉得疲惫。
申屠俊是“绿色浙江”的专职员工，他和另外8名专职员工组成的这个机构是浙江省规模最大的民间环保组织。成立13年来，他们在当地的水资源保护上最花精力。2013年8月3日，他们组织的“横渡钱塘江，保护母亲河”吸引了很多人，这是他们从4月份开始“寻找可游泳的河”活动以来，最有参与性的一个项目。在这个机构中，申屠俊的职务是“水项目保护部部长”。
看到申屠俊带着人来，韦东英从里屋搬来几个小凳子，又拿出一个西瓜，哗啦一下切开。西瓜不太熟，瓜瓤还泛着白。2个小时的车程和40度的高温，让同去的另外3个人顾不得太多客气拿起了西瓜。只有申屠俊比较犹豫，“啊，这可是在癌症村”。
等韦东英张罗着烧水冲菊花茶的间隙，申屠俊躲到了院子里。4杯盛在一次性纸杯里的菊花茶，一直到申屠俊他们离开，还有两杯满满的没人动过。
两天前刚来过，申屠俊不知道韦东英有没有认出自己，他很希望没有。
“她现在对我们‘绿色浙江’挺讨厌的，她觉得我们一点用都没有。”自我介绍的时候，申屠俊含糊着，假装是与他同行的记者的同事。
“没用的”“有什么用呢”是韦东英现在的口头禅。虽然和善了许多，而且知道是记者来了之后，韦东英立刻打电话把丈夫邵关通叫了回来，两个人开始正式坐下来和记者谈，但是这种带着自暴自弃意味的口头禅却从始贯终。
2004年，一家南方媒体刊登了《一个农妇的癌症村日记》，讲述了韦东英所在的萧山区坞里村的环境污染和由此带来的癌症发病率激增。其中关于韦东英这个初中毕业的农妇和污染抗争做出的各种努力，尤其吸引眼球。这个报道中，韦东英言辞直接、锋利，她的控诉和愤怒让人印象深刻。
韦东英所在的坞里村，属于南阳镇化工园区，与钱塘江有一个路口之隔。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被规划为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越来越多的化工企业和印染企业在这里建厂。最多的时候，有废气、废水污染排放的企业占到所有入园企业的四分之三以上。刺鼻的怪味儿、变了颜色的河水，以及距离自己家越来越近的工厂让韦东英又痛心又愤怒。她先后试过举报、请求、上访各种方式，污染不见减轻，又憋了一肚子委屈，就把这些作为日记写了下来。
“没用的，你们记者来了一拨又一拨，一点用也没有。中央电视台、香港的什么卫报，还有国外的记者，都来过了。还不是什么用都没有。”韦东英每讲述一个令她失望的现实，都不忘记补充一句“说再多都是没用的”。但是这个口头禅中包含的自暴自弃意味并没有真正影响韦东英的讲述，她的愤怒和锋利一如从前。
“（村子里）肺癌、食道癌、肝癌，这三种最多！他们说有50米宽的绿化带的，你去看看有没有！连1米都没有！”
“放在江里打鱼的葫芦都给锈掉了！还敢说2006年就达标了！说工厂附近没有居民，我们不是人吗！我就问问你们，我们是不是人啊？”
只有申屠俊觉得韦东英变了，具体哪里变了他也说不上来。回程的路上，他沉思了好一会，努力想表达出来自己想表达的意思。
“以前韦东英更纯粹，现在好像只剩下埋怨和发泄了。”想了想，他又补充说，“好像也不完全是这样。大概十几年过去了，什么变化也没有，她灰心了。人一灰心，身上就总是带着负能量。”
说完他又摇摇头，否定了自己的分析。“不知道，只是一种感觉。”
“但是我们能做什么呢？”申屠俊不愿意到韦东英家里去，除了那条鱼，主要还是因为每次到韦东英家里，都让自己有一种无力感。1988年出生的申屠俊，不皱眉头的时候还像一个高中生。
“那绿色浙江帮韦东英他们检测过村里那条河的水质吗？”一个在绿色浙江实习的大学生问。
“韦东英村里的水不用检测，一看就知道。黑色的。”正在玩手机的申屠俊头也不抬地回答。
韦东英：“排污等于杀人”
韦东英也曾是“绿色浙江”的会员，申屠俊说，韦东英是自己主动要求入会的，一开始，她抱了很大希望，也很积极，和“绿色浙江”联系紧密。后来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慢慢淡了。到现在韦东英已经退会，“绿色浙江”再带着记者过去，韦东英也是一样毫不客气地对来人说：“没用的。”
有一次，说起“绿色浙江”，刚起了话头，韦东英立刻接上话，“不要提他们”。
与那些激进的环保组织不同，“绿色浙江”一直在设法走一条“更温和”的路。他们和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个组织并不忌讳理事名单出现政府官员的名字。负责人忻皓是一位年轻的海归，他常常被邀请到一些政府部门研讨、培训或者做报告。申屠俊说，“绿色浙江”希望能够让人们更理性地看待环境问题，毕竟想真正解决问题还是要靠政府。
但韦东英不这么看。
2004年，在媒体关注之下，坞里村的污染引起了杭州市政府重视。第二年，韦东英以“环保卫士”被评为了杭州市平民英雄。杭州电视台来采访的时候，告诉韦东英，市领导带了话给她，说政府很重视南阳化工园区的问题，3年后一定解决，请韦东英理解一下。
韦东英对主持人说：“你也帮我带个话，我听说排污等于杀人，如果一个杀人犯对公安局说，你们先别抓我，让我再杀3年人。你问问市领导，这样行不行？”
韦东英不是萧山本地人，是从广西远嫁到这里的。一位村里人说，虽然嫁过来二十年多年了，但是韦东英脾性没改，跟本地人很不一样。他用了“凶悍”这个词来形容韦东英的性格。 韦东英的家在坞里村的东边。炎热的夏天午后，村子里家家户户都要休午觉，整个村子静悄悄的，但是并没有任何预示着“癌症村”的阴沉或者压抑。一片寂静下，偶尔跑出一只小土狗，或者几只鸭子摇摇摆摆地穿街而去，无论怎么看，还是一幅悠然的乡村图景。村子里大部分房子也都修得很漂亮，从外观上看，和城市里昂贵的别墅并没有什么区别。
韦东英的家也是一个三层的“小别墅”。
“我们家的房子是2000年就盖好的，都是老邵打鱼赚来的钱。工厂进来了我们一点好处也没有，还把我们的环境污染了。”正在喂鸭子的韦东英，听到问完什么时候村子里有工厂，又问房子什么时候盖好的，一下子听说出问话者的言外之意，话题立刻又从房子回到了污染。
10多年过去了，现在韦东英家的房子在村里已经显得有点旧了，房子里面的陈设和装修还保留了不少10多年前的痕迹。一辆半旧的摩托车斜放在冰箱旁边，竹制的椅子、木凳子、小马扎，有高有低，毫无章法地摆满了所有空间。一张靠墙的小方桌似乎是餐桌，但是很让人怀疑是不是真的可以作为餐桌，因为上面堆满了杂物，甚至还有一个簸箕，要腾出一块摆放碗筷的地方大概需要颇费点力气收拾。迎门一个旧式的组合柜也堆满了杂物，杂物后面放着几张镶了相框的照片，那是韦东英去北京参加一个环保会议时，跟电视主持人王小丫和一个官员的合影。
自从跟污染较上劲，韦东英做了很多事。除了写日记，她还拍照片、收集排污时候的江水做样本，甚至请人在电脑上做了一份“坞里村环境污染调查表”，然后打印出来挨家挨户给人填写。谈到激动时，韦东英会“搬”出这些资料。之所以是“搬”而不是“拿”，是因为这些资料之巨实在有些惊人。比如，在韦东英这里，照片不是用“张”做计量，而是用斤做计量。
“差不多有5斤多。”她拍拍装照片的布袋子，一张张翻出来，随便拿起一张就能立刻解释照片出“背后的故事”。
一个月前，韦东英请别人在网上帮自己发了一条微博：要把自己的房子送给杭州市市长。韦东英不懂微博，对电脑也没有多少认识。但是她很懂得“舆论”的影响力。
“请他来住的，白送给他，他怎么不来啊？我韦东英情愿睡在大马路上，也不关他的事情，请他来的。说这里环境好的，污染都达标的。我要把房子送给他，他怎么不敢要？”
虽然至今也没有任何人可以严谨地说清楚坞里村的污水和癌症之间的关系，但是韦东英和她的丈夫坚持认为坞里村的癌症就是因为那些工厂的污水。
“去年我们村子里征兵，十七个人体检，只有我儿子一个人通过了。你想是不是蛮可怕啊？”韦东英的丈夫老邵皮肤黝黑，比韦东英显老一些。申屠俊几个人到的时候，他已经吃过晚饭，骑着摩托车出去了，韦东英一个电话，他又特地赶了回来。
他常年在钱塘江捕鱼，韦东英刚嫁过来的时候，他去捕鱼，韦东英在家种庄稼。邵关通描述起来旧时光，眼睛眯成了一条线，有一种男耕女织的满足感。
“我们这里的地很好，是鱼米之乡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地里种什么就长什么。他去捕鱼的时候，我就在家里施施肥，除除草，到了农忙时候，他回来帮忙。平时我一个人就够了。”韦东英是通过自己家的姐妹介绍嫁给老邵的，她年轻时就羡慕这里是鱼米之乡，她觉得就算没有工厂，靠着当地人的勤劳，也一样能过上小康。
“现在我们地也没有了，环境也被污染了，工厂进来之后，我们没得到一点好处。钱塘江的鱼被污染死了好多，现在鱼也捞不到了。捞到的鱼有的还有怪味道，卖也卖不掉。村子里每年给每人发500元，吃饭粮食都要自己花钱买。”
“死亡名单”之谜
韦东英是全中国少见的有百度百科介绍的农妇。略微关注环保的人，很少有不知道韦东英的。几乎所有报道萧山地区污染的文章，都会出现韦东英的名字。一个萧山本地的论坛上，韦东英也几乎是提到污染和环保一定会出现的名字。
2013年3月份，上海一家媒体以《水与癌》为封面，再次报道了钱塘江水域的污染和由此带来的癌症高发。这个报道中的一份死亡名单，尤其引人注目。
报道中说韦东英家中保存着一份她在2004年至2005年间记录的村里癌症患者与死亡名单，从1992年至2005年2、3年里，坞里村有近60人患癌症去世，年纪多在四五十岁，最年轻者20多岁。
“60人患癌症去世”吓到了与坞里村相隔不远的徐列军，这段话后面，还有一句：“最近几年，（坞里村）每年都有七八个人因为癌症去世。”
徐列军坐不住了。如果坞里村是癌症村，情况还这么严重，那么自己住的地方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按照他们当地的风俗，办丧事要从头七一直办到七七，差不多能延续两个月。像坞里村这样只有一千多人口的村子，要是真的一年死七八个人，那就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了，村子里应该天天都在办丧事。
他立刻通过区长信箱给区政府发了邮件，希望查看相关数据。他得到的回复是：原则上不接待市民到疾控中心查询，但如果市民确需要查询，须经过政府有关部门同意，在政府部门人员的陪同下进行查看。
徐列军在这之后连发了三封邮件，询问“须经哪个部门同意”。直到4月9日不见回复，徐列军决定提笔实名给区长写封亲笔信。
他在信的开头写道：“记忆中手写的最后一封信距今十年有余，那时我一无所有，虽有彷徨但满心希望，而现在，我衣食无忧却焦虑充塞。”
徐列军在距离坞里村不远的一个村小学做语文老师，是萧山本地几个论坛上比较活跃的网民之一。他曾经因为激进的言论被封帖子，或者要求删帖子。还有一次，差点被警察叫去谈话。
写好的亲笔信，徐列军用挂号信的方式寄给了区长。寄出两天后，4月11日，萧山区疾病控制中心找到徐列军，向他提供了一份数据。
这份数据显示，虽然最近几年来坞里村的癌症发病率逐年上升，但整体趋势并没有高于萧山区其他地方，也没有高于浙江省或者全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是，2008年到2012年坞里村平均癌症发病率是328.30/10万，和上海那家媒体文章中每年有七八个人因癌症去世的报道相差甚远。 徐列军不太相信这份数据的真实性，他还是感觉政府在糊弄他，内心也更倾向于相信记者的报道。所以他很快又找到了韦东英，想亲自核实一下报道中的一些细节，尤其是那份“死亡名单”。
这次见面令徐列军略感失望，韦东英说她手里并没有报道中提到的那份“将近60个人患癌症去世”的名单。统计坞里村癌症病例的工作韦东英只持续到2006年前后，名单里一共有20多个患癌症的村民信息，后面几年的数据并没有更新。
徐列军又在网上联系到《新民周刊》的记者杨江，希望对方能确认这份名单的存在。徐列军保留了和记者的聊天记录，前后一来一往大概十来句，对方始终没有正面回答他那份死亡名单是不是真实存在。
徐列军的认知开始发生变化。韦东英手里那个20多个人的名单，倒是可以和政府提供的坞里村癌症发病率平均328.30/10万的比例对上号。虽然韦东英说“60个人”的数字是村民们后来自发统计的，而且疾控中心也曾经做过统计，结果是56个，跟韦东英他们相差不大。但是徐列军还是慢慢地更倾向于相信政府提供给他的数据。他分析，村民们可能基于癌症的恐惧和对污染的反感，有意或者无意地夸大了这个数字。
2013年7月末，徐列军再次来到坞里村。看到一个老妪在路边，他立刻下车询问：“坞里村每年死于癌症的人多不多？有没有五六个？”
老妪操着难懂的萧山话回答：“那不止的，10来个也有的。”
徐列军愣了一下，转头走进了坞里村的村委会。村委会只有一个叫冯雅利的女干部当班，徐列军说明来意，立刻问了相同的问题。冯雅利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软抄本边翻看边说：“不会那么多。我记得去年我们村一共只死了3个人，其中两个还是死于意外。10来个说的可能还包括住在村里的外地人，和相邻的街村的吧。”街村是和坞里村相邻的另一个村，在更早的时候，街村是附近的一个集市，现在是不同的行政划分。
在冯雅利那里，徐列军看到了一份更完整的数据。那应该是区疾控中心提供给他的数据的“完整版”。这份资料不仅详细地提供了萧山区各个村庄近几年的癌症发病率的数据，还解释为什么村民觉得癌症发病率上升了：除了污染和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近几年来癌症确诊率和人们患病后的就诊率都提高了。
女干部对徐列军说，自己就是坞里村的村民，住了几十年了，如果真的是癌症村自己也住不下去的：“征兵体检只有一个人合格，可说明不了整个村子的人身体素质都不行！那眼睛近视也算是啊！”
这时候，徐列军已经确定政府的数据更接近真相。在网上全程直播了他从看到报道，到跟政府联系，以及后期求证的过程，徐列军最后通过网络发了一个结论：南阳的污染确实存在，尤其是早些年还非常严重，“癌症村”的说法或许是村民在对抗污染企业时为了获取更多关注有意或者无意的夸大。
徐列军的第七封信
去坞里村的路上，徐列军特意去看了村边的小河。和中国大部分地区被污染的城市河流一样，在40度的高温下，颜色暗沉的河水流淌缓慢，不再有河流天然的清凉和生鲜气。虽然河边直径三四十厘米蓝色的排污管道让人心生不安，但是并没有闻到韦东英说起的难闻气味。
“两边都是居民，应该不会像韦东英说的那样，敢明目张胆地排污。”刚刚得到这个结论的徐列军，被住在这条河边的他的一个同事反驳了。
迎着刺眼的阳光，同事带着徐列军到来酷热的“别墅”屋顶上。
“看，就那边，你傍晚开车过去，能闻到特别难闻的味道。”他指着远处一片厂房对徐列军说，排污不是明目张胆，不过也并不会因为他们这些住在河边的人而不排污。有时候村民打了举报电话，排污会停了，但是隔段时间还是继续。
从同事家出来，徐列军有点沉闷，不过他认为这和自己得出的结论并不矛盾。污染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一定是存在的。但是污染和癌症之间的关系呢？他觉得没办法证明癌症就完全是因为污染而来。
徐列军觉得关于“死亡名单”的那个报道是在“消费自己、消费萧山”。
他和坞里村的女干部冯雅利聊天时，冯雅利开了个玩笑，说姑娘们可能会因为癌症村，不想嫁过来萧山了。但是女干部很快补充了一句：不过我们坞里村现在还没有光棍的，想在我们村落户倒还不太容易呢。
浙江萧山自古都是中国的鱼米之乡。20世纪70年代末，以村镇集体经济为特色萧山区的工业发展是改革开放后起步最早的地区之一。来自官方的数据显示，2012年萧山区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超过2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近3倍。
徐列军和韦东英家原来都是有地的农民，工业发展起来后，村子里的地都给了工厂，农民们就有了两份钱挣，一份种地，一份是到工厂做工。他不同意韦东英说的坞里村很少有村民到工厂做工的说法。
“不可能的。”他说。不过，他还是向冯雅利求证了一下：“坞里村在工厂里做工的人多不多？有没有一半？”
听到冯雅利说“那肯定不止的，至少也有三分之二”时，徐列军不由自主地点点头。
“我就觉得不可能嘛。”他说据他所知，虽然有的村民还有地，但是在萧山，自己种地的农民已经很少，大部分村民都会把地承包给苗木公司。自己或者在工厂做工，或者做点生意。
2000年萧山区开始试行村级股份制改革，将村子“公司化”，土地等资源作为公司资产，村民变成股东，每年享受分红。韦东英提到的“村里每年给每人发500元”，冯雅利说那其实就是坞里村每年的分红。
“我们这儿的村子一般都不错，有些富裕的村子分红和福利好得吓人。我丈母娘的村子，看病除了医保，村子里还有补贴。看病不是花钱，是赚钱，去年她看病还赚了几千块钱。”徐列军说，因为分红是按照人头来的，不少当地大学生在杭州或者其他城市上大学，都不把户口迁到学校所在地，有上学期间迁走的，毕业后也都强烈要求把户籍退回原址。
徐列军觉得上海那个报道对萧山的影响太坏了，外人一看，好像萧山都不能待了，但实际不是的。得出自己的结论不久，徐列军分别向当地的公安局和卫生局邮寄了资料，请他们采取必要措施，以挽回影响。没有得到回复后他第二次给区长写了信。在要超过行政机关60天法定履职期的前一天，徐列军接到了回复。在这之前他已经做好了诉讼政府的准备，并且将诉讼书发到了网上。 这次回复徐列军的有区政府法制办、宣传部网络科、环境监察大队以及徐列军学校的校长和教育局的两个人，共7个人。虽然声势浩大，但是结果让徐列军很失望。他们告诉徐列军，如果如徐列军所言，走上诉讼媒体的道路，将会激化和媒体的矛盾关系，对萧山地区的舆论影响不好。
虽然不满意，而且觉得区政府的解释很可笑。但是徐列军觉得他们的理由是真的，自己再坚持下去，也不会有更多进展。不过他也不准备就此结束，他很快又以个人名义联系了新闻出版总署，要求对夸大事实的报道进行处理。
“那份报道让人紧张、恐慌。直到我在网上连续发了我对整个事件的跟进过程，我身边还有网上一些朋友，仍然愿意相信记者的报道。我觉得应该对这种影响有个说法。”
艰难的改变
沿着坞里村后面的钱塘江堤坝向村庄方向望去，已经看不到田野、耕种和牲畜组成的田园风光，那些漂亮的小“别墅”组成的村子，也很像是繁华城市里的居民区。不同的，只是那些房子的背后或者旁边，就矗立着烟囱，或者一字排开的厂房。
徐列军从冯雅利那里拿到的资料上写着：经过三轮环境集中整治和近几年的转型升级，目前南阳化工园区只剩13家化工生产企业，且该13家企业通过调整产品，减少排放的方式，对环境的影响也有了明显的降低。
韦东英没有看到过这份资料，在她的印象中，村子附近的污染一直有增无减。只不过工厂把原来公开的排污变成了偷排，而她家后面的新化工厂也还是该建照建。
“有一次我看到后面有个叫彩瑞化工的工厂要建，牌子都已经挂出来了。我就给环保局打电话，问对方，‘你们不是告诉我坞里村不会再新建化工厂了吗？现在我们家后面的彩瑞化工是怎么回事？’环保局对我说，‘这个名字是不好听，那就把它改成杭州彩瑞吧。’”比起对污染的麻木，韦东英对糊弄她的态度更气愤。
实际上，就在韦东英家的后面，一些工厂的大门紧锁，厂区的空地上野草也有半人高。徐列军说，这几年，不仅坞里村，整个萧山区，对污染都很敏感，确实有一些工厂搬迁和关闭了。
“但是为什么是那些工厂被关闭和搬迁呢？完全是根据污染程度？我看也未必。”距离韦东英家不远的一个化工厂主老板说。
这是一家与南阳化工园区差不多历史的工厂，和韦东英的感受相反，他觉得政府对治理南阳镇的污染确实是下了功夫，刚刚建厂的时候，不管是企业，还是附近的居民，都对环境污染没有什么认识，政府也不太重视这件事。从2000年开始，工厂的日子就不怎么好过了。
“不要说那些实力比较小，污染特别严重的小企业，就是我的这个规模和实力都算比较大的工厂也因为污染问题被罚过好几次，关过好几次。”
“据说，今年新的区政府领导们还是把环保作为重点工作，准备在今年关停200家不合格企业。但是让一个企业关停或者让搬迁不是南阳镇政府和萧山区政府能左右的。杭州市重点引进的企业，你萧山区敢动吗？更不要说省里或者国家级的。关停和搬迁不是看污染有多严重，还是只能先从最没有背景的当地企业动起来。”
在萧山区环保局“关于南阳化工区（南阳坞里村、赭山社区）环境状况的情报汇报”中，这家化工厂作为“主动调整产品结构，研发和生产轻污染产品”的正面例子来说明南阳镇治理污染的成就。
“我们当然愿意生产低污染产品，我们既然研发出来了，肯定是知道这么做的经济效益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层层审批阻碍着这些低污染产品上市。你看这事情挺奇怪吧？政府既希望快点解决环境污染，又不放开手脚让我们赶紧去做。我们一个低污染的新产品研发成功后能在3年内真正投产，就算非常快了。”
这位一定要求隐去姓名的化工厂老板说，政府对污染的治理有点不得要领，他们管得太多，但是不讨好。按照国外的模式，只要管住工厂里最后出来的废水、废气合格就好了，至于这个产品是什么产品，他们用什么技术，政府不是专业的，就不要去审批了。
“审批制度的弊端是，企业本来可以投入再生产的那部分利润都用在了应付政府公关上，效率降低了，利润摊薄了，谁还有能力在处理污染上再去大力投入？”
那些搬离南阳镇的化工厂，大部分搬到了远离居民聚集区的钱塘江口。不管韦东英是否承认，这至少代表当地政府对污染问题并非完全毫无知觉。
至于这种态度的表示是否和韦东英的激烈抗争有关系，就有点像癌症和污染的关系了，虽然很多人都知道二者是有一些关联的，但是究竟有多大的关系谁也不敢，也没办法说清楚。
但是，对企业来说，污染还在继续，不过是换了个地方而已。化工厂的老板说，就目前的技术而言，想把化工厂的污水处理达标是不现实的，因为化工污水成分复杂，处理起来的技术要求很高。而且，现在国家的污水处理标准还存在问题，某些剧毒成分反而不在检测范围内，所以很难说经过污水处理厂的水就完全没问题。
从来没有企业老板这么恳切地跟韦东英谈过污染治理的问题，但是韦东英有自己了解污染治理知识的途径：“有外国记者过来看了之后，说韦大姐，你不要闹了，没用的。像你们这里的工厂污染，再造了跟南阳镇大小一样的污水处理厂都没用的。”
“谁能跑得了？”
在政府报告里，投资建造污水处理厂，仍然被看作是政府对环境保护上做出的最直观的努力。
2007年，萧山区曾经通过萧山水务集团，收购了东片4家私营污水处理厂，并将这4家污水处理厂处理的污水并入了国有大型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4家私营污水厂之一的航民污水处理厂，是瓜沥镇航民集团下属的一个子公司。航民集团是航民村的集体经济产物。这个被叫作“首富村”的地方，从20世纪70年代末创办企业，到今天，旗下已经拥有纺织、印染、热点、冶炼等多个公司，其中集团控股的浙江航民在2004年成功上市。
2002年初，航民污水处理厂建成投产的消息，是作为中国农村经济繁荣发展的侧面写照来报道的。当年的《人民日报》上写道：“一个村拿出如此巨资建环保项目，这在中国农村实属罕见。” 即使没有新闻报道的强调，沈小青这辈子也不会忘记航民污水处理厂建成的时间。因为建造航民污水处理厂，她不得不搬离建成不久的4层楼房。她曾经试着拒不搬家，但是建成的污水处理厂和她家只隔了一条不到5米的小巷子，污水厂飘过来的气味儿刺鼻难闻，根本无法正常生活。
沈小青是紧邻着航民村的另一个村子的村民，很多年前就在绍兴做布料生意。
从萧山沿着钱塘江一直延伸到绍兴一代，是著名的布料纺产业集群。那里生产的服装服饰，被贴上国际品牌的商标，就成了时尚和品位的代名词。很难说是因为布料纺织企业开启了印染和染料产业，还是因为印染和染料产业的发达，才形成了这样特殊的产业的集群。反正，在沈小青生活的周边，从事布料生意的人不是少数。
沈小青搬到距离航民污水厂几百米远的一个新地方安家，她为新家花了更多心思。直到去年，她的新房才彻底装修完工。记者看到，这个据说花费了150万元的“别墅”是一个真正的别墅，客厅里四个仿红木沙发次第排开，黑色的大理石墙面和看起来颇为考究的顶灯，都能证明150万的建造费不是胡说。
这个花了巨资建成的房子，沈小青却说自己不敢住了—就在她的新房子附近，一个和航民污水处理厂同期建成的污水厂，是2007年区政府将4个污水处理厂并入的国有污水厂之一。“并入”的意思，就是整体搬迁。这意味着沈小青又一次被笼罩到污水处理厂的环境里，而且这一次比上一次更糟。
沈小青是在知道了搬迁消息后找到韦东英的。在她的心中，韦东英是能扭转这件事的最后希望。不仅是沈小青，每年因为环境污染而找到韦东英的人来自全国各地，他们都像沈小青一样，把韦东英当成最后的希望。
就像“绿色浙江”给韦东英的感觉一样，韦东英对这些找上门的人除了同情，和帮他们联系记者，也并没有更多办法。
2013年7月25日，天气预报称萧山地区当天最高温度达到了40度。中午1点钟，韦东英给沈小青打电话，告诉她有几个记者答应过去看看。30分钟后，满脸是汗的沈小青赶到了韦东英家里。她一边擦汗，一边问韦东英：“你说有用吗？”
尽管如此，她还是跟韦东英一样，并不吝惜地讲述自己的遭遇。她说因为自己是做生意的，萧山市区里还有房子，平时大部分时候都住在那里。韦东英打电话的时候，她也正在萧山市区，村里新修的房子是很好，却不敢住，甚至平时连窗子都不敢开。
“怕死了的，那个空气不敢多闻。”在赶去韦东英家的同时，沈小青还叫来了七八个住在污水处理厂附近的村民。这些村民是瓜沥镇运西村的村民，他们的房子与沈小青的新家一条马路之隔，几乎是紧贴着污水处理厂。
“住在污水处理厂的4个村小组，得癌症的人非常多。我住得这么近，怎么办？现在不是得没得癌症的问题，我们就是等着，没检查出来那是运气，反正可能今天是你，明天就是我了，谁能跑得了？”
沈小青现在已经不做布料生意了，国内的布料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没有价格优势，一些东南亚国家和印度能制造出价格更低的商品，她的外贸生意也越来越不好做。
因为反对新家附近的污水处理厂扩建，沈小青去过很多地方，找过很多人，从镇长办公室，到萧山环保局，还去找人民日报的记者。一圈走下来没有结果。50出头的沈小青越来越生气，评论起事情像一个愤怒的青年。她告诫后辈们：“不要去考公务员，没前途！”
她没有把人先带到家里，而是直接把车开到了航民污水处理厂的门口。指着墙壁上几个大大的“拆”字请人帮她拍照。
“一定要拍到那个‘拆’啊”。身材微胖的沈小青站在正午的太阳下满脸是汗，一边指挥着拍照的人怎么拍，一边不忘叮嘱。
看到路边一个大粗管子，她又立刻停下车。对车里的一个记者说：“你们去拍，这种管道就是要埋到我们家旁边的，现在已经把这种管子给埋好了。以后这个管子里都是污水，这么多污水，你想多可怕啊。你们去拍一张一个人钻到管子里的照片，这样能看出管子有多粗。”
与沈小青家隔街相望，与运西村村民一条小巷相隔的污水厂附近，放着几根黑漆漆的管道，那是在村民们的反对下，被迫停下的施工现场。
一个叫黄小娥的村民说：“2001年建这个厂子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影响这么大，不知道污染的严重性，现在大家都吃了苦头了，怎么还能这么做呢？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在村庄附近建污水厂？”
从知道扩建污水厂的消息后，村民们用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反对和阻止，他们从镇政府上访到省政府，派人守着施工的地方，拍污水管道爆裂后流出的颜色诡异的水。黄小娥觉得就算是不能关掉现有的污水厂，至少不能再扩建了。
为了准备上访的资料，运西村的村民统计了污水厂附近4个村组的癌症名单。在这场持久的举报和上诉中，刚刚大学毕业的红霞负责资料统计工作。她统计出来的数据显示，从2001年建成污水处理厂之后，4个村小组100多户家庭，有7个已经因癌症去世，仍在治疗中的有10个，10个中有4个是2013年7月和8月刚刚确认的。
致富的代价？
这个数字吓到了一直不相信“癌症村”说法的徐列军。
“如果这个数字是真实的，那么说明那个地方是癌症村无疑。”但是他还是准备亲自调查一下再说。在他的心里，这实在是一个不愿意相信的事实。
“我们不知道这到底算不算癌症村，但是从我们直观上来说，村子里现在的状况实在是太让人害怕了。”红霞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她堂姐的女儿，4个月大的时候，检查出脑子里有水泡，医生说是因为污染。另一个是堂哥的儿子，11岁，和污水厂的年龄一样，因为骨骼偏小到医院检查，医生说体内的铅含量严重超标。
运西村和韦东英的坞里村一样，房子漂亮又整齐，即使距离污水厂最近的4个村小组，从外观上看，也完全看不出那里正笼罩在癌症的阴影下。一个54岁的村民说，现在大家很少种地，不是不想种，是有的地已经没办法种粮食了。因为翻开土壤，地下都被染上了怪异的颜色，看着都吓人，那样的土地上长出来的粮食，谁敢吃呢？
和萧山其他地方一样，村里的地承包给了苗木公司。“幸好有这些苗木，不然可能会更糟。”
两个礼拜前刚刚被确诊为癌症的一个村民对记者说，家附近的污水处理厂和民航的污水处理厂是同时期建造的。没有污水厂之前，他好像从来没听过村里有人得癌症的消息。但是最近几年，越来越多。他说，准备拆了污水厂的民航处比他们好不到哪里，虽然是首富村，但是该得癌症的还是没跑得了，唯一不同的是人家村子里有钱，看得起病。
“但是，这是癌症。你说这不是因为污水厂吗？我们这里以前河流是可以洗菜的，现在院子里自家种的菜都不敢吃了。听说地下水也被污染了，但是怎么办？我们都怕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轮到自己了。”和他年纪相差一岁的男人说，平时是没胆子去医院检查，一旦觉得哪里不舒服了再去检查，那确诊出癌症的可能性几乎就百分之百了。
运西村不算是萧山最富有的村子之一，胖乎乎的村主任说，运西村的集体经济在萧山区算是比较差的，村民每年几乎没什么分红。尽管如此，村民们在生活上并没有太多障碍。附近的工厂带来了商业机会。黄小娥在家门口开起来的小卖铺生意不错，与他们家关系不错的另一个村民，利用与萧山机场便利的交通条件，靠包车生意也能讨得到生活。
但是，这一切在黄小娥看来，一点也不值得高兴。站在污水厂的污水池边，她捂着鼻子说：“如果早知道建了这个污水厂会这么倒霉，我们宁愿放弃这些工厂什么的，回到以前那种耕地劳作的生活。”
尤其是，当他想到那条鱼—韦东英的冰箱里冻着一条从肚子到尾巴长满了粉红色斑丘的鱼。那种粉红色一点也不梦幻可爱，就像一个布满皱纹的老男人涂着惨淡的口红一样，在黄白色的鱼身上出现一片密密麻麻的粉红色，有一种诡异的恐怖感。那情景光是想想就浑身不舒服。逢有人来，韦东英都会拿出这条鱼。鱼身上疙疙瘩瘩像肿瘤一样的东西可以帮韦东英解释“癌症村”的可怕—申屠俊更觉得疲惫。
申屠俊是“绿色浙江”的专职员工，他和另外8名专职员工组成的这个机构是浙江省规模最大的民间环保组织。成立13年来，他们在当地的水资源保护上最花精力。2013年8月3日，他们组织的“横渡钱塘江，保护母亲河”吸引了很多人，这是他们从4月份开始“寻找可游泳的河”活动以来，最有参与性的一个项目。在这个机构中，申屠俊的职务是“水项目保护部部长”。
看到申屠俊带着人来，韦东英从里屋搬来几个小凳子，又拿出一个西瓜，哗啦一下切开。西瓜不太熟，瓜瓤还泛着白。2个小时的车程和40度的高温，让同去的另外3个人顾不得太多客气拿起了西瓜。只有申屠俊比较犹豫，“啊，这可是在癌症村”。
等韦东英张罗着烧水冲菊花茶的间隙，申屠俊躲到了院子里。4杯盛在一次性纸杯里的菊花茶，一直到申屠俊他们离开，还有两杯满满的没人动过。
两天前刚来过，申屠俊不知道韦东英有没有认出自己，他很希望没有。
“她现在对我们‘绿色浙江’挺讨厌的，她觉得我们一点用都没有。”自我介绍的时候，申屠俊含糊着，假装是与他同行的记者的同事。
“没用的”“有什么用呢”是韦东英现在的口头禅。虽然和善了许多，而且知道是记者来了之后，韦东英立刻打电话把丈夫邵关通叫了回来，两个人开始正式坐下来和记者谈，但是这种带着自暴自弃意味的口头禅却从始贯终。
2004年，一家南方媒体刊登了《一个农妇的癌症村日记》，讲述了韦东英所在的萧山区坞里村的环境污染和由此带来的癌症发病率激增。其中关于韦东英这个初中毕业的农妇和污染抗争做出的各种努力，尤其吸引眼球。这个报道中，韦东英言辞直接、锋利，她的控诉和愤怒让人印象深刻。
韦东英所在的坞里村，属于南阳镇化工园区，与钱塘江有一个路口之隔。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被规划为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越来越多的化工企业和印染企业在这里建厂。最多的时候，有废气、废水污染排放的企业占到所有入园企业的四分之三以上。刺鼻的怪味儿、变了颜色的河水，以及距离自己家越来越近的工厂让韦东英又痛心又愤怒。她先后试过举报、请求、上访各种方式，污染不见减轻，又憋了一肚子委屈，就把这些作为日记写了下来。
“没用的，你们记者来了一拨又一拨，一点用也没有。中央电视台、香港的什么卫报，还有国外的记者，都来过了。还不是什么用都没有。”韦东英每讲述一个令她失望的现实，都不忘记补充一句“说再多都是没用的”。但是这个口头禅中包含的自暴自弃意味并没有真正影响韦东英的讲述，她的愤怒和锋利一如从前。
“（村子里）肺癌、食道癌、肝癌，这三种最多！他们说有50米宽的绿化带的，你去看看有没有！连1米都没有！”
“放在江里打鱼的葫芦都给锈掉了！还敢说2006年就达标了！说工厂附近没有居民，我们不是人吗！我就问问你们，我们是不是人啊？”
只有申屠俊觉得韦东英变了，具体哪里变了他也说不上来。回程的路上，他沉思了好一会，努力想表达出来自己想表达的意思。
“以前韦东英更纯粹，现在好像只剩下埋怨和发泄了。”想了想，他又补充说，“好像也不完全是这样。大概十几年过去了，什么变化也没有，她灰心了。人一灰心，身上就总是带着负能量。”
说完他又摇摇头，否定了自己的分析。“不知道，只是一种感觉。”
“但是我们能做什么呢？”申屠俊不愿意到韦东英家里去，除了那条鱼，主要还是因为每次到韦东英家里，都让自己有一种无力感。1988年出生的申屠俊，不皱眉头的时候还像一个高中生。
“那绿色浙江帮韦东英他们检测过村里那条河的水质吗？”一个在绿色浙江实习的大学生问。
“韦东英村里的水不用检测，一看就知道。黑色的。”正在玩手机的申屠俊头也不抬地回答。
韦东英：“排污等于杀人”
韦东英也曾是“绿色浙江”的会员，申屠俊说，韦东英是自己主动要求入会的，一开始，她抱了很大希望，也很积极，和“绿色浙江”联系紧密。后来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慢慢淡了。到现在韦东英已经退会，“绿色浙江”再带着记者过去，韦东英也是一样毫不客气地对来人说：“没用的。”
有一次，说起“绿色浙江”，刚起了话头，韦东英立刻接上话，“不要提他们”。
与那些激进的环保组织不同，“绿色浙江”一直在设法走一条“更温和”的路。他们和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个组织并不忌讳理事名单出现政府官员的名字。负责人忻皓是一位年轻的海归，他常常被邀请到一些政府部门研讨、培训或者做报告。申屠俊说，“绿色浙江”希望能够让人们更理性地看待环境问题，毕竟想真正解决问题还是要靠政府。
但韦东英不这么看。
2004年，在媒体关注之下，坞里村的污染引起了杭州市政府重视。第二年，韦东英以“环保卫士”被评为了杭州市平民英雄。杭州电视台来采访的时候，告诉韦东英，市领导带了话给她，说政府很重视南阳化工园区的问题，3年后一定解决，请韦东英理解一下。
韦东英对主持人说：“你也帮我带个话，我听说排污等于杀人，如果一个杀人犯对公安局说，你们先别抓我，让我再杀3年人。你问问市领导，这样行不行？”
韦东英不是萧山本地人，是从广西远嫁到这里的。一位村里人说，虽然嫁过来二十年多年了，但是韦东英脾性没改，跟本地人很不一样。他用了“凶悍”这个词来形容韦东英的性格。 韦东英的家在坞里村的东边。炎热的夏天午后，村子里家家户户都要休午觉，整个村子静悄悄的，但是并没有任何预示着“癌症村”的阴沉或者压抑。一片寂静下，偶尔跑出一只小土狗，或者几只鸭子摇摇摆摆地穿街而去，无论怎么看，还是一幅悠然的乡村图景。村子里大部分房子也都修得很漂亮，从外观上看，和城市里昂贵的别墅并没有什么区别。
韦东英的家也是一个三层的“小别墅”。
“我们家的房子是2000年就盖好的，都是老邵打鱼赚来的钱。工厂进来了我们一点好处也没有，还把我们的环境污染了。”正在喂鸭子的韦东英，听到问完什么时候村子里有工厂，又问房子什么时候盖好的，一下子听说出问话者的言外之意，话题立刻又从房子回到了污染。
10多年过去了，现在韦东英家的房子在村里已经显得有点旧了，房子里面的陈设和装修还保留了不少10多年前的痕迹。一辆半旧的摩托车斜放在冰箱旁边，竹制的椅子、木凳子、小马扎，有高有低，毫无章法地摆满了所有空间。一张靠墙的小方桌似乎是餐桌，但是很让人怀疑是不是真的可以作为餐桌，因为上面堆满了杂物，甚至还有一个簸箕，要腾出一块摆放碗筷的地方大概需要颇费点力气收拾。迎门一个旧式的组合柜也堆满了杂物，杂物后面放着几张镶了相框的照片，那是韦东英去北京参加一个环保会议时，跟电视主持人王小丫和一个官员的合影。
自从跟污染较上劲，韦东英做了很多事。除了写日记，她还拍照片、收集排污时候的江水做样本，甚至请人在电脑上做了一份“坞里村环境污染调查表”，然后打印出来挨家挨户给人填写。谈到激动时，韦东英会“搬”出这些资料。之所以是“搬”而不是“拿”，是因为这些资料之巨实在有些惊人。比如，在韦东英这里，照片不是用“张”做计量，而是用斤做计量。
“差不多有5斤多。”她拍拍装照片的布袋子，一张张翻出来，随便拿起一张就能立刻解释照片出“背后的故事”。
一个月前，韦东英请别人在网上帮自己发了一条微博：要把自己的房子送给杭州市市长。韦东英不懂微博，对电脑也没有多少认识。但是她很懂得“舆论”的影响力。
“请他来住的，白送给他，他怎么不来啊？我韦东英情愿睡在大马路上，也不关他的事情，请他来的。说这里环境好的，污染都达标的。我要把房子送给他，他怎么不敢要？”
虽然至今也没有任何人可以严谨地说清楚坞里村的污水和癌症之间的关系，但是韦东英和她的丈夫坚持认为坞里村的癌症就是因为那些工厂的污水。
“去年我们村子里征兵，十七个人体检，只有我儿子一个人通过了。你想是不是蛮可怕啊？”韦东英的丈夫老邵皮肤黝黑，比韦东英显老一些。申屠俊几个人到的时候，他已经吃过晚饭，骑着摩托车出去了，韦东英一个电话，他又特地赶了回来。
他常年在钱塘江捕鱼，韦东英刚嫁过来的时候，他去捕鱼，韦东英在家种庄稼。邵关通描述起来旧时光，眼睛眯成了一条线，有一种男耕女织的满足感。
“我们这里的地很好，是鱼米之乡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地里种什么就长什么。他去捕鱼的时候，我就在家里施施肥，除除草，到了农忙时候，他回来帮忙。平时我一个人就够了。”韦东英是通过自己家的姐妹介绍嫁给老邵的，她年轻时就羡慕这里是鱼米之乡，她觉得就算没有工厂，靠着当地人的勤劳，也一样能过上小康。
“现在我们地也没有了，环境也被污染了，工厂进来之后，我们没得到一点好处。钱塘江的鱼被污染死了好多，现在鱼也捞不到了。捞到的鱼有的还有怪味道，卖也卖不掉。村子里每年给每人发500元，吃饭粮食都要自己花钱买。”
“死亡名单”之谜
韦东英是全中国少见的有百度百科介绍的农妇。略微关注环保的人，很少有不知道韦东英的。几乎所有报道萧山地区污染的文章，都会出现韦东英的名字。一个萧山本地的论坛上，韦东英也几乎是提到污染和环保一定会出现的名字。
2013年3月份，上海一家媒体以《水与癌》为封面，再次报道了钱塘江水域的污染和由此带来的癌症高发。这个报道中的一份死亡名单，尤其引人注目。
报道中说韦东英家中保存着一份她在2004年至2005年间记录的村里癌症患者与死亡名单，从1992年至2005年2、3年里，坞里村有近60人患癌症去世，年纪多在四五十岁，最年轻者20多岁。
“60人患癌症去世”吓到了与坞里村相隔不远的徐列军，这段话后面，还有一句：“最近几年，（坞里村）每年都有七八个人因为癌症去世。”
徐列军坐不住了。如果坞里村是癌症村，情况还这么严重，那么自己住的地方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按照他们当地的风俗，办丧事要从头七一直办到七七，差不多能延续两个月。像坞里村这样只有一千多人口的村子，要是真的一年死七八个人，那就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了，村子里应该天天都在办丧事。
他立刻通过区长信箱给区政府发了邮件，希望查看相关数据。他得到的回复是：原则上不接待市民到疾控中心查询，但如果市民确需要查询，须经过政府有关部门同意，在政府部门人员的陪同下进行查看。
徐列军在这之后连发了三封邮件，询问“须经哪个部门同意”。直到4月9日不见回复，徐列军决定提笔实名给区长写封亲笔信。
他在信的开头写道：“记忆中手写的最后一封信距今十年有余，那时我一无所有，虽有彷徨但满心希望，而现在，我衣食无忧却焦虑充塞。”
徐列军在距离坞里村不远的一个村小学做语文老师，是萧山本地几个论坛上比较活跃的网民之一。他曾经因为激进的言论被封帖子，或者要求删帖子。还有一次，差点被警察叫去谈话。
写好的亲笔信，徐列军用挂号信的方式寄给了区长。寄出两天后，4月11日，萧山区疾病控制中心找到徐列军，向他提供了一份数据。
这份数据显示，虽然最近几年来坞里村的癌症发病率逐年上升，但整体趋势并没有高于萧山区其他地方，也没有高于浙江省或者全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是，2008年到2012年坞里村平均癌症发病率是328.30/10万，和上海那家媒体文章中每年有七八个人因癌症去世的报道相差甚远。 徐列军不太相信这份数据的真实性，他还是感觉政府在糊弄他，内心也更倾向于相信记者的报道。所以他很快又找到了韦东英，想亲自核实一下报道中的一些细节，尤其是那份“死亡名单”。
这次见面令徐列军略感失望，韦东英说她手里并没有报道中提到的那份“将近60个人患癌症去世”的名单。统计坞里村癌症病例的工作韦东英只持续到2006年前后，名单里一共有20多个患癌症的村民信息，后面几年的数据并没有更新。
徐列军又在网上联系到《新民周刊》的记者杨江，希望对方能确认这份名单的存在。徐列军保留了和记者的聊天记录，前后一来一往大概十来句，对方始终没有正面回答他那份死亡名单是不是真实存在。
徐列军的认知开始发生变化。韦东英手里那个20多个人的名单，倒是可以和政府提供的坞里村癌症发病率平均328.30/10万的比例对上号。虽然韦东英说“60个人”的数字是村民们后来自发统计的，而且疾控中心也曾经做过统计，结果是56个，跟韦东英他们相差不大。但是徐列军还是慢慢地更倾向于相信政府提供给他的数据。他分析，村民们可能基于癌症的恐惧和对污染的反感，有意或者无意地夸大了这个数字。
2013年7月末，徐列军再次来到坞里村。看到一个老妪在路边，他立刻下车询问：“坞里村每年死于癌症的人多不多？有没有五六个？”
老妪操着难懂的萧山话回答：“那不止的，10来个也有的。”
徐列军愣了一下，转头走进了坞里村的村委会。村委会只有一个叫冯雅利的女干部当班，徐列军说明来意，立刻问了相同的问题。冯雅利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软抄本边翻看边说：“不会那么多。我记得去年我们村一共只死了3个人，其中两个还是死于意外。10来个说的可能还包括住在村里的外地人，和相邻的街村的吧。”街村是和坞里村相邻的另一个村，在更早的时候，街村是附近的一个集市，现在是不同的行政划分。
在冯雅利那里，徐列军看到了一份更完整的数据。那应该是区疾控中心提供给他的数据的“完整版”。这份资料不仅详细地提供了萧山区各个村庄近几年的癌症发病率的数据，还解释为什么村民觉得癌症发病率上升了：除了污染和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近几年来癌症确诊率和人们患病后的就诊率都提高了。
女干部对徐列军说，自己就是坞里村的村民，住了几十年了，如果真的是癌症村自己也住不下去的：“征兵体检只有一个人合格，可说明不了整个村子的人身体素质都不行！那眼睛近视也算是啊！”
这时候，徐列军已经确定政府的数据更接近真相。在网上全程直播了他从看到报道，到跟政府联系，以及后期求证的过程，徐列军最后通过网络发了一个结论：南阳的污染确实存在，尤其是早些年还非常严重，“癌症村”的说法或许是村民在对抗污染企业时为了获取更多关注有意或者无意的夸大。
徐列军的第七封信
去坞里村的路上，徐列军特意去看了村边的小河。和中国大部分地区被污染的城市河流一样，在40度的高温下，颜色暗沉的河水流淌缓慢，不再有河流天然的清凉和生鲜气。虽然河边直径三四十厘米蓝色的排污管道让人心生不安，但是并没有闻到韦东英说起的难闻气味。
“两边都是居民，应该不会像韦东英说的那样，敢明目张胆地排污。”刚刚得到这个结论的徐列军，被住在这条河边的他的一个同事反驳了。
迎着刺眼的阳光，同事带着徐列军到来酷热的“别墅”屋顶上。
“看，就那边，你傍晚开车过去，能闻到特别难闻的味道。”他指着远处一片厂房对徐列军说，排污不是明目张胆，不过也并不会因为他们这些住在河边的人而不排污。有时候村民打了举报电话，排污会停了，但是隔段时间还是继续。
从同事家出来，徐列军有点沉闷，不过他认为这和自己得出的结论并不矛盾。污染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一定是存在的。但是污染和癌症之间的关系呢？他觉得没办法证明癌症就完全是因为污染而来。
徐列军觉得关于“死亡名单”的那个报道是在“消费自己、消费萧山”。
他和坞里村的女干部冯雅利聊天时，冯雅利开了个玩笑，说姑娘们可能会因为癌症村，不想嫁过来萧山了。但是女干部很快补充了一句：不过我们坞里村现在还没有光棍的，想在我们村落户倒还不太容易呢。
浙江萧山自古都是中国的鱼米之乡。20世纪70年代末，以村镇集体经济为特色萧山区的工业发展是改革开放后起步最早的地区之一。来自官方的数据显示，2012年萧山区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超过2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近3倍。
徐列军和韦东英家原来都是有地的农民，工业发展起来后，村子里的地都给了工厂，农民们就有了两份钱挣，一份种地，一份是到工厂做工。他不同意韦东英说的坞里村很少有村民到工厂做工的说法。
“不可能的。”他说。不过，他还是向冯雅利求证了一下：“坞里村在工厂里做工的人多不多？有没有一半？”
听到冯雅利说“那肯定不止的，至少也有三分之二”时，徐列军不由自主地点点头。
“我就觉得不可能嘛。”他说据他所知，虽然有的村民还有地，但是在萧山，自己种地的农民已经很少，大部分村民都会把地承包给苗木公司。自己或者在工厂做工，或者做点生意。
2000年萧山区开始试行村级股份制改革，将村子“公司化”，土地等资源作为公司资产，村民变成股东，每年享受分红。韦东英提到的“村里每年给每人发500元”，冯雅利说那其实就是坞里村每年的分红。
“我们这儿的村子一般都不错，有些富裕的村子分红和福利好得吓人。我丈母娘的村子，看病除了医保，村子里还有补贴。看病不是花钱，是赚钱，去年她看病还赚了几千块钱。”徐列军说，因为分红是按照人头来的，不少当地大学生在杭州或者其他城市上大学，都不把户口迁到学校所在地，有上学期间迁走的，毕业后也都强烈要求把户籍退回原址。
徐列军觉得上海那个报道对萧山的影响太坏了，外人一看，好像萧山都不能待了，但实际不是的。得出自己的结论不久，徐列军分别向当地的公安局和卫生局邮寄了资料，请他们采取必要措施，以挽回影响。没有得到回复后他第二次给区长写了信。在要超过行政机关60天法定履职期的前一天，徐列军接到了回复。在这之前他已经做好了诉讼政府的准备，并且将诉讼书发到了网上。 这次回复徐列军的有区政府法制办、宣传部网络科、环境监察大队以及徐列军学校的校长和教育局的两个人，共7个人。虽然声势浩大，但是结果让徐列军很失望。他们告诉徐列军，如果如徐列军所言，走上诉讼媒体的道路，将会激化和媒体的矛盾关系，对萧山地区的舆论影响不好。
虽然不满意，而且觉得区政府的解释很可笑。但是徐列军觉得他们的理由是真的，自己再坚持下去，也不会有更多进展。不过他也不准备就此结束，他很快又以个人名义联系了新闻出版总署，要求对夸大事实的报道进行处理。
“那份报道让人紧张、恐慌。直到我在网上连续发了我对整个事件的跟进过程，我身边还有网上一些朋友，仍然愿意相信记者的报道。我觉得应该对这种影响有个说法。”
艰难的改变
沿着坞里村后面的钱塘江堤坝向村庄方向望去，已经看不到田野、耕种和牲畜组成的田园风光，那些漂亮的小“别墅”组成的村子，也很像是繁华城市里的居民区。不同的，只是那些房子的背后或者旁边，就矗立着烟囱，或者一字排开的厂房。
徐列军从冯雅利那里拿到的资料上写着：经过三轮环境集中整治和近几年的转型升级，目前南阳化工园区只剩13家化工生产企业，且该13家企业通过调整产品，减少排放的方式，对环境的影响也有了明显的降低。
韦东英没有看到过这份资料，在她的印象中，村子附近的污染一直有增无减。只不过工厂把原来公开的排污变成了偷排，而她家后面的新化工厂也还是该建照建。
“有一次我看到后面有个叫彩瑞化工的工厂要建，牌子都已经挂出来了。我就给环保局打电话，问对方，‘你们不是告诉我坞里村不会再新建化工厂了吗？现在我们家后面的彩瑞化工是怎么回事？’环保局对我说，‘这个名字是不好听，那就把它改成杭州彩瑞吧。’”比起对污染的麻木，韦东英对糊弄她的态度更气愤。
实际上，就在韦东英家的后面，一些工厂的大门紧锁，厂区的空地上野草也有半人高。徐列军说，这几年，不仅坞里村，整个萧山区，对污染都很敏感，确实有一些工厂搬迁和关闭了。
“但是为什么是那些工厂被关闭和搬迁呢？完全是根据污染程度？我看也未必。”距离韦东英家不远的一个化工厂主老板说。
这是一家与南阳化工园区差不多历史的工厂，和韦东英的感受相反，他觉得政府对治理南阳镇的污染确实是下了功夫，刚刚建厂的时候，不管是企业，还是附近的居民，都对环境污染没有什么认识，政府也不太重视这件事。从2000年开始，工厂的日子就不怎么好过了。
“不要说那些实力比较小，污染特别严重的小企业，就是我的这个规模和实力都算比较大的工厂也因为污染问题被罚过好几次，关过好几次。”
“据说，今年新的区政府领导们还是把环保作为重点工作，准备在今年关停200家不合格企业。但是让一个企业关停或者让搬迁不是南阳镇政府和萧山区政府能左右的。杭州市重点引进的企业，你萧山区敢动吗？更不要说省里或者国家级的。关停和搬迁不是看污染有多严重，还是只能先从最没有背景的当地企业动起来。”
在萧山区环保局“关于南阳化工区（南阳坞里村、赭山社区）环境状况的情报汇报”中，这家化工厂作为“主动调整产品结构，研发和生产轻污染产品”的正面例子来说明南阳镇治理污染的成就。
“我们当然愿意生产低污染产品，我们既然研发出来了，肯定是知道这么做的经济效益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层层审批阻碍着这些低污染产品上市。你看这事情挺奇怪吧？政府既希望快点解决环境污染，又不放开手脚让我们赶紧去做。我们一个低污染的新产品研发成功后能在3年内真正投产，就算非常快了。”
这位一定要求隐去姓名的化工厂老板说，政府对污染的治理有点不得要领，他们管得太多，但是不讨好。按照国外的模式，只要管住工厂里最后出来的废水、废气合格就好了，至于这个产品是什么产品，他们用什么技术，政府不是专业的，就不要去审批了。
“审批制度的弊端是，企业本来可以投入再生产的那部分利润都用在了应付政府公关上，效率降低了，利润摊薄了，谁还有能力在处理污染上再去大力投入？”
那些搬离南阳镇的化工厂，大部分搬到了远离居民聚集区的钱塘江口。不管韦东英是否承认，这至少代表当地政府对污染问题并非完全毫无知觉。
至于这种态度的表示是否和韦东英的激烈抗争有关系，就有点像癌症和污染的关系了，虽然很多人都知道二者是有一些关联的，但是究竟有多大的关系谁也不敢，也没办法说清楚。
但是，对企业来说，污染还在继续，不过是换了个地方而已。化工厂的老板说，就目前的技术而言，想把化工厂的污水处理达标是不现实的，因为化工污水成分复杂，处理起来的技术要求很高。而且，现在国家的污水处理标准还存在问题，某些剧毒成分反而不在检测范围内，所以很难说经过污水处理厂的水就完全没问题。
从来没有企业老板这么恳切地跟韦东英谈过污染治理的问题，但是韦东英有自己了解污染治理知识的途径：“有外国记者过来看了之后，说韦大姐，你不要闹了，没用的。像你们这里的工厂污染，再造了跟南阳镇大小一样的污水处理厂都没用的。”
“谁能跑得了？”
在政府报告里，投资建造污水处理厂，仍然被看作是政府对环境保护上做出的最直观的努力。
2007年，萧山区曾经通过萧山水务集团，收购了东片4家私营污水处理厂，并将这4家污水处理厂处理的污水并入了国有大型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4家私营污水厂之一的航民污水处理厂，是瓜沥镇航民集团下属的一个子公司。航民集团是航民村的集体经济产物。这个被叫作“首富村”的地方，从20世纪70年代末创办企业，到今天，旗下已经拥有纺织、印染、热点、冶炼等多个公司，其中集团控股的浙江航民在2004年成功上市。
2002年初，航民污水处理厂建成投产的消息，是作为中国农村经济繁荣发展的侧面写照来报道的。当年的《人民日报》上写道：“一个村拿出如此巨资建环保项目，这在中国农村实属罕见。” 即使没有新闻报道的强调，沈小青这辈子也不会忘记航民污水处理厂建成的时间。因为建造航民污水处理厂，她不得不搬离建成不久的4层楼房。她曾经试着拒不搬家，但是建成的污水处理厂和她家只隔了一条不到5米的小巷子，污水厂飘过来的气味儿刺鼻难闻，根本无法正常生活。
沈小青是紧邻着航民村的另一个村子的村民，很多年前就在绍兴做布料生意。
从萧山沿着钱塘江一直延伸到绍兴一代，是著名的布料纺产业集群。那里生产的服装服饰，被贴上国际品牌的商标，就成了时尚和品位的代名词。很难说是因为布料纺织企业开启了印染和染料产业，还是因为印染和染料产业的发达，才形成了这样特殊的产业的集群。反正，在沈小青生活的周边，从事布料生意的人不是少数。
沈小青搬到距离航民污水厂几百米远的一个新地方安家，她为新家花了更多心思。直到去年，她的新房才彻底装修完工。记者看到，这个据说花费了150万元的“别墅”是一个真正的别墅，客厅里四个仿红木沙发次第排开，黑色的大理石墙面和看起来颇为考究的顶灯，都能证明150万的建造费不是胡说。
这个花了巨资建成的房子，沈小青却说自己不敢住了—就在她的新房子附近，一个和航民污水处理厂同期建成的污水厂，是2007年区政府将4个污水处理厂并入的国有污水厂之一。“并入”的意思，就是整体搬迁。这意味着沈小青又一次被笼罩到污水处理厂的环境里，而且这一次比上一次更糟。
沈小青是在知道了搬迁消息后找到韦东英的。在她的心中，韦东英是能扭转这件事的最后希望。不仅是沈小青，每年因为环境污染而找到韦东英的人来自全国各地，他们都像沈小青一样，把韦东英当成最后的希望。
就像“绿色浙江”给韦东英的感觉一样，韦东英对这些找上门的人除了同情，和帮他们联系记者，也并没有更多办法。
2013年7月25日，天气预报称萧山地区当天最高温度达到了40度。中午1点钟，韦东英给沈小青打电话，告诉她有几个记者答应过去看看。30分钟后，满脸是汗的沈小青赶到了韦东英家里。她一边擦汗，一边问韦东英：“你说有用吗？”
尽管如此，她还是跟韦东英一样，并不吝惜地讲述自己的遭遇。她说因为自己是做生意的，萧山市区里还有房子，平时大部分时候都住在那里。韦东英打电话的时候，她也正在萧山市区，村里新修的房子是很好，却不敢住，甚至平时连窗子都不敢开。
“怕死了的，那个空气不敢多闻。”在赶去韦东英家的同时，沈小青还叫来了七八个住在污水处理厂附近的村民。这些村民是瓜沥镇运西村的村民，他们的房子与沈小青的新家一条马路之隔，几乎是紧贴着污水处理厂。
“住在污水处理厂的4个村小组，得癌症的人非常多。我住得这么近，怎么办？现在不是得没得癌症的问题，我们就是等着，没检查出来那是运气，反正可能今天是你，明天就是我了，谁能跑得了？”
沈小青现在已经不做布料生意了，国内的布料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没有价格优势，一些东南亚国家和印度能制造出价格更低的商品，她的外贸生意也越来越不好做。
因为反对新家附近的污水处理厂扩建，沈小青去过很多地方，找过很多人，从镇长办公室，到萧山环保局，还去找人民日报的记者。一圈走下来没有结果。50出头的沈小青越来越生气，评论起事情像一个愤怒的青年。她告诫后辈们：“不要去考公务员，没前途！”
她没有把人先带到家里，而是直接把车开到了航民污水处理厂的门口。指着墙壁上几个大大的“拆”字请人帮她拍照。
“一定要拍到那个‘拆’啊”。身材微胖的沈小青站在正午的太阳下满脸是汗，一边指挥着拍照的人怎么拍，一边不忘叮嘱。
看到路边一个大粗管子，她又立刻停下车。对车里的一个记者说：“你们去拍，这种管道就是要埋到我们家旁边的，现在已经把这种管子给埋好了。以后这个管子里都是污水，这么多污水，你想多可怕啊。你们去拍一张一个人钻到管子里的照片，这样能看出管子有多粗。”
与沈小青家隔街相望，与运西村村民一条小巷相隔的污水厂附近，放着几根黑漆漆的管道，那是在村民们的反对下，被迫停下的施工现场。
一个叫黄小娥的村民说：“2001年建这个厂子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影响这么大，不知道污染的严重性，现在大家都吃了苦头了，怎么还能这么做呢？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在村庄附近建污水厂？”
从知道扩建污水厂的消息后，村民们用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反对和阻止，他们从镇政府上访到省政府，派人守着施工的地方，拍污水管道爆裂后流出的颜色诡异的水。黄小娥觉得就算是不能关掉现有的污水厂，至少不能再扩建了。
为了准备上访的资料，运西村的村民统计了污水厂附近4个村组的癌症名单。在这场持久的举报和上诉中，刚刚大学毕业的红霞负责资料统计工作。她统计出来的数据显示，从2001年建成污水处理厂之后，4个村小组100多户家庭，有7个已经因癌症去世，仍在治疗中的有10个，10个中有4个是2013年7月和8月刚刚确认的。
致富的代价？
这个数字吓到了一直不相信“癌症村”说法的徐列军。
“如果这个数字是真实的，那么说明那个地方是癌症村无疑。”但是他还是准备亲自调查一下再说。在他的心里，这实在是一个不愿意相信的事实。
“我们不知道这到底算不算癌症村，但是从我们直观上来说，村子里现在的状况实在是太让人害怕了。”红霞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她堂姐的女儿，4个月大的时候，检查出脑子里有水泡，医生说是因为污染。另一个是堂哥的儿子，11岁，和污水厂的年龄一样，因为骨骼偏小到医院检查，医生说体内的铅含量严重超标。
运西村和韦东英的坞里村一样，房子漂亮又整齐，即使距离污水厂最近的4个村小组，从外观上看，也完全看不出那里正笼罩在癌症的阴影下。一个54岁的村民说，现在大家很少种地，不是不想种，是有的地已经没办法种粮食了。因为翻开土壤，地下都被染上了怪异的颜色，看着都吓人，那样的土地上长出来的粮食，谁敢吃呢？
和萧山其他地方一样，村里的地承包给了苗木公司。“幸好有这些苗木，不然可能会更糟。”
两个礼拜前刚刚被确诊为癌症的一个村民对记者说，家附近的污水处理厂和民航的污水处理厂是同时期建造的。没有污水厂之前，他好像从来没听过村里有人得癌症的消息。但是最近几年，越来越多。他说，准备拆了污水厂的民航处比他们好不到哪里，虽然是首富村，但是该得癌症的还是没跑得了，唯一不同的是人家村子里有钱，看得起病。
“但是，这是癌症。你说这不是因为污水厂吗？我们这里以前河流是可以洗菜的，现在院子里自家种的菜都不敢吃了。听说地下水也被污染了，但是怎么办？我们都怕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轮到自己了。”和他年纪相差一岁的男人说，平时是没胆子去医院检查，一旦觉得哪里不舒服了再去检查，那确诊出癌症的可能性几乎就百分之百了。
运西村不算是萧山最富有的村子之一，胖乎乎的村主任说，运西村的集体经济在萧山区算是比较差的，村民每年几乎没什么分红。尽管如此，村民们在生活上并没有太多障碍。附近的工厂带来了商业机会。黄小娥在家门口开起来的小卖铺生意不错，与他们家关系不错的另一个村民，利用与萧山机场便利的交通条件，靠包车生意也能讨得到生活。
但是，这一切在黄小娥看来，一点也不值得高兴。站在污水厂的污水池边，她捂着鼻子说：“如果早知道建了这个污水厂会这么倒霉，我们宁愿放弃这些工厂什么的，回到以前那种耕地劳作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