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制统一“有碍引资”遭延迟
　　
　　甚嚣尘上近2年的中外企业所得税并轨（简称“两税并轨”），近来平息了下来。但作为主管外资工作的商务部所受到的指责并没有因此而停歇，因为很多人士指出，此次没能实现两税并轨的主要原因是商务部的阻挠。
　　“我们并没有阻挠两税并轨的步伐，商务部只是出于保护吸引外资的立场，提出要展缓并轨，因为现在对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只有税率的优惠，在中国还需要外资的今天，这种最后的优惠有必要维持下去。”商务部有关人士对《财经时报》作出了上述解释。
　　商务部有关人士同时向《财经时报》记者透露，两税并轨依然是大势所趋，“三四年之内将会实现”。这位人士对《财经时报》指出，商务部并不是像外界所说的那样，“反对两税合并”，商务部的态度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的外资政策不宜出现大的变动。
　　商务部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如果再取消税收优惠，势必会对中国吸引外资的力度造成负面影响”。
　　此前一些部委提出，取消外资企业的所得税优惠，不会影响到外资进入中国的看法，因为很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并不是因为税收优惠，而且按照跨国公司所在国的法律，这些公司的利润在汇回本国后，还需要再次上税。
　　商务部的人士对此则指出，中国已经同100多个国家实行了“税收饶让”制度，也就是一个企业在中国缴税后，就不必再向所在国征税。因此，中国的税收优惠政策还是给了外资企业一定的特别利润空间。
　　此外，大的跨国公司由于资本的规模效应，对于税收优惠也许并不介意，但来中国投资的很多都是中小企业，8%的税收幅度对于一个中小企业是不能忽视的诱惑，因此商务部认为，一旦取消税收优惠，这部分外资可能就会转向印度、越南等有税收优惠的地区，这无疑将影响到外资进入中国的热情。
　　两税并轨之后，由于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的提高，势必会影响到那些“假外资”进入中国的速度。“在这一点上，商务部和其他部委，没有任何分歧”。
　　“假外资”是指那些通过其他渠道“走出国门”，而后以外资身份回到中国投资设厂的中国企业的资本。商务部有关人士认为，这种“假外资”其实也算是外资，因为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只要来自中国关境之外的资金都是外资。“同时，这种外资也确实对中国的经济起到了作用”。
　　“假外资”是对税率最为敏感的资本，一旦“税率升高，这些资本一定会立刻撤离”。除了来自美国的压力之外，商务部正是基于以上种种考虑，才提出暂缓两税并轨实施的建议。
　　商务部有关人士同时证实，地方政府对于外资的渴望，是中国政府决定维持现状的关键原因。这位人士分析认为，地方政府不赞成两税并轨立即实施的主要原因是，两税并轨限制了地方政府通过地方性的优惠措施吸引外资的空间，而中国的中西部地区目前缺乏资本，利用外资弥补仍是重要手段。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需过政治关
　　
　　在2004年年初中国上市公司深受市场青睐的鼎盛时期，一家中国国有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士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中国上市公司受追捧的热潮中，外国投资者和中国政府是两个最大的受益者。
　　为了搭上中国经济这班快车，外国投资者投资数十亿美元买进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股票。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在鼓励顶尖的大型国有企业赴海外上市，这样做既是为了筹集资金，也是为了提高这些公司的治理水平。
　　然而，中国航油在石油衍生产品交易中发生重大损失，凸现出中国公司在治理上的薄弱之处，而不是优势。
　　分析师们表示，一大问题便是中国的上市国有企业仍然没有把股东权益提高到超越政治考虑的层面上来。这是因为中国上市公司同母公司和中国政府有著千丝万缕的联系。今天，某人可能还是中国上市公司的最高管理者，明天就有可能成为中国某个省的省长。还有，相互竞争的几家电信企业的管理者可能职位相互对调，而不用去理会股东们是否知道和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件事。
　　


　　尽管接二连三的丑闻促使一些人士提高了警惕，但大多数中国国有上市公司的股价并未出现大幅下挫的局面。外国投资者钟爱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股票是因为这些企业往往在中国国内市场上占据统治地位。但一些分析师提醒说，市场地位和管理水平是两码事。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巍表示，投资于那些尚未经受过真正的市场竞争考验的企业从长远来讲可能具有风险。
　　
　　三峡库区产业空心化矛盾凸现
　　
　　国家将给予三峡库区后期扶持资金，6年共为30亿元，加上从三峡的发电收入中抽取一定比例资金，总金额将超过50亿元。
　　“国家对三峡库区后援支持首笔5亿元将于12月15日到位，这种资金落实的速度是从未有过的。这是因为万州事件的爆发，使得三峡库区产业空心化的矛盾引起了中央高度的重视。”熊建立对第一财经日报说。熊建立是重庆市万州区人，现任重庆三峡学院三峡移民经济开发研究所所长。他从1993年就开始进行三峡库区经济的研究。
　　10月18日，位于三峡库区范围内的万州因临时工冒充公务员殴打进城务工人员，引发了一起严重的群体性事件。
　　一位三峡研究的权威专家指出，“万州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而是三峡库区产业空心化矛盾凸显的表现。”
　　三峡二期移民工程完工后，三峡移民已经搬迁过半。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近日的统计显示，三峡移民迁建工程已经完成80%。“移民解决住的问题了，就开始考虑工作，考虑长期的生存问题了。”重庆市不少三峡问题专家均认为，由于产业空心化，三峡库区下岗人数众多，对生活状况的不满情绪正在积累。
　　重庆市丰都县，位于三峡库区“腹地”，属三峡工程二期、三期搬迁的移民城镇。县城机关以及居民，绝大部分在2002年进行搬迁。
　　新建的丰都县城很漂亮。当地群众说，“丰都县是三峡库区新建城镇中规划最好的，但很多人没有工作。”在距离县政府10多分钟路程的很多街道上，很多店铺便宜到租金每月只有100元，却没有人租。
　　“经常会有职工聚集起来，向企业要补偿或者向政府要工作。”当地居民说。
　　根据重庆市的规划，库区1397户工矿企业，保留发展的只有389户，不到企业总数的三成。其中破产关闭802户，占57%；资产重组减少206户，占15%。
　　“在搬迁过程中，形成了一个错位，”熊说，“原有产业重新恢复有一个过程，产业的新发展与移民搬迁无法同步，形成了空白区，也就是新建的区县出现了产业空心化。按照移民条例，对移民承诺两个不低于：不低于原来生活水平；不低于搬入地居民最低生活水平。事实上，相当部分的移民无法达到这样的生活标准。”
　　熊建立2003年对重庆一个全面搬迁的镇进行了调查，发现该镇政府通过多渠道，才筹集到最低保障金316391元，人均1年只能领到60.43元，最低的只有20元。而2002年重庆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为185元。
　　2004年12月初，有消息说，国家发改委出台了《关于三峡库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为一个地区制定一个规划，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而且，规划是发到全国各省市的。同时，到库区发展企业，国家将给予一定的资金补贴，补贴总金额高达50亿元。
　　对于以上消息，重庆市有关方面态度很谨慎。“50亿元，从资金总额来看并不是一个大的数目。”熊建立说，“关键是，国家对三峡库区，在支持的领域方向、项目结构上有了新的变化。”
　　据熊分析，国家在三峡库区经济建设上开始摒弃以往坚持的“葛洲坝经验”，即不再仅仅强调农业以及农业相关的工业方面的发展，扶持产业从政府主导型改变为市场主导型，开始注重当地的产业体系的完整性。
　　其实，早在1992年三峡工程开工前，国务院就发出号召，要求全国各省市、国家各部委要通过多种形式支援三峡库区的移民搬迁和库区建设。但是，一些欲落户三峡库区的全国名优企业，通常打个转就离开。“地方政府的干扰，成了投资者抱怨的重点。”熊建立说。
　　
　　中国的钱没那么好赚！
　　
　　最新研究显示，外国公司在中国的盈利近年来显著增加。不过，在中国赚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项研究是独立研究刊物《中国经济季刊》发表的，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美国公司。研究结果发现，美国公司在中国的盈利总额从1999年的19亿美元增加到了2003年的44亿美元；如果把版税和专利费等收入也计算在内的话，2003年的盈利总额为82亿美元。《中国经济季刊》总编周博（Joe Shudwell）说：“我们以前的研究曾发现，截止到90年代中期为止，美国公司在中国的盈利总额还是零。1999年盈利开始迅速上升，但是因为基础太低，所以尽管增长速度很快，但盈利总额并不高。”
　　周博说：“中国几乎所有东西都是供大于求，这就是为什么沃尔玛这类公司从中国买进廉价商品，卖到美国和欧洲能赚大钱，但在中国市场里却赚不到钱，因为中国市场的供大于求减少了公司的利润。供大于求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的信贷过剩，另一个原因则是缺少公司破产，很多赔钱经营的公司并不走破产这条路。”周博还补充说，跟大型跨国公司相比，小公司在中国市场的表现反而比较好，因为它们没有可以浪费的闲钱，所以投资运作比较扎实。
　　


　　《投资与合作》：3G变局
　　据有关方面估计，如果两三年内中国3G用户达到4000万的话，3G移动终端的销售总额可能超过5000亿元人民币。由3G带动的相关产业，可能超过1万亿美元。中国这个潜力巨大的市场采用何种技术标准问题，就成为争夺未来利润乃至超额利润的问题。对于WCDMA和CDMA2000来说，高通、爱立信、西门子等在3G产业中拥有大量技术专利的海外公司，不论那种标准最后成为中国的3G技术标准，这都意味着它们将获得比过去的1G和2G更为丰厚的利润来源：既有知识产权带来的收益，又有设备终端带来的利润，还有用户增长带来的利润量的扩张。
　　但是，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左右这个市场的主导者—国有资本还没有看清楚市场需求，没有计划如何保持现有移动运营商的利益之时，每一次冒然的决策都会存在很大的投资风险。
　　
　　《经济》：谁在帮耐克狙击中国
　　一个案件引发了对跨国知识产权在中国所受到的“过度保护”的强烈质疑。判例给中国大批靠接受外贸订单、从事定牌加工业务的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将不可估量。
　　快两年了，张勇强一提起那个案子还是愤懑不已。在2002年12月审结的“耐克滑雪夹克商标侵权案”中，他的浙江嘉兴银兴制衣厂被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侵犯了美国耐克公司的商标权。他始终不理解这个判决的逻辑。尽管只有初中文化，对知识产权不甚了了，可是仅从常识角度，他也不承认自己到底侵犯了谁的什么权益。学者们警告说，深圳的这起判决可能会形成一个危险的判例，将对大面积的中国企业、从而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构成威胁。
　　张勇强和他的那个制衣厂就是受伤害者。实际上，在这个有关知识产权的跨国保护的案子中，张勇强并不是主角，真正的两个主角——美国耐克公司和西班牙CIDESPORT公司，在中国深圳的判决下来之前，分别在西班牙和荷兰进行了两场性质极其近似、且有相当连续性的司法对决。耐克公司在西班牙输了，在荷兰也输了，在中国却赢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深圳的这起判决赫然列在2004年4月27日广东省知识产权办公室公布的“知识产权侵权十大案例”中，成了广州省“大力保护知识产权”的一个光鲜证据。
　　《商务周刊》：教育产业化：天使与魔鬼之辩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定，中国教育改革也正式开始了教育市场化的尝试。但是在中国教育整体规模迅速膨胀壮大的同时，中国教育改革却越来越偏离既定的轨道，教育的本来面目和传统内涵被各种力量严重扭曲，学者们曾经设想的“教育产业化”在中国出现了“南橘北枳”的现象。曾经的“天使”怎么变成了“魔鬼”？
　　


　　“教育产业化”在这些领域被泛化和异化，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种利益主体普遍误读和扭曲了“教育产业化”，这一切的现实原因是教育财政体系失衡和规范的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系统缺位。但在这背后，中国教育改革的“经济主义路线”，则是造成教育价值失衡、教育行为失范、教育品质恶化的根本原因。
　　
　　《财经》：入世三年得失辨
　　“三年过渡期”结束了，中国对世界的开放承诺究竟履行得如何？在开放的压力之下，国内各行业内部的改革进展是否理想？
　　根据入世条款，中国决定在三年内全面或部分开放的行业，包括银行、保险、电信、分销零售、证券、铁路公路运输、旅游、建筑、音像业和教育业。现状显示，中国基本上履行了入世承诺，相关法律条文的修改完善工作均按时间表配套进行。然而，除了零售、音像等少数领域，大多数行业的开放在时间表上都是“从前不从后”，站住了三年最后期限，鲜有提前开门者。
　　由于开放进度不一，改革进展有异，既定开放的行业三年来走出了不同的轨迹。
　　证券行业对外承诺的开放程度有限，入世后压力不大，行业改革基本没有启动，业内争论的焦点在于“未来是否开放”。石油、保险和银行在三年过渡期之后，将承受较大压力。目前，三个行业的改革均在进行中。保险已对内资放开，石油业形成三寡头局面，银行业重组改制终于起步。但总体而言，行业变革较慢，“过而不渡”明显，改革有待在未来两年中提速。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研究部曹晓曦认为，过去三年，中国的石油化工行业并没有感觉到太大的入世冲击，原因在于外资最主要的竞争体现在成品油零售和批发环节。“化工领域入世前已放开配额限制。入世后，由于国内需求增长迅速，中国石化企业的产品销售依旧顺畅。”整体而言，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大地认为，中国的石油企业未能充分利用三年的保护期为入世做准备，三年中忙于高涨的油价，忙于扩大地盘，经营质量、企业内部的运行机制却未见根本改观。
　　汽车和农业是关税降低后受冲击最大的两个行业，但由于关税逐年减让，未来影响不大。特别是汽车行业，对内对外的实际开放程度很高，资本进入在过去三年中相当活跃。中国入世承诺对外资全面开放汽车分销，外资可不通过中介代理商，直接从事汽车及相关产品的进出口及国内营销，并可进入批发零售、售后服务、维护保养和运输等与分销相关的整个服务领域。
　　有专家认为，服务贸易承诺目前弊端已非常明显。“我们在服务贸易方面的承诺实际是打压了自主品牌的发展。”一位接近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学者说，“未来的效果将是致命的。”
　　零售、传媒和音像均属主动提前开放的行业。零售业从入世之前已开始对内资与外资开放，实际开放进程快于入世时间表，目前已形成国有、民营和外资三足鼎立的局面。而传媒音像虽在谈判中承诺开放程度有限，现已走在当年承诺的前面，国内外资本相继进入，局面火热。
　　铁路与公路运输的状况相当复杂：铁路行业在入世中承诺了大幅开放，现实的引资需求也相当强烈，然而由于行业仍属政企合一，整体改革启动迟缓，国内外资本均倚门而望，未有大步前行者。直到目前，中国仍未有一条外资参股的合资铁路。而公路采用项目融资方式，开放较早，融资前景看好，却因公路运输服务业市场远未规范，外资进入亦小心翼翼。
　　旅游与建筑的开放，显示了某种表里不一的特征，门看似已开，而关键业务和环节障碍凸显，加之行业主体太散，竞争激烈无序，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外资进入亦是步履维艰。
　　时至三年，中国入世走了多远？人们观念的变化已经清晰可见。但《财经》调查显示，行业的真实开放度恰与改革进展成正比，很有些行业已经悄然进入发展快车道，而“重点行业”享“保护期”之荫庇，所以冲击有限，改革也相对缓慢。
　　


　　《新财富》：中国资本输出 昂贵的海外投资
　　目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存在着种种风险，海外扩张的“成本”到目前似乎还不是第一、甚至也不是第二考虑因素，“走出去”本身似乎比“走得合不合算”更重要。当然，跨国投资的“学费”肯定要交，甚至头一批或几批跨国投资项目中不少最终可能要失败，但问题是，由不同企业去“交学费”，其成效与收获会差别极大。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海外扩张，为了保证制造品质量和品牌价值，对海外投资的企业进行内部控制的必要性会较高；而资源性企业的产出并不是与大众市场打交道的消费品，对这些海外投资企业的内部控制之必要性没那么高，如果持股反而增加了中国企业海外产权的风险，那么不妨以保证资源供给为首要目标。
　　跨国投资风险巨大，需要创新和探索精神，理想和有效的方式是由政府提供某些风险资本，但由民营企业去具体“跨国”投资经营。
　　
　　《环球企业家》：教父退位
　　刚过完60岁生日，华人企业世界级品牌的塑造者、全球IT界在位最久的CEO施振荣将宏碁的权杖交给了王振堂以及一个意大利人兰奇，正式退休了。“一个时代结束了。”但是那些中体西用的管理理念以及考量企业竞争力提升的“微笑曲线”，均已融入今日不少华人企业的血脉。他为之投入主要精力的中华智融集团更将会专注企业传承的事业，期待将施“龙腾国际，龙梦成真”的梦想复制并放大。
　　


　　太多的美誉送给了这位创办并执掌宏碁28年，见证了几波IT产业景气循环的华人企业领袖: 他被誉为台湾高科技业的“活化石”——没有他，就没有台湾的IT工业；他代表着台湾年轻人逐梦的完整过程，也代表台湾公司治理的新文化；他领导的宏碁更被誉为华人企业全球化的最佳典范——在全球化的同时仍保持传统华人商业文化的关键要素；他是残酷商界里“人性本善”的代名词，其身上的宽容、慈爱和温厚让很多企业家望尘莫及。
　　
　　《新财经》:A股估值的国际比较
　　面临开放压力，历经三年连续下跌，1300点的中国股市将何去何从？
　　随着QFFI的引入和QDII开放的呼声日高，A股的国际化——即某种程度上的资本开放已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在这一背景下，A股的整体估值会发生何种变化，换言之，A股的走势将因此受到何种影响，向下、向上还是大体如故？围绕这些问题，从人民币升值预期论到成长推动论、再到A股含权论，国内各方观点不一，众说纷纭。
　　事实上，要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必须将视野拓展到全球化的角度，研究尚属封闭市场的中国A股，在其定价体系与国际接轨、融入国际资本市场的过程中可资借鉴的国际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