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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东海褰冥氏、通眉比丘、寥天一阁主等。在这些名号中，华相众生和通眉比丘都打上了鲜明的佛门印记。
谭嗣同一生33年间，如此淬炼自己的身心：先是寒窗苦读，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于学无所不窥，对湖南先贤王夫之的学说尤为心折。18岁时，谭嗣同在《望海潮·自题小影》一词中写道：“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忽说此人是我，睁眼细瞧科。”20岁后，谭嗣同壮游天下，饱览名山大川，寻访岩穴幽隐之士，“足迹遍西域，抵掌好谈兵”，幸获文天祥生前使用过的“蕉雨琴”和“凤矩剑”，跟王五（王正谊）学习刀法，跟胡七（胡致延）学习拳术，向吴雁舟、杨文会请教佛学真谛，转学多师的结果便是成就文武全才。在《日颂》中，谭嗣同细列一天的时间分配，可见其治事之精勤和学佛之精进。在这份日课安排的详表中，谭嗣同朝夕不懈怠，晨昏不虚度，治事、习艺勤勉，学佛尤其用心。他知行合一，在江宁（今南京）著《仁学》，阐述惊世骇俗的激进思想，摆脱专制樊篱，戛戛乎独造。有一点特别值得留意，那就是他对“仁”的释义径直突破了儒家的樊篱和疆域。《仁学·自叙》开宗明义，谭嗣同从字形入手，训“仁”“元”“无”三字，都是从“二”从“人”，乃是三教（儒教、基督教、佛教）之核心。佛门至为广大，可以统领孔子、耶稣，将彼此之间成仁的隔墙打通，不再拘囿于一隅一户一域。佛界之性海，包罗万千，但凡山河大地、人欲天理，无所不容，释迦牟尼之为“能仁”，普度众生，实堪称大仁大德。谭嗣同的《仁学》以儒学、墨学、耶学为砖瓦门窗，佛学才是栋梁基础，至仁为佛，是其立论的大本正源。
勇猛侠士
谭嗣同自觉涤净了旧时代官宦子弟身上常有的不良习气，他不嫖妓，不纳妾，不赌钱，不吸鸦片，不玩物丧志，生命俊朗而刚强。他致书好友沈小沂，这样写道：“嗣同幼娴技击，身手尚便；长弄弧弦，尤乐驰骋。往客河西，尝于隆冬朔雪，挟一骑兵，间道疾驰，凡七昼夜，行千六百里。岩谷阻深，都无人迹，载饥载渴，斧冰作糜。比达，髀肉狼藉，濡染裤裆。此同辈目骇神战，而嗣同殊不觉。”唯侠气鼓荡于胸的勇士，才能具备这样强悍的意志力。
谭嗣同剑胆琴心，侠骨刚肠，一柄凤矩剑伴他走遍江南塞北，自制的崩霆琴和霹雳琴常伴随左右，还有那把旷代罕觏的蕉雨琴，文天祥曾用以弹奏过雅乐与悲声，是他万金不售的珍藏。他仰慕文天祥的浩然正气，不必怅叹知音异代不同时，只要手抚铮铮弦索，就能听到彼此心灵金玉相振的锵锵和鸣。
一位青年志士，书剑合璧，文武兼资，不干大事就是浪费生命。同样是30岁，明朝末期，异族入侵，复社成员侯方域意志消沉，身陷泥坑，自署“壮悔”；清朝末期，国事蜩螗，维新党人谭嗣同“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自号“壮飞”。一字之差，两人的精神境界判若云泥。壮飞，壮飞，其直上青云的鹏翼要冲决俗世的网罗。
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仁学·自叙》）
在专制时代，别的且不说，要冲决“君主之网罗”和“伦常之网罗”，绝非常人的勇气和力量可以做到。典籍累累如丘山，谭嗣同最喜欢的一部是遭到历代儒生狙击不休、攻讦不厌的《墨子》。墨家有两派，一派“任侠”，一派“格物致知”。谭嗣同勇于实践，有墨子摩顶放踵的任侠精神，能忍大苦楚，能耐大寂寞。他创办湖南强学会，受到本地劣绅叶德辉等人的百般刁难，他在浏阳办算学社，响应者寥寥无几，他在湖北赈灾如杯水车薪，更令他啼笑皆非的是，父亲谭继洵花钱为他捐了个候补知府，硬生生地把他塞进肮脏的官场。因此他“忽忽如有所失”，精神愈觉窒闷。所幸他在北方游历、访学之后，结识了许多硕德博闻的高人，其中西方的传教士对他有正面影响。他在天津考察了铁路、轮船、工厂，眼界大开。他还和梁启超、夏曾佑等友人探讨新旧学问和吸鸦片、裹小脚之类的社会问题，有时争得面红耳赤，吵得沸反盈天。
在谭嗣同心目中，任侠即是“仁”。曾有人称赞，谭嗣同所著的《仁学》是中国19世纪末的“人权宣言”，其激进的民主思想，即使置诸今日，仍堪称先进。“民贵君轻”和“君末民本”的思想失传了两千多个春秋，在漫长的封建专制时期，通读圣贤书、口口声声子曰诗云的儒家子弟助纣为虐，冷血的统治者钳制思想，桎梏人性，荼毒生灵，将偌大的国家变成病态、邪恶、压抑生机的人间地狱。
……故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仁学·二十九》）
明清之际，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提出“非君说”，其结论十分大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清初思想家唐甄更是憤然斥骂：“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封建专制君主挟天下为私产，视国民为奴婢，逞其淫杀之威已太久太久，谭嗣同侠义为怀，再也忍无可忍。于是，他借用法国大革命时代最勇毅的志士丹东的壮语大声疾呼：“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仁学·三十四》）谁说谭嗣同只是温和的改良派？他才是狂飙猛进的革命者。《易经》中的那句系辞“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被他屡次引用。对于铁血专制，谭嗣同连亿万分之一的好感都没有。
故华人慎勿言华盛顿、拿破仑矣，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若其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儒者轻诋游侠，比之匪人，乌知困于君权之世，非此益无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败！言治者不可不察也。《仁学·三十四》）
谭嗣同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侠者，在封建末世，他是极其醒目的异数，那些留着长长的“猪尾巴”（辫子）、饱读圣贤语录、善作八股文的士子，众口一词地嗫嚅“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而他昂臧于天地之间，高揭“民主”和“自由”旗帜，满怀“大同”理想。 然为各国计，莫若明目张胆，代其革政，废其所谓君主，而择其国之贤明者，为之民主，如墨子所谓“选天下之贤者，立为天子”，俾人人自主，有以图存，斯信义可复也。（《仁学·四十四》）
最有意味的是，他从庄子“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一语中，悟出“在宥”是“自由”的转音。这种不拘一格的灵活性，显然是那些做定了奴才而窃窃自喜的儒生所不具有，也害怕具有的。
智慧佛子
1896年8月，谭嗣同只身前往金陵，拜在著名居士杨文会门下研究佛学妙谛。谭嗣同心有灵犀，善于钻研，能够举一反三，闻一知十，以此天资学佛，何患无成。
嗣后，谭嗣同辗转南北各地，再回金陵，著述《仁学》，打通儒学、墨学、佛学、耶学等中西学说的隔墙，“而别开一种冲决网罗之学”。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在日记中描绘谭嗣同，可算抓住了特质：“高视阔步，世家子弟中桀骜者也。”谭嗣同不肯迷信权威，也不肯崇拜偶像，他说：“合乎公理者，虽闻野人之言，不殊见圣；不合乎公理，虽圣人亲诲我，我其吐之，目笑之哉！”他醉心佛学，是因为他认识到佛学博大而精微，方整而圆通，是超乎众学之上集大成的智慧，完全贴合他的心性。佛教强调大无畏，他写信给恩师欧阳中鹄，有这样一段话：“佛说以无畏为主，已成德者名大无畏，教人也名施无畏，而无畏之源出于慈悲，故为度一切众生故，无不活畏，无恶名畏，无死畏，无地狱恶道畏，乃至无大众威德畏，盖仁之至矣。”拥有了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并未步康有为、梁启超之后尘，亡命海外，他毅然选择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甘心为中国变法流第一滴血。
晚清时期，不少社会名流学佛参禅，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章太炎、杨度，谈空说有，蔚然成风，但他们学佛，多半是为了寻求哲学思想方面的释疑解惑，谭嗣同则更进一步，寻求的是精神上的淬火加钢。梁启超说：“佛教本非厌世，本非消极，然真学佛而能赴以积极精神者，谭嗣同外，殆未易一二见焉。”学佛的人应该是百分之百的行动者，学佛不仅为了度自身，而且为了度群生，只要恒沙万众仍在苦海中挣扎，则愿心愿力不减丝毫，这才是学佛者积极的态度。若将它视为静态的学问，就算皓首穷经，通晓全部佛典，也只不过是天下第一容量的字纸篓，何足珍奇。
“虽千万人吾往矣”，这种大无畏的气概，非侠士和佛子的合体，何能具备？谭嗣同31岁时，由京返湘，饯别席上有朋友吓唬他：“湖南人以守旧闻名天下，你到了地方，最好闭口勿谈时务，要不然，以你这样子锋芒毕露的个性，当即就会被他们整治得毛羽凋枯，连立足都难。”谭嗣同果然遇到了“乡贤”王先谦、叶德辉等又臭又硬的守旧派大力金刚的疯狂阻击，但他毫不畏缩，而是以百倍的努力协同其他维新志士，迅速将时务学堂、南学会、保卫局、《湘学报》、电报局、内河小轮船等实体创办起来。其中，南学会尤称盛业。创设此会的原意是将南部志士联通一气，彼此抱成一团，宣讲爱国道理，探寻救亡之路，实际上是将地方议会和学会合而为一。地方有事，公议而行，有点西方议会的味道；每七天集众讲学一次，演说世界大势和政治学原理，这又有点西方学会的功能。风云相应，时势相激，有志之士凝聚在一起，他们同舟共济，以最短的时间将湖南这个全国最顽固守旧的堡垒刷新为最激进的省份。
晚清名士李寿蓉（篁仙）是谭嗣同的岳丈，曾书赠一联给东床佳婿，其辞为：“两卷道书三尺剑，半潭秋水一房山。”语意含蓄，劝嗣同稍折锋头，养气定心，说白了，这是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在起缓释作用，但谭嗣同内心是佛学而非道学。
31岁后，谭嗣同将侠气与佛法合而为一，倾心于大乘佛谛，悲智双修，他认为“救人之外无事功，即度众生之外无佛法”，参“菩萨道”的人，不应该只满足于看破红尘，于清清寂寂中做个“自了汉”，还应回向世间，把自己的大仁大爱施予大千世界，将芸芸众生从炼狱中解救出来。“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地狱未空，誓不成佛”，日暮途远，大任在肩，谭嗣同不会轻言放弃。
1898年，谭嗣同的浏阳老乡唐才质来访，请谭嗣同题写扇面。唐才质体质孱弱，是多病之身，谭嗣同便抓住这一特征，寄予深意，他的题词是：“我不病，谁当病者？”这与地藏菩萨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适相吻合。自身病而不耽于自身病，愿代群生受病，这就是典型的菩萨精神。这句微言岂是诙谐的调侃，谭嗣同用它励人而策己，有厚望存焉。谭嗣同倾心佛学，精修数载，入不二法门，达到了极高境界。
戊戌年四月初三，这是谭嗣同与妻子李闰结婚15周年的纪念日，由于时局的骤然剧变，这个日子还被赋予了更大的意义和价值。他奉旨赴京参与新政，撰诗偈《戊戌北上留别内子》，世俗情意颇得佛法加持：
娑婆世界普贤劫，净土生生此缔缘。
十五年来同学道，养亲抚侄赖君贤。
谭嗣同将夫妇视为佛界中的比迦陵毗迦同命鸟，“生生世世，同住莲花”，佳缘一旦缔成，则长存永在。夫妻之情深浓如此，不似缠绵，却胜过缠绵百倍。
戊戌年五月初二，谭嗣同在京城寄家书给夫人李闰，信中有一语郑重叮咛：“夫人益当自勉，视荣华为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他强烈地预感到维新变法的前途凶险莫测，已经做好抛头颅、洒热血的思想准备。《金刚经》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谭嗣同以平常心面对生死荣辱，并借此寬解夫人李闰，其侠士心肠、佛子本性，尽在言词内外彰显无遗。
谭嗣同持信的是大乘佛法，远比那些自求多福的小乘佛法修行者更有现世的担当。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康有为、梁启超相继逃往日本。谭嗣同本可以选择逃亡和躲避，但他依然坚守在白色恐怖的京城。他把生路留给别人，把死路留给自己，他与梁启超诀别时说过的那句话，掷地作金石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一个人若不以死亡为毁灭性的终结，为莫大之灾祸，而能悟透佛家所说的万物不生不灭、俱为幻相而非实相的性理，他就能够无所畏惧，无所吝惜。谭嗣同7岁时昏厥过3天，12岁患白喉病，再次死而复活，他早已参透生死两端的奥义，认定生命既是为我的，更是为人的；既是利己的，更是利群的。死既是中断，也是中继；既是完结，也是涅槃。康有为、章太炎和杨度均中年学佛，但他们只是在口头说说、笔头写写而已，远未修成谭嗣同这样的大往大来的境界。
在中国近代史上，谭嗣同既是顶天立地的勇猛侠士，又是普度众生的智慧佛子。他追求凤凰涅槃的境界，坚信佛子度世度人的精神绝不会熄灭于长夜的黑暗之中。谭嗣同的大仁大义，无疑是中华民族精神财富的重要部分，至今仍有待于我们去认识其核心价值。
（作者系文史学者）
谭嗣同一生33年间，如此淬炼自己的身心：先是寒窗苦读，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于学无所不窥，对湖南先贤王夫之的学说尤为心折。18岁时，谭嗣同在《望海潮·自题小影》一词中写道：“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忽说此人是我，睁眼细瞧科。”20岁后，谭嗣同壮游天下，饱览名山大川，寻访岩穴幽隐之士，“足迹遍西域，抵掌好谈兵”，幸获文天祥生前使用过的“蕉雨琴”和“凤矩剑”，跟王五（王正谊）学习刀法，跟胡七（胡致延）学习拳术，向吴雁舟、杨文会请教佛学真谛，转学多师的结果便是成就文武全才。在《日颂》中，谭嗣同细列一天的时间分配，可见其治事之精勤和学佛之精进。在这份日课安排的详表中，谭嗣同朝夕不懈怠，晨昏不虚度，治事、习艺勤勉，学佛尤其用心。他知行合一，在江宁（今南京）著《仁学》，阐述惊世骇俗的激进思想，摆脱专制樊篱，戛戛乎独造。有一点特别值得留意，那就是他对“仁”的释义径直突破了儒家的樊篱和疆域。《仁学·自叙》开宗明义，谭嗣同从字形入手，训“仁”“元”“无”三字，都是从“二”从“人”，乃是三教（儒教、基督教、佛教）之核心。佛门至为广大，可以统领孔子、耶稣，将彼此之间成仁的隔墙打通，不再拘囿于一隅一户一域。佛界之性海，包罗万千，但凡山河大地、人欲天理，无所不容，释迦牟尼之为“能仁”，普度众生，实堪称大仁大德。谭嗣同的《仁学》以儒学、墨学、耶学为砖瓦门窗，佛学才是栋梁基础，至仁为佛，是其立论的大本正源。
勇猛侠士
谭嗣同自觉涤净了旧时代官宦子弟身上常有的不良习气，他不嫖妓，不纳妾，不赌钱，不吸鸦片，不玩物丧志，生命俊朗而刚强。他致书好友沈小沂，这样写道：“嗣同幼娴技击，身手尚便；长弄弧弦，尤乐驰骋。往客河西，尝于隆冬朔雪，挟一骑兵，间道疾驰，凡七昼夜，行千六百里。岩谷阻深，都无人迹，载饥载渴，斧冰作糜。比达，髀肉狼藉，濡染裤裆。此同辈目骇神战，而嗣同殊不觉。”唯侠气鼓荡于胸的勇士，才能具备这样强悍的意志力。
谭嗣同剑胆琴心，侠骨刚肠，一柄凤矩剑伴他走遍江南塞北，自制的崩霆琴和霹雳琴常伴随左右，还有那把旷代罕觏的蕉雨琴，文天祥曾用以弹奏过雅乐与悲声，是他万金不售的珍藏。他仰慕文天祥的浩然正气，不必怅叹知音异代不同时，只要手抚铮铮弦索，就能听到彼此心灵金玉相振的锵锵和鸣。
一位青年志士，书剑合璧，文武兼资，不干大事就是浪费生命。同样是30岁，明朝末期，异族入侵，复社成员侯方域意志消沉，身陷泥坑，自署“壮悔”；清朝末期，国事蜩螗，维新党人谭嗣同“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自号“壮飞”。一字之差，两人的精神境界判若云泥。壮飞，壮飞，其直上青云的鹏翼要冲决俗世的网罗。
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仁学·自叙》）
在专制时代，别的且不说，要冲决“君主之网罗”和“伦常之网罗”，绝非常人的勇气和力量可以做到。典籍累累如丘山，谭嗣同最喜欢的一部是遭到历代儒生狙击不休、攻讦不厌的《墨子》。墨家有两派，一派“任侠”，一派“格物致知”。谭嗣同勇于实践，有墨子摩顶放踵的任侠精神，能忍大苦楚，能耐大寂寞。他创办湖南强学会，受到本地劣绅叶德辉等人的百般刁难，他在浏阳办算学社，响应者寥寥无几，他在湖北赈灾如杯水车薪，更令他啼笑皆非的是，父亲谭继洵花钱为他捐了个候补知府，硬生生地把他塞进肮脏的官场。因此他“忽忽如有所失”，精神愈觉窒闷。所幸他在北方游历、访学之后，结识了许多硕德博闻的高人，其中西方的传教士对他有正面影响。他在天津考察了铁路、轮船、工厂，眼界大开。他还和梁启超、夏曾佑等友人探讨新旧学问和吸鸦片、裹小脚之类的社会问题，有时争得面红耳赤，吵得沸反盈天。
在谭嗣同心目中，任侠即是“仁”。曾有人称赞，谭嗣同所著的《仁学》是中国19世纪末的“人权宣言”，其激进的民主思想，即使置诸今日，仍堪称先进。“民贵君轻”和“君末民本”的思想失传了两千多个春秋，在漫长的封建专制时期，通读圣贤书、口口声声子曰诗云的儒家子弟助纣为虐，冷血的统治者钳制思想，桎梏人性，荼毒生灵，将偌大的国家变成病态、邪恶、压抑生机的人间地狱。
……故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仁学·二十九》）
明清之际，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提出“非君说”，其结论十分大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清初思想家唐甄更是憤然斥骂：“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封建专制君主挟天下为私产，视国民为奴婢，逞其淫杀之威已太久太久，谭嗣同侠义为怀，再也忍无可忍。于是，他借用法国大革命时代最勇毅的志士丹东的壮语大声疾呼：“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仁学·三十四》）谁说谭嗣同只是温和的改良派？他才是狂飙猛进的革命者。《易经》中的那句系辞“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被他屡次引用。对于铁血专制，谭嗣同连亿万分之一的好感都没有。
故华人慎勿言华盛顿、拿破仑矣，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若其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儒者轻诋游侠，比之匪人，乌知困于君权之世，非此益无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败！言治者不可不察也。《仁学·三十四》）
谭嗣同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侠者，在封建末世，他是极其醒目的异数，那些留着长长的“猪尾巴”（辫子）、饱读圣贤语录、善作八股文的士子，众口一词地嗫嚅“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而他昂臧于天地之间，高揭“民主”和“自由”旗帜，满怀“大同”理想。 然为各国计，莫若明目张胆，代其革政，废其所谓君主，而择其国之贤明者，为之民主，如墨子所谓“选天下之贤者，立为天子”，俾人人自主，有以图存，斯信义可复也。（《仁学·四十四》）
最有意味的是，他从庄子“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一语中，悟出“在宥”是“自由”的转音。这种不拘一格的灵活性，显然是那些做定了奴才而窃窃自喜的儒生所不具有，也害怕具有的。
智慧佛子
1896年8月，谭嗣同只身前往金陵，拜在著名居士杨文会门下研究佛学妙谛。谭嗣同心有灵犀，善于钻研，能够举一反三，闻一知十，以此天资学佛，何患无成。
嗣后，谭嗣同辗转南北各地，再回金陵，著述《仁学》，打通儒学、墨学、佛学、耶学等中西学说的隔墙，“而别开一种冲决网罗之学”。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在日记中描绘谭嗣同，可算抓住了特质：“高视阔步，世家子弟中桀骜者也。”谭嗣同不肯迷信权威，也不肯崇拜偶像，他说：“合乎公理者，虽闻野人之言，不殊见圣；不合乎公理，虽圣人亲诲我，我其吐之，目笑之哉！”他醉心佛学，是因为他认识到佛学博大而精微，方整而圆通，是超乎众学之上集大成的智慧，完全贴合他的心性。佛教强调大无畏，他写信给恩师欧阳中鹄，有这样一段话：“佛说以无畏为主，已成德者名大无畏，教人也名施无畏，而无畏之源出于慈悲，故为度一切众生故，无不活畏，无恶名畏，无死畏，无地狱恶道畏，乃至无大众威德畏，盖仁之至矣。”拥有了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并未步康有为、梁启超之后尘，亡命海外，他毅然选择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甘心为中国变法流第一滴血。
晚清时期，不少社会名流学佛参禅，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章太炎、杨度，谈空说有，蔚然成风，但他们学佛，多半是为了寻求哲学思想方面的释疑解惑，谭嗣同则更进一步，寻求的是精神上的淬火加钢。梁启超说：“佛教本非厌世，本非消极，然真学佛而能赴以积极精神者，谭嗣同外，殆未易一二见焉。”学佛的人应该是百分之百的行动者，学佛不仅为了度自身，而且为了度群生，只要恒沙万众仍在苦海中挣扎，则愿心愿力不减丝毫，这才是学佛者积极的态度。若将它视为静态的学问，就算皓首穷经，通晓全部佛典，也只不过是天下第一容量的字纸篓，何足珍奇。
“虽千万人吾往矣”，这种大无畏的气概，非侠士和佛子的合体，何能具备？谭嗣同31岁时，由京返湘，饯别席上有朋友吓唬他：“湖南人以守旧闻名天下，你到了地方，最好闭口勿谈时务，要不然，以你这样子锋芒毕露的个性，当即就会被他们整治得毛羽凋枯，连立足都难。”谭嗣同果然遇到了“乡贤”王先谦、叶德辉等又臭又硬的守旧派大力金刚的疯狂阻击，但他毫不畏缩，而是以百倍的努力协同其他维新志士，迅速将时务学堂、南学会、保卫局、《湘学报》、电报局、内河小轮船等实体创办起来。其中，南学会尤称盛业。创设此会的原意是将南部志士联通一气，彼此抱成一团，宣讲爱国道理，探寻救亡之路，实际上是将地方议会和学会合而为一。地方有事，公议而行，有点西方议会的味道；每七天集众讲学一次，演说世界大势和政治学原理，这又有点西方学会的功能。风云相应，时势相激，有志之士凝聚在一起，他们同舟共济，以最短的时间将湖南这个全国最顽固守旧的堡垒刷新为最激进的省份。
晚清名士李寿蓉（篁仙）是谭嗣同的岳丈，曾书赠一联给东床佳婿，其辞为：“两卷道书三尺剑，半潭秋水一房山。”语意含蓄，劝嗣同稍折锋头，养气定心，说白了，这是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在起缓释作用，但谭嗣同内心是佛学而非道学。
31岁后，谭嗣同将侠气与佛法合而为一，倾心于大乘佛谛，悲智双修，他认为“救人之外无事功，即度众生之外无佛法”，参“菩萨道”的人，不应该只满足于看破红尘，于清清寂寂中做个“自了汉”，还应回向世间，把自己的大仁大爱施予大千世界，将芸芸众生从炼狱中解救出来。“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地狱未空，誓不成佛”，日暮途远，大任在肩，谭嗣同不会轻言放弃。
1898年，谭嗣同的浏阳老乡唐才质来访，请谭嗣同题写扇面。唐才质体质孱弱，是多病之身，谭嗣同便抓住这一特征，寄予深意，他的题词是：“我不病，谁当病者？”这与地藏菩萨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适相吻合。自身病而不耽于自身病，愿代群生受病，这就是典型的菩萨精神。这句微言岂是诙谐的调侃，谭嗣同用它励人而策己，有厚望存焉。谭嗣同倾心佛学，精修数载，入不二法门，达到了极高境界。
戊戌年四月初三，这是谭嗣同与妻子李闰结婚15周年的纪念日，由于时局的骤然剧变，这个日子还被赋予了更大的意义和价值。他奉旨赴京参与新政，撰诗偈《戊戌北上留别内子》，世俗情意颇得佛法加持：
娑婆世界普贤劫，净土生生此缔缘。
十五年来同学道，养亲抚侄赖君贤。
谭嗣同将夫妇视为佛界中的比迦陵毗迦同命鸟，“生生世世，同住莲花”，佳缘一旦缔成，则长存永在。夫妻之情深浓如此，不似缠绵，却胜过缠绵百倍。
戊戌年五月初二，谭嗣同在京城寄家书给夫人李闰，信中有一语郑重叮咛：“夫人益当自勉，视荣华为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他强烈地预感到维新变法的前途凶险莫测，已经做好抛头颅、洒热血的思想准备。《金刚经》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谭嗣同以平常心面对生死荣辱，并借此寬解夫人李闰，其侠士心肠、佛子本性，尽在言词内外彰显无遗。
谭嗣同持信的是大乘佛法，远比那些自求多福的小乘佛法修行者更有现世的担当。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康有为、梁启超相继逃往日本。谭嗣同本可以选择逃亡和躲避，但他依然坚守在白色恐怖的京城。他把生路留给别人，把死路留给自己，他与梁启超诀别时说过的那句话，掷地作金石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一个人若不以死亡为毁灭性的终结，为莫大之灾祸，而能悟透佛家所说的万物不生不灭、俱为幻相而非实相的性理，他就能够无所畏惧，无所吝惜。谭嗣同7岁时昏厥过3天，12岁患白喉病，再次死而复活，他早已参透生死两端的奥义，认定生命既是为我的，更是为人的；既是利己的，更是利群的。死既是中断，也是中继；既是完结，也是涅槃。康有为、章太炎和杨度均中年学佛，但他们只是在口头说说、笔头写写而已，远未修成谭嗣同这样的大往大来的境界。
在中国近代史上，谭嗣同既是顶天立地的勇猛侠士，又是普度众生的智慧佛子。他追求凤凰涅槃的境界，坚信佛子度世度人的精神绝不会熄灭于长夜的黑暗之中。谭嗣同的大仁大义，无疑是中华民族精神财富的重要部分，至今仍有待于我们去认识其核心价值。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