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有关“越狱”的故事。
　　主角是“芬太尼”，一种精神麻醉类药品。因易使人成瘾，受到严格管制，仅可在医院内使用。然而，在麻醉医生的协助下，芬太尼从医院逃脱，流窜在外，变成毒品。
　　多位上海的医务人员向《财经》记者证实，上海多名麻醉科医生因将过量的芬太尼类药品销售给患者，已被警方带走调查。
　　在医院，麻醉剂有一套严格的使用制度，领取、登记严谨，甚至使用后的瓶子都要回收。一位知情的医务工作者告诉《财经》记者，制度是很好的，每次都要回收芬太尼药物空瓶，但还是有漏洞，“一个小手术用到的麻醉药量（芬太尼）小，有时不足一支，可能被钻了空子”。另一位上海某三甲医院院办人士认为，麻醉科的特点是用药由麻醉医生一人完成，缺乏监督。剩余药物的处理也只是做一个登记，同样缺乏监察。
　　《财经》记者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上海多家医院都已内部通报了此事，开始自查整改院内麻醉药管理。
　　此次上海麻醉品外流事件并非孤例。2017年，安徽一医院药房主任汤某曾私自向医药公司提供管制药品购买资质，后与人合谋贩卖该公司提供的510瓶可待因口服液，涉案的口服液含磷酸可待因61.2克，相当于1.224克海洛因。
　　医院的精神药品管制颇为严格，多名医务工作者认为，这种情况下仍然屡次出现医生违规售卖麻醉药问题，毫无疑问是管理有漏洞，致使再好的制度也成一纸空文。

临床止痛药也是违禁毒品

　　2019年6月10日，一张有关“上海麻醉医生”的截图在社交网络传播。截图显示，“上海多家医院的麻醉医生违规出售医用麻醉剂芬太尼”。很快，相关内容在微博上被删除。
　　为此，《财经》记者向多位医务人员求证，得到的信息是，上海东方医院等医院的麻醉科医生，因将过量芬太尼类药品销售给患者，被警方带走调查。不过，上海东方医院院办工作人员对《财经》记者否认了该院涉入此事，称“不要乱信谣言”，并称，病人依然正常看病，没有影响到任何临床医疗。
　　截至记者发稿，警方尚未就此事发布调查结果。
　　一名知情的医生分析，此次案件或与美国的阿片类药物使用泛滥现象、中美两国持续加强在禁毒方面的合作有关。
　　这不是芬太尼第一次受到关注，它的“爆红”始于六个月前。2018年12月，中美两国曾同意加强执法禁毒合作，并“点名”芬太尼，称将加强管控芬太尼的合作。
　　这是一种合成阿片类物质，是由实验室合成的化合物。60年前，杨森制药创始人保罗·杨森发明了芬太尼。现在，这种物质被视为迄今最强效的阿片类镇痛剂，镇痛效果是同类物质吗啡的50倍-100倍。一些芬太尼衍生物的效力甚至是吗啡的1万倍，规定只能用于大象等大型动物麻醉。
　　原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王晨光解释，芬太尼能更快穿透大脑脂肪层，且与受体结合更紧密，只需要很少的量就能起到镇痛的效果。
　　作为麻醉药品，芬太尼同样有两副面孔。既是临床止痛药，也可使人依赖成瘾，甚至致人死亡。
　　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吸毒死亡率约占全球的四分之一， 主要原因是因滥用阿片类药物（海洛因和芬太尼）导致的中毒。
　　1996年，中国将12种芬太尼类物质纳入麻醉药品管制目录。20年来，这份名单越来越长。截至2018年末，中国已将25种芬太尼类物质纳入管制，超过联合国规定的21种。

医院自查整改麻醉药管理

　　芬太尼从医院这一环节“逃脱”，上海麻醉医生被警方带走以后，上海的医院已掀起一场“麻醉药管理自查整改”风暴。
　　《财经》记者从上海某三甲医院的院办人士处了解到，上海多家医院都已内部通报此事。为了防微杜渐，医院已开始院内的自查整改。
　　虽然此前就发生过芬太尼由医院卖到黑市的案例，然而，在《财经》记者的采访中，接触过芬太尼类药品的医生均认为此事“不可能”。一位药师直言，风险太高，不可持续。
　　毒麻类药品需按照《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的规定存放使用。医院流通中的每个环节都需两道手续，由两人交叉核实并签字盖章。一位北京三甲医院药师分析，只要没有出现管理漏洞，这就是一张密不透风的网。
　　以芬太尼为例，医院内每一瓶芬太尼类注射剂都有唯一的“身份证明”即批号，被单独保存在专用柜内，配备防盗门、监控及双锁。原北京和睦家医院药剂师、问药师网站创始人冀连梅说，每把钥匙在不同的人手中，两人核对登记后才可开柜取出。
　　取药需要特殊处方，即加盖毒麻药品专用章的“红处方”。这种处方只能由特定的医生开具。这些医生必须为主治以上的医师，经过毒麻药品知识的专门培训并通过考核，还要在科室、药学部、医务处及卫生行政部门备案。
　　药物用完后，每一个安瓿瓶，即盛放药液的小型玻璃容器都要被回收，再次核对数量并登记。上述北京三甲医院药师告诉《财经》记者，哪怕是碎掉的安瓿瓶，也要找到“尸体”，以确定瓶子真的打碎了。弄丢的药瓶也要找回来，找不回来的，要写书面检查。
　　针对此次上海麻醉医生违规销售芬太尼类药品的事件，一位知情的医务工作者告诉《财经》记者，当手术用量不足一支麻醉剂时，剩下的可能会被钻空子。
　　在麻醉科，用药由麻醉医生一人完成，剩余药物的处理也只是做一个登记，这个环节缺乏监察。上述北京三甲医院药师认为，实际操作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纰漏，都可能被人钻空子，比如处方审查不严，或者药品使用時没有做到两个人互相监督。
　　2017年，安徽一医院药房主任汤某与人合谋贩卖可待因口服液事件中，汤某私自将该医院相关资质提供给朱某，朱某又提供给某医药公司。随后，该医药公司向医院发送510瓶可待因口服液，每瓶120ml。收到货后，汤某将该批口服液卖出，辗转出售给了贩毒人员。该口服液为国家规定管制的二类精神药品，长期服用使人成瘾。经折算，涉案510瓶可待因口服液含磷酸可待因61.2克，相当于1.224克海洛因。 　　最终，安徽省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以犯贩卖毒品罪，分别判处汤某等3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此次上海事件，也被业内人士视为，是医院管理出了问题。管理不善，再好的制度也只是一纸空文。百无一失变为漏洞百出，最后，被“有心人”钻了空子。

每个环节都应严管制

　　因强效止痛、速度快，芬太尼已成为医院内常用的镇痛及麻醉药。
　　上述北京三甲医院药师告诉《财经》记者，“几乎每一场手术都要用到芬太尼。”
　　2014年至201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98医院中，舒芬太尼注射液连续三年成为用量最高的麻醉药品。2015年至2017年，辽宁省肿瘤医院使用的临床手术麻醉药品中，枸橼酸舒芬太尼注射液（0.05mg）销售金额最高。
　　国家药监局数据显示，内地仅四种国产芬太尼类制剂获批上市，分别为盐酸瑞芬太尼、枸橼酸芬太尼、枸橼酸舒芬太尼及芬太尼透皮贴剂。其中，前三种剂型为注射剂。这些制剂只能由五家企业生产销售，包括江苏恩华药业、国药集团、常州四药制药、河南羚锐制药及宜昌人福药业。
　　这些制剂从制造运输到临床使用，每个环节都受到严格的管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与反恐怖学院副教授包涵告诉《财经》记者，“医院采购需提前申请，每一支药品的批号，用了多少支都得备案登记。”
　　在包涵看来，严格的管制与芬太尼类物质易于合成不无关系，“这类物质的化学结构很简单，只要在此基础上进行修饰即可，门槛很低”。
　　1994年，仅有初中文化的姚晓东想学习炼制冰毒，因难度太大，改制芬太尼。从多种渠道购进原材料及制毒工具后，姚曉东用学来的方法和程序开始炼制。2013年7月至2014年5月期间， 他用化学方法加工毒品芬太尼3548余克。其中，将2699克芬太尼交由他人窝藏，并先后贩卖将近850克毒品。
　　2015年年底，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贩卖、制造毒品罪判处被告人姚晓东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包涵告诉《财经》记者，一些“地下化学家”还会盯着列管目录“策划毒品”。此前出现的卡芬太尼、丙烯酰芬太尼等，都是被不法分子研制出的芬太尼替代品。
　　国家禁毒办统计数据，从品种上看，2012年至2015年仅发现6份芬太尼类物质。但2016年这一数字增长至66份。
　　毒品管制名单“追”着新合成的芬太尼衍生物，禁毒者与制毒者的博弈演变为一场“猫鼠游戏”。这导致对芬太尼的管制常常出现“真空”，新开发出来的物质可以“合法身份”短暂流通。
　　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监局联合宣布，2019年5月1日开始，整类芬太尼物质均被纳入管制。这意味着，只要生产销售芬太尼类物质，不论在不在列管名录中，都视为违法。不过，整类管制的过程中，也预留了“豁免条款”。包涵说，如果发现列管的芬太尼类物质在医药等方面有合法用途，可将其从非药用目录挪至药用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