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几年，大家说到“情绪”，都有一种回避的趋势。尤其是生气，一说起来这个词就有一种“犯错误”的印象，好像只有随和的、理智的、不温不火的沟通才是唯一可取的互动方式。如果把这种偏好推向极致，任何冲撞都不敢发生，那些本来存在的矛盾就会被掩盖，也就失去了某种真诚。
　　 其实，生气是必不可少的。
　　 我做过大学老师，这就是一个被要求情绪正确的典型职业。以至于如今愿意在课堂上发火的老师，已经算珍稀物种了，动不动还会被身边的人劝说，不要太“各色”。
　　 比如我认识一位老太太，出了名的严厉，刀子嘴，有的学生被她训斥得脸面无光，提意见希望老师友善一点。老太太完全不买账：“你们是来学习的，又不是要夸奖的。”
　　 有人受不了她，上过几次课就落荒而逃，背地里也颇有微词。但是能接受这种风格，留下来学习的学生，往往都会有收获。老师较真，教东西也毫无保留。
　　 我想，如果我自己的孩子将来遇到这种不随和的老师，也是一件幸运事。因为同样作为老师，我知道顺从学生的心意是更容易的。
　　 我在大学讲课的时候，下面的学生看手机，或者对着电脑噼里啪啦敲字，我走到他们身后，他们像惊弓之鸟一样坐直，“啪”的一声把屏幕合上。他当然不是在做课堂笔记。但我要管吗？我那时可以大喝一声：“把手机电脑都收起来，好好听课！”我也可以假装没看见，若无其事地往下讲。而我几乎每一次都会选择后者。不但如此，我还会约束自己站在讲台前方，不要满屋乱走，免得让不听课的同学背负心理压力。否则每次他们关上屏幕，眼神都写着不耐烦，倒像是被我冒犯了。
　　 何必让人不高兴呢？大家都省点事吧。
　　 这并非出于对他们的爱护之心。说白了，就是因为我害怕冲突，不想惹别人不痛快。多几人少几人听课，我也不在乎。反正他们自己选择不听，我多什么事？
　　 不过，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多事的人。这些人就是在乎的。
　　 一段关系里，但凡一个人把另一个人看得很重，认定你和他之间紧密相关，就不可能事事随和。他较真呐：你好不好，痛不痛，上课有没有真的在学习，他都当成是自己的事，必然会有紧张，失望，指手画脚，甚至火冒三丈：“你到底怎么回事？你这样对得起我吗？”
　　 到什么时候可以不动气不较真了呢？就是想清楚的时候：你是你，我是我，你的人生跟我没什么关系。这时候就随和了。
　　 这种态度好像没什么不好。起码心态放平了，生活会轻松一些。你想要自由？我就给你自由，何必拦在你面前？反正是你的人生，只要不触及我的底线都没问题，你我都开心。
　　 但我总觉得，如果有人愿意拦在你面前，是有可贵之处的。假设我是学生，我就不希望老师这么快放弃做“恶人”。虽然我也会抗议，叫苦，但我不希望老师真的退让，我需要一组矛盾：一面挣扎，一面又希望有人牢牢地挡在面前，说：“不行，苦也要做！”正如我健身时需要一个铁面无私的教练。
　　 一件事我做得不好，我需要有人直陈其非，同时如果真的有人说出来，我又会感觉不爽（自然，高情商的人会运用一些技巧，说出来还能让人如沐春风，但大多数人做不到）。那么，我希望真正关心我的人，顶着不爽也要说。这个世界常常需要这种角色，适时站出来坚持，同时还要受气。
　　 可是谁会愿意扮演这种角色呢？
　　 放在今天，也就是至亲、师长、最好的朋友，剩下的人都是清一色的“你开心就好”。这就是我说可贵的意思。纵然我需要有人对我狠一点，别人凭什么为了这点隐秘的期待，非要在我面前当恶人？他变成了恶人，对他有什么好处？
　　 总体来说，在冲突面前，还能坚持较真、不随和的人越来越少，随和是更划算的选择。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人到中年，我现在看身边的人，觉得大家都有变随和的趋势。有些朋友从前还喜欢在网上跟人争论，现在都“佛”了，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好了。你不同意我？好的你肯定是对的。你骂我？我就哈哈哈。你要我消失？我立刻消失。
　　 冲突是比过去少得多。但我有时也想念那个为了某些小事就争论得脸红脖子粗的年代。就像前面说的老太太，她让我想起大学时常常见到的一类老教师，他们脾气乖张，教龄好几十年，讲起课还会手舞足蹈，意气风发，一拍桌子就要人回答。你要是答不上来，他真跟你急。更不用说犯困了，眼皮刚一打架，耳边就有骂你的声音。好些都是凑学分的课，本来是可听可不听的，但是遇到这种老师，真不敢掉以轻心，以至于现在还能回忆起课上讲的内容。我常常感谢他们的教导。
　　 我也忍不住想，为什么我不能成为这样的老师？除了隨和的心态越来越大行其道，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些年学生“惹不起”了。他们被老师训得不高兴，可以课后投诉，也可以期末给老师打低分，这些会带来实打实的影响。做一个“被讨厌”的人，没有好处还要蒙受损失，谁还敢不顺着别人来呢？这说明，情绪是很重要，但还是不要赋予它太高的权力为好。
　　 假如那些惹人不开心的家伙太倒霉，他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滑头，往后我们只会听到越来越多欲言又止的声音，而那些不吐不快的声音就这样渐渐消失了。■
　　 摘自《环球人物》2021年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