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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其外交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传统和现实，同时也为今天的中国外交留下了很多启示与教训。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日趋密切，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很大提高。回顾老一辈革命家的外交战略和外交经验，对我们理解今天中国外交的国内国际基础，及其未来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文主要是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国内经验中存在的官僚政治与群众运动的两难选择，来分析各个时期两者关系是如何影响毛泽东的外交战略的。希望本文能够为围绕毛泽东外交战略中的得与失的争议，提供一个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结合的新视角。
【关键词】毛泽东外交战略 官僚政治 群众路线
【作者简介】华翔，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08级博士生；张杰，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07级博士生
在对毛泽东外交战略的研究中，常常会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用今天开放时期中国的外交原则去评判毛泽东的外交战略，认为毛泽东在外交方面很大程度上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不能很好地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另一种观点认为：“比较起来，毛泽东在对内战略上有较浓厚的理想主义，尤其是其晚年的战略，左的东西较多，脱离实际较多……但在外交方面，则都有所不同。” 即把毛泽东对内和对外战略分开，认为其对外战略基本上还是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
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对前人的战略的研究，要本着“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实际上就是要求我们的研究尽量保持客观，深入到当时当地之语境中，去理解前人战略的各种出发点。历史是不能割裂的，不能脱离传统的历史来孤立地从某个单一的时段，或者单一的学科进入毛泽东外交战略的研究。 故而，本研究就建立在三个前提设定上：一、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深深地受到其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批判，以及革命时期所形成的经验教训的影响；二、毛泽东的对内战略和对外战略是一个整体的系统，不能被人为地分割；三、本文对毛泽东时代外交阶段的划分，是以毛泽东外交战略内在逻辑为标准，尽管与通行的对新中国外交实践的划分有所不同，但并不冲突。
一、官僚政治与中国近代外交的教训
要理清毛泽东外交战略，须要了解中国的传统。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官僚社会，它建立在官民对立和“国家之事，肉食者谋之”的基础上的。
到了近代中国，以官民对立为核心的官僚政治成为中国激发民族主义、摆脱百年屈辱的一个重要障碍：一方面，在列强瓜分的危机局势下，中国的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民族主义对于中国摆脱落后挨打的关键作用。而要动员民族主义，就必须组织和动员社会底层，也即占社会大多数的农民阶级。然而这股力量又是传统中国的官僚政治体系无法驾驭的力量，最终导致的可能是官僚系统的崩溃和整个社会的混乱。另一方面，在缺乏广泛的民族主义支持的情况下，近代中国外交实际上只是官僚体系或者社会上层与外国的交往，而不是整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国家的交往。所以统治者很难为了维护“民族利益”冒单独与西方列强对抗从而威胁自身的统治地位的危险。“攘外必先安内”、“对内强硬，对外妥协”、“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成了中国近代历届政府对外交往的总体形象。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工人群体开始组织了起来。作为革命政党，她没有作为执政党国民党那样的地位，但同时她也没有官僚政治这个包袱。所以共产党从成立开始，就将发动群众，唤起全社会的民族主义作为自身的重要任务。共产党正是运用群众路线，组成工农联盟。通过打击封建地主、土豪劣绅，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时期，成功地动员起了农民群体的民族主义，打倒国内外反动势力并且最终取得了国家政权，为民族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群众路线是共产党的一个最重要武器之一，尤其是作为共产党的主要代表人物和领袖的毛泽东，更是对群众路线深信不疑，早在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看到群众的力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到了建国之后，毛泽东在特定时期甚至会将这一信念转移到国际交往上来。
在建国后，一方面，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在民族主义盛嚣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中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要保证自己通过流血牺牲而争取到的国家独立和民族自决，就必须，同时也只能依靠群众路线。是否能够防止官僚脱离群众，保证党对群众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成为中国是否能够独立于民族国家之林的关键；然而另一方面，当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却面临另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国家，她不仅仅要赢得独立自主，而且还要进行现代化建设，就必须有宏观的经济计划和微观的社会管理。而这一切，不是一个人或几个核心人物能够做成的，而是需要一套从上到下的代理组织——也就是现代官僚系统。从组织学的角度来看，官僚一旦被组织化，就必然产生组织自身的利益，而在一个严密的政党内的官僚组织，官僚利益很大程度上是受上级组织影响的。 这样，官僚组织就很容易出现和底层群众脱离的危险。所以，中国的“左”倾错误并不都是“把党内的意见分歧夸大……无限上纲”， 而是有着中国自身的现实的根源。
在毛泽东外交战略中，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群众路线和官僚政治两者之间的张力：第一，当官僚系统没有出现严重脱离群众的官僚作风的时候，即官僚政治与群众运动能够和谐相处时，是中国国家组织动员能力最强的时候，国内建设和保卫主权不存在冲突。反映在毛泽东的外交战略上，则是能准确地判断形势，作出适当的外交决策；第二，当在战略上偏向社会经济建设，重视官僚政治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的时候，在外交上就表现为重视与各国政府（敌国除外）的正常交往，并能够成功地摆脱意识形态，建立起比较现实的双边甚至是多边的外交关系；第三，当毛泽东发觉官僚政治严重地脱离群众路线，并过度相信群众运动的力量时候，有时甚至就会有意无意地将这种对群众运动神话式的信仰扩展到世界范围，倾向于发动世界范围的人民起来反抗内部的反动官僚和外来的侵略势力，忽视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外交指导思想上和实践中就容易催生“左”倾错误。
下文将分别通过对不同时期毛泽东外交战略的简单梳理来对应此三种情况。
二、群众路线与官僚政治二元张力下的毛泽东外交战略
（一）群众路线与官僚政治协调下的外交展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美苏冷战渐酣、两大阵营正在形成的时候建立起来的。此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对中国实际上是利害参半：一方面是西方世界对共产主义的敌视，使得新政权时时受到国际国内各种敌对势力的威胁，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顽固敌视新中国，并最终在朝鲜战场上同中国兵戎相见；而退据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又利用美国的援助以及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对新中国的各项建设进行破坏。另一方面，由于中国重要的战略地位，新中国成为苏联阵营争取的重要对象。中国有可能通过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赢得一定的安全保障，从而着手处理国内各项事务。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问题具有双重性，即革命性和建设性并存。前者要求继续发挥群众运动的作用，而后者则要求建立一套新的官僚系统。新中国建立之初，面临着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以及抗美援朝三大任务，这些是需要群众运动支持的。同时很快毛泽东就发现革命时期的那一套官僚系统很难适用于和平时期，所以须要培养一批适应于和平时期社会经济建设的干部来充实官僚系统。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官僚政治和群众路线基本上是相容的。由于国家从以前的革命军事时代进入建设发展时代，国内文官系统的重建似乎成为群众路线的必要组成部分，正如毛泽东在1950年4月“关于春耕、土改和干部整训工作的意见”中所说，“整训干部已经成了极端迫切的任务，各阶层人民相当普遍地不满意我们许多干部的强迫命令主义的恶劣作风，尤其是表现于征粮、征税和催缴公债等项工作中的上述作风，如不及时加以整顿，即将脱离群众”。 无论是官僚政治的重建还是群众路线，都是为了更好地巩固国内政权和加快国内建设。
表现在外交上，毛泽东能够清楚地判断国际形势，能够重视与其他国家的官方关系，作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决策：首先，他冷静地判断世界形势，抵制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谣言。 可以说这一判断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和之后的建设提供了稳定的基础；其次，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地确立了“一边倒”的政策。1949年，毛泽东访苏，1950年2月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以及《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协定》。以此为契机，“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广泛签订经济贸易协定，贸易数量与范围不断扩大。贸易额以1950年为100，则1951年为255，1952年为312，1953年为409，1950年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的26%，至1953年则增加到76%”。 “一边倒”政策为中国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环伺的条件下，能够获得一个相对安全的国际环境。正如毛泽东所说：“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将使我们的建设工作获得迅速的成功。”
总之，这一时期，一方面国内面临着巩固政权和重建政府的双重任务，另一方面国际上则主要实行“一边倒”政策，使得群众路线和官僚政治两者能够和谐统一起来，从而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总体上能够客观冷静地把握住世界的大形势。
（二）官僚系统的扩展与外交的扩展
朝鲜战争使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经历了一次战争的考验。要打仗就必须有军事工业，而军事工业的基础就是重工业。由于重工业需要更加集中的劳动力，所以需要更加精密的城市管理体制；同时由于重工业需要更雄厚的、更长期的资本积累，就要求更大程度的集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更加急迫地需要一套适应社会经济管理职能，甚至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加严密的政府官僚体系。毛泽东认为可以将此称为国家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 1954年，新中国第一步宪法颁布，其“主要内容是强化政府的国务院及其五十来个部”。 可见此时伴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官僚职能部门的重要性被突出了出来，这与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关系的特点是一致的。
在外交上，毛泽东更加注重和外国政府的接触和合作，并突破了意识形态的界限，开始用一种开放的姿态进入国际外交的舞台，以期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同盟，孤立美国。
首先，中国外交的空间开始向中间地带大大扩展。“现在总的国际形势就是美国人相当孤立。这个东南亚问题——印度支那问题解决之后，估计他的孤立会要继续发展。现在英国一大帮、法国、东南亚各国、加拿大、墨西哥，还有一些南美国家，都是不喜欢美国的……现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现在变成艾登他们口里的话了，变成尼赫鲁他们口里的话了，他们也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1954年10月，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第二次谈话中，毛泽东认为，“事物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实况。马克思主义也是承认事物的多样性的……国与国之间不应该互相警戒，尤其是在友好的国家之间”。 在这种“求同存异”原则的指导下，毛泽东注重和各不同制度的国家来往，特别是刚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民族政权。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中，中国都积极地参与并有出色的表现。
其次，毛泽东提出要区别对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政府，甚至对唯美国马首是瞻的英日政府也是抱有同情的色彩，认为它们是受到美国的压力才敌视中国的。在1954年8月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的时候，毛泽东说到“美国的目标是占领处在这个广大中间地带的国家，欺负它们，控制它们的经济，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最好是这些国家都弱下去，这包括日本、德国在内……我们认为，不同制度的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我们和你们也可以合作。我们之间首先就不会打仗。何必打仗呢？我们不仅不会和工党开仗，也不会和保守党开仗”。 在1955年10月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时，毛泽东更多的是强调中日同种，强调有色人种对白色人的平等性，认为“我们两国有个共同问题，就是有一个国家压在我们的头上”。
第三，对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毛泽东虽然在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 ，不过这种说法主要“是为了论证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增长了，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和平建设环境的可能性增长了”。
这一时期，由于重工业经济基础所要求的官僚系统在国内大规模的扩展，管理国计民生的社会经济事务，国家生活进入正规。尽管毛泽东仍然警惕官僚系统会阻碍党的群众路线，但由于正常的社会经济管理离不开这套职能系统，所以毛泽东对官僚系统还是存有很大期待的。反映到外交上，就是对各国政府建立友好官方关系还存有一定的期待，故而这一时期中国与各国政府的外交以及政府间的多边外交都有了相当的扩展。
（三）反“官僚主义”与外交战略走向“左”倾
1958年苏联政府不顾中国的主权关切向中国提出共同建设长波电台和共同建立一支联合舰队的建议，由此导致中苏两党关系开始恶化，最后导致中苏两国关系开始恶化。在毛泽东看来苏联上层出现了官僚化，从而背离了列宁斯大林路线。 同时美帝国主义发动的越战又不断升级，中美关系得不到改善。加上“一场朝鲜战争，一场越南战争，这两个战争紧挨着中国，真刀真枪，不是嘘声恫吓。毛主席认为，战争的危险变成了现实的问题”。
从国内来说，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官僚的弊端开始慢慢暴露，而毛泽东始终担心官僚政治最终会脱离群众路线，并时时刻刻在提醒反官僚主义作风。即使如此，在五十年代中期还是出现了刘青山、张子善重大贪污案以及“高饶事件”。“毛忧心忡忡地看到中央政府机关和各级官吏层无可避免地纷纷建立起来，那种情景跟帝制时代设官封职差不多。他担心旧时代统治阶级自已控制农村百姓的时代又将出现。从个人特权不可抑止的趋势和新的统治阶级的腐化现象看来，要证明他的想法是错误的并不容易。” 而与此同时，随着国际形势一步步恶化，毛泽东更加发现须要重新将群众动员起来保家卫国，而这样就必须抑制官僚体系的扩张甚至打倒这一体系，“我们现在搞民兵，人民公社里头都搞民兵，全民皆兵。要发枪，开头发几百枝，将来要发几千万枝，由各省造轻武器，造步枪、手榴弹、小迫击炮、轻迫击炮。人民公社有军事部，到处联系。在座的有文化人，你们也要号召一下，单拿笔杆不行，一手拿笔杆，一手拿枪杆，又是文化，又是武化”。 在国家建设上，“1958年大跃进中，他便将其对苏联模式的反思付诸实践了。这次经济体制改革集中表现在大规模下放管理权，其要旨在于打破‘条条专政’，建立以‘块块’为主的体制，尽快地实现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使各省、市、自治区都建成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到六十年代更是提出了“虚君共和”的口号。 可见这一时期毛泽东渐渐地将保家卫国和国家建设的希望完全寄托到了群众运动上面。从而带来的一方面是对官僚政治的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又是对官僚政治的极度失望。反映到外交上，就是把希望寄托在世界范围内的群众革命和群众运动之上，而对各国官僚政府也极度的不信任，包括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我们支持首脑会议，不管这种会议有无成就和成就的大小。但是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应当依靠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
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外交逐渐转向第三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的人民群众，在人民群众的力量面前，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我们相信你们也不赞成打世界大战，世界大战我们是反对的。但是我们同时赞成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国人民，有权利起来反对压迫者。要不打世界大战，就要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压迫者。” 在1960年5月《给卡斯特罗的信》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只要各国革命领导核心广泛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坚持不懈的斗争，世界上没有人和力量可以阻止人民前进。我们坚定地相信，各国最广大人民群众一定能够紧密地团结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克服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取得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保卫民族独立和争取社会解放的正义事业的彻底胜利”。 1974年2月在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毛泽东作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论断，并将中国归入第三世界。 而第三世界相对于第一、第二世界来说，就是农村相对于城市，群众相对于官僚。
为达到此目的，毛泽东有一些在今天看来似乎是有损国家利益的让步。首先对第三世界给予大量的单边援助，而“任何大包大揽的‘输血式’的援助不利于受援国的自力更生，而容易产生依赖性，结果往往是出钱买怨恨”。 其次为了争取日本，特别是为了更好地团结日本人民，毛泽东对二战后对日本战争罪行的清算看上去过于宽容。最后，对核武器的过度轻视。在很多场合毛泽东都表现出对核战争所引起的战争性质的变化认识不足。 这都是对群众运动和人民力量自觉不自觉的过度放大。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外交战略完全是“左”倾的，在一些具体场合，他还是能够清晰地看到现代民族主义对世界性群众运动的限制力量的，如1959年，毛泽东就提出各国反帝群众运动要“以依靠自己力量为主，争取外来援助为辅” 的指导方针，反对革命输出的扩大；在1968年关于援外飞机喷刷毛主席语录的请示报告上明确指出：“不要那样做，做了效果不好。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强加于人”，“这些是强加于人的，不要这样做”， 等等。但是由于这一时期，在苏共中央官僚化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政府的双重威胁下，以及运用群众路线反官僚的总体战略的确立，毛泽东在外交战略上“左”的色彩是较为明显的。尽管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左”倾思潮对外交实践的严重扰乱，仅仅是在“文革”前后的两三年时间。但从毛泽东1958年开始的对官僚政治的不信任，对群众运动的神化，确实在指导思想层面推动了外交实践上“左”的错误倾向。 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外交战略背后的官僚政治和群众路线的矛盾达到了极点。
这里须要强调的是，本文并非否定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事业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成功的基础和保障。但是如果将群众运动神化，忽视民族国家的限制和界限，就有走向激进外交政策的危险，这是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外交最主要的教训之一。
三、几点启示
文革最混乱的时期实际上很短，主要在1968和1969年期间。极度混乱的状态也提醒毛泽东要反思过分相信群众运动、打破官僚社会的严重后果。但当时毛泽东已经人到暮年，中央的官僚体系也遭到了严重的冲击，所以尽管拥有高度的个人威望，但他对国内的形势已经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而外交上的情况就不同了，中央始终掌握着外交和军队的主导权，群众运动很难完全渗透到这两个领域。所以文革对外交的冲击持续的时间很短。
从1969年中期开始，毛泽东在外交方面采取了比较现实的做法， 与外国政府官僚的交往又重新被重视起来，在当时中苏关系极度紧张的环境下，与西方大国政府的关系就显得更加重要。1970年12月8日，在和斯诺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明确地检讨对美外交，“现在我们的一个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不是正确？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 在对日关系上也是如此，毛泽东改变了以往过多重视日本政党“左派”的倾向，甚至不惜得罪以往与中国政府更加友好的日本在野党，开始重视和日本执政党交往。1972年9月，毛泽东在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交谈中说道：“有些人骂我们专门勾结右派。我说，日本在野党不能解决问题，解决中日复交问题还是自民党的政府”。
毛泽东通过反思自己在五十年代末以及六十年代过度相信群众运动，盲目宣传世界群众运动，反对内部的官僚政府和外部的帝国主义的做法，在外交上果断地采取措施，刹住文革所带来的“左”倾错误的影响，作出了和西方世界和解的重大决策，为中国后来的外交开创了更大的空间，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新时代的重要起点。
毛泽东所领导的新中国外交是在刚刚取得国内革命胜利以及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严重对立的背景下展开的。革命时代的经验教训对其指导战略有着深刻的影响。作为通过发动群众闹革命，最终推翻国内的反动官僚和外来侵略者的革命性政党，一旦进入政权建设和国家发展阶段，确实面临着官僚政治和群众路线两者的张力。六十年代过度发动群众运动的教训，无论对于中国的内政还是外交，教训都是惨痛的。所以如何坚持群众路线，防止政党官僚化作风的蔓延，严重脱离群众，以至陷入失去合法性的危险，同时又不会因为频繁的运动妨碍了正常的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与外交，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到今天都不能不认真思考的问题。
另外，从国际层面来说，民族国家依然是当今国际体系最重要的行为体之一。尽管民族主义在一些层面加剧了全球问题的恶化，但它始终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然而当下，全球市民社会尽管步伐很慢，却依然在逐步形成，国际范围内的群众路线和官僚政治的关系在将来可能又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适当并且有效地加强世界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处理好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构建和谐世界，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外交的问题之一，也将成为世界体系本身的问题之一。
可见，毛泽东外交战略所面临的张力——官僚政治与群众路线，将会长时间地考验着中国的外交乃至整个世界。
【关键词】毛泽东外交战略 官僚政治 群众路线
【作者简介】华翔，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08级博士生；张杰，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07级博士生
在对毛泽东外交战略的研究中，常常会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用今天开放时期中国的外交原则去评判毛泽东的外交战略，认为毛泽东在外交方面很大程度上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不能很好地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另一种观点认为：“比较起来，毛泽东在对内战略上有较浓厚的理想主义，尤其是其晚年的战略，左的东西较多，脱离实际较多……但在外交方面，则都有所不同。” 即把毛泽东对内和对外战略分开，认为其对外战略基本上还是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
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对前人的战略的研究，要本着“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实际上就是要求我们的研究尽量保持客观，深入到当时当地之语境中，去理解前人战略的各种出发点。历史是不能割裂的，不能脱离传统的历史来孤立地从某个单一的时段，或者单一的学科进入毛泽东外交战略的研究。 故而，本研究就建立在三个前提设定上：一、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深深地受到其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批判，以及革命时期所形成的经验教训的影响；二、毛泽东的对内战略和对外战略是一个整体的系统，不能被人为地分割；三、本文对毛泽东时代外交阶段的划分，是以毛泽东外交战略内在逻辑为标准，尽管与通行的对新中国外交实践的划分有所不同，但并不冲突。
一、官僚政治与中国近代外交的教训
要理清毛泽东外交战略，须要了解中国的传统。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官僚社会，它建立在官民对立和“国家之事，肉食者谋之”的基础上的。
到了近代中国，以官民对立为核心的官僚政治成为中国激发民族主义、摆脱百年屈辱的一个重要障碍：一方面，在列强瓜分的危机局势下，中国的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民族主义对于中国摆脱落后挨打的关键作用。而要动员民族主义，就必须组织和动员社会底层，也即占社会大多数的农民阶级。然而这股力量又是传统中国的官僚政治体系无法驾驭的力量，最终导致的可能是官僚系统的崩溃和整个社会的混乱。另一方面，在缺乏广泛的民族主义支持的情况下，近代中国外交实际上只是官僚体系或者社会上层与外国的交往，而不是整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国家的交往。所以统治者很难为了维护“民族利益”冒单独与西方列强对抗从而威胁自身的统治地位的危险。“攘外必先安内”、“对内强硬，对外妥协”、“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成了中国近代历届政府对外交往的总体形象。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工人群体开始组织了起来。作为革命政党，她没有作为执政党国民党那样的地位，但同时她也没有官僚政治这个包袱。所以共产党从成立开始，就将发动群众，唤起全社会的民族主义作为自身的重要任务。共产党正是运用群众路线，组成工农联盟。通过打击封建地主、土豪劣绅，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时期，成功地动员起了农民群体的民族主义，打倒国内外反动势力并且最终取得了国家政权，为民族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群众路线是共产党的一个最重要武器之一，尤其是作为共产党的主要代表人物和领袖的毛泽东，更是对群众路线深信不疑，早在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看到群众的力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到了建国之后，毛泽东在特定时期甚至会将这一信念转移到国际交往上来。
在建国后，一方面，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在民族主义盛嚣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中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要保证自己通过流血牺牲而争取到的国家独立和民族自决，就必须，同时也只能依靠群众路线。是否能够防止官僚脱离群众，保证党对群众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成为中国是否能够独立于民族国家之林的关键；然而另一方面，当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却面临另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国家，她不仅仅要赢得独立自主，而且还要进行现代化建设，就必须有宏观的经济计划和微观的社会管理。而这一切，不是一个人或几个核心人物能够做成的，而是需要一套从上到下的代理组织——也就是现代官僚系统。从组织学的角度来看，官僚一旦被组织化，就必然产生组织自身的利益，而在一个严密的政党内的官僚组织，官僚利益很大程度上是受上级组织影响的。 这样，官僚组织就很容易出现和底层群众脱离的危险。所以，中国的“左”倾错误并不都是“把党内的意见分歧夸大……无限上纲”， 而是有着中国自身的现实的根源。
在毛泽东外交战略中，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群众路线和官僚政治两者之间的张力：第一，当官僚系统没有出现严重脱离群众的官僚作风的时候，即官僚政治与群众运动能够和谐相处时，是中国国家组织动员能力最强的时候，国内建设和保卫主权不存在冲突。反映在毛泽东的外交战略上，则是能准确地判断形势，作出适当的外交决策；第二，当在战略上偏向社会经济建设，重视官僚政治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的时候，在外交上就表现为重视与各国政府（敌国除外）的正常交往，并能够成功地摆脱意识形态，建立起比较现实的双边甚至是多边的外交关系；第三，当毛泽东发觉官僚政治严重地脱离群众路线，并过度相信群众运动的力量时候，有时甚至就会有意无意地将这种对群众运动神话式的信仰扩展到世界范围，倾向于发动世界范围的人民起来反抗内部的反动官僚和外来的侵略势力，忽视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外交指导思想上和实践中就容易催生“左”倾错误。
下文将分别通过对不同时期毛泽东外交战略的简单梳理来对应此三种情况。
二、群众路线与官僚政治二元张力下的毛泽东外交战略
（一）群众路线与官僚政治协调下的外交展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美苏冷战渐酣、两大阵营正在形成的时候建立起来的。此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对中国实际上是利害参半：一方面是西方世界对共产主义的敌视，使得新政权时时受到国际国内各种敌对势力的威胁，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顽固敌视新中国，并最终在朝鲜战场上同中国兵戎相见；而退据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又利用美国的援助以及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对新中国的各项建设进行破坏。另一方面，由于中国重要的战略地位，新中国成为苏联阵营争取的重要对象。中国有可能通过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赢得一定的安全保障，从而着手处理国内各项事务。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问题具有双重性，即革命性和建设性并存。前者要求继续发挥群众运动的作用，而后者则要求建立一套新的官僚系统。新中国建立之初，面临着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以及抗美援朝三大任务，这些是需要群众运动支持的。同时很快毛泽东就发现革命时期的那一套官僚系统很难适用于和平时期，所以须要培养一批适应于和平时期社会经济建设的干部来充实官僚系统。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官僚政治和群众路线基本上是相容的。由于国家从以前的革命军事时代进入建设发展时代，国内文官系统的重建似乎成为群众路线的必要组成部分，正如毛泽东在1950年4月“关于春耕、土改和干部整训工作的意见”中所说，“整训干部已经成了极端迫切的任务，各阶层人民相当普遍地不满意我们许多干部的强迫命令主义的恶劣作风，尤其是表现于征粮、征税和催缴公债等项工作中的上述作风，如不及时加以整顿，即将脱离群众”。 无论是官僚政治的重建还是群众路线，都是为了更好地巩固国内政权和加快国内建设。
表现在外交上，毛泽东能够清楚地判断国际形势，能够重视与其他国家的官方关系，作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决策：首先，他冷静地判断世界形势，抵制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谣言。 可以说这一判断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和之后的建设提供了稳定的基础；其次，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地确立了“一边倒”的政策。1949年，毛泽东访苏，1950年2月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以及《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协定》。以此为契机，“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广泛签订经济贸易协定，贸易数量与范围不断扩大。贸易额以1950年为100，则1951年为255，1952年为312，1953年为409，1950年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的26%，至1953年则增加到76%”。 “一边倒”政策为中国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环伺的条件下，能够获得一个相对安全的国际环境。正如毛泽东所说：“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将使我们的建设工作获得迅速的成功。”
总之，这一时期，一方面国内面临着巩固政权和重建政府的双重任务，另一方面国际上则主要实行“一边倒”政策，使得群众路线和官僚政治两者能够和谐统一起来，从而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总体上能够客观冷静地把握住世界的大形势。
（二）官僚系统的扩展与外交的扩展
朝鲜战争使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经历了一次战争的考验。要打仗就必须有军事工业，而军事工业的基础就是重工业。由于重工业需要更加集中的劳动力，所以需要更加精密的城市管理体制；同时由于重工业需要更雄厚的、更长期的资本积累，就要求更大程度的集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更加急迫地需要一套适应社会经济管理职能，甚至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加严密的政府官僚体系。毛泽东认为可以将此称为国家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 1954年，新中国第一步宪法颁布，其“主要内容是强化政府的国务院及其五十来个部”。 可见此时伴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官僚职能部门的重要性被突出了出来，这与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关系的特点是一致的。
在外交上，毛泽东更加注重和外国政府的接触和合作，并突破了意识形态的界限，开始用一种开放的姿态进入国际外交的舞台，以期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同盟，孤立美国。
首先，中国外交的空间开始向中间地带大大扩展。“现在总的国际形势就是美国人相当孤立。这个东南亚问题——印度支那问题解决之后，估计他的孤立会要继续发展。现在英国一大帮、法国、东南亚各国、加拿大、墨西哥，还有一些南美国家，都是不喜欢美国的……现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现在变成艾登他们口里的话了，变成尼赫鲁他们口里的话了，他们也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1954年10月，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第二次谈话中，毛泽东认为，“事物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实况。马克思主义也是承认事物的多样性的……国与国之间不应该互相警戒，尤其是在友好的国家之间”。 在这种“求同存异”原则的指导下，毛泽东注重和各不同制度的国家来往，特别是刚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民族政权。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中，中国都积极地参与并有出色的表现。
其次，毛泽东提出要区别对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政府，甚至对唯美国马首是瞻的英日政府也是抱有同情的色彩，认为它们是受到美国的压力才敌视中国的。在1954年8月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的时候，毛泽东说到“美国的目标是占领处在这个广大中间地带的国家，欺负它们，控制它们的经济，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最好是这些国家都弱下去，这包括日本、德国在内……我们认为，不同制度的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我们和你们也可以合作。我们之间首先就不会打仗。何必打仗呢？我们不仅不会和工党开仗，也不会和保守党开仗”。 在1955年10月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时，毛泽东更多的是强调中日同种，强调有色人种对白色人的平等性，认为“我们两国有个共同问题，就是有一个国家压在我们的头上”。
第三，对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毛泽东虽然在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 ，不过这种说法主要“是为了论证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增长了，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和平建设环境的可能性增长了”。
这一时期，由于重工业经济基础所要求的官僚系统在国内大规模的扩展，管理国计民生的社会经济事务，国家生活进入正规。尽管毛泽东仍然警惕官僚系统会阻碍党的群众路线，但由于正常的社会经济管理离不开这套职能系统，所以毛泽东对官僚系统还是存有很大期待的。反映到外交上，就是对各国政府建立友好官方关系还存有一定的期待，故而这一时期中国与各国政府的外交以及政府间的多边外交都有了相当的扩展。
（三）反“官僚主义”与外交战略走向“左”倾
1958年苏联政府不顾中国的主权关切向中国提出共同建设长波电台和共同建立一支联合舰队的建议，由此导致中苏两党关系开始恶化，最后导致中苏两国关系开始恶化。在毛泽东看来苏联上层出现了官僚化，从而背离了列宁斯大林路线。 同时美帝国主义发动的越战又不断升级，中美关系得不到改善。加上“一场朝鲜战争，一场越南战争，这两个战争紧挨着中国，真刀真枪，不是嘘声恫吓。毛主席认为，战争的危险变成了现实的问题”。
从国内来说，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官僚的弊端开始慢慢暴露，而毛泽东始终担心官僚政治最终会脱离群众路线，并时时刻刻在提醒反官僚主义作风。即使如此，在五十年代中期还是出现了刘青山、张子善重大贪污案以及“高饶事件”。“毛忧心忡忡地看到中央政府机关和各级官吏层无可避免地纷纷建立起来，那种情景跟帝制时代设官封职差不多。他担心旧时代统治阶级自已控制农村百姓的时代又将出现。从个人特权不可抑止的趋势和新的统治阶级的腐化现象看来，要证明他的想法是错误的并不容易。” 而与此同时，随着国际形势一步步恶化，毛泽东更加发现须要重新将群众动员起来保家卫国，而这样就必须抑制官僚体系的扩张甚至打倒这一体系，“我们现在搞民兵，人民公社里头都搞民兵，全民皆兵。要发枪，开头发几百枝，将来要发几千万枝，由各省造轻武器，造步枪、手榴弹、小迫击炮、轻迫击炮。人民公社有军事部，到处联系。在座的有文化人，你们也要号召一下，单拿笔杆不行，一手拿笔杆，一手拿枪杆，又是文化，又是武化”。 在国家建设上，“1958年大跃进中，他便将其对苏联模式的反思付诸实践了。这次经济体制改革集中表现在大规模下放管理权，其要旨在于打破‘条条专政’，建立以‘块块’为主的体制，尽快地实现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使各省、市、自治区都建成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到六十年代更是提出了“虚君共和”的口号。 可见这一时期毛泽东渐渐地将保家卫国和国家建设的希望完全寄托到了群众运动上面。从而带来的一方面是对官僚政治的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又是对官僚政治的极度失望。反映到外交上，就是把希望寄托在世界范围内的群众革命和群众运动之上，而对各国官僚政府也极度的不信任，包括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我们支持首脑会议，不管这种会议有无成就和成就的大小。但是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应当依靠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
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外交逐渐转向第三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的人民群众，在人民群众的力量面前，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我们相信你们也不赞成打世界大战，世界大战我们是反对的。但是我们同时赞成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国人民，有权利起来反对压迫者。要不打世界大战，就要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压迫者。” 在1960年5月《给卡斯特罗的信》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只要各国革命领导核心广泛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坚持不懈的斗争，世界上没有人和力量可以阻止人民前进。我们坚定地相信，各国最广大人民群众一定能够紧密地团结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克服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取得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保卫民族独立和争取社会解放的正义事业的彻底胜利”。 1974年2月在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毛泽东作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论断，并将中国归入第三世界。 而第三世界相对于第一、第二世界来说，就是农村相对于城市，群众相对于官僚。
为达到此目的，毛泽东有一些在今天看来似乎是有损国家利益的让步。首先对第三世界给予大量的单边援助，而“任何大包大揽的‘输血式’的援助不利于受援国的自力更生，而容易产生依赖性，结果往往是出钱买怨恨”。 其次为了争取日本，特别是为了更好地团结日本人民，毛泽东对二战后对日本战争罪行的清算看上去过于宽容。最后，对核武器的过度轻视。在很多场合毛泽东都表现出对核战争所引起的战争性质的变化认识不足。 这都是对群众运动和人民力量自觉不自觉的过度放大。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外交战略完全是“左”倾的，在一些具体场合，他还是能够清晰地看到现代民族主义对世界性群众运动的限制力量的，如1959年，毛泽东就提出各国反帝群众运动要“以依靠自己力量为主，争取外来援助为辅” 的指导方针，反对革命输出的扩大；在1968年关于援外飞机喷刷毛主席语录的请示报告上明确指出：“不要那样做，做了效果不好。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强加于人”，“这些是强加于人的，不要这样做”， 等等。但是由于这一时期，在苏共中央官僚化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政府的双重威胁下，以及运用群众路线反官僚的总体战略的确立，毛泽东在外交战略上“左”的色彩是较为明显的。尽管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左”倾思潮对外交实践的严重扰乱，仅仅是在“文革”前后的两三年时间。但从毛泽东1958年开始的对官僚政治的不信任，对群众运动的神化，确实在指导思想层面推动了外交实践上“左”的错误倾向。 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外交战略背后的官僚政治和群众路线的矛盾达到了极点。
这里须要强调的是，本文并非否定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事业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成功的基础和保障。但是如果将群众运动神化，忽视民族国家的限制和界限，就有走向激进外交政策的危险，这是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外交最主要的教训之一。
三、几点启示
文革最混乱的时期实际上很短，主要在1968和1969年期间。极度混乱的状态也提醒毛泽东要反思过分相信群众运动、打破官僚社会的严重后果。但当时毛泽东已经人到暮年，中央的官僚体系也遭到了严重的冲击，所以尽管拥有高度的个人威望，但他对国内的形势已经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而外交上的情况就不同了，中央始终掌握着外交和军队的主导权，群众运动很难完全渗透到这两个领域。所以文革对外交的冲击持续的时间很短。
从1969年中期开始，毛泽东在外交方面采取了比较现实的做法， 与外国政府官僚的交往又重新被重视起来，在当时中苏关系极度紧张的环境下，与西方大国政府的关系就显得更加重要。1970年12月8日，在和斯诺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明确地检讨对美外交，“现在我们的一个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不是正确？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 在对日关系上也是如此，毛泽东改变了以往过多重视日本政党“左派”的倾向，甚至不惜得罪以往与中国政府更加友好的日本在野党，开始重视和日本执政党交往。1972年9月，毛泽东在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交谈中说道：“有些人骂我们专门勾结右派。我说，日本在野党不能解决问题，解决中日复交问题还是自民党的政府”。
毛泽东通过反思自己在五十年代末以及六十年代过度相信群众运动，盲目宣传世界群众运动，反对内部的官僚政府和外部的帝国主义的做法，在外交上果断地采取措施，刹住文革所带来的“左”倾错误的影响，作出了和西方世界和解的重大决策，为中国后来的外交开创了更大的空间，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新时代的重要起点。
毛泽东所领导的新中国外交是在刚刚取得国内革命胜利以及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严重对立的背景下展开的。革命时代的经验教训对其指导战略有着深刻的影响。作为通过发动群众闹革命，最终推翻国内的反动官僚和外来侵略者的革命性政党，一旦进入政权建设和国家发展阶段，确实面临着官僚政治和群众路线两者的张力。六十年代过度发动群众运动的教训，无论对于中国的内政还是外交，教训都是惨痛的。所以如何坚持群众路线，防止政党官僚化作风的蔓延，严重脱离群众，以至陷入失去合法性的危险，同时又不会因为频繁的运动妨碍了正常的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与外交，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到今天都不能不认真思考的问题。
另外，从国际层面来说，民族国家依然是当今国际体系最重要的行为体之一。尽管民族主义在一些层面加剧了全球问题的恶化，但它始终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然而当下，全球市民社会尽管步伐很慢，却依然在逐步形成，国际范围内的群众路线和官僚政治的关系在将来可能又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适当并且有效地加强世界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处理好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构建和谐世界，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外交的问题之一，也将成为世界体系本身的问题之一。
可见，毛泽东外交战略所面临的张力——官僚政治与群众路线，将会长时间地考验着中国的外交乃至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