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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文干案发生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因政权内部的派系之争则起，继而引起政潮，后来又引起学潮和法潮，可谓轰动一的。
涉嫌受贿，锒铛入狱
罗文干，1888年出生于广东番禺的一个富有家庭，长大后到英国留学，获得牛津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回国后长期从事司法工作。1912年任广东省司法总长、广东高等审判厅厅长，1914年调任北洋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1921年12月任司法总长，1922年1月改任大理院院长，同年9月任则政总长。罗文干案即发生在1922年11月，罗文干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时期。
1922年直奉战争结束后，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吴佩孚掌握了北京政府。由于权利之争，直系内部又有以曹锟为首的津保派和以吴佩孚为首的洛吴派之分，两派之间明争暗斗，异常激烈。而当的正宠惠内阁与津保派有一定的矛盾，具有亲洛吴派倾向。因此，津保派的吴景濂、张伯烈因嫉妒王宠惠内阁的亲洛吴派倾向，企图借此倒阁，便以正内阁任命的财政总长罗文干签订借款合同事件为由，寻找突破口。
案情是这样的：1911年至1916年间，由于国库空虚，财政困难，北洋政府通过委托奥地利银行团在欧洲债券市场发行债券的方式，向奥地利银行团借款达七次之多，利率四至五厘不等，总数为410万英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债券已经到期，购买债券的英、法、德以及意大利等国的债券人，要求中国偿还借款或另外发行新债券，并以此作为承认中国新增关税的前提条件。在与北洋政府财政部多次交涉遭到拒绝后，他们委托华义银行代为办理此事，并给予华义银行大量金钱作为活动经费。
财政总长罗文干考虑到政府财政困窘，新增关税意义重大，遂于1922年11月14日，与华义银行经理罗索达·柯索利突然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并同意将日债票换为新债票，照票面九折发行，本次借款本息合计为577．719万英镑，年息8厘。合同签订后，华义银行支付财政部8万英镑．又以3．5万英镑作为手续费。这就是所谓的“华义借款”，又称“安利借款”。
对于此项展期借款，虽然罗文干在签订时，已经尽量将损失降到最低限度，但毕竟对国家利益有一定的损害。再者，罗文干办理该合同时，并未提交国会通过，在手续上有欠缺，从而给某些人提供了攻击的借口。
1922年11月18日晚七点，众议院正副议长吴景濂、张伯烈带着华义银行买办李品一，手持众议院印函以及华义借款概要和说明书，奔赴东厂胡同，秘呈大总统黎元洪，揭发罗文干在签订借款合同过程中有受贿情事。其中，华义银行支付·给财政部的日万英镑支票上和财政部公函上罗文干的亲笔签名，便成为罗文干受贿的书证，华义银行买办李品一即为证人。
黎元洪看完相关文件后仍在犹豫，吴景濂在一旁威胁道：“如果罗文干逃走，那么责任就全在总统身上了，请总统不要再犹豫了。”在这种胁迫下，黎元洪遂下手谕，拘捕罗文干以及经手人黄体濂等人。是夜11点左右，罗文干、黄体濂在自己的住处被军警当局逮捕，当夜被送入京师地方检察厅，收入看守所羁押。
内阁总理王宠惠半夜得知罗文干被捕的消息．于次日凌晨3点，到京师地方检察厅探视，要求保释罗出狱。但罗文干不肯，为维护自己的清白名誉，他坚持要求案件交由法庭处理，并提出两点要求：其一，让黎元洪下令承认逮捕为非法；其二，拘捕吴景濂、张伯烈，以诬告罪处理。
19日，内阁成员齐集公府，要求总统下令承认逮捕为非法。就在黎元洪同意盖印发表这项命令的时候，以吴景濂、张伯烈为首的国会议员二十多人冲进来，吓得阁员们从侧门逃走。吴景濂要挟黎元洪不得在该项命令上盖印。迫于压力，黎元洪放弃了“承认逮捕为非法”的命令。
20日，国会通过了查办罗文干案，这表明案件要由法律来解决。按照正常法律程序，必须有告发人向被告人提出控诉。于是，京师地方检察厅票传吴景濂、张伯烈出庭对质。吴、张二人以本案是总统交办、议长不负告发人的义务为由，抗传不到，拒不出庭，从而使案件陷于停顿。
罗文干案发生后，内阁中亲洛吴派成员向吴佩孚求救。20日，吴佩孚发电报斥责黎元洪下令逮捕罗文干纯属违法之举。黎元洪不敢公开得罪吴佩孚．于是、派下属向京师地方检察厅出具保单，并用自己的汽车迎接罗文千出狱。罗文干仍然不肯轻易出来，力争法律解决，希望法律还他一个公道。
然而，由于津保派头目曹锟的介入，情况急转直下。23日曹锟打来电报说，罗文干受贿渎职，丧权辱国，建议组织特别法庭，进行彻底的追究。黎元洪惧怕曹银的势力，只得同意。这时，围绕罗案进行的政治斗争，已经上升到津保派和涪吴派两大军事实力派之间的争斗。
津保派和洛吴派两派军阀较量，最终以洛吴派的妥协而告终。25日，吴佩孚发表通电，表示刘罗文干犯罪是否成立毫无成见，并表示对自己的老上级曹锟始终服从。在这场保洛两派之争中，内阁总理王宠惠左右为难，不得不宣告辞职，至此，津保派借罗案例阁的目的算是达到了。
但在此期间，京师地方检察厅却以法律程序对罗文干案进行着调查。由于有华义银行代表伯克尔出面作证，该行所付的3.5万英镑支票，都是意大利人所得的手续费，8万英镑支票是由财政部领收的，而不是罗文干中饱私囊。因此。罗文干渎职受贿案不能成立。1923年1月11日，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后，京师地方检察厅认为“犯罪嫌疑不足，行为不成犯罪”，做出不予起诉的决定，随即释放罗文干等人出狱。
派系之争，再次入狱
这一结果出来后，引起津保派的反对。1923年1月17日，众议院通过重新查办罗文干的决议，并要求查办京师地方审检厅的法官。新上任的教育总长彭允彝是亲津保派阁员，为迎合国会，他在阁议中也提出再办罗文干。时任司法总长的程克遂以司法部命令的形式，饬令法庭拘罗再议。罗文干、黄体濂等人再次被捕入狱。
罗文干等人的再次被捕，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1923年1月16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宣布，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蹂躏人权，违法主张罗案再议，羞与其为伍，辞职出京。蔡元培的辞职激起了难以收拾的学潮。
修订法律馆总裁江庸以司法总长程克破坏法令，司法独立无望而通电全国，从而又引起法潮，法界人士纷纷通电谴责司法总长程克的违法行为。
首先发难的是东省特别区法院全体司法官。1月28日，他们给司法部、大理院、总检察厅、京师高等审判检察厅、律师公会发出通电，指出该案的违法之处。电文如下：罗文干案本是他人告发，自始至终无合法告诉人，依刑事诉讼条例，自无再议之余地。纵使原处分错误， 或有新证据发生，一应依法进行，乃竟命令再议，重行羁押，纯属蹂躏法权，司法独立精神被破坏无遗。北京高等检察厅对地方检察厅再次拘捕罗文干等人的非法行为进行了谴责，上海律师公会也电请北京律师公会调查实情，以便力争。
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总长程克并没有吸取教训，反而采取了更加违法的手段，来对付进行抗议的司法界人士。他将大理院院长董康降为法权讨论委员会副会长，以示惩戒；将北京司法机关中的反对者撤职，换成他的亲信，以便对罗文干加罪。2月28日，他又下令撤换直隶、湖北两省司法人员。这些司法人员奋起抗争，一方面根据《临时约法》第52条“法官在任中不得减俸或解职，非依法律受刑罚宣布或应免职之惩戒处分，不得解职”的规定，斥责司法部任免命令为不合法，不予接受；另一方面全体一致不办理交接手续，置任免令于不顾。
法官公正，无罪获释
由于有各地司法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京师地方审检厅的法官、检察官始终坚持以正当的法律程序，对罗案进行调查、取证、审理。至1923年6月29日，京师地方审判厅二次宣布罗文干、黄体濂无罪，并将其释放。
不可否认，罗文干等人的再次无罪释放，也与当时的政治局势有直接关系。1923年4月，王宠惠、顾维钧前往保定，找曹锟为罗文干疏通。6月，北京发生政变，黎元洪逃到天津、为曹锟腾出总统宝座。当时，代行总统职权的高凌内阁邀请顾维钧担任外交总长。顾维钧表示，只要罗文干的案件一天不澄清，他就一天不任职。为了尽快组织一个统一的政府，内阁总理高凌、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和司法总长程克一起承诺，保证释放罗文干。就在顾维钧就职的第二天，罗文干被再次释放。
然而，又有新的情况发生。地方检察厅不服审判厅之判决，声明上诉，罗文干第三次成为被告。但上诉后，高等审判厅一直未予审理。1924年2月初，地方检察厅向高等审判厅撤消上诉，高等审判厅即日通知罗文干、黄体濂二人。此案历经一年多的时间，至此方告结束。
暂且不管罗案的发生有什么样的政治黑幕，从法律的角度看，此案件的违法之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逮捕不合正常法律手续。按照当时的正常程序，作为国务员的罗文干即使真正违法，也应当由国会行使其弹劾权，而不能由众议院的正副议长以个人名义行使；其次是批准逮捕的权利应当由检察机关行使，而不是大总统以命令的形式行使；再者是应当由司法机关而不是军警实施逮捕事宜；还有是司法部以命令形式申请罗案再议，违法了《临时约法》第51条“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的规定，属于严重违法行为。
值得欣慰的是，各地司法机关的司法人员为了维护司法独立，敢于与司法部相抗衡，并能够以《临时约法》为武器，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而斗争。京师地方审判厅的法官们，也能够顶住来自司法部、议会、内阁等多方面的压力，坚持独立审判。罗案能够得到圆满解决，司法界人士不屈不挠的斗争，无疑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编辑：韩铁马
涉嫌受贿，锒铛入狱
罗文干，1888年出生于广东番禺的一个富有家庭，长大后到英国留学，获得牛津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回国后长期从事司法工作。1912年任广东省司法总长、广东高等审判厅厅长，1914年调任北洋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1921年12月任司法总长，1922年1月改任大理院院长，同年9月任则政总长。罗文干案即发生在1922年11月，罗文干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时期。
1922年直奉战争结束后，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吴佩孚掌握了北京政府。由于权利之争，直系内部又有以曹锟为首的津保派和以吴佩孚为首的洛吴派之分，两派之间明争暗斗，异常激烈。而当的正宠惠内阁与津保派有一定的矛盾，具有亲洛吴派倾向。因此，津保派的吴景濂、张伯烈因嫉妒王宠惠内阁的亲洛吴派倾向，企图借此倒阁，便以正内阁任命的财政总长罗文干签订借款合同事件为由，寻找突破口。
案情是这样的：1911年至1916年间，由于国库空虚，财政困难，北洋政府通过委托奥地利银行团在欧洲债券市场发行债券的方式，向奥地利银行团借款达七次之多，利率四至五厘不等，总数为410万英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债券已经到期，购买债券的英、法、德以及意大利等国的债券人，要求中国偿还借款或另外发行新债券，并以此作为承认中国新增关税的前提条件。在与北洋政府财政部多次交涉遭到拒绝后，他们委托华义银行代为办理此事，并给予华义银行大量金钱作为活动经费。
财政总长罗文干考虑到政府财政困窘，新增关税意义重大，遂于1922年11月14日，与华义银行经理罗索达·柯索利突然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并同意将日债票换为新债票，照票面九折发行，本次借款本息合计为577．719万英镑，年息8厘。合同签订后，华义银行支付财政部8万英镑．又以3．5万英镑作为手续费。这就是所谓的“华义借款”，又称“安利借款”。
对于此项展期借款，虽然罗文干在签订时，已经尽量将损失降到最低限度，但毕竟对国家利益有一定的损害。再者，罗文干办理该合同时，并未提交国会通过，在手续上有欠缺，从而给某些人提供了攻击的借口。
1922年11月18日晚七点，众议院正副议长吴景濂、张伯烈带着华义银行买办李品一，手持众议院印函以及华义借款概要和说明书，奔赴东厂胡同，秘呈大总统黎元洪，揭发罗文干在签订借款合同过程中有受贿情事。其中，华义银行支付·给财政部的日万英镑支票上和财政部公函上罗文干的亲笔签名，便成为罗文干受贿的书证，华义银行买办李品一即为证人。
黎元洪看完相关文件后仍在犹豫，吴景濂在一旁威胁道：“如果罗文干逃走，那么责任就全在总统身上了，请总统不要再犹豫了。”在这种胁迫下，黎元洪遂下手谕，拘捕罗文干以及经手人黄体濂等人。是夜11点左右，罗文干、黄体濂在自己的住处被军警当局逮捕，当夜被送入京师地方检察厅，收入看守所羁押。
内阁总理王宠惠半夜得知罗文干被捕的消息．于次日凌晨3点，到京师地方检察厅探视，要求保释罗出狱。但罗文干不肯，为维护自己的清白名誉，他坚持要求案件交由法庭处理，并提出两点要求：其一，让黎元洪下令承认逮捕为非法；其二，拘捕吴景濂、张伯烈，以诬告罪处理。
19日，内阁成员齐集公府，要求总统下令承认逮捕为非法。就在黎元洪同意盖印发表这项命令的时候，以吴景濂、张伯烈为首的国会议员二十多人冲进来，吓得阁员们从侧门逃走。吴景濂要挟黎元洪不得在该项命令上盖印。迫于压力，黎元洪放弃了“承认逮捕为非法”的命令。
20日，国会通过了查办罗文干案，这表明案件要由法律来解决。按照正常法律程序，必须有告发人向被告人提出控诉。于是，京师地方检察厅票传吴景濂、张伯烈出庭对质。吴、张二人以本案是总统交办、议长不负告发人的义务为由，抗传不到，拒不出庭，从而使案件陷于停顿。
罗文干案发生后，内阁中亲洛吴派成员向吴佩孚求救。20日，吴佩孚发电报斥责黎元洪下令逮捕罗文干纯属违法之举。黎元洪不敢公开得罪吴佩孚．于是、派下属向京师地方检察厅出具保单，并用自己的汽车迎接罗文千出狱。罗文干仍然不肯轻易出来，力争法律解决，希望法律还他一个公道。
然而，由于津保派头目曹锟的介入，情况急转直下。23日曹锟打来电报说，罗文干受贿渎职，丧权辱国，建议组织特别法庭，进行彻底的追究。黎元洪惧怕曹银的势力，只得同意。这时，围绕罗案进行的政治斗争，已经上升到津保派和涪吴派两大军事实力派之间的争斗。
津保派和洛吴派两派军阀较量，最终以洛吴派的妥协而告终。25日，吴佩孚发表通电，表示刘罗文干犯罪是否成立毫无成见，并表示对自己的老上级曹锟始终服从。在这场保洛两派之争中，内阁总理王宠惠左右为难，不得不宣告辞职，至此，津保派借罗案例阁的目的算是达到了。
但在此期间，京师地方检察厅却以法律程序对罗文干案进行着调查。由于有华义银行代表伯克尔出面作证，该行所付的3.5万英镑支票，都是意大利人所得的手续费，8万英镑支票是由财政部领收的，而不是罗文干中饱私囊。因此。罗文干渎职受贿案不能成立。1923年1月11日，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后，京师地方检察厅认为“犯罪嫌疑不足，行为不成犯罪”，做出不予起诉的决定，随即释放罗文干等人出狱。
派系之争，再次入狱
这一结果出来后，引起津保派的反对。1923年1月17日，众议院通过重新查办罗文干的决议，并要求查办京师地方审检厅的法官。新上任的教育总长彭允彝是亲津保派阁员，为迎合国会，他在阁议中也提出再办罗文干。时任司法总长的程克遂以司法部命令的形式，饬令法庭拘罗再议。罗文干、黄体濂等人再次被捕入狱。
罗文干等人的再次被捕，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1923年1月16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宣布，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蹂躏人权，违法主张罗案再议，羞与其为伍，辞职出京。蔡元培的辞职激起了难以收拾的学潮。
修订法律馆总裁江庸以司法总长程克破坏法令，司法独立无望而通电全国，从而又引起法潮，法界人士纷纷通电谴责司法总长程克的违法行为。
首先发难的是东省特别区法院全体司法官。1月28日，他们给司法部、大理院、总检察厅、京师高等审判检察厅、律师公会发出通电，指出该案的违法之处。电文如下：罗文干案本是他人告发，自始至终无合法告诉人，依刑事诉讼条例，自无再议之余地。纵使原处分错误， 或有新证据发生，一应依法进行，乃竟命令再议，重行羁押，纯属蹂躏法权，司法独立精神被破坏无遗。北京高等检察厅对地方检察厅再次拘捕罗文干等人的非法行为进行了谴责，上海律师公会也电请北京律师公会调查实情，以便力争。
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总长程克并没有吸取教训，反而采取了更加违法的手段，来对付进行抗议的司法界人士。他将大理院院长董康降为法权讨论委员会副会长，以示惩戒；将北京司法机关中的反对者撤职，换成他的亲信，以便对罗文干加罪。2月28日，他又下令撤换直隶、湖北两省司法人员。这些司法人员奋起抗争，一方面根据《临时约法》第52条“法官在任中不得减俸或解职，非依法律受刑罚宣布或应免职之惩戒处分，不得解职”的规定，斥责司法部任免命令为不合法，不予接受；另一方面全体一致不办理交接手续，置任免令于不顾。
法官公正，无罪获释
由于有各地司法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京师地方审检厅的法官、检察官始终坚持以正当的法律程序，对罗案进行调查、取证、审理。至1923年6月29日，京师地方审判厅二次宣布罗文干、黄体濂无罪，并将其释放。
不可否认，罗文干等人的再次无罪释放，也与当时的政治局势有直接关系。1923年4月，王宠惠、顾维钧前往保定，找曹锟为罗文干疏通。6月，北京发生政变，黎元洪逃到天津、为曹锟腾出总统宝座。当时，代行总统职权的高凌内阁邀请顾维钧担任外交总长。顾维钧表示，只要罗文干的案件一天不澄清，他就一天不任职。为了尽快组织一个统一的政府，内阁总理高凌、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和司法总长程克一起承诺，保证释放罗文干。就在顾维钧就职的第二天，罗文干被再次释放。
然而，又有新的情况发生。地方检察厅不服审判厅之判决，声明上诉，罗文干第三次成为被告。但上诉后，高等审判厅一直未予审理。1924年2月初，地方检察厅向高等审判厅撤消上诉，高等审判厅即日通知罗文干、黄体濂二人。此案历经一年多的时间，至此方告结束。
暂且不管罗案的发生有什么样的政治黑幕，从法律的角度看，此案件的违法之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逮捕不合正常法律手续。按照当时的正常程序，作为国务员的罗文干即使真正违法，也应当由国会行使其弹劾权，而不能由众议院的正副议长以个人名义行使；其次是批准逮捕的权利应当由检察机关行使，而不是大总统以命令的形式行使；再者是应当由司法机关而不是军警实施逮捕事宜；还有是司法部以命令形式申请罗案再议，违法了《临时约法》第51条“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的规定，属于严重违法行为。
值得欣慰的是，各地司法机关的司法人员为了维护司法独立，敢于与司法部相抗衡，并能够以《临时约法》为武器，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而斗争。京师地方审判厅的法官们，也能够顶住来自司法部、议会、内阁等多方面的压力，坚持独立审判。罗案能够得到圆满解决，司法界人士不屈不挠的斗争，无疑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编辑：韩铁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