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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元明文人言必称汉隶，但书家直接从非名家所书刻的汉碑中取法，却迟至明末清初才初見端倪。梁章钜在一首诗的自注中说：“汉隶几成绝学，六朝以无传授，至竹垞力思复古，而阙里、任城诸刻始盛行于时，《曹全》晚出完好，尤刻意摹仿。”万历年间出土的《曹全碑》受到朱彝尊、郑簠、傅山等人的青睐，他们的实践与鼓吹，导引了一个时代的书学风尚。朱彝尊是清初重要的史学家，他热衷于寻访前代遗刻，金石遗文不仅可以证国史之谬，还可以补文史之阙，朱彝尊癖嗜不已。其参与访碑活动并肆力学习汉碑，无锡学者钱泳在回溯清代隶书发展历程时，肯定了朱彝尊与郑簠的复兴汉隶的筚路蓝缕之功。事实上，朱彝尊的隶书对同时期及后来的隶书家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他的作品成为后代讨论清初隶书最重要的标本。
关键词：朱彝尊 ；碑学； 交游 ；隶书复兴
一、朱彝尊行迹
清初，由于各种机缘一大批南方学者来到北方，他们都热衷于在山野之处椎拓碑刻。为了得到更多的资源及精良拓本，他们也加入到金石学家访求汉碑的队伍之中。
1.游风峪观石刻佛经
康熙丙午年（1666）的三月，竹垞前往山西太原，有一座名为“风峪”的山，山有穴，名为风穴，相传神至则穴中肃然有声。穴内有北齐佛经石柱一百二十有六，因时间久远的缘故，洞穴成了地蝎的居所，即便是贪玩之人也不敢轻易入内。朱彝尊带着土人燎薪而入。其后，朱彝尊曾经与曹溶等商量，把石柱移到晋祠，筑亭贮藏，但一位方姓使君以为不可，所以未能成功，这一愿望一直萦绕于心中，送行之时也一再叮嘱。不久以后，竹垞在另一首诗中仍在询问刻石的消息：“风峪石经无恙否，何时徙置剔苔斑？”
2.朱彝尊任城阙里之行
梁章钜在一首诗的自注中说：“汉隶几成绝学，六朝已无传授，至竹垞力思复古，而阙里、任城诸刻始于盛行之时，《曹全》晚出完好，尤刻意摹仿。”由于朱彝尊的力思复古，许多不受重视的山东汉碑在清初开始流行。《曹全碑》因出土较晚，字画清晰，所以朱氏用功最勤。当时名家临摹什么样的汉碑什么就会成为一种风气。出于广见广习汉碑的目的，书家加入到访求汉碑的队伍当中。访碑活动不仅使他有机会多见汉碑，而且可以精心摹拓。对于朱彝尊的访碑活动及其与金石学者交往活动的考察有利于我们理解竹垞书法与清初文化风气间的联系。
康熙八年（1669）春，朱彝尊游山东等地，登峄山，过邹县谒孟子庙，游曲阜谒孔林，手拓并购求汉碑。这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出行。据《曝书亭序跋》卷十三可知，朱竹垞北游访碑，道经山东曲阜并留有诸多题跋。竹垞悉心观摩，在曲阜探奇寻幽，搜讨金石遗文，可谓不辞辛劳。他还曾亲至《孔彪碑》下，摩挲椎拓，对于残石断碑也不放过，《曝书亭序跋》卷十三《汉博陵太守孔彪碑跋》：曲阜石阙，多置孔子庙庭，独此碑在林中。欧阳子《集古录》第云孔君碑，惜其名字皆亡。赵明诚以为碑虽残阙，名字可识。讳彪，字元上。證以韓勅、史晨二碑率钱人姓名。是本曩见之于宛平孙氏郎宅，文愈断烂，讳及字形模尚存。
正因朱彝尊的好事之心，古代金石碑刻才没有“与蔓草俱没”，而是在清初碑学渐兴之际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与曹溶、林侗等金石喜好者相似的是，朱彝尊亦有专门的椎拓碑刻之人，可见当时的学者们对于推拓质量也是非常在意的。如果只是为了达成发现文献的目的，拓本只需达到字迹清晰的要求，但是从书法的角度出发，要求显然会更高，就像朱彝尊所说的那样，需要“相其陷文深浅”，这样才能保证汉碑的原滋原味。
朱彝尊与郑簠、颜光敏不仅到过山东的曲阜、济宁，还与傅山、曹溶、叶奕苞到过山西的太原、大同、汾阳、榆次、介休、平定等地，还曾到过北京及周边地区；竹垞还到过河北的琢州、曲阳。在南方，朱彝尊、林侗、周在浚、王概、王著等曾经拜访南京周边的摄山、牛迹山、江宁尊经阁等地。还到过陕西，寻访秦地的碑版。通过亲访碑刻与多方购求，所藏碑刻拓片达到了“积有四橱”的规模。朱彝尊广泛临摹这些汉碑拓本，与其之后成为清初隶书的标志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朱彝尊的隶书风格特征
明末清初的学者们都有好古之心，对于前代的遗文碑刻极力搜求，在证经补史的同时，也体会到碑刻笔画的精妙，并且挖掘出了与二王遒劲媚趣书风完全不同的审美意趣 ，那就是“古拙用笔飞动，姿态变幻，不衫不履，而有真淳古意。曾经被学者们爱重的三国、唐代隶书因为缺乏这种“古拙”意趣而遭到贬弃。而对“古拙”的阐释与发掘则贯穿了碑学的始终，亦被视为碑学的核心审美内涵。大量金石碑刻的发现、椎拓、交换与传播，为书家们的临摹提供了完整的资料与范本，清初隶书创作因为朱、郑等人的崛起，在面貌、书写技法等方面，都与明人隶书拉开了很大的距离。众多文人参与到访碑活动之中，并进而产生了朴素的碑学观念与不同于以往的书写技法，明末清初已经是碑学复兴的时代。
朱彝尊敢于面对隶书长期衰落的情况，以金石文字为法，运用到隶书创作实践中，按照传统隶书的基本审美从布白到结体，从书写节奏到章法，都表达着他的情感，心境的真实写照。他的隶书以古逸、灵动著称，用笔轻松舒展，结体方扁端庄，从容典雅。重要的是，其点画从汉碑来，行笔稳重，且作为隶书特征之一的波磔用笔，也是出之以自然之致，不强弩硬挑。说明朱彝尊不仅对《曹全碑》下过很深的功夫，而且对汉隶的整体审美意韵也有着很深的把握，始终坚持个性化的审美认识、笔墨情趣，以己个性感悟古人的个性。他与清代书家的不同之处更在于能够吸收汉简汉砖，故其书作平和秀雅，古意盎然。从汉碑结体布白中，写出具有时代审美趋势的作品。朱彝尊写隶书关键在于主笔突出，收放自然，表达了自然状态下的书写风范，正是朱彝尊终身锐意创新，敢为天下先，所以才与同代书家拉开差距，正是这种独创精神，成就了朱彝尊的书法艺术，成为其独特风格的直接原因。
关键词：朱彝尊 ；碑学； 交游 ；隶书复兴
一、朱彝尊行迹
清初，由于各种机缘一大批南方学者来到北方，他们都热衷于在山野之处椎拓碑刻。为了得到更多的资源及精良拓本，他们也加入到金石学家访求汉碑的队伍之中。
1.游风峪观石刻佛经
康熙丙午年（1666）的三月，竹垞前往山西太原，有一座名为“风峪”的山，山有穴，名为风穴，相传神至则穴中肃然有声。穴内有北齐佛经石柱一百二十有六，因时间久远的缘故，洞穴成了地蝎的居所，即便是贪玩之人也不敢轻易入内。朱彝尊带着土人燎薪而入。其后，朱彝尊曾经与曹溶等商量，把石柱移到晋祠，筑亭贮藏，但一位方姓使君以为不可，所以未能成功，这一愿望一直萦绕于心中，送行之时也一再叮嘱。不久以后，竹垞在另一首诗中仍在询问刻石的消息：“风峪石经无恙否，何时徙置剔苔斑？”
2.朱彝尊任城阙里之行
梁章钜在一首诗的自注中说：“汉隶几成绝学，六朝已无传授，至竹垞力思复古，而阙里、任城诸刻始于盛行之时，《曹全》晚出完好，尤刻意摹仿。”由于朱彝尊的力思复古，许多不受重视的山东汉碑在清初开始流行。《曹全碑》因出土较晚，字画清晰，所以朱氏用功最勤。当时名家临摹什么样的汉碑什么就会成为一种风气。出于广见广习汉碑的目的，书家加入到访求汉碑的队伍当中。访碑活动不仅使他有机会多见汉碑，而且可以精心摹拓。对于朱彝尊的访碑活动及其与金石学者交往活动的考察有利于我们理解竹垞书法与清初文化风气间的联系。
康熙八年（1669）春，朱彝尊游山东等地，登峄山，过邹县谒孟子庙，游曲阜谒孔林，手拓并购求汉碑。这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出行。据《曝书亭序跋》卷十三可知，朱竹垞北游访碑，道经山东曲阜并留有诸多题跋。竹垞悉心观摩，在曲阜探奇寻幽，搜讨金石遗文，可谓不辞辛劳。他还曾亲至《孔彪碑》下，摩挲椎拓，对于残石断碑也不放过，《曝书亭序跋》卷十三《汉博陵太守孔彪碑跋》：曲阜石阙，多置孔子庙庭，独此碑在林中。欧阳子《集古录》第云孔君碑，惜其名字皆亡。赵明诚以为碑虽残阙，名字可识。讳彪，字元上。證以韓勅、史晨二碑率钱人姓名。是本曩见之于宛平孙氏郎宅，文愈断烂，讳及字形模尚存。
正因朱彝尊的好事之心，古代金石碑刻才没有“与蔓草俱没”，而是在清初碑学渐兴之际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与曹溶、林侗等金石喜好者相似的是，朱彝尊亦有专门的椎拓碑刻之人，可见当时的学者们对于推拓质量也是非常在意的。如果只是为了达成发现文献的目的，拓本只需达到字迹清晰的要求，但是从书法的角度出发，要求显然会更高，就像朱彝尊所说的那样，需要“相其陷文深浅”，这样才能保证汉碑的原滋原味。
朱彝尊与郑簠、颜光敏不仅到过山东的曲阜、济宁，还与傅山、曹溶、叶奕苞到过山西的太原、大同、汾阳、榆次、介休、平定等地，还曾到过北京及周边地区；竹垞还到过河北的琢州、曲阳。在南方，朱彝尊、林侗、周在浚、王概、王著等曾经拜访南京周边的摄山、牛迹山、江宁尊经阁等地。还到过陕西，寻访秦地的碑版。通过亲访碑刻与多方购求，所藏碑刻拓片达到了“积有四橱”的规模。朱彝尊广泛临摹这些汉碑拓本，与其之后成为清初隶书的标志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朱彝尊的隶书风格特征
明末清初的学者们都有好古之心，对于前代的遗文碑刻极力搜求，在证经补史的同时，也体会到碑刻笔画的精妙，并且挖掘出了与二王遒劲媚趣书风完全不同的审美意趣 ，那就是“古拙用笔飞动，姿态变幻，不衫不履，而有真淳古意。曾经被学者们爱重的三国、唐代隶书因为缺乏这种“古拙”意趣而遭到贬弃。而对“古拙”的阐释与发掘则贯穿了碑学的始终，亦被视为碑学的核心审美内涵。大量金石碑刻的发现、椎拓、交换与传播，为书家们的临摹提供了完整的资料与范本，清初隶书创作因为朱、郑等人的崛起，在面貌、书写技法等方面，都与明人隶书拉开了很大的距离。众多文人参与到访碑活动之中，并进而产生了朴素的碑学观念与不同于以往的书写技法，明末清初已经是碑学复兴的时代。
朱彝尊敢于面对隶书长期衰落的情况，以金石文字为法，运用到隶书创作实践中，按照传统隶书的基本审美从布白到结体，从书写节奏到章法，都表达着他的情感，心境的真实写照。他的隶书以古逸、灵动著称，用笔轻松舒展，结体方扁端庄，从容典雅。重要的是，其点画从汉碑来，行笔稳重，且作为隶书特征之一的波磔用笔，也是出之以自然之致，不强弩硬挑。说明朱彝尊不仅对《曹全碑》下过很深的功夫，而且对汉隶的整体审美意韵也有着很深的把握，始终坚持个性化的审美认识、笔墨情趣，以己个性感悟古人的个性。他与清代书家的不同之处更在于能够吸收汉简汉砖，故其书作平和秀雅，古意盎然。从汉碑结体布白中，写出具有时代审美趋势的作品。朱彝尊写隶书关键在于主笔突出，收放自然，表达了自然状态下的书写风范，正是朱彝尊终身锐意创新，敢为天下先，所以才与同代书家拉开差距，正是这种独创精神，成就了朱彝尊的书法艺术，成为其独特风格的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