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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经济体系的结构性弱点暴露无疑，主要发达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原有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拖累和制约着全球经济复苏与增长。当前和未来相当一个时期内，国际经济秩序和全球治理机制处于深刻调整中，各国不约而同地聚焦于摸索新的发展道路。中国通过分享自身国际经济合作的成功经验，倡议各国携手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合作，为世界贡献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力量、方案和智慧。
关键词：中国方案；国际经济合作；共商共建共享
当今的世界进入了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时期。一方面，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不断深入发展，各国之间相互联系和依存的范围日益拓展、程度日益加深，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十几亿人口正加速走向现代化。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地区冲突此起彼伏，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持续蔓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仍然突出，全人类面临着许多共同挑战。但是，随着国际秩序的缓慢变革，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与发展的大势已不可逆转。与此同时，除了和平与发展，合作、共赢也日渐成为各国的新要求，成为全球范围的新景观和新趋势。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为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迎来了要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阶段。这些充分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充满着生机和活力；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成功经验，可以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快速发展又希望保持独立自主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借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积极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同舟共济，携手应对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不断增添共同发展的新动力，努力推动国际经济合作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深入发展，为建设开放型区域经济和世界经济贡献了中国方案和智慧。
一、国际经济体系的结构性弱点
1971年，尼克松政府单方面结束“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不再与黄金维持固定的兑换关系。不久，美国发现凭借信用付款，既可以从低成本生产国购得所需要的制造业产品，又可以为国内的服务消费提供融资，还可以为本国商品出口提供资金。其后，美国将没有黄金支撑的美元和以美元计值的债券作为支付手段大肆使用，建立在债务扩张和资产价格泡沫之上的经济模式取代了建立在生产有形商品之上的经济模式，信贷和消费代替了储蓄和投资成为驱动美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美国的国民储蓄率开始大幅下降，经常账户赤字严重膨胀，维持经济繁荣的唯一途径只有保证信贷的持续扩张。美国变得生产很少，但消费很多。
自此，在世界范围内流通的美元呈爆炸性增长，国际经济体系开始发生变革，全球资源以贸易顺差形式持续流入美国，美元计值的金融资产以资本项目顺差形式持续流向全世界。其他国家则不断扩大工业产能以满足美国迅速增长的需求，而美国开始了去工业化的进程。尽管美国国内工资水平停滞不前，但只要美国的股价、房价和其他虚拟财富仍能持续走高，不断向国外借贷，并通过透支未来支撑自身的繁荣，美国家庭就可以继续借钱消费。由此，美国的进口逐年增加，成为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雖然美国人均收入位居世界前列，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其消费水平还是不成比例地高出许多。一直以来，美国消费者就是疯狂的买家，大量消费着法国红酒、德国汽车、中国T恤等各种档次的外国商品。自上世纪80年代起，美国家庭负债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0%上升到了78%。而且，他们的债权人鼓励他们继续这样做，消费信用贷款和抵押贷款一直比较自由地流通着。至2004年，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已高达6400亿美元，从其他国家进口比其出口高出75%；至2007年，美国的贸易逆差激增到7110亿美元。欧洲的一些国家，由于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增长放缓等影响，已很难维持高福利水平，也依赖对外举债，沦为债务依赖性国家。至此，美国和欧洲部分国家一起维持着日益危险的恐怖平衡。
与美国和欧洲部分国家过度举债的情况相反，德国、日本、中国、沙特阿拉伯、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则依靠不断出口商品、服务和资源来满足美国挥金如土的生活，以实现自身经济增长，并通过持续购买美元或以美元计值的资产为美国家庭的无限度消费提供资金。在这样的互补机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中美连体婴”现象。美国消费需求拉动中国经济，中国储蓄支撑美国消费透支，这种经济共生关系曾被称为是带动全球经济繁荣的巧妙结合。长久以来，中国是美元和美国国债的最大海外持有者，是美国最大的进口商品来源国；美国企业是中国的主要投资者，绝大多数跨国公司都在中国设有重要业务，并将中国企业纳入其供应链当中。但是，信贷泛滥的局面不可能一直维持下去，所以这一经济共生关系并不稳定，甚至被批评为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的症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终于开始认真反思并着手调整“中美连体婴”现象了。
二、全球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被沃伦·巴菲特看成是美国经济的“珍珠港事件”，危机的根源就在于以大肆借贷和消费来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好像从山顶滚落的石块，迅速下跌直至崩盘，整个世界经济跟着乱了套。2008年底2009年初，美国实际GDP下降4.7%；当时的趋势增长应在3.5%以上，所以美国真正损失了8%左右的实际GDP，这意味着美国民众损失了8%左右的人均收入。在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中，美国家庭财产缩水达20%以上，失业率高达10%。这些状况是自“大萧条”以来没有出现过的，人们开始讨论是否会出现“大萧条2.0”的话题。
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联系空前紧密且复杂的世界，几乎没有国家，即使是保持金融管制的国家或地区，可以幸免于全球化时代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一旦爆发，就迅速跨出美国边界蔓延到了其他发达国家，然后波及到了众多发展中国家。很快，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瑞士、澳大利亚、日本等发达国家的50多家主要银行和对冲基金受到严重冲击，大约损失3000-4000亿美元。欧洲更成为重灾区，欧元区综合性银行大集团的资产仅2008年就蒸发了1050亿欧元，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更是陷入主权债务危机。 金融危机也很快传递给全球的实体经济，导致世界消费需求大幅缩水，企业的正常资本流转需求得不到满足，实体经济受到重挫并诱发股票等资产的价格进一步下滑。2008年7月起，美国工业产值出现停滞和负增长；至9月，工业产值环比增长分别为0%、-1%和-2.8%，远远低于1920年以来的月均增长率0.29%；9月，美国制造业活动指数只有43.5，刷新最低记录。2009年，全球工业总产出下降1.9%，高收入国家整体下降3.4%，其中美国达2.6%、欧盟达4.3%、英国达4.9%、日本达5.2%；世界贸易额比2008年下降了接近50%。更糟糕的是许多国家的经济状况持续恶化，北美所有经济体、欧洲有3/4经济体，还有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国家2010年就业人口比例比2008年危机爆发时还要低，有些国家2012年的情况甚至还要糟糕。
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特别是在外贸进出口方面。由于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美国和欧洲进口需求疲软，中国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受到空前打击，工厂大量倒闭，失业人口急剧上升，实体经济增长步伐明显放缓。2009年，中国各项进出口指标波动幅度很大，平均降幅达20%左右。伴随着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发挥作用以及全球贸易缓慢复苏，中国的进出口降幅渐渐收窄，重新步入正常的增长轨道。2009年，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加之自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中國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13.9%，略高于2007年；其中，出口12016.7亿美元，下降了16%；进口10056亿美元，下降了11.2%。总体上，出口的下降趋势较进口的更为严重，贸易顺差波动更大，2009年贸易顺差减少了34.2%。
三、国际经济合作的中国经验和智慧
“华尔街的人喝醉了”，“宿醉”的却是全球经济。这场全球金融危机肇始于美国，将美国经济的结构性弱点，进而将国际经济体系的结构性弱点暴露无疑。如果不能扭转这种结构性弱点，更多危机还会接踵而至，甚至会一次比一次严重，最终导致国际动荡和冲突。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丧失了国际信誉，无法也无力有效应对危机。庆幸的是，二十国集团（G20）迅速协调立场，提供总额达10万亿美元级别的现金注入、债务担保及其他形式的援助，避免了全球性的“大萧条”，并着手修复全球经济。口。怛是，各国真正走出这场危机的阴影，还需要很长时间。与此同时，几乎所有国家，都开始不同程度地调整经济发展和外交的战略以及具体政策，世界主要大国还纷纷为改革国际经济秩序和全球治理机制提出建议和主张，中国更是向世界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和智慧。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相当数量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国家，其相对集中的地区形成了经济快速增长的若干区域。其中，亚太地区不仅经济增长最快，而且域内各国间经济互补和协作分工日益增强。近年来，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增长迅速，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大幅提升，域内国家经济发展一体化程度也不断提高。从资本和金融市场看，这一地区是投资和金融交易的密集所在，香港、东京、新加坡已成为具有世界级的金融中心。随着贸易、投资、技术转让和其他多种经济合作的开展，这一地区又形成了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东盟在内的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相互交错的新月型经济发展地带，众多跨国企业将投资重点转向于此。整体来说，全球经济的重心开始由大西洋地区转向太平洋地区。
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国经济的衰退通过中美经济“连体婴”结构严重伤害了中国经济的增长。2008-2009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值从179921万亿元人民币下降到150648万亿元人民币。虽然中国及时推出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和扩大内需政策，使得2009年GDP增速维持到8.7%，但2007-2014年间，则自14.2%跌到7.4%，下降了近一半。显然，单纯的经济刺激计划和扩大内需政策已难以解决实质问题，多年来中国经济所依赖的“资源消耗型”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了。2011年以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大都经历了经济下滑。除了受到美国经济持续低迷、欧洲和日本加大刺激出口等因素的影响，实际上说明金融危机发生后的经济复苏遇到了瓶颈，国际经济体系深层次的难题与主要发达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发展方式的问题日益拖累和制约全球经济，要想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就必须切实做出调整和新的尝试。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需要积极优化经济结构和政策，需要从过去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转换为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协同拉动；同时，需要鼓励企业主动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大力推进产品多元化并逐步提高其附加值。㈣在新一轮产业分工重组的大潮中，各国应该把握机遇，提升在国际经济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增强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变得尤为重要。随着前几十年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国家之间除了竞争，还面临着相似的挑战，完全可以挖掘出实现经济发展互利共赢的协作空间，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为此，中国愈加重视在亚太地区开展务实的区域经济互利合作，开拓了一条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合作道路，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以中国与东盟为例，2003-2013年的十年间，堪称双方经济关系的黄金时期。中国和多数东盟国家的经济都依赖对外出口，外向型经济占比很大，中国约占60%以上、泰国约占132%、印尼约占54%、新加坡约占433%、菲律宾约占83%、越南约占160%。实际上，中国与东盟国家都是按照传统的比较利益理论发展经济，强调发挥资源丰富和劳动力工资低的比较优势，大多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以传统的产业间贸易为主。中国与东盟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总体发展水平相近，基本处于同一国际分工梯队，自然导致经贸关系中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对它们的经贸关系构成了严重冲击，因此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道路并非平坦。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互补性也非常强。在中国来说，沿海与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参差不齐；东盟与此相近，东盟原6国基本步入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但东盟新4国停留在工业化初始阶段。相比较而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整体高于东盟，产业结构层次更为复杂，所以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很多领域和产业行业都能形成不同的对应关系，开展产业、行业内合作。同时，双方的市场都很广阔，资源都非常丰富，在供需方面完全可以互补和合作。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和东盟国家加紧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建成了中国-东盟自贸区。近年来，随着中国加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推进产业升级，中国与东盟在产品贸易中日益显现出较高的互补性和较低的竞争性，产业内贸易不断壮大，占据了日趋重要的地位，为中国一东盟自贸区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以东盟原6国为例，中国对其出口呈上升趋势，由2002年的6.3%增长到2013年的8.3%。中国与东盟国家在不需要整体政策让步的情况下，实现了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合作，分享着经济增长的成果，进而促使双方的经贸依存度继续增强。与之相适应，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也如火如荼。最为典型的就是东盟的“10+”模式，已从最初的“10+1”（东盟-中国）发展到“10+3”（东盟-中日韩），再发展到“10+6”（东盟-中、日、韩、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实际上，这些经验后续成为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经验源头和逻辑起点。
在国际经济分工体系中，中国与东盟尚且能够抱团取暖，开拓出一条互利共赢的合作道路，分享着经济增长的成果。可以想见，以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国高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乃至更大范围的区域经济合作一定更是潜力巨大，前途不可限量。当前和未来相当一个时期内，世界各国都不约而同地聚焦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生幸福，都处于经济发展道路转型的关键阶段。各国应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努力打造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的新动力，持续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由各国人民共享世界经济和文明发展的新成果。这些正是中国所贡献的力量、方案和智慧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作者简介
陈绍博，男，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关键词：中国方案；国际经济合作；共商共建共享
当今的世界进入了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时期。一方面，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不断深入发展，各国之间相互联系和依存的范围日益拓展、程度日益加深，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十几亿人口正加速走向现代化。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地区冲突此起彼伏，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持续蔓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仍然突出，全人类面临着许多共同挑战。但是，随着国际秩序的缓慢变革，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与发展的大势已不可逆转。与此同时，除了和平与发展，合作、共赢也日渐成为各国的新要求，成为全球范围的新景观和新趋势。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为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迎来了要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阶段。这些充分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充满着生机和活力；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成功经验，可以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快速发展又希望保持独立自主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借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积极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同舟共济，携手应对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不断增添共同发展的新动力，努力推动国际经济合作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深入发展，为建设开放型区域经济和世界经济贡献了中国方案和智慧。
一、国际经济体系的结构性弱点
1971年，尼克松政府单方面结束“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不再与黄金维持固定的兑换关系。不久，美国发现凭借信用付款，既可以从低成本生产国购得所需要的制造业产品，又可以为国内的服务消费提供融资，还可以为本国商品出口提供资金。其后，美国将没有黄金支撑的美元和以美元计值的债券作为支付手段大肆使用，建立在债务扩张和资产价格泡沫之上的经济模式取代了建立在生产有形商品之上的经济模式，信贷和消费代替了储蓄和投资成为驱动美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美国的国民储蓄率开始大幅下降，经常账户赤字严重膨胀，维持经济繁荣的唯一途径只有保证信贷的持续扩张。美国变得生产很少，但消费很多。
自此，在世界范围内流通的美元呈爆炸性增长，国际经济体系开始发生变革，全球资源以贸易顺差形式持续流入美国，美元计值的金融资产以资本项目顺差形式持续流向全世界。其他国家则不断扩大工业产能以满足美国迅速增长的需求，而美国开始了去工业化的进程。尽管美国国内工资水平停滞不前，但只要美国的股价、房价和其他虚拟财富仍能持续走高，不断向国外借贷，并通过透支未来支撑自身的繁荣，美国家庭就可以继续借钱消费。由此，美国的进口逐年增加，成为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雖然美国人均收入位居世界前列，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其消费水平还是不成比例地高出许多。一直以来，美国消费者就是疯狂的买家，大量消费着法国红酒、德国汽车、中国T恤等各种档次的外国商品。自上世纪80年代起，美国家庭负债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0%上升到了78%。而且，他们的债权人鼓励他们继续这样做，消费信用贷款和抵押贷款一直比较自由地流通着。至2004年，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已高达6400亿美元，从其他国家进口比其出口高出75%；至2007年，美国的贸易逆差激增到7110亿美元。欧洲的一些国家，由于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增长放缓等影响，已很难维持高福利水平，也依赖对外举债，沦为债务依赖性国家。至此，美国和欧洲部分国家一起维持着日益危险的恐怖平衡。
与美国和欧洲部分国家过度举债的情况相反，德国、日本、中国、沙特阿拉伯、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则依靠不断出口商品、服务和资源来满足美国挥金如土的生活，以实现自身经济增长，并通过持续购买美元或以美元计值的资产为美国家庭的无限度消费提供资金。在这样的互补机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中美连体婴”现象。美国消费需求拉动中国经济，中国储蓄支撑美国消费透支，这种经济共生关系曾被称为是带动全球经济繁荣的巧妙结合。长久以来，中国是美元和美国国债的最大海外持有者，是美国最大的进口商品来源国；美国企业是中国的主要投资者，绝大多数跨国公司都在中国设有重要业务，并将中国企业纳入其供应链当中。但是，信贷泛滥的局面不可能一直维持下去，所以这一经济共生关系并不稳定，甚至被批评为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的症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终于开始认真反思并着手调整“中美连体婴”现象了。
二、全球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被沃伦·巴菲特看成是美国经济的“珍珠港事件”，危机的根源就在于以大肆借贷和消费来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好像从山顶滚落的石块，迅速下跌直至崩盘，整个世界经济跟着乱了套。2008年底2009年初，美国实际GDP下降4.7%；当时的趋势增长应在3.5%以上，所以美国真正损失了8%左右的实际GDP，这意味着美国民众损失了8%左右的人均收入。在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中，美国家庭财产缩水达20%以上，失业率高达10%。这些状况是自“大萧条”以来没有出现过的，人们开始讨论是否会出现“大萧条2.0”的话题。
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联系空前紧密且复杂的世界，几乎没有国家，即使是保持金融管制的国家或地区，可以幸免于全球化时代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一旦爆发，就迅速跨出美国边界蔓延到了其他发达国家，然后波及到了众多发展中国家。很快，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瑞士、澳大利亚、日本等发达国家的50多家主要银行和对冲基金受到严重冲击，大约损失3000-4000亿美元。欧洲更成为重灾区，欧元区综合性银行大集团的资产仅2008年就蒸发了1050亿欧元，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更是陷入主权债务危机。 金融危机也很快传递给全球的实体经济，导致世界消费需求大幅缩水，企业的正常资本流转需求得不到满足，实体经济受到重挫并诱发股票等资产的价格进一步下滑。2008年7月起，美国工业产值出现停滞和负增长；至9月，工业产值环比增长分别为0%、-1%和-2.8%，远远低于1920年以来的月均增长率0.29%；9月，美国制造业活动指数只有43.5，刷新最低记录。2009年，全球工业总产出下降1.9%，高收入国家整体下降3.4%，其中美国达2.6%、欧盟达4.3%、英国达4.9%、日本达5.2%；世界贸易额比2008年下降了接近50%。更糟糕的是许多国家的经济状况持续恶化，北美所有经济体、欧洲有3/4经济体，还有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国家2010年就业人口比例比2008年危机爆发时还要低，有些国家2012年的情况甚至还要糟糕。
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特别是在外贸进出口方面。由于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美国和欧洲进口需求疲软，中国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受到空前打击，工厂大量倒闭，失业人口急剧上升，实体经济增长步伐明显放缓。2009年，中国各项进出口指标波动幅度很大，平均降幅达20%左右。伴随着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发挥作用以及全球贸易缓慢复苏，中国的进出口降幅渐渐收窄，重新步入正常的增长轨道。2009年，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加之自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中國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13.9%，略高于2007年；其中，出口12016.7亿美元，下降了16%；进口10056亿美元，下降了11.2%。总体上，出口的下降趋势较进口的更为严重，贸易顺差波动更大，2009年贸易顺差减少了34.2%。
三、国际经济合作的中国经验和智慧
“华尔街的人喝醉了”，“宿醉”的却是全球经济。这场全球金融危机肇始于美国，将美国经济的结构性弱点，进而将国际经济体系的结构性弱点暴露无疑。如果不能扭转这种结构性弱点，更多危机还会接踵而至，甚至会一次比一次严重，最终导致国际动荡和冲突。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丧失了国际信誉，无法也无力有效应对危机。庆幸的是，二十国集团（G20）迅速协调立场，提供总额达10万亿美元级别的现金注入、债务担保及其他形式的援助，避免了全球性的“大萧条”，并着手修复全球经济。口。怛是，各国真正走出这场危机的阴影，还需要很长时间。与此同时，几乎所有国家，都开始不同程度地调整经济发展和外交的战略以及具体政策，世界主要大国还纷纷为改革国际经济秩序和全球治理机制提出建议和主张，中国更是向世界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和智慧。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相当数量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国家，其相对集中的地区形成了经济快速增长的若干区域。其中，亚太地区不仅经济增长最快，而且域内各国间经济互补和协作分工日益增强。近年来，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增长迅速，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大幅提升，域内国家经济发展一体化程度也不断提高。从资本和金融市场看，这一地区是投资和金融交易的密集所在，香港、东京、新加坡已成为具有世界级的金融中心。随着贸易、投资、技术转让和其他多种经济合作的开展，这一地区又形成了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东盟在内的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相互交错的新月型经济发展地带，众多跨国企业将投资重点转向于此。整体来说，全球经济的重心开始由大西洋地区转向太平洋地区。
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国经济的衰退通过中美经济“连体婴”结构严重伤害了中国经济的增长。2008-2009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值从179921万亿元人民币下降到150648万亿元人民币。虽然中国及时推出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和扩大内需政策，使得2009年GDP增速维持到8.7%，但2007-2014年间，则自14.2%跌到7.4%，下降了近一半。显然，单纯的经济刺激计划和扩大内需政策已难以解决实质问题，多年来中国经济所依赖的“资源消耗型”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了。2011年以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大都经历了经济下滑。除了受到美国经济持续低迷、欧洲和日本加大刺激出口等因素的影响，实际上说明金融危机发生后的经济复苏遇到了瓶颈，国际经济体系深层次的难题与主要发达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发展方式的问题日益拖累和制约全球经济，要想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就必须切实做出调整和新的尝试。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需要积极优化经济结构和政策，需要从过去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转换为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协同拉动；同时，需要鼓励企业主动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大力推进产品多元化并逐步提高其附加值。㈣在新一轮产业分工重组的大潮中，各国应该把握机遇，提升在国际经济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增强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变得尤为重要。随着前几十年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国家之间除了竞争，还面临着相似的挑战，完全可以挖掘出实现经济发展互利共赢的协作空间，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为此，中国愈加重视在亚太地区开展务实的区域经济互利合作，开拓了一条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合作道路，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以中国与东盟为例，2003-2013年的十年间，堪称双方经济关系的黄金时期。中国和多数东盟国家的经济都依赖对外出口，外向型经济占比很大，中国约占60%以上、泰国约占132%、印尼约占54%、新加坡约占433%、菲律宾约占83%、越南约占160%。实际上，中国与东盟国家都是按照传统的比较利益理论发展经济，强调发挥资源丰富和劳动力工资低的比较优势，大多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以传统的产业间贸易为主。中国与东盟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总体发展水平相近，基本处于同一国际分工梯队，自然导致经贸关系中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对它们的经贸关系构成了严重冲击，因此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道路并非平坦。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互补性也非常强。在中国来说，沿海与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参差不齐；东盟与此相近，东盟原6国基本步入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但东盟新4国停留在工业化初始阶段。相比较而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整体高于东盟，产业结构层次更为复杂，所以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很多领域和产业行业都能形成不同的对应关系，开展产业、行业内合作。同时，双方的市场都很广阔，资源都非常丰富，在供需方面完全可以互补和合作。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和东盟国家加紧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建成了中国-东盟自贸区。近年来，随着中国加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推进产业升级，中国与东盟在产品贸易中日益显现出较高的互补性和较低的竞争性，产业内贸易不断壮大，占据了日趋重要的地位，为中国一东盟自贸区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以东盟原6国为例，中国对其出口呈上升趋势，由2002年的6.3%增长到2013年的8.3%。中国与东盟国家在不需要整体政策让步的情况下，实现了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合作，分享着经济增长的成果，进而促使双方的经贸依存度继续增强。与之相适应，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也如火如荼。最为典型的就是东盟的“10+”模式，已从最初的“10+1”（东盟-中国）发展到“10+3”（东盟-中日韩），再发展到“10+6”（东盟-中、日、韩、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实际上，这些经验后续成为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经验源头和逻辑起点。
在国际经济分工体系中，中国与东盟尚且能够抱团取暖，开拓出一条互利共赢的合作道路，分享着经济增长的成果。可以想见，以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国高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乃至更大范围的区域经济合作一定更是潜力巨大，前途不可限量。当前和未来相当一个时期内，世界各国都不约而同地聚焦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生幸福，都处于经济发展道路转型的关键阶段。各国应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努力打造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的新动力，持续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由各国人民共享世界经济和文明发展的新成果。这些正是中国所贡献的力量、方案和智慧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作者简介
陈绍博，男，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