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大姐的車，一路聊天，说到中年人的困境：不开空调嫌热，开了空调关节又隐隐作痛。大姐抱怨：“我现在在空调房都得穿羽绒护膝。”不免回忆起过去那些40℃的日子，我们都是干挨过去的，有个吊扇都得念“谢天谢地”—还老停电。后来终于装上空调，我们的心情就跟龙须沟人民得解放似的。那时家里就一间房有空调，全家人都聚在里面，每晚关门关窗，冷空气清冽得似有禅意；我们三姐妹吵吵闹闹，像挤在一个窝里的小鼹鼠，热闹得像卡通片。
　　大姐说：“那时，爸每晚都睡门外。”
　　我吃一惊：“为什么？”
　　“睡不下呀。我们三个加上妈，四个女的，两个睡床上，两个睡地上，哪里还有位置？”
　　“那爸睡哪里？”
　　“就睡门口呀。他说门缝下面还能漏一点点冷气，而且旁边是厕所，把厕所的窗户打开，晚上也有凉气。他总是说：‘很凉快，很凉快。’”
　　我相信这件事是真的，大姐没有理由对我说谎。还有，这确实是我爸的口气，他总是这么兴致勃勃，万事皆好。他骑车为住校的我送被褥，一头大汗，却告诉我：“好久没锻炼，骑车好舒服的。”还有，他把所有不舍得扔的剩饭剩菜混在一起，热一热吃掉，笑眯眯地跟我们说：“以前在农村，这种饭要等红白喜事才吃得到，多少种菜多少种滋味呀，真的特别好吃。”
　　我真的完全记不起来了。
　　我记得那台唯一的空调，装在主卧室里。当时的电路非常旧，很多电器都带不动，动不动就跳闸。我们都自觉地不开电视，日光灯只留一盏。
　　此刻，我关闭了脑海中的灯，任它幽暗一片。我轻轻走进记忆里，一个一个寻找我的家人。我看到自己坐在小马扎上，把笔记本摊在方凳上，奋笔疾书，写着写着，停下来甩甩手腕。在写什么？实在看不清。夜很深了，他们都睡了，大灯关了，台灯发出微微的昏黄。
　　我看到二姐，她彼时还是住院医生，忙，累，连轴转，最难应付的生死成为家常便饭。她要上长白班、大夜班、24小时班，一回家总在补觉，仿佛睡到地老天荒也补不回来。
　　我看到大姐，她才进银行工作没多久，从柜员开始做起，回家练的全是打算盘、点钞。她还教过我，我手笨，一失手，练功券满天乱飞。后来她恋爱了，又开始孜孜不倦地打毛衣，一件玫红色棒针的，给自己；一件深蓝色细毛线的，给了后来的姐夫。
　　我看到我妈，她永远是最辛苦的人，而这辛苦，10多年后我才懂得。她白天太劳累，晚上总早睡，发出均匀的小小鼾声。
　　我静静站在这一屋子人中，看了好几遍：确实有一个人，他不在场。
　　他在哪里？他在门外，给我们腾出一片清凉。他是心疼我们吧？觉得我们追求事业、追求爱情，都是正经事，都值得一夜安眠。他自己呢？他说：“很凉快。”
　　还有，我们都是大姑娘了。他是老派人，实在不好意思混在一屋子女人中间吧？即使这些人是他的妻女。
　　而我，居然完全不记得了。我必须痛恨曾经的自私：我只喜欢写，我只记得写，我觉得千山万水都应该为我的写作让路，我……没有把心思和眼光，放在那些最爱我的人身上。
　　现在，家里买了大房子，也装了中央空调，我们三姐妹都长大了，懂事了。日子，比当年好得多。
　　可是有一个人，他不在场，他不在场。
　　他去世已经17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