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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和李先念是新中国经济工作的杰出领导者。在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他们卓越的组织才能和非凡的思想智慧，受到全党的赞誉。
十年动乱对经济的破坏极为严重。1976年“文革”结束时，中国经济已处于崩溃的边缘。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严重，体制僵化，企业管理混乱，经济效益差。对于经济中的困难和新发生的“左”的错误，陈云、李先念觉察是比较早的。
1978年12月10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提出，不能到处紧张，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着重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历史功过是非问题：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从1979年起，把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在这次会上，陈云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是陈云、李先念经过深思熟虑提出的。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对我国当时的经济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197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中，原订的计划安排偏大，资金和材料都有缺口，财政上有赤字。针对这一情况，陈云在3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经济调整和体制改革的问题。14日，李先念和陈云又联名致信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避免出现大的“马鞍形”；国民经济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现在的国民经济没有综合平衡，比例失调的情况严重；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钢的指标必须可靠。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更要重质量。钢的发展速度不仅要制订5至7年的计划，而且要制订直到2000年的计划；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的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渐进。信中还对当前和今后的财经工作，提出许多重要意见。3月下旬，经党中央常委讨论决定，成立了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任主任，李先念任副主任。
21日和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会议，讲论陈云、李先念给中央的信。在会上，陈云作了题为《调整国民经济，坚持按比例发展》的讲话，指出：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我国9亿人口，百分之八十是农民，搞建设，必须把农民考虑进去。所谓按比例，最主要的就按这个比例。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过去说，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指标下来是修正主义，这个说法不对，踏步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搞钢谁都想多搞一点，问题是搞得到搞不到。借外国人那么多钱，究竟靠不靠得住?借款都是由人民银行担保，需要多少?国内要多少投资?都没有计算。搞那么大建设规模，那么高速度，别的工业配合不上。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要有两三年高速时间，最好三年。建设中要防止环境污染。到2000年，人民生活水平多数达到中等水平，少数可以先富起来。差别不大，但是还有。要甘肃赶上江南，不容易。对外资、外国技术一定要，而且要充分利用，只不过把期限延长一点。
李先念在会上对陈云的发言做了重要补充，作了题为《关于国民经济调整》的讲话，分析了经济战线上的形势，论述了调整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提出了调整的方针和任务。提出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4项措施：一是以计划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二是扩大企业自主权，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物质利益挂起钩来。三是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明确中央、地方、企业的权限。四是用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组织各种专业和联合公司，搞好专业化协作，积极推广经济合同制等。
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机关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工作会议，讨论经济形势和对策，以及国家计委提出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会上，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重要讲话。讲话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强调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必要性，总结了过去的经济建设经验，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最后，会议指出，在中国搞现代化建设，一定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走中国式的道路。这是制订“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的目的和指导思想。为此，必须进行经济调整，坚决把各方面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纠正过来，使整个国民经济纳入有计划、按比例健康发展的轨道；必须积极稳妥地改革工业和经济管理的体制，充分发挥中央、地方、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必须继续整顿现有企业，建立健全良好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必须通过涮整、改革和整顿，大大提高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按客观规律办事，使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脚踏实地地稳步前进。在这之后，陈云、李先念为贯彻实施新八字方针作了大量的工作。
经济调整方针在实施初期并不是很顺利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尽管作了较大的调整，但基本建设规模仍然安排过大，致使财政出现170亿元赤字。这表明全党对调整的必要性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对调整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阻力，陈云、李先念是有准备的，并为此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和实际工作。但是，建国以来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的情绪已成为一种多次发生的错误，它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够完全克服的。当时在部分干部中。对经济形势过于乐观的估计仍占上风，经济上潜伏着的危险并没有被多数同志清楚地察觉，社会总需求过多地超过总供给的趋势仍在继续。1980年，国家财政收支又一次出现了127亿元的赤字。
现实一再表明，要想使整个国民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就必须对经济工作中存在的“左”的错误进行认真清理。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上，陈云进一步明确指出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主要的错误是“左”，在“左”的错误引导下，不可能总结经验。他还指出：必须认清我们是在10亿人口、8亿农民的国家进行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不过头脑要清醒，要十分谨慎地利用。一切引进项目，都必须有专家参加，必须注意和考虑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必须集体商量，不能由一个人说了算。今后若干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在开支方面都要大大紧缩。调整不仅是要前进，而且还意味着某些方面要后退，退要退够；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这次调整不是耽误，如不调整才会造成大的耽误。
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李先念也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说，他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并指出，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31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李先念说，陈云同志关于过去经济建设方面的主体错误是“左”的错误的意见是非常深刻的。经济部门要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
12月中央工作会议。是全面打开经济调整局面的重要会议，是在经济工作中摆脱“左”的影响的转折点。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对确立进一步实行国民经济调整的正确方针，起了重大作用。会后，中央及国务院各部委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基层，贯彻会议精神，调查了解情况，解决实际问题，全面落实1981年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方案。由于全党思想统一了，调整工作取得了迅速进展，1981年的财政赤字由1980年的127亿元下降为25亿元。
这次经济调整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它一方面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的振兴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也为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创造了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这一切是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的历史作用分不开的。
十年动乱对经济的破坏极为严重。1976年“文革”结束时，中国经济已处于崩溃的边缘。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严重，体制僵化，企业管理混乱，经济效益差。对于经济中的困难和新发生的“左”的错误，陈云、李先念觉察是比较早的。
1978年12月10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提出，不能到处紧张，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着重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历史功过是非问题：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从1979年起，把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在这次会上，陈云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是陈云、李先念经过深思熟虑提出的。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对我国当时的经济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197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中，原订的计划安排偏大，资金和材料都有缺口，财政上有赤字。针对这一情况，陈云在3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经济调整和体制改革的问题。14日，李先念和陈云又联名致信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避免出现大的“马鞍形”；国民经济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现在的国民经济没有综合平衡，比例失调的情况严重；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钢的指标必须可靠。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更要重质量。钢的发展速度不仅要制订5至7年的计划，而且要制订直到2000年的计划；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的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渐进。信中还对当前和今后的财经工作，提出许多重要意见。3月下旬，经党中央常委讨论决定，成立了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任主任，李先念任副主任。
21日和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会议，讲论陈云、李先念给中央的信。在会上，陈云作了题为《调整国民经济，坚持按比例发展》的讲话，指出：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我国9亿人口，百分之八十是农民，搞建设，必须把农民考虑进去。所谓按比例，最主要的就按这个比例。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过去说，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指标下来是修正主义，这个说法不对，踏步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搞钢谁都想多搞一点，问题是搞得到搞不到。借外国人那么多钱，究竟靠不靠得住?借款都是由人民银行担保，需要多少?国内要多少投资?都没有计算。搞那么大建设规模，那么高速度，别的工业配合不上。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要有两三年高速时间，最好三年。建设中要防止环境污染。到2000年，人民生活水平多数达到中等水平，少数可以先富起来。差别不大，但是还有。要甘肃赶上江南，不容易。对外资、外国技术一定要，而且要充分利用，只不过把期限延长一点。
李先念在会上对陈云的发言做了重要补充，作了题为《关于国民经济调整》的讲话，分析了经济战线上的形势，论述了调整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提出了调整的方针和任务。提出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4项措施：一是以计划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二是扩大企业自主权，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物质利益挂起钩来。三是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明确中央、地方、企业的权限。四是用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组织各种专业和联合公司，搞好专业化协作，积极推广经济合同制等。
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机关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工作会议，讨论经济形势和对策，以及国家计委提出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会上，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重要讲话。讲话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强调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必要性，总结了过去的经济建设经验，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最后，会议指出，在中国搞现代化建设，一定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走中国式的道路。这是制订“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的目的和指导思想。为此，必须进行经济调整，坚决把各方面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纠正过来，使整个国民经济纳入有计划、按比例健康发展的轨道；必须积极稳妥地改革工业和经济管理的体制，充分发挥中央、地方、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必须继续整顿现有企业，建立健全良好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必须通过涮整、改革和整顿，大大提高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按客观规律办事，使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脚踏实地地稳步前进。在这之后，陈云、李先念为贯彻实施新八字方针作了大量的工作。
经济调整方针在实施初期并不是很顺利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尽管作了较大的调整，但基本建设规模仍然安排过大，致使财政出现170亿元赤字。这表明全党对调整的必要性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对调整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阻力，陈云、李先念是有准备的，并为此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和实际工作。但是，建国以来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的情绪已成为一种多次发生的错误，它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够完全克服的。当时在部分干部中。对经济形势过于乐观的估计仍占上风，经济上潜伏着的危险并没有被多数同志清楚地察觉，社会总需求过多地超过总供给的趋势仍在继续。1980年，国家财政收支又一次出现了127亿元的赤字。
现实一再表明，要想使整个国民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就必须对经济工作中存在的“左”的错误进行认真清理。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上，陈云进一步明确指出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主要的错误是“左”，在“左”的错误引导下，不可能总结经验。他还指出：必须认清我们是在10亿人口、8亿农民的国家进行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不过头脑要清醒，要十分谨慎地利用。一切引进项目，都必须有专家参加，必须注意和考虑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必须集体商量，不能由一个人说了算。今后若干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在开支方面都要大大紧缩。调整不仅是要前进，而且还意味着某些方面要后退，退要退够；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这次调整不是耽误，如不调整才会造成大的耽误。
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李先念也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说，他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并指出，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31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李先念说，陈云同志关于过去经济建设方面的主体错误是“左”的错误的意见是非常深刻的。经济部门要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
12月中央工作会议。是全面打开经济调整局面的重要会议，是在经济工作中摆脱“左”的影响的转折点。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对确立进一步实行国民经济调整的正确方针，起了重大作用。会后，中央及国务院各部委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基层，贯彻会议精神，调查了解情况，解决实际问题，全面落实1981年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方案。由于全党思想统一了，调整工作取得了迅速进展，1981年的财政赤字由1980年的127亿元下降为25亿元。
这次经济调整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它一方面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的振兴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也为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创造了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这一切是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的历史作用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