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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月8日9时57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同志与世长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为他的逝世而感到深切的悲痛。
从周恩来住院到逝世，范若愚始终服侍在他身边。他回忆说：在最后的三四年间，叶剑英、李先念、纪登奎3位同志经常去看望总理。有段时间几乎是天天去。每次去了，总理都是打起最后一点精神，说说笑笑，而且只谈工作不谈身体，那气氛总给人一种身体很好，快要病愈出院的感觉。只要客人一走，总理就会一头躺倒，头冒冷汗，再无力气动一动身体或说一句话。
他还说：叶剑英和李先念每次出病房后都要抹眼泪。他们在总理面前不流泪，打起精神说话，还可以笑。但一出门就哭。他们彼此都是强压悲哀，安慰对方，怕影响对方情绪。那一种感人心魄的战友之情叫我躲出去痛哭不知多少次。
我清楚地记得：李先念有几次离开病房后。一边抹泪一边加快步子，泪越流越急，步越走越快。快憋不住的样子，走到楼道尽头，再也忍不住了，呜地一声，号啕大哭。见者闻者没有一个不跟着痛哭失声。
1975年9月20日下午，北京医院，周恩来大手术前。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和邓颖超等守候在医院。周恩来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于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的录音记录稿。他用很长的时间仔细地看了一遍，最后，用颤抖的手，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
“四人帮”一伙曾经阴谋诬陷周恩来是“叛徒”。在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最后时刻，周恩来要白纸黑字留下依据，证明自己是一个光明磊落、忠诚于党的共产党员。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要捍卫自己的清白和忠诚。
在完成了这最后的心愿之后，躺在推向手术室的平车上，周恩来向旁边的人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听到呼唤，邓小平马上上前，俯身向周恩来问候。周恩来吃力地抽出手来，紧紧握住了他的手。用力地大声说道：“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听着这悲怆和愤怒的呐喊，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他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1988年，在周恩来诞辰90周年前夕，李先念撰文《和人民一起纪念恩来同志》。文中称：
“恩来同志是值得人们永远怀念的坚贞的共产主义者。他从1919年参加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开始，经历了许多艰难复杂而又光荣伟大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军北伐，上海工人武装斗争，南昌武装起义，白色恐怖下的地下斗争，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作战，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战，抗日大后方的统战工作，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和平谈判，人民解放战争直至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克服“大跃进”后的经济困难，进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而后就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恩来同志终因心力交瘁，病重不治，于1976年1月8日逝世。这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正是被剥削、被压迫、被欺凌的中国人民进行翻天覆地斗争的年代，正是羸弱、贫穷、落后的中国开始走向强盛、富裕、文明的时代，恩来同志不仅从未间断地参加了由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这些伟大而艰难的斗争，而且毫无保留地把全部精力献给了革命和建设的光荣事业，直到最后一息。
恩来同志在长期斗争中，同党内党外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建立了亲密的感情。尤其在十年动乱时期，环境复杂而又艰险，他如同“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苦战”，几乎耗尽了所有精力，做一切力所能及的工作：减少政治损失，维持经济生活，保护广大干部，支持正义群众，改善对外关系，等等。恩来同志这种为共产主义理想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以至在国际人士中，树立了忠诚、亲切、勤奋、坚毅、无私、无畏的崇高形象。当他逝世的消息传出以后，数以亿计的人痛哭失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连续几天自发出现前所未有的悼念人潮。1976年1月15日，首都百万以上的青年和老幼妇孺伫立在凛冽的寒风中几个小时，向他们最敬爱的人的灵车最后告别。有这么多的人民群众，自动走向街头，以最深沉的悲痛，来悼念一位共产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这是没有先例的。这不禁使我想到，对于一个政党来说，人民群众的信任和爱戴，才是远比钢铁还坚固的基座。有无这样的基座，关系着党的兴衰存亡。对无产阶级革命家来说，也是如此。”
“周恩来同志是一位既有革命胆略又有求实精神的共产主义者。他在每一重大斗争中，善于把两者结合起来。他是非常务实的人，时刻不忘实事求是这一原则。每件工作，他都要弄清实际情况，考虑到前后左右，正反两面。以及当前和长远、国内和国际的种种条件及实际效果。他考虑问题的周密和细致是出了名的。我认为，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处理重大问题，即使是自己负责的日常工作，谨慎一点，周到一点，多花些时间和精力作调查研究，反复酝酿和讨论，是必要和值得的。恩来同志的这种认真处事的踏实作风，来之于他对党、国家、人民的事业绝对负责的态度。共产党人，首先是领导者，对人民的事业要负责任，这是根本的一条。恩来同志的这种求实作风，与他的谦逊也有很大关系。即使在工作很顺利很成功的时候，他也没有一点骄气。这确实不是容易做到的。有丰功伟绩的伟大人物，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现在，我们的任务更重了，工作更复杂了，也就更应周恩来同志那样，坚持求实态度和谦虚谨慎的作风。
周恩来同志另一个突出的长处是善于团结人。他确实能够做到团结一切应该团结和可以团结的人。他的这个特点，在党内早被承认，在党外更为著名。同他在一起工作，很自然有一种安定团结的亲切气氛。长期以来，他并不赞成那种事事斗争、处处斗争的‘斗争哲学’，有时还加以抵制。当然，恩来同志所以团结最大多数，是为了同极少数敌人作斗争，并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因此这种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有利于事业成功的团结。而那种动不动就斗争、一斗又无边无沿扩大化的做法，则是无原则的斗争，有害的斗争。这种‘斗争哲学’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毫无共同之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
我们党和国民党进行过两次合作，又进行过两次严重的武装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在两次合作中，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在执行党的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中取得了杰出的成功。他那时独当一面，在国民党统治区团结了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人士，包括国民党中有若干民主进步思想的人士，以及赞成抗日的上层人物。同时，在青年学生、 教师、工人、农民、商人等各个阶层中，进行了深入的工作，影响、团结了大多数。这样，使国民党反动派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面目暴露无遗，在政治上陷于极其孤立的地步，丧失了全国的民心。与之相反，由于八路军、新四军积极同敌伪作战，以及在抗日大后方的有效工作，我们党则在全国人民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成为以后解放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周恩来同志是一位具有高度民主精神的共产主义者。他在党内活动中，在同党外人士共处中，以至在对外交往中，都使人感到他能平等待人，有民主作风。他在工作中，乐于同大家商量，倾听各种意见。他听了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即使是普通干部或群众讲的，都能认真考虑。对方的意见有错误，他也从不横加指责，而是耐心听完，然后循循善诱，用事实和道理阐明自己的观点。对一个领导者来说，民主也就是多谋。多谋才能善断，少谋易于‘武断。这个道理，古人就常讲。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问题要复杂得多，重大的决策，多谋才能比较正确，少出差错；出了差错也能较快地发现和改正。在一定意义上，领导者多谋，才能调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进取心和向心力。我们共产党人是讲原则的，但发扬民主作风，倾听各种意见，集思广益，对我们的事业总是有好处的。
周恩来同志勤奋刻苦的工作精神，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在‘文革’以前的几十年中。他平时每天工作都在12个小时以上。有时每天只休息五六个小时，专心一意，日夜操劳。许多同志知道，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保证城市人民不断粮，他时常要为分配、调运、贮存粮食而工作到凌晨。他亲自计算粮食库存和调进、调出的数量，亲自给省市的领导人通电话。不得到妥善处理就不休息。我们常说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怎样才是全心全意?我看恩来同志是一个榜样。到了‘文革’时期。恩来同志工作更辛苦，往往夜以继日，一天只能休息两三个小时，有时连半个小时的休息也得不到。他后来得了重病，是同操劳过度和精神郁闷分不开的。即使在重病期间，他仍念念不忘国家兴旺，人民利益，干部健康等大事，用各种形式抵制林彪、‘四人帮’的破坏阴谋。恩来同志要求自己，当天的事必须当天办完，他数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他时刻对工作倾注全部心力。是因为他对党和国家的事业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对人民群众具有高度的热爱。中国共产党确实因为有周恩来同志而增添了光荣，中国人民确实因为有周恩来同志而增添了自豪感。”
从周恩来住院到逝世，范若愚始终服侍在他身边。他回忆说：在最后的三四年间，叶剑英、李先念、纪登奎3位同志经常去看望总理。有段时间几乎是天天去。每次去了，总理都是打起最后一点精神，说说笑笑，而且只谈工作不谈身体，那气氛总给人一种身体很好，快要病愈出院的感觉。只要客人一走，总理就会一头躺倒，头冒冷汗，再无力气动一动身体或说一句话。
他还说：叶剑英和李先念每次出病房后都要抹眼泪。他们在总理面前不流泪，打起精神说话，还可以笑。但一出门就哭。他们彼此都是强压悲哀，安慰对方，怕影响对方情绪。那一种感人心魄的战友之情叫我躲出去痛哭不知多少次。
我清楚地记得：李先念有几次离开病房后。一边抹泪一边加快步子，泪越流越急，步越走越快。快憋不住的样子，走到楼道尽头，再也忍不住了，呜地一声，号啕大哭。见者闻者没有一个不跟着痛哭失声。
1975年9月20日下午，北京医院，周恩来大手术前。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和邓颖超等守候在医院。周恩来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于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的录音记录稿。他用很长的时间仔细地看了一遍，最后，用颤抖的手，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
“四人帮”一伙曾经阴谋诬陷周恩来是“叛徒”。在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最后时刻，周恩来要白纸黑字留下依据，证明自己是一个光明磊落、忠诚于党的共产党员。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要捍卫自己的清白和忠诚。
在完成了这最后的心愿之后，躺在推向手术室的平车上，周恩来向旁边的人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听到呼唤，邓小平马上上前，俯身向周恩来问候。周恩来吃力地抽出手来，紧紧握住了他的手。用力地大声说道：“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听着这悲怆和愤怒的呐喊，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他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1988年，在周恩来诞辰90周年前夕，李先念撰文《和人民一起纪念恩来同志》。文中称：
“恩来同志是值得人们永远怀念的坚贞的共产主义者。他从1919年参加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开始，经历了许多艰难复杂而又光荣伟大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军北伐，上海工人武装斗争，南昌武装起义，白色恐怖下的地下斗争，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作战，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战，抗日大后方的统战工作，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和平谈判，人民解放战争直至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克服“大跃进”后的经济困难，进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而后就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恩来同志终因心力交瘁，病重不治，于1976年1月8日逝世。这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正是被剥削、被压迫、被欺凌的中国人民进行翻天覆地斗争的年代，正是羸弱、贫穷、落后的中国开始走向强盛、富裕、文明的时代，恩来同志不仅从未间断地参加了由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这些伟大而艰难的斗争，而且毫无保留地把全部精力献给了革命和建设的光荣事业，直到最后一息。
恩来同志在长期斗争中，同党内党外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建立了亲密的感情。尤其在十年动乱时期，环境复杂而又艰险，他如同“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苦战”，几乎耗尽了所有精力，做一切力所能及的工作：减少政治损失，维持经济生活，保护广大干部，支持正义群众，改善对外关系，等等。恩来同志这种为共产主义理想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以至在国际人士中，树立了忠诚、亲切、勤奋、坚毅、无私、无畏的崇高形象。当他逝世的消息传出以后，数以亿计的人痛哭失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连续几天自发出现前所未有的悼念人潮。1976年1月15日，首都百万以上的青年和老幼妇孺伫立在凛冽的寒风中几个小时，向他们最敬爱的人的灵车最后告别。有这么多的人民群众，自动走向街头，以最深沉的悲痛，来悼念一位共产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这是没有先例的。这不禁使我想到，对于一个政党来说，人民群众的信任和爱戴，才是远比钢铁还坚固的基座。有无这样的基座，关系着党的兴衰存亡。对无产阶级革命家来说，也是如此。”
“周恩来同志是一位既有革命胆略又有求实精神的共产主义者。他在每一重大斗争中，善于把两者结合起来。他是非常务实的人，时刻不忘实事求是这一原则。每件工作，他都要弄清实际情况，考虑到前后左右，正反两面。以及当前和长远、国内和国际的种种条件及实际效果。他考虑问题的周密和细致是出了名的。我认为，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处理重大问题，即使是自己负责的日常工作，谨慎一点，周到一点，多花些时间和精力作调查研究，反复酝酿和讨论，是必要和值得的。恩来同志的这种认真处事的踏实作风，来之于他对党、国家、人民的事业绝对负责的态度。共产党人，首先是领导者，对人民的事业要负责任，这是根本的一条。恩来同志的这种求实作风，与他的谦逊也有很大关系。即使在工作很顺利很成功的时候，他也没有一点骄气。这确实不是容易做到的。有丰功伟绩的伟大人物，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现在，我们的任务更重了，工作更复杂了，也就更应周恩来同志那样，坚持求实态度和谦虚谨慎的作风。
周恩来同志另一个突出的长处是善于团结人。他确实能够做到团结一切应该团结和可以团结的人。他的这个特点，在党内早被承认，在党外更为著名。同他在一起工作，很自然有一种安定团结的亲切气氛。长期以来，他并不赞成那种事事斗争、处处斗争的‘斗争哲学’，有时还加以抵制。当然，恩来同志所以团结最大多数，是为了同极少数敌人作斗争，并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因此这种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有利于事业成功的团结。而那种动不动就斗争、一斗又无边无沿扩大化的做法，则是无原则的斗争，有害的斗争。这种‘斗争哲学’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毫无共同之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
我们党和国民党进行过两次合作，又进行过两次严重的武装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在两次合作中，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在执行党的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中取得了杰出的成功。他那时独当一面，在国民党统治区团结了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人士，包括国民党中有若干民主进步思想的人士，以及赞成抗日的上层人物。同时，在青年学生、 教师、工人、农民、商人等各个阶层中，进行了深入的工作，影响、团结了大多数。这样，使国民党反动派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面目暴露无遗，在政治上陷于极其孤立的地步，丧失了全国的民心。与之相反，由于八路军、新四军积极同敌伪作战，以及在抗日大后方的有效工作，我们党则在全国人民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成为以后解放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周恩来同志是一位具有高度民主精神的共产主义者。他在党内活动中，在同党外人士共处中，以至在对外交往中，都使人感到他能平等待人，有民主作风。他在工作中，乐于同大家商量，倾听各种意见。他听了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即使是普通干部或群众讲的，都能认真考虑。对方的意见有错误，他也从不横加指责，而是耐心听完，然后循循善诱，用事实和道理阐明自己的观点。对一个领导者来说，民主也就是多谋。多谋才能善断，少谋易于‘武断。这个道理，古人就常讲。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问题要复杂得多，重大的决策，多谋才能比较正确，少出差错；出了差错也能较快地发现和改正。在一定意义上，领导者多谋，才能调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进取心和向心力。我们共产党人是讲原则的，但发扬民主作风，倾听各种意见，集思广益，对我们的事业总是有好处的。
周恩来同志勤奋刻苦的工作精神，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在‘文革’以前的几十年中。他平时每天工作都在12个小时以上。有时每天只休息五六个小时，专心一意，日夜操劳。许多同志知道，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保证城市人民不断粮，他时常要为分配、调运、贮存粮食而工作到凌晨。他亲自计算粮食库存和调进、调出的数量，亲自给省市的领导人通电话。不得到妥善处理就不休息。我们常说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怎样才是全心全意?我看恩来同志是一个榜样。到了‘文革’时期。恩来同志工作更辛苦，往往夜以继日，一天只能休息两三个小时，有时连半个小时的休息也得不到。他后来得了重病，是同操劳过度和精神郁闷分不开的。即使在重病期间，他仍念念不忘国家兴旺，人民利益，干部健康等大事，用各种形式抵制林彪、‘四人帮’的破坏阴谋。恩来同志要求自己，当天的事必须当天办完，他数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他时刻对工作倾注全部心力。是因为他对党和国家的事业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对人民群众具有高度的热爱。中国共产党确实因为有周恩来同志而增添了光荣，中国人民确实因为有周恩来同志而增添了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