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些人都是他的徒子徒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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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安,原名黄安,明嘉靖四十二年建县,位于鄂东北,北枕大别山,南邻长江。
  红安物华天宝,既有秀美的山川,亦有丰富的资源。更有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
  红安。是块神奇的土地。这里诞生了董必武、李先念两位国家主席。
  “五四”运动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注入了新的血液,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在国内宣传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
  董必武是这些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以浓厚的兴趣。如饥似渴地研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1928年,他在回忆这段情况时写道:“世界大战中,中国有一种启蒙运动,提倡这种运动的是《新青年》、《新潮》等刊物。首先是文体的改革,进而讨论社会问题。我们看了这些刊物和李汉俊介绍的几种日本新出的杂志,如《黎明》、《改造》、《新潮》等,觉得中日两国的杂志当时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彼此都认为现代社会已发生毛病了,传统的观念、道德、方法都要改变了,至于怎样改变,改变成一种什么样子,都很茫然。就社会主义说,当时有的介绍无政府主义,有的介绍共产主义,有的介绍社会主义,且只有文字的宣传,没有实际上的组织。我们几个人都很欢迎这种新的运动,很爱看此类的新书。”
  “五四”运动后,董必武与李汉俊、张国恩、詹大悲等人,几乎天天聚会,交换书籍,讨论天下大事。深感中国需要革命。但革命路子在哪里?西方的议会民主在中国已被证明难以实现:无政府主义空想的色彩太浓,不切实际;只有布尔什维克的主张和办法,比较切实可行,可以作为榜样。这样他逐渐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跨入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的行列。
  1920年夏,董必武和张国恩收到李汉俊和刘伯垂的来信。称:上海已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约他们在武汉筹建同类性质的组织。董必武非常高兴,迅速复信表示同意。
  最先结合在一起的只有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3个人,随后又有刘伯垂、包惠僧、赵子健等。同年8月成立了武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武汉多公祠建立了活动地点。不久,俄籍共产党员马迈耶夫夫妇通过李汉俊介绍,从上海到武汉,帮助武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工作。
  这时,以恽代英为首的利群书社,经销全国各种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书刊,对马克思主义在武汉地区早期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是武汉著名的进步团体。吸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在它周围。武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成立后,曾多次与利群书社联系。1921年初,武汉党的早期组织组建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吸收了利群书社负责《武汉星期评论》编辑工作的黄负生、刘子通参加活动,随后他们也加入了武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成为利群书社最早入党的两位同志。
  武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为了在青年中开展工作,开始在武汉中学把董必武、陈潭秋直接影响下的张培鑫等10多名进步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由于他们的活动和影响,中华大学、武昌高师、湖北一师、女师、高师附小等学校,也先后成立了团组织,并对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展开了斗争。
  1921年6月下旬,董必武和陈潭秋被武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推举为代表。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期间,董必武报告了武汉党的早期组织的情况,参加了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
  8月,董必武和陈潭秋回到武汉传达讨论了党的“一大”决议以后,成立了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1922年初,工作委员会改组成武汉区执行委员会,董必武任区委执行委员。由于区委在学校师生和工农群众中宣传组织工作深入,党的组织迅速壮大。
  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起源于黄(安)麻(城)起义,而发动起义的主要是黄安人,这些人后来大多在武汉接受过董必武、陈谭秋的教育。后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李先念,在回顾历史时深情地说:董老是湖北革命的老祖宗,是湖北和大别山革命的一面旗帜。我们这些人都是他的徒子徒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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