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苏 我是“历史福尔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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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远征军赴缅甸70周年纪念,在此之前《我的团长我的团》、《中国远征军》等电视剧作品已经让广大电视观众对当年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所震撼。而最近,素有“文坛外高手”之称,被读者誉为“最会讲故事的人”的著名军史作家苏萨也将他的目光瞄准了中国远征军驻印军这支抗日战争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推出了新书《突破缅北的鹰》。
  本刊举办的BQ沙龙第一期活动,便请到了萨苏。讲座上他从一开始就以美国战地记者当年拍摄的远征军作战影像资料牢牢吸引了在场听众的注意,随后他所讲述的话题横跨远征军战史、对日本文化的看法以及中日相处社会的对照意义,不仅观点掷地有声,各种佐证、事例也连连引起听众不时的哄笑及侧目。显然他也对自己的表现颇为自得,活动结束后他笑着向记者“显摆”说,“我是单田芳先生的进门弟子,跟郭德纲说起来是同辈,但我是做IT的”。
  他所言不虚,萨苏现在仍然是一名货真价实的软件工程师,往返于日本和中国之间。虽然他也曾以一百五十公里每小时的时速飞奔在长崎通往佐世保军港的高速公路上,前去寻访北洋水师被俘官兵的墓地以及相关残存文物。但他告诉记者,在日本基本没人知道他在写作,“让他们知道的话,公司会开除我的。这就是我前不久拒绝了崔永元给我拍真人秀的原因。我从来不把写作当成一种职业,这只是一种爱好”。即使如此,他仍然算得上是高产的作家,《嫁给太监》、《兵进北边》、《名著中的悬案》等作品几乎一本挨着一本年年都不停下,这不禁让记者感到非常好奇,他是如何做到的?
  “我们都生活在一个细节的世界里”
  “我这人比较懒,我要休息,我做一件事做累的时候就换一个做。”萨苏如是解释他为何写作范围如此宽广。不过总的来说,他所写的内容都与历史有关。就拿远征军来说,主要的契机来源于一本上世纪80年代由日军老兵制作的画册。“画册跟椅子面一般大。我很吃惊里面的照片我都没见过,原来这是在缅北被远征军打垮的那支部队编的,他们想闹清楚是怎么输的,曾经面对的中国军队跟其他中国军队都不一样。他们就去搜集资料,找到了驻日美军,因为其中一些曾跟驻印度的远征军一起作战。”萨苏在当地买下画册,并随即从日方的资料中开始了自己的研究。“在习惯于崇尚强者的原日军眼里,败给这样一支中国军队竟然有一丝光荣,所以其研究之深,令人吃惊。”萨苏说。
  于是在《突破缅北的鹰》里面就出现了这样的段落:“日军攻占的中国军队阵地,是战地厕所的所在地。由于一年时间的美式训练,这支中国军队的土工作业非常出色,地堡战壕建造十分迅速,而且交叉火力设计科学合理,仓库、隐蔽部、野战医院等阵地设施也非常齐备。文明化的中国兵还修有战地厕所,就是地面上挖好的壕沟,周围还略有遮蔽,在包围圈中很有利于卫生。大概因为这些见识,后来新一军到东北打仗的时候,当地纷纷传说该军全是大学生。不过,厕所就是厕所,里面自然是黄白之物,美国牛肉罐头中的蛋白质加上中国农家出身士兵旺盛的消化能力,使这一片地方猖狂地弥漫着类似硫化氢的味道。就在这里,地上居然有人歪歪扭扭地写下了一行中国字:‘日本兵,你饿吗?那就吃吧。’”
  这种细节的描述,在萨苏的书中比比皆是。按他的话讲,这完全是出自一种理科思维——从一件器物或者是照片的细节入手,一点点通过分析比对把事情讲清楚。与此对照的,文科思维是先通过一个思想入手。“如果我从纽扣入手,会看这个纽扣是哪一国的,是什么材质的,根据材质来判断衣服值多少钱,再看本人的特点。如果你是个将军,衣服比较便宜,那就是朴素;如果你是大学教师,那应该是比较随意的人。这是历史福尔摩斯的一种研究方法。”
  这种从细节入手的方式,也跟日本人在作历史研究时所体现出的民族性格有些相似。曾有一本描写海战的书让萨苏印象非常深刻:一颗炸弹落在日本军舰上面,弹片飞到酱油库中,把里面的酱油都打破了,酱油在墙上喷溅出特殊的形状。
  “我们都生活在一个细节的世界里,讲一个战场的大宏观,我们看不到。讲炮弹在旁边爆炸,你会觉得很有魅力。”萨苏说。
  受到日本历史研究的启发,他在进行自己的研究时也慢慢“狡猾”起来。在与日本老兵的酒局上,萨苏的“采访问题”怎么听都让人觉得有些奇怪,“你们当年的要塞是在绥芬河对吧?你是从那跑出来的对吧?要塞有仓库吧?在什么位置?里面还有多少东西?当时没运走吧?”
  “为何要这样问?”
  “如果有好东西挖出来都是钱啊。”萨苏笑言,“如果你碰上麻烦的问题的时候,最好把对方绕晕然后跳过去,对方就忘了”。
  “聚光灯应该打在自己人身上”
  在日本进行各种历史研究的过程中,据萨苏自言他只是以工程师的身份去进行的,而受到他拜访的人,也只当他是一个历史的爱好者。当很多年过去,当事人已不再去考虑事情是否应该坚持所谓正义的名目,而只是考虑是否有人再关心这段历史。“就像老人最终不会再关心别人是否还会说自己是好领导或是好丈夫一样,他只是不想被冷落”。也正是如此,让萨苏调查到的史实更加客观,而他也会客观的去复述这些事实,毕竟“先说服了自己,才能说服当事人。”
  有着图书馆学的专业学养,萨苏很难不为自己的读书速度所骄傲。因此他读书的范围也远比一般人宽广。在阅读日方二战史料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规律,也是日方为了避免描述自己的情况同时又要承认自己是法西斯侵略者而纠结的方法,那就是不提对手,只讲自己。“因此他们就只写一个人在此时是如何思索的,又有怎样的痛苦,受伤以后有怎样的艰难。完全是自己的视角。把聚光灯打到自己的身上,而不是敌人的身上。很多时候,日本人甚至只讲敌军如何如何,是美国人、英国人还是中国人都不讲。”
  在萨苏看来,这是一种再好不过的办法。反观国内的历史书籍和影视剧作品,或是枯燥无味、或是总在描述敌人的残暴和友军的愚蠢,甚至为某些战斗的真正主力而争执,实在显得非常无聊。萨苏表示,“其实这场民族自卫战争是非常了不起的。在这个民族最软弱最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却有那么一帮人,为了维护民族的独立自由而英勇奋战,这是中国值得纪念的一批人。他们可能有缺点和各种各样的毛病,但仅此这一点,就能让人看到民族之光,值得去纪念。聚光灯是不是应该打到自己人身上,打到中国人的闪光点上面去?”
  “日本是中国的一面镜子”
  前几年萨苏也曾推出《与“鬼”为邻》、《菊与刀(评注)》等颇有影响力的研究日本的著作。“研究日本是为了了解中国,日本是中国的一面镜子,可以从里面看到中国的过去和未来。”萨苏如是说。因为祖辈有人死于抗日战争,所以他在旅居日本之前对这个国家实在没什么好感,但日本一直能够给他亲近的感觉。他今天看来,日本既传承了许多在中国已经丢失的传统,另一方面则可以给仍处在发展期的中国一些可参考的前车之鉴。
  不过在他看来,国人对日本的认识,从过去到现在都没有日本人对我们的认识深入。他说,“日本研究的方法论还是像当年一样相当细致,但也没有当年的狂热了。日本的情报志是公开发表的,包括各级的领导人名字也是公开的。其实就是书店里的书,有很多种,有的就全是讲中国领导人、名字、血脉关系、怎么上来的,比我们写的还深一些。这也是出于商业需要。日本人是万事都做得细。至于为什么要这样,我也不了解,毕竟我不是日本人。”
  以萨苏自己的感知,他认为现在的日本社会对中国还是怀有一种惧怕的心理。一方面日本经济自身缺乏动力,对中国的发展依赖较大;一方面则是中国处在发展期,人的欲望会比较强。“日本民族很敏感,而且小心眼,在紧急的情况下会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总想着找出方法来预防。”萨苏说,“海洋文化的特点是,船上如果有个钉子松了就可能沉,而且一条船上只能有一个船长,所以日本非常容易出现从众的现象”。
  从不断积累的资料中,萨苏已经进一步把目光投向了1945年前从未销声匿迹的东北抗联,日本在“满洲国”经营时留下的详细资料给了他更多的线索。而实在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萨苏跳跃的思维还从日本后宫进一步跳到“清国西太后”,近期他将把这几本书一一完成,谱写另一番景致的,历史活剧。
  


  萨苏说日本国内文化冲突
  日本也存在一个文化的冲突之中,一个是日美文化冲突,一个是日中文化冲突。所谓日美文化冲突是什么呢,日本有自己传统的一套东西,典型等级制度,还有对其他文化不兼容,其实这方面日本人远不如中国人。比如我们中国人,我是这种生活方式,我的邻居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这没有什么。日本不一样,他就是一个民族,他养成了文化只有一种的习惯。
  萨苏说中日之根本性不同
  (摘自萨苏评注版《菊与刀》)
  因为几乎所有日本人的性格在很多方面都是相似的,他们矛盾,但是,他们都一样地矛盾。我想,如果让作者去研究中国人,她会加倍地困惑,因为一个一个中国人实际上是如此的不同,就是同一个时代里,我们也可以有李叔同又有韩复榘,有鲁迅又有韩素音。面对一个长相都差不多而个性又如此不同的民族,大概,作者只能说——有的中国人高尚,有的中国人卑鄙,有的中国人勇敢,有的中国人怯懦......也许,这就是日本可以被征服,而中国终无法被征服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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