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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视频网站刚刚迎来它们的好时候。
在优酷《晓说》页面的播放键上方，网站实时更新着这部自制节目的总播放量：第一季1.57亿次，第二季迄今为止1.93亿次。在优酷力推的自制节目里，还有2013年8月上线的《万万没想到》，这部2013年中国互联网最红的自制剧第一季的播放量近4亿，而经常被拿来比较的搜狐自制剧《屌丝男士》两季播放量达7亿，脱口秀《大鹏嘚吧嘚》自2007年开播以来总播放量达到了10亿。
这些原本应该是电视台的拿手节目现在以另外一种面目在互联网上走红，其中以《晓说》和《罗辑思维》为代表性的脱口秀类节目吸引了年轻人和广告主所谓高净值人群的注意力。而《万万没想到》和《屌丝男士》这样的短剧则大量迎合了人们的碎片时间，或者说为人们制造了大量碎片时间—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频密的笑点和大约两三站地铁的节目时长—足够在15分钟的时间内粘住你的注意力，这同时也是完美适合移动智能设备的播放内容。当一些人还在上班间隙里防着老板偷看美剧的时候，这些剧的追随者的观看时间在早上出门之后就开始了。
在2013年年末的各大视频网站招商会上，自制节目成了一个必然被强调的类别。优酷土豆宣布2014年在自制内容上投资3亿元，而爱奇艺和搜狐表示自己的投入也不会少于这个数字。光购买《中国好声音》第三季的独播版权就花费2亿的腾讯，公布了明年将打造30余档自制节目的计划，包括了软硬资讯、生活/时尚/旅游、体育、娱乐、季播综艺等5大类型。
尽管目前自制内容还不是视频网站的主要盈利来源—以规模最大的优酷土豆为例，自制内容的播放量大约相当于全站的10%，而广告投放与播放量息息相关—但几乎所有人都把它列为未来竞争差异化的支撑力量。
对于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来说，竞争环境已经日益趋同：版权内容竞价白热化，带宽成本下降，4G带来的机会则摆在所有人的面前。更重要的是，技术让电视、网站和移动端的观看体验日益趋近，谁提供好内容，谁就有最大的胜算。
这些好内容原本曾经属于电视。“属于”并不仅仅指生产资源的垄断，还代表对核心观众群的吸引力。
你可能会记得凤凰卫视主持人窦文涛和他的《锵锵三人行》（以下简称《锵锵》）。作为一档脱口秀节目，《锵锵》“尺度”一贯比较大：在节目创立的早期，窦文涛会说一些情色男女的“黄段子”，不久就渐渐涉入社会热点话题，核心观众群按窦文涛开开玩笑的说法，也从早期的“夜总会小姐”变成了“有一定文化修养的男性观众”。
但《锵锵》一直是个小众节目。在凤凰卫视节目收视率排名里，它从来没有靠前过。包括窦文涛在内，这档节目的制作组成员从来没有超过10个人，作为凤凰卫视为数不多坚持了近16年的节目，它的广告收入却从来没有与名气匹配，30秒插播广告的刊例价从2007年的4.034万元涨到2013年的5.71万元，加多宝也参与了广告植入。窦文涛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他并不反感那个摆在嘉宾桌上、但是从来没人喝的小红罐子，可是他日益觉得自己这档节目“笨重”。
“笨重”是电视相对于互联网而言的。它涉及两个维度，首先是更精细的拍摄技术，比如打光；其次是电视人的创作，“跟体制打交道很烦”。窦文涛说他羡慕高晓松：“他是个全人，没有被电视工业异化。”
其实《晓说》和《锵锵》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简单的演播背景，《锵锵》使用虚拟背景，而主持人和嘉宾的一桌三椅从来没有变过；高晓松常常是一桌一扇，背景则很随意，从家里的客厅到某一个酒吧都曾经使用过。
对于视频网站而言，类似的脱口秀制作门槛更低，也更容易让它们把精力集中在内容本身上面—优酷这档节目的宣传制作成本约为15万元。但《锵锵》和《晓说》的本质差异还是节目本身播放渠道不同带来的观看体验差异。
窦文涛记得1999年，《锵锵》的首播时间为23点，但它的实际主要收看时段发生在第二天的中午。在23点收看的一般是核心人群，他们的休息时间较晚，而第二天的就宽泛了许多。2005年，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被挪到了23：30，这意味着即便对于核心受众来说，这个时间也有点太晚了。另一方面，重播的12：30也被改到了13点，这意味着错过了大多数人的午休时间，且广告投放也会进一步降低。
这可能是电视媒体最为根本的自身限制。作为一个本质上是在出售观众时间的媒体，24小时内能安排的节目量总是有限的，尤其是凌晨往往是被看作最没用的垃圾时间。在这样一个时间线体系里，每一档新节目的出现都要以老节目的让步作为代价。
曾经制作《鲁豫有约》和《壹周立波秀》的能量影视传播股份有限公司总策划冯飞对《第一财经周刊》说，电视台的排编工作由总编室完成，这是编导不可控的部分。“比如今天星期二，我们从新闻联播往下排，一般前后是本地新闻，7点半到8点排电视剧，两集之后上一个自制综艺节目。9点半这样，一个小时左右。我们现在看那些节目，排在前面的几个卫视，上个新节目都比较慎重，尤其是周末的时间，要考量很多问题，首先上的都是大项目，比如湖南卫视的《爸爸去哪儿》和江苏卫视的《全能星战》。”
对于第三方外包电视制作公司而言，他们拿到手的除了节目制作的概要，往往还有一个固定的播出时间。按照冯飞的说法，“这个时间段一般比较差，比如下午三点半和深夜”，而较好的时间段分配给电视台自制内容。“还有一种，电视台自己的项目做得不行了，要改版，也会来找我们，这个就更难了。”
制作《开讲啦》的唯众传媒总裁杨晖对《第一财经周刊》说：“《开讲啦》原本被放在十一点半，开学季会被调整到十点半，从2014年1月1日开始，我们就变成了次黄金段节目，十点播出。”《开讲啦》的目标受众是年轻人和他们忙碌的中产阶级父母，杨晖说，尽管当年被调整到十点半还是有点偏晚，但相比十一点半，“我们已经很知足”。她更希望强调“黄金内容”，也就是让节目的粉丝可以追随播出时间，就好像赴一场约会。
电视黄金时间总是有限的。在每年的央视招标上，最受关注的新闻联播广告和黄金时段广告通常都是以组合的形式出现，除了黄金时间，央视通常还“搭送”了很多“垃圾时间”给广告主。投放央视的广告主大多追求产品或者品牌在全国范围内最大程度的曝光度，而希望达到精准营销的广告主则更在意自己的品牌与什么样的节目联系在一起。
填补垃圾时间的节目并不一定和《开讲啦》有相同的品质—你可以把它看作一个恶性循环的结果：当一些小型电视台不愿意付出购买第三方制作节目的成本时，他们可能会委派内部人员制作。而最好的资源会向黄金时间节目倾斜，因此在最差的时间也有可能集中了资历并不出色的人，很多情况下，新人也会被委派到垃圾时间“练手”，这又会进一步影响新人的职业成就感和视野。
而即便是愿意花费成本的大型电视台，按照时下的趋势，也会尽量把核心资源向投入巨大的重点节目倾斜，能否制作诸如《爸爸去哪儿》和《中国好声音》这样的成功节目成为一个电视台成败与否的关键。那些不适合这类节目的制作人员，则会被迫进入垃圾时间。
窦文涛说他早年跟视频网站合作过，当时的感觉就是“糙”，其中的差距是“小米加步枪和美军”的差别。但是他看到了越来越快的变化，“就是这一两年，网络视频节目越来越好看了，这说明有人才、资金开始注入网络视频，它们也愿意花钱做更多事了。”
他看到了《锵锵》在互联网上的可能性：在凤凰卫视所有放到网上的节目里，它排名第一是常有的事，这跟传统收视率统计结果迥异。
“你说我们被淹没在非黄金时间里，现在网络把我们捞起来了。”窦文涛说，如果有机会在视频网站里做一个没有定型、没有主题的节目，他可能对这个有兴趣。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即便被放在互联网上，《锵锵》还是一个常规的、电视化的脱口秀节目。
相比电视，视频网站处理一切都要轻松得多。
互联网的优势得天独厚：时间的概念被口碑取而代之，成为引导受众在互联网上搜索的最大动力。尽管诸如优酷这样的网站也试图在时间性上作出引导—比如在传统意义上工作强度特别大的星期二安排《万万没想到》，让很多人看完之后开工，形成一种固有的期待—但就整个互联网而言，受众的主动性还是大大超越引导。
在视频网站的生产机制里，只有内容类型之分。相对于电视，视频网站的困惑在于这些类型的边界，以及到底怎样去定义自己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
当王皓2011年从凤凰卫视跳槽搜狐担任自制节目部主编的时候，视频网站正在经历抢购影视剧版权的激烈争斗，无论是内部管理，还是行业规则，自制上都毫无流程和标准可言，对于从业者来说，也没有人太明白应该要做什么，“就是几个70后带着一群80后管着一群90后的公司”。
“当时我们就照搬了电视台的模式，把所有节目模式都搬过一遍：访谈、清谈、脱口秀、时事节目、明星访谈，什么都有，还做过纪录片……到现在七七八八该关的关，之前在电视台三五年才做一个节目，到这儿半年一年稀里哗啦七八个节目。”
如果不算外部合作人员，王皓管理的搜狐自制团队有五六十人。他的职位曾有不下五个人担任过，但到王皓才稳定下来。“这行实在太难做了，因为你不知道要生产什么。你既要自己想明白，还要把它干好。今天试试这个，明天试试那个，就是靠个人能力，没有别的办法，能扛下来就扛，扛不了就是先驱。”
这种迷惘有一部分原因是电视行业树立的固定生产标准。“什么样的画面有什么样的标准，需要怎样的语言结构，生产需要的技术、流程都是已经被总结好的。”王皓认为，即便是凤凰这种扁平化的管理体制里，给年轻人的机会也并不多。而脱离整个电视体制之后，弊端在于没有传统的师徒帮带关系—“涉及艺术一些的行业都会有类似结构模式”—但好处在于完全开放的创作环境。
这种开放可能激发前所未有的活力。按照优酷负责娱乐中心的副总裁李黎的说法，她带领的这个自制团队里的5个人“都是带着梦想来的”，需要说服的是所谓“跟上互联网的节奏”。她自己也是在做了《晓说》等几档节目之后转换过来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跟在电视台）那样，经费一报都几百万几千万，但我们真正的投入是在内容研发。电视做一个内容二三十人，互联网三四个人。”
一个从《东方时空》栏目组跳槽到优酷的成员最开始的时候会抵触这种说服，认为互联网会破坏原有节目的感觉。“我让他真正了解互联网是什么，传统是什么。后来他跟我说，‘我完全了解你说的，我一定要从1.0升级到2.0’。”
当我们询问来自不同视频网站的采访对象“你的节目为何是这样设计的”时，他们的答案几乎都指向“快”和“真实”两个维度。在他们看来，这是视频网站自制内容和电视台最本质的区别。
李黎说，高晓松以酒吧为演播背景不是为了节省成本，而是一种真实，因为网友比起华丽的演播室更关注内容。某种程度上这种真实与快速获取信息的需求有关，大量不必要的附加环节被过滤了，受众希望更直接地获取有用信息。
“互联网的特点就是快速看到结果。不管一个故事是3分钟还是5分钟，总是要在开头结尾里有一个交代，要有意义。如果你15分钟还只是给个悬念，‘那你去死吧’，观众都是这样的。”王皓说这实际上是一个选择权让步的问题，“在互联网上还卖关子，这件事就太可怕了。” 《汉字英雄》的制作人、爱奇艺首席内容官马东制作的另一档节目《娱乐猛回头》是一档每期3至5分钟的节目，后台数据显示平均每个观众会收看3.7次，第一次纯粹为了娱乐，第二第三次才是为了获得内容。这其中的成本也就是手指重新往回一划而已。
而在优酷，所有节目都是随时在调整，它们发现观众给出的“耐心时长”是45秒，如果在这个时间内还没发现内容的吸引力，他们会拖拽进度条，甚至把整个视频关掉。
这也是优酷土豆在视频进度条上设定预告点的原因：你可以把鼠标挪到那个点上，提前知晓这段视频里会发生什么。这一切你都可以在《万万没想到》里集中体会到，这个片头不到两秒的影片，在一帧直接打出本集关键词，就是这一秒，都会是拖拽点的高峰。被采访者们同时提到了一个最近被频频提及的互联网产品概念：快速迭代。
你可以把它看作被大数据激发的一种反馈机制。优酷总裁魏明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节目“第一个月一起来不尽如人意可能就要赶紧收手”。每个人都可以告诉你很多某档节目是如何微调的细节，其核心都是通过数据分析受众群体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情绪反馈—“大多数人怎么看”—然后调整节目设置。
这未必代表更少的试错成本，但代表了更大的试错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制作者和内容之间、制作者和受众之间的关系被根本改变了。这在电视行业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一档电视节目一般要试播半年，因为较大的投入成本决定了它较长的评估时间。而另一方面，电视有更健全的广告盈利模式，客观上减少了修改内容的急迫性。
但即便电视台想改，从数据反馈的角度上来说也是一个漫长的周期。电视台平均几个月到半年做一次评估，数据来自咨询公司调研和自己召开的专家、观众和同行代表研讨会。如果把数据真实性先放在一边，没有人可以轻易改变这样一个流程，因为他们已经进入封闭的体系内。而对于视频网站而言，这样一个体系尚未建立，用王皓的话说，“我不相信任何一个所谓的科研机构和咨询机构，它们没有从业经验。我们做的事情是观众喜欢的我们可能会往上加，但观众不喜欢的未必会往下减。”
这可能要求视频网站的团队具备更多的灵活性：需要一个由新内容、新技术和新机制叠加在一起的新思维方式。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什么是视频网站自制内容的生产模式。这个行业的终极评价体系还是建立在节目的播放量之上：流行就是一切。
“刚开始看到《万万没想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节目能行吗，但编辑后来用播出后的数据说服了我。”魏明告诉《第一财经周刊》。《侣行》同样如此，为了确认这个节目的成功的可能性，魏明还特地在播出之前找两个主人公吃饭，最后的结果还是和他的质疑大不相同。
“哪怕不是管理层的决定，编辑一旦看好，然后拿着片子和观众的播放数据跟我PK，都没问题。”魏明说，“对互联网来讲，播出后的数据以及网友的反应会告诉我什么是对的，这是最大的不同。”
这些可能会给制作人员前所未有的宽容度。优酷土豆集团董事长兼CEO古永锵在解释这个平台为什么选择先做自制节目而不是专业合作内容（PGC，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时，强调这种宽容度的重要性。“国内用户生成内容（UGC）太少了，所以我们鼓励拍客、播客、牛人这种现象去刺激大家，PGC还不是真正有标杆性的节目，所以我们先做生态和标杆，再谈多元化。”
他认为尽管一切都是开端，但自制节目的兴起意味着视频网站已经到了谈论品牌主张的地步。
“我们其实在表达自己的价值观，找到适合自己（平台）的人。”尽管以播放数据为导向，优酷还是引导过《万万没想到》和《晓说》的方向：前者必须更适合手机客户端的用户属性，后者不能只涉及高晓松内心那些青楼和镖局之类的偏好，而是应该有内容策划和管理。
在2012年左右，视频行业的人才流动更多是从传统领域聚集到新媒体，但2013年，这个行业呈现了更为细致的分工。土豆总裁杨伟东让从湖南卫视跳槽过来的负责人主要负责娱乐，而从光线传媒来的陈黛蓉则负责人文、时尚和青年文化类的内容制作。“整个土豆的团队结构分为三层：最核心的是自己培养的制作人；和我们紧密的合作伙伴，他们会优先选择土豆作为平台，因为更熟悉彼此的品牌含义；最外层是行业内的优秀团队和个人，可能和土豆没关系，但项目上可以建立合作，我们从中学习。”
杨伟东所说的最外一层合作在2014年表现为土豆和青年文化平台Vice的联手以及聘请日本制作团队。后者的成本达到数百万元，以联合出品的方式推出12集内容。而前者则是在土豆从Vice美国总部引入新的理念和视频之后，联合制作节目，共同投资、策划。
宽容度、新平台和初步建立的规划体系，有可能成为吸引优秀人才的筹码。而聚集足够多的人才，则是视频网站能否最终赢得受众的关键。
马东认为事情可能还同时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互联网视频作为一个行业来讲，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还不见得有那么强，而且我觉得最终有很多人从传统媒体里面出来，他不一定从电视台就进了互联网，他们最终起作用的可能就是市场化，就是像电视剧行业一样，他并不依附于什么机构，他只是独立生产内容，向不同的播出平台提供内容，更多的人成为独立的内容提供商。”
这样的第三方并不能被理解为当下意义上的制播分离推动的市场化内容公司，大多数公司更多适应的是电视体制，在它们提到的所谓互联网节目时，还是停留在与社交媒体的互动层面，或者简单的数据分析。但众多视频网站的从业者已经认识到，渠道的变化带来了内容制作方式的变化，不管现在的数据导向和“快”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它都再也不是电视制作的方式和语言了。一个合格的视频网站第三方，应该更适应互联网。
有可能你会觉得《万万没想到》粗糙，但艺术性并不是我们提及这个节目的重点。相比这个节目在2013年获得的超高人气，联合出品方万合天宜的价值在于建立了一种商业合作模板。 这个说法可能会挑战所有视内容为净土的媒体人的底线：万合天宜并没有把内容和广告隔绝开来，在《万万没想到》里，除了前面三个广告位，中间两个露出位，后面还有三个花絮做成了内容的一部分。它们甚至发行了原定集数之外的“番外篇”，用内容负责人易振兴的话说，“番外篇其实就是用来消化广告预算的，因为那么多企业排着队嘛。”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易振兴自称的一个广告创新：既然观众一定能猜出这是广告，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广告做成内容的一部分，以一种戏谑的方式表达出来。
万合天宜目前的核心编剧有4人，但在2011年年底成立的时候，团队中10个人都来自土豆原广告制片部，其中还包括三四个实习生。这个公司最初的目的非常明确，从视频网站里接活“活下去”。2013年，易振兴想做一个类似于“真人日和剧”的项目，这个想法与优酷出品总裁卢梵溪“适合移动端的短剧”想法一拍即合，《万万没想到》由此而来。
乍看上去，它像是各种各样东西的杂糅体，比如台词有日和的影子，转场又有法国著名短剧《总而言之（Brief）》的影子，还有人说段子来自《十万个冷笑话》……这个追求新奇特的产品从制作形态和语言风格上都和此前的视频自制内容迥然不同，以至于它引发了人们对一个新互联网产品最常见的态度：没有广告投放、不予平台支持。
“当时对方都觉得太Low了，但什么是Low，这个很难说。”易振兴和万合天宜COO柏忠春都提到了这一点。有意思的是，当《万万没想到》迅速走红之后，有很多人开始剖析这种风格对广告主的意义，但在当时，哪怕有意向的广告主的想法，也只是一个最基础的揣测：不能把电视广告那套搬到互联网上来。
柏忠春说他看到了两个趋势：一个是视频网站的内容出现更多的细分，另一个是更多广告主的参与。这些意味着视频网站的自制具备了快速成长的基础。而易振兴爱提的一个词也是很多视频网站采访对象频频提到的：用户导向。
他用了一个自己的说法：“如果我们招人，就会很在意‘网感’，就是对互联网的理解，知道什么是流行，大家的笑点在哪里。另外从项目管理的角度，这个人也不能太古板。”
这可能是视频网站从业者们的破坏力所在。和电视行业相比，视频网站可能还没有力量去制作大型、精美的节目，但换个角度看，他们也不是一定有必要制作像《爸爸去哪儿》或者《中国好声音》一样的节目。正确的说法似乎应该是，他们可以具备制作的能力，但用户思维导向和对数据的占有会把节目设定成另外一种形式。
但对于电视行业来说，《爸爸去哪儿》或者《中国好声音》是最后的堡垒。一个经常被提及的说法是，观众在视频网站上看的可能也是《中国好声音》。但数据反馈成为一种突破壁垒的方式：如果现在一档电视节目希望有所作为，它们必须借助视频网站的数据分析能力。
马东举了一个《快乐大本营》的例子：鉴于这是一档从头到尾都有明确环节设计的节目，爱奇艺在网站播放的时候就会记录哪些环节观众有离开或者快进的行为，这些数据在解析之后会提供给湖南卫视栏目组，重新设计栏目的时候，有些环节就会被改短。
“传统电视现在会有一个‘36小时规则’，”群邑集团迈势中国副总裁陈宏嘉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一个节目火不火除了收视率之外，还有播出36小时之后网络和社会化媒体被传播的量一起参与评价。”
“老实说我们还没看到任何一档互联网自制节目达到《中国好声音》、《爸爸去哪儿》这样的高度，但是who knows，发展这么快。如果真的能招到很好的人才，真的要做出一档惊天动地的节目也不是不可能。”群邑中国互动营销总裁陈建豪说。
你应该能猜到的是，这些视频网站们会考虑的事情，那些在考虑自己未来职业规划的电视人也会思考。对于高晓松们来说，电视和视频网站的差别是谁能为好内容设定更高价格，但对于从业者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生产机制的建立。
这个机制的成长空间可能大于自制内容本身。王皓认为，自制内容的竞争力最终要体现在和版权内容的竞争上。“你的第一名是否已经强大到足以和高价买来的美剧以及每年卫视播放的20部电视剧中的翘楚去对抗，这才是有意义的一个比较。这也是我们最困难、最责任重大的地方，因为就是这群看上去不三不四的、乱七八糟的这些自制的人，看上去一点都不高端大气上档次，和电影导演、和电视剧导演相比起来，他们事实上是在肩负着一个新的行业开拓的任务。”
窦文涛最后没有为《锵锵三人行》争取把播出时间调回到23点，他说：“现在根本没有什么人在电视上等着看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在优酷《晓说》页面的播放键上方，网站实时更新着这部自制节目的总播放量：第一季1.57亿次，第二季迄今为止1.93亿次。在优酷力推的自制节目里，还有2013年8月上线的《万万没想到》，这部2013年中国互联网最红的自制剧第一季的播放量近4亿，而经常被拿来比较的搜狐自制剧《屌丝男士》两季播放量达7亿，脱口秀《大鹏嘚吧嘚》自2007年开播以来总播放量达到了10亿。
这些原本应该是电视台的拿手节目现在以另外一种面目在互联网上走红，其中以《晓说》和《罗辑思维》为代表性的脱口秀类节目吸引了年轻人和广告主所谓高净值人群的注意力。而《万万没想到》和《屌丝男士》这样的短剧则大量迎合了人们的碎片时间，或者说为人们制造了大量碎片时间—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频密的笑点和大约两三站地铁的节目时长—足够在15分钟的时间内粘住你的注意力，这同时也是完美适合移动智能设备的播放内容。当一些人还在上班间隙里防着老板偷看美剧的时候，这些剧的追随者的观看时间在早上出门之后就开始了。
在2013年年末的各大视频网站招商会上，自制节目成了一个必然被强调的类别。优酷土豆宣布2014年在自制内容上投资3亿元，而爱奇艺和搜狐表示自己的投入也不会少于这个数字。光购买《中国好声音》第三季的独播版权就花费2亿的腾讯，公布了明年将打造30余档自制节目的计划，包括了软硬资讯、生活/时尚/旅游、体育、娱乐、季播综艺等5大类型。
尽管目前自制内容还不是视频网站的主要盈利来源—以规模最大的优酷土豆为例，自制内容的播放量大约相当于全站的10%，而广告投放与播放量息息相关—但几乎所有人都把它列为未来竞争差异化的支撑力量。
对于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来说，竞争环境已经日益趋同：版权内容竞价白热化，带宽成本下降，4G带来的机会则摆在所有人的面前。更重要的是，技术让电视、网站和移动端的观看体验日益趋近，谁提供好内容，谁就有最大的胜算。
这些好内容原本曾经属于电视。“属于”并不仅仅指生产资源的垄断，还代表对核心观众群的吸引力。
你可能会记得凤凰卫视主持人窦文涛和他的《锵锵三人行》（以下简称《锵锵》）。作为一档脱口秀节目，《锵锵》“尺度”一贯比较大：在节目创立的早期，窦文涛会说一些情色男女的“黄段子”，不久就渐渐涉入社会热点话题，核心观众群按窦文涛开开玩笑的说法，也从早期的“夜总会小姐”变成了“有一定文化修养的男性观众”。
但《锵锵》一直是个小众节目。在凤凰卫视节目收视率排名里，它从来没有靠前过。包括窦文涛在内，这档节目的制作组成员从来没有超过10个人，作为凤凰卫视为数不多坚持了近16年的节目，它的广告收入却从来没有与名气匹配，30秒插播广告的刊例价从2007年的4.034万元涨到2013年的5.71万元，加多宝也参与了广告植入。窦文涛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他并不反感那个摆在嘉宾桌上、但是从来没人喝的小红罐子，可是他日益觉得自己这档节目“笨重”。
“笨重”是电视相对于互联网而言的。它涉及两个维度，首先是更精细的拍摄技术，比如打光；其次是电视人的创作，“跟体制打交道很烦”。窦文涛说他羡慕高晓松：“他是个全人，没有被电视工业异化。”
其实《晓说》和《锵锵》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简单的演播背景，《锵锵》使用虚拟背景，而主持人和嘉宾的一桌三椅从来没有变过；高晓松常常是一桌一扇，背景则很随意，从家里的客厅到某一个酒吧都曾经使用过。
对于视频网站而言，类似的脱口秀制作门槛更低，也更容易让它们把精力集中在内容本身上面—优酷这档节目的宣传制作成本约为15万元。但《锵锵》和《晓说》的本质差异还是节目本身播放渠道不同带来的观看体验差异。
窦文涛记得1999年，《锵锵》的首播时间为23点，但它的实际主要收看时段发生在第二天的中午。在23点收看的一般是核心人群，他们的休息时间较晚，而第二天的就宽泛了许多。2005年，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被挪到了23：30，这意味着即便对于核心受众来说，这个时间也有点太晚了。另一方面，重播的12：30也被改到了13点，这意味着错过了大多数人的午休时间，且广告投放也会进一步降低。
这可能是电视媒体最为根本的自身限制。作为一个本质上是在出售观众时间的媒体，24小时内能安排的节目量总是有限的，尤其是凌晨往往是被看作最没用的垃圾时间。在这样一个时间线体系里，每一档新节目的出现都要以老节目的让步作为代价。
曾经制作《鲁豫有约》和《壹周立波秀》的能量影视传播股份有限公司总策划冯飞对《第一财经周刊》说，电视台的排编工作由总编室完成，这是编导不可控的部分。“比如今天星期二，我们从新闻联播往下排，一般前后是本地新闻，7点半到8点排电视剧，两集之后上一个自制综艺节目。9点半这样，一个小时左右。我们现在看那些节目，排在前面的几个卫视，上个新节目都比较慎重，尤其是周末的时间，要考量很多问题，首先上的都是大项目，比如湖南卫视的《爸爸去哪儿》和江苏卫视的《全能星战》。”
对于第三方外包电视制作公司而言，他们拿到手的除了节目制作的概要，往往还有一个固定的播出时间。按照冯飞的说法，“这个时间段一般比较差，比如下午三点半和深夜”，而较好的时间段分配给电视台自制内容。“还有一种，电视台自己的项目做得不行了，要改版，也会来找我们，这个就更难了。”
制作《开讲啦》的唯众传媒总裁杨晖对《第一财经周刊》说：“《开讲啦》原本被放在十一点半，开学季会被调整到十点半，从2014年1月1日开始，我们就变成了次黄金段节目，十点播出。”《开讲啦》的目标受众是年轻人和他们忙碌的中产阶级父母，杨晖说，尽管当年被调整到十点半还是有点偏晚，但相比十一点半，“我们已经很知足”。她更希望强调“黄金内容”，也就是让节目的粉丝可以追随播出时间，就好像赴一场约会。
电视黄金时间总是有限的。在每年的央视招标上，最受关注的新闻联播广告和黄金时段广告通常都是以组合的形式出现，除了黄金时间，央视通常还“搭送”了很多“垃圾时间”给广告主。投放央视的广告主大多追求产品或者品牌在全国范围内最大程度的曝光度，而希望达到精准营销的广告主则更在意自己的品牌与什么样的节目联系在一起。
填补垃圾时间的节目并不一定和《开讲啦》有相同的品质—你可以把它看作一个恶性循环的结果：当一些小型电视台不愿意付出购买第三方制作节目的成本时，他们可能会委派内部人员制作。而最好的资源会向黄金时间节目倾斜，因此在最差的时间也有可能集中了资历并不出色的人，很多情况下，新人也会被委派到垃圾时间“练手”，这又会进一步影响新人的职业成就感和视野。
而即便是愿意花费成本的大型电视台，按照时下的趋势，也会尽量把核心资源向投入巨大的重点节目倾斜，能否制作诸如《爸爸去哪儿》和《中国好声音》这样的成功节目成为一个电视台成败与否的关键。那些不适合这类节目的制作人员，则会被迫进入垃圾时间。
窦文涛说他早年跟视频网站合作过，当时的感觉就是“糙”，其中的差距是“小米加步枪和美军”的差别。但是他看到了越来越快的变化，“就是这一两年，网络视频节目越来越好看了，这说明有人才、资金开始注入网络视频，它们也愿意花钱做更多事了。”
他看到了《锵锵》在互联网上的可能性：在凤凰卫视所有放到网上的节目里，它排名第一是常有的事，这跟传统收视率统计结果迥异。
“你说我们被淹没在非黄金时间里，现在网络把我们捞起来了。”窦文涛说，如果有机会在视频网站里做一个没有定型、没有主题的节目，他可能对这个有兴趣。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即便被放在互联网上，《锵锵》还是一个常规的、电视化的脱口秀节目。
相比电视，视频网站处理一切都要轻松得多。
互联网的优势得天独厚：时间的概念被口碑取而代之，成为引导受众在互联网上搜索的最大动力。尽管诸如优酷这样的网站也试图在时间性上作出引导—比如在传统意义上工作强度特别大的星期二安排《万万没想到》，让很多人看完之后开工，形成一种固有的期待—但就整个互联网而言，受众的主动性还是大大超越引导。
在视频网站的生产机制里，只有内容类型之分。相对于电视，视频网站的困惑在于这些类型的边界，以及到底怎样去定义自己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
当王皓2011年从凤凰卫视跳槽搜狐担任自制节目部主编的时候，视频网站正在经历抢购影视剧版权的激烈争斗，无论是内部管理，还是行业规则，自制上都毫无流程和标准可言，对于从业者来说，也没有人太明白应该要做什么，“就是几个70后带着一群80后管着一群90后的公司”。
“当时我们就照搬了电视台的模式，把所有节目模式都搬过一遍：访谈、清谈、脱口秀、时事节目、明星访谈，什么都有，还做过纪录片……到现在七七八八该关的关，之前在电视台三五年才做一个节目，到这儿半年一年稀里哗啦七八个节目。”
如果不算外部合作人员，王皓管理的搜狐自制团队有五六十人。他的职位曾有不下五个人担任过，但到王皓才稳定下来。“这行实在太难做了，因为你不知道要生产什么。你既要自己想明白，还要把它干好。今天试试这个，明天试试那个，就是靠个人能力，没有别的办法，能扛下来就扛，扛不了就是先驱。”
这种迷惘有一部分原因是电视行业树立的固定生产标准。“什么样的画面有什么样的标准，需要怎样的语言结构，生产需要的技术、流程都是已经被总结好的。”王皓认为，即便是凤凰这种扁平化的管理体制里，给年轻人的机会也并不多。而脱离整个电视体制之后，弊端在于没有传统的师徒帮带关系—“涉及艺术一些的行业都会有类似结构模式”—但好处在于完全开放的创作环境。
这种开放可能激发前所未有的活力。按照优酷负责娱乐中心的副总裁李黎的说法，她带领的这个自制团队里的5个人“都是带着梦想来的”，需要说服的是所谓“跟上互联网的节奏”。她自己也是在做了《晓说》等几档节目之后转换过来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跟在电视台）那样，经费一报都几百万几千万，但我们真正的投入是在内容研发。电视做一个内容二三十人，互联网三四个人。”
一个从《东方时空》栏目组跳槽到优酷的成员最开始的时候会抵触这种说服，认为互联网会破坏原有节目的感觉。“我让他真正了解互联网是什么，传统是什么。后来他跟我说，‘我完全了解你说的，我一定要从1.0升级到2.0’。”
当我们询问来自不同视频网站的采访对象“你的节目为何是这样设计的”时，他们的答案几乎都指向“快”和“真实”两个维度。在他们看来，这是视频网站自制内容和电视台最本质的区别。
李黎说，高晓松以酒吧为演播背景不是为了节省成本，而是一种真实，因为网友比起华丽的演播室更关注内容。某种程度上这种真实与快速获取信息的需求有关，大量不必要的附加环节被过滤了，受众希望更直接地获取有用信息。
“互联网的特点就是快速看到结果。不管一个故事是3分钟还是5分钟，总是要在开头结尾里有一个交代，要有意义。如果你15分钟还只是给个悬念，‘那你去死吧’，观众都是这样的。”王皓说这实际上是一个选择权让步的问题，“在互联网上还卖关子，这件事就太可怕了。” 《汉字英雄》的制作人、爱奇艺首席内容官马东制作的另一档节目《娱乐猛回头》是一档每期3至5分钟的节目，后台数据显示平均每个观众会收看3.7次，第一次纯粹为了娱乐，第二第三次才是为了获得内容。这其中的成本也就是手指重新往回一划而已。
而在优酷，所有节目都是随时在调整，它们发现观众给出的“耐心时长”是45秒，如果在这个时间内还没发现内容的吸引力，他们会拖拽进度条，甚至把整个视频关掉。
这也是优酷土豆在视频进度条上设定预告点的原因：你可以把鼠标挪到那个点上，提前知晓这段视频里会发生什么。这一切你都可以在《万万没想到》里集中体会到，这个片头不到两秒的影片，在一帧直接打出本集关键词，就是这一秒，都会是拖拽点的高峰。被采访者们同时提到了一个最近被频频提及的互联网产品概念：快速迭代。
你可以把它看作被大数据激发的一种反馈机制。优酷总裁魏明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节目“第一个月一起来不尽如人意可能就要赶紧收手”。每个人都可以告诉你很多某档节目是如何微调的细节，其核心都是通过数据分析受众群体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情绪反馈—“大多数人怎么看”—然后调整节目设置。
这未必代表更少的试错成本，但代表了更大的试错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制作者和内容之间、制作者和受众之间的关系被根本改变了。这在电视行业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一档电视节目一般要试播半年，因为较大的投入成本决定了它较长的评估时间。而另一方面，电视有更健全的广告盈利模式，客观上减少了修改内容的急迫性。
但即便电视台想改，从数据反馈的角度上来说也是一个漫长的周期。电视台平均几个月到半年做一次评估，数据来自咨询公司调研和自己召开的专家、观众和同行代表研讨会。如果把数据真实性先放在一边，没有人可以轻易改变这样一个流程，因为他们已经进入封闭的体系内。而对于视频网站而言，这样一个体系尚未建立，用王皓的话说，“我不相信任何一个所谓的科研机构和咨询机构，它们没有从业经验。我们做的事情是观众喜欢的我们可能会往上加，但观众不喜欢的未必会往下减。”
这可能要求视频网站的团队具备更多的灵活性：需要一个由新内容、新技术和新机制叠加在一起的新思维方式。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什么是视频网站自制内容的生产模式。这个行业的终极评价体系还是建立在节目的播放量之上：流行就是一切。
“刚开始看到《万万没想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节目能行吗，但编辑后来用播出后的数据说服了我。”魏明告诉《第一财经周刊》。《侣行》同样如此，为了确认这个节目的成功的可能性，魏明还特地在播出之前找两个主人公吃饭，最后的结果还是和他的质疑大不相同。
“哪怕不是管理层的决定，编辑一旦看好，然后拿着片子和观众的播放数据跟我PK，都没问题。”魏明说，“对互联网来讲，播出后的数据以及网友的反应会告诉我什么是对的，这是最大的不同。”
这些可能会给制作人员前所未有的宽容度。优酷土豆集团董事长兼CEO古永锵在解释这个平台为什么选择先做自制节目而不是专业合作内容（PGC，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时，强调这种宽容度的重要性。“国内用户生成内容（UGC）太少了，所以我们鼓励拍客、播客、牛人这种现象去刺激大家，PGC还不是真正有标杆性的节目，所以我们先做生态和标杆，再谈多元化。”
他认为尽管一切都是开端，但自制节目的兴起意味着视频网站已经到了谈论品牌主张的地步。
“我们其实在表达自己的价值观，找到适合自己（平台）的人。”尽管以播放数据为导向，优酷还是引导过《万万没想到》和《晓说》的方向：前者必须更适合手机客户端的用户属性，后者不能只涉及高晓松内心那些青楼和镖局之类的偏好，而是应该有内容策划和管理。
在2012年左右，视频行业的人才流动更多是从传统领域聚集到新媒体，但2013年，这个行业呈现了更为细致的分工。土豆总裁杨伟东让从湖南卫视跳槽过来的负责人主要负责娱乐，而从光线传媒来的陈黛蓉则负责人文、时尚和青年文化类的内容制作。“整个土豆的团队结构分为三层：最核心的是自己培养的制作人；和我们紧密的合作伙伴，他们会优先选择土豆作为平台，因为更熟悉彼此的品牌含义；最外层是行业内的优秀团队和个人，可能和土豆没关系，但项目上可以建立合作，我们从中学习。”
杨伟东所说的最外一层合作在2014年表现为土豆和青年文化平台Vice的联手以及聘请日本制作团队。后者的成本达到数百万元，以联合出品的方式推出12集内容。而前者则是在土豆从Vice美国总部引入新的理念和视频之后，联合制作节目，共同投资、策划。
宽容度、新平台和初步建立的规划体系，有可能成为吸引优秀人才的筹码。而聚集足够多的人才，则是视频网站能否最终赢得受众的关键。
马东认为事情可能还同时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互联网视频作为一个行业来讲，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还不见得有那么强，而且我觉得最终有很多人从传统媒体里面出来，他不一定从电视台就进了互联网，他们最终起作用的可能就是市场化，就是像电视剧行业一样，他并不依附于什么机构，他只是独立生产内容，向不同的播出平台提供内容，更多的人成为独立的内容提供商。”
这样的第三方并不能被理解为当下意义上的制播分离推动的市场化内容公司，大多数公司更多适应的是电视体制，在它们提到的所谓互联网节目时，还是停留在与社交媒体的互动层面，或者简单的数据分析。但众多视频网站的从业者已经认识到，渠道的变化带来了内容制作方式的变化，不管现在的数据导向和“快”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它都再也不是电视制作的方式和语言了。一个合格的视频网站第三方，应该更适应互联网。
有可能你会觉得《万万没想到》粗糙，但艺术性并不是我们提及这个节目的重点。相比这个节目在2013年获得的超高人气，联合出品方万合天宜的价值在于建立了一种商业合作模板。 这个说法可能会挑战所有视内容为净土的媒体人的底线：万合天宜并没有把内容和广告隔绝开来，在《万万没想到》里，除了前面三个广告位，中间两个露出位，后面还有三个花絮做成了内容的一部分。它们甚至发行了原定集数之外的“番外篇”，用内容负责人易振兴的话说，“番外篇其实就是用来消化广告预算的，因为那么多企业排着队嘛。”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易振兴自称的一个广告创新：既然观众一定能猜出这是广告，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广告做成内容的一部分，以一种戏谑的方式表达出来。
万合天宜目前的核心编剧有4人，但在2011年年底成立的时候，团队中10个人都来自土豆原广告制片部，其中还包括三四个实习生。这个公司最初的目的非常明确，从视频网站里接活“活下去”。2013年，易振兴想做一个类似于“真人日和剧”的项目，这个想法与优酷出品总裁卢梵溪“适合移动端的短剧”想法一拍即合，《万万没想到》由此而来。
乍看上去，它像是各种各样东西的杂糅体，比如台词有日和的影子，转场又有法国著名短剧《总而言之（Brief）》的影子，还有人说段子来自《十万个冷笑话》……这个追求新奇特的产品从制作形态和语言风格上都和此前的视频自制内容迥然不同，以至于它引发了人们对一个新互联网产品最常见的态度：没有广告投放、不予平台支持。
“当时对方都觉得太Low了，但什么是Low，这个很难说。”易振兴和万合天宜COO柏忠春都提到了这一点。有意思的是，当《万万没想到》迅速走红之后，有很多人开始剖析这种风格对广告主的意义，但在当时，哪怕有意向的广告主的想法，也只是一个最基础的揣测：不能把电视广告那套搬到互联网上来。
柏忠春说他看到了两个趋势：一个是视频网站的内容出现更多的细分，另一个是更多广告主的参与。这些意味着视频网站的自制具备了快速成长的基础。而易振兴爱提的一个词也是很多视频网站采访对象频频提到的：用户导向。
他用了一个自己的说法：“如果我们招人，就会很在意‘网感’，就是对互联网的理解，知道什么是流行，大家的笑点在哪里。另外从项目管理的角度，这个人也不能太古板。”
这可能是视频网站从业者们的破坏力所在。和电视行业相比，视频网站可能还没有力量去制作大型、精美的节目，但换个角度看，他们也不是一定有必要制作像《爸爸去哪儿》或者《中国好声音》一样的节目。正确的说法似乎应该是，他们可以具备制作的能力，但用户思维导向和对数据的占有会把节目设定成另外一种形式。
但对于电视行业来说，《爸爸去哪儿》或者《中国好声音》是最后的堡垒。一个经常被提及的说法是，观众在视频网站上看的可能也是《中国好声音》。但数据反馈成为一种突破壁垒的方式：如果现在一档电视节目希望有所作为，它们必须借助视频网站的数据分析能力。
马东举了一个《快乐大本营》的例子：鉴于这是一档从头到尾都有明确环节设计的节目，爱奇艺在网站播放的时候就会记录哪些环节观众有离开或者快进的行为，这些数据在解析之后会提供给湖南卫视栏目组，重新设计栏目的时候，有些环节就会被改短。
“传统电视现在会有一个‘36小时规则’，”群邑集团迈势中国副总裁陈宏嘉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一个节目火不火除了收视率之外，还有播出36小时之后网络和社会化媒体被传播的量一起参与评价。”
“老实说我们还没看到任何一档互联网自制节目达到《中国好声音》、《爸爸去哪儿》这样的高度，但是who knows，发展这么快。如果真的能招到很好的人才，真的要做出一档惊天动地的节目也不是不可能。”群邑中国互动营销总裁陈建豪说。
你应该能猜到的是，这些视频网站们会考虑的事情，那些在考虑自己未来职业规划的电视人也会思考。对于高晓松们来说，电视和视频网站的差别是谁能为好内容设定更高价格，但对于从业者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生产机制的建立。
这个机制的成长空间可能大于自制内容本身。王皓认为，自制内容的竞争力最终要体现在和版权内容的竞争上。“你的第一名是否已经强大到足以和高价买来的美剧以及每年卫视播放的20部电视剧中的翘楚去对抗，这才是有意义的一个比较。这也是我们最困难、最责任重大的地方，因为就是这群看上去不三不四的、乱七八糟的这些自制的人，看上去一点都不高端大气上档次，和电影导演、和电视剧导演相比起来，他们事实上是在肩负着一个新的行业开拓的任务。”
窦文涛最后没有为《锵锵三人行》争取把播出时间调回到23点，他说：“现在根本没有什么人在电视上等着看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