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历史人物写传记小说，在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的尺度把握上，往往会构成一个令人挠头纠结的问题。如果过于向壁虚构，人物则可能凌空蹈虚;太拘泥于“实”，人物可能因为没有什么戏份而失去足够的生动性，尤其是当所書写的历史人物不是那种有着文治武功或风流韵事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时，就很可能会因为乏“善”可陈而遭遇无趣之讥。拿北宋一代名僧佛印禅师来说，其为常人所熟知的大抵就局限于是苏轼、黄庭坚的好友等一类身份信息和部分民间流传的难辨真假的“斗智”轶事。而佛印禅师今天保留下来的真实史料也的确不多，再加上“传主”相对封闭的寺院生活场域、皓首穷经的人生追求，佛印禅师能否变成一座文学富矿，这是免不了让人生疑的。所以，当看到江西籍创作者吴仕民的长篇小说《佛印禅师》（作家出版社，2020年）时，笔者的第一反应是：这样的小说能好看吗？毕竟，要想把这样一位人生追求枯寂如秋的古人写得活色生鲜而又不失本真，写作者不具备高超的艺术驾驭本领还真不行。在我看来，写作者至少需要具备如下三个条件—足够的历史知识储备，敏锐的现实洞察能力，对古人的同情之理解，如是才可能保证传记小说的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正是因为存在着上述种种写作风险和规约，《佛印禅师》才称得上是一部迎难而上的传记小说、历史小说。其在以下几方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写作经验。
　　首先，人物形象鲜活生动。小说对佛印禅师的人生过程进行了全程记录，其从呱呱落地到安然坐化的67年里的重要人生轨迹与修为—少时聪颖好学，剃度出家，拜宝积寺日用禅师为师.先后在开先寺、承天院、归宗寺、金山寺等知名古刹修行住持，在金銮殿从容应答而获神宗皇帝御赐法号金钵，和苏轼交游对话论诗说禅，等等，都得到足够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小说不仅仅属意于书写佛印禅师的上述行藏，而且努力走进其心灵世界，意在摹写和传递他的精神风范。为此作家将佛印禅师的人生成长放置在与诸如父母家人、高僧众侣、至交契友、平民百姓和奸恶权势等多重人际关系网络中加以表现。以佛印禅师和母亲的关系来说，当离家剃度之际，他对母亲依依不舍，托付好友照料母亲，在日后的修行路上亦不时会感怀母恩。那不是因为佛印禅师难以断绝世俗之念，而是因为这个普度众生的高僧还在内心最深处保留着不易为外人所觉察的柔情。与苏轼、黄庭坚、李公麟等一班意气相投的文朋诗友唱和交际，佛印禅师始终惺惺相惜、坦诚相待、才情洋溢;与嫉贤妒能的师兄了空相处，对杀气腾腾的樊雄和枥木棍、对贪婪计较的庞员外等奸佞小人的周旋应付，佛印禅师始终以德报怨、不惊不惧、不卑不亢;对铁耙头、寒芸、八妹以及众多平民百姓的救助不避危险、尽心尽力;甚至还包括对那只受伤的白猿的倾力救助和收养，都可见佛印禅师的恻隐怜悯、慈悲心怀和众生平等观念。作家正是透过这重重叠叠的人际关系书写，绵密细致地织成了一张能令佛印禅师的坚定信仰、苦心孤诣、渊博睿智、通透达观和至情至性都得到最好体现的“情网”。
　　其次，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作家长于虚实结合、无中生有，对已知的佛印禅师的“实”进行了必要的择选，摒弃了民间种种关于佛印禅师和苏轼、苏小妹之间的“智斗”传闻，而是另起炉灶，进行合理想象，赋予了主人公传奇的人生经历。佛印禅师在成为高僧的道路上就如同去西天取经的玄奘那样不断遭遇惊涛骇浪，历经起伏波折—林中遇到蟒蛇，道上遭逢战乱，被恶人囚禁追杀，化缘途中为饥饿裹挟，修行路上受美色考验，因才华出众而遭同门妒忌陷害，因讲佛经而在仰山历险……可以说，佛印禅师的血肉与风骨是通过一系列富有张力、险象环生的情节而得到动态呈现的。作家还善于制造接二连三的悬念，巧于埋设伏笔，小说中先后出现的各色人物都并非可有可无，他们在后来都被作家有秩序有计划地安排在佛印禅师修炼真身的关键圈子中，成为佛印禅师人生成长的重要见证者和参与者。如佛印禅师早先为樊雄所困之时，是在其家丫鬟寒芸相助之下而逃出险境的，物是人非的多年后，二人能彼此辨认出来对方，正是靠着当年佛印遗失在樊家的《金刚经》。当此时寒芸即将落入虎狼之口，佛印禅师又及时施以援手，虽说佛印禅师因此不断遭遇恶魔纠缠并险些为此丧命。数年后，当佛印禅师为宝积寺募化修缮资金时，又是几经辗转已然发迹的寒芸倾囊相助。如是环环相扣、首尾呼应之处在小说中比比皆是，从中可见作家构思之用心、作品结构之缜密。
　　第三，文化意味深厚悠长。这部历史传记小说算得上是一部地道的佛教文化小说，其中有诸多对佛教文化知识的嵌入和介绍，让读者大开眼界。因为所写人物是宋代高僧，这就要求写作者必须首先是一个能够和高僧平等“对话”的佛教文化大家。作家显然对佛教文化有着浓厚兴趣并做过精深研读，小说对佛教文化知识的介绍深入浅出、水到渠成，读者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不仅能感受到佛印禅师的禅意人生，更能开启一次酣畅淋漓的佛教文化旅程。还要看到，作家对家乡江西这方文化沃土的历史与现实的凝注是一以贯之的。此前其创作的《铁网铜钩》《旧林故渊》两部长篇小说即实实在在地走近了自己地理空间意义上的故乡。《佛印禅师》则全力聚焦诞生在江西浮梁的名流圣贤佛印禅师，也频频瞩目这里的山川物产、人文地理，给这部小说打上深深的地方烙印。而且，作家在对故乡写作资源的深度开掘中，进一步延伸至对宋代人文历史、风土民情、历史掌故的打量与书写，品茗弈棋、谈书论画、观木赏瓷、说佛道禅，不但完成了作家的精神返乡，还彰显了作家对古老的文化中国的由衷敬意。
　　第四，语言典雅，叙述精致。作家传统文化根底深厚，又专心写作多年，有着出色的语言驾驭能力。小说用语精、准、明快、考究，可诵可读，耐品耐吟，更有机融入诸多前贤往圣的诗词佳句，尽得其笔下饱读诗书的文人墨客的风韵神采，亦与其所观照的佛印禅师所居处的崇尚文艺的宋朝文化气象若合符节。同时，小说亦有对传统说书人“卖关子”叙事方式的拿来，讲述不疾不徐，张弛有度，循循善诱，在有效地吸引读者注意力的同时，亦将读者成功引入小说所着力表现的诗意禅境。值得指出的是，小说中佛印禅师收养的白猿既是佛印爱心弥漫的具现，又是一个富有意味的象征物和文化符号。当佛印禅师圆寂焚化之时，这只已经绝食七日的白猿纵身跃入化身窑与其同赴西方极乐世界的描写将小说推向高潮，这实在是作家的神来之笔。我们固然可以用“生死若无定数，善恶当有因缘”来加以解释，但其所包孕的深刻美学内涵又岂能一语可以道尽！
　　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郭沫若说：蔡文姬就是我。那么，当吴仕民很好地进入佛印禅师的精神世界并成功地将其向世人敞开之际，我们是不是也同样可以说，佛印禅师就是吴仕民？而小说所投射的作家的故园之恋、文化之思、人生之慨、现实指涉，均值得读者深长思之。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