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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远见杯”全球宏观经济预测春季年会于2月22日在北京千禧大酒店成功举办。
年会以“改革引领增长”为主题，各位专家围绕“中国债务风险”、“底部之辩”、“高利率下的下行风险”、“金融开放与风险上升”和“中国改革决定性时刻”五个环节展开演讲。会议期间还颁发了2013年度“远见杯”全球宏观经济预测的15个奖项。
专家们就2014年中国经济前景、面临的主要风险和长期增长趋势，发表了精辟的看法，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并对大家期盼的改革问题展开了激辩。
债务，不可承受之重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地方债务规模迅速增长，非金融企业的债务率也超过国际警戒线水平，债务约束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严重阻力。在债务问题链条中，哪一部分会最先被引爆？
任若恩（北京联办旗星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的债务问题在夏季可能会有一个集中的爆发，2014年债务问题的主角是非金融企业，最危险的是资源行业，比如煤炭、钢贸行业。从债权人的角度看，信托的风险较大。
管清友（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债务风险的爆发几乎是不可避免，只是时间、形式和程度问题。在关注债务问题本身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关注与之相关的两个层面的道德风险，一是地方官员的道德风险；二是金融业高管的道德风险。
虽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巨大，但也拥有很多的资产。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资产来偿还债务，这是否意味着，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对于目前的债务问题，有没有破解的方法？比如，有人提出用金融部门的加杠杆来解决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去杠杆。
贾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违约风险当然需要高度关注，但在中国地方政府隐性负债为主的情况下，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出现实际的违约。现有一系列调节机制可以避免违约的出现。比如，可以做展期，只要可以付息，本金就可以往前滚动；还可以向上寻求援助，政府不会坐视出现震动很大的违约事件。
任若恩：出售资产确实是处理债务的一种方法，但它会受几个方面的约束。一是那些公共事业、基础设施从投资回报来看，算不得是优良资产，因为它提供不了良好的投资回报，它的现金流无法覆盖本金和利息。二是并非所有的政府资产都可以出售。三是出售资产时的资产价格可能会非常令人失望。四是是否有一个好的市场机制可以出售资产。综合来看，用变卖资产的方式解决债务问题往往是最后一招，也是不得已的一招。
中国已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去杠杆和去产能共生，用加杠杆的方法并不能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有人建议用加杠杆的方式来减杠杆，他们认为中国现在非金融企业的杠杆很高，但金融业的杠杆不高，可以通过加金融的杠杆来减企业的杠杆。这走不通，也是非常危险的一种建议。
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结果也必然是痛苦的。只能让问题爆发出来，该违约的就要违约，该破产的就让破产，该债务重组的就债务重组。直到债务的问题回到原点，才能开始下一个新的周期。
经济底部之辩
经历了过去10年的高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已经下了一个台阶，未来经济是否还会继续下行？目前中国经济的核心矛盾是什么？与过去相比，中国经济的特点发生了哪些根本性的变化？
王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中国经济目前的核心矛盾是产能过剩，而且问题还在日益加重。如果2015年外需出现萎缩，中国经济可能还会面临新一轮下跌，中国经济增长甚至可能“破六进五”。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归根结底是由供给方决定的，取决于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供给和生产率，需求因素只是在短期内影响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的这些供给面因素正在发生变化，长期赖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了。不能低估劳动力因素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虽然单纯的劳动力数量增长只能解释经济增长速度的百分之十几，但劳动力的质量也就是人力资本也有贡献。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资本积累，这需要有储蓄率，而较高的储蓄率却受益于中国的人口抚养比长期以来在下降。此外，大量的劳动力特别是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农业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非农产业，资源重新配制效率提高，这构成了过去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至少一半。
所以，中国人口红利消失一定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已经从“十二五”之前的10.3%下降到了“十二五”时期的7.6%，到“十三五”时期还会下降到6.2%。
曹远征（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预计2014年经济增长7.6%，通胀为3.3%。而从长期的角度看，中国经济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一是在需求方面，世界市场尽管2014年有所好转，但长期并不一定很乐观。二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已经不再充沛，意味着过去廉价劳动力的工业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三是人口的老龄化，这意味着抚养比的改变，储蓄率会降低，从而投资驱动的经济模式难以为继。存款增长在过去几年已经在持续下降，这是否是储蓄率在开始下降的征兆？四是资源环境的约束日益凸现，体现为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从2010年到2020年这10年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将从两位数向6%收敛。
面对经济趋势性的下行，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方法能否化解？未来的真正出路在哪里？
王建：很多事情不是宏观调控能解决的。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本质上是国际经济结构在冷战之后出现一个新重组的结果，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根本没有用。
曹远征：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中国、美国在内，并没有带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未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将更注重“稳”，而不是“保”。就是要避免各种问题在短期内集中爆发，然后渐进式的推进改革，以实现增长的隐性转换，从过去投资出口主导转向内需消费主导，这有赖于整个收入结构的变迁，即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应该快起来，至少应该跟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增长速度保持一致。 蔡昉：我并不反对宏观调控，短期危机往往都来自突然的需求不足，所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意义。但是，把宏观经济政策与长期经济刺激手段结合起来可能就容易出问题。
我也不太赞同任由经济增长降下去，要尽快推进改革，让改革红利释放出来，这样经济增速涨一个百分点是完全可以的。日本还没有认识到日本经济核心的问题在供给方，是潜在增长率的问题，“安倍经济学”仍然主要在需求方做文章，因此不会成功。
我们要的改革是可以带来红利的改革，是能够直接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改革。劳动参与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些可以通过改革来实现。比如户籍制度的改革既可以让农民工更加稳定的在城市落户，直接提高潜在增长率，还可以让农民工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从而提高生产率，同样也提高潜在增长率。
高利率下的突围
2013年，货币市场利率此起彼伏，“钱荒”催生出了30%以上的银行间回购利率，国债收益率也大幅度走高。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流动性的异常紧张和利率的高企？
潘向东（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2013年的流动性紧张并不能归因于央行的货币政策。2013年末M2增速大大高于GDP与CPI增速之和，货币环境可以说稳中偏宽松。流动性紧张主要还是因为利率市场化。2013年6月末和年末出现“钱荒”，则源于“时点”式监管。与此同时，借新还旧、集中到期以及货币市场基金的顺周期都加剧了流动性紧张。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政府参与经济运行导致金融资源错配。
高善文（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简单用高利率概括2013年的金融市场并不完整，货币市场利率高企背后有两个现象令人疑惑。一是在银行间市场利率达到10年高点时，实体经济领域的利率水平却总体稳定，二者之间长期存在的稳定联系出现了断裂。二是在经济增长弱、通胀低的背景下，利率却非常高。这一组合也是历史罕见。一般而言，高利率会伴随着高增长、高通胀。
进入2014年，中国经济数据出现分化，1月份制造业PMI走弱而出口意外加速，市场开始担心中国经济未来走势。尽管市场普遍预测全年增速会保持在7.5%左右，如果缺乏了政府政策的支持，中国经济能否保住7.5%呢？
高善文：当前经济可能遇到的风险主要在两个层面。其一，经济下降带来坏账压力暴露，部分领域出现违约后，政府会如何应对。若继续维持刚性兑付，风险增加的扭曲会加剧，从长期看，也增长了金融体系的尾部风险；若政府用强力手段即使打破刚性兑付的神话和预期，促进对风险溢价的迅速纠正，风险产品重新定价则会在短期内使得金融市场出现混乱。
其二，中央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模式来应对经济减速，也是一个风险因素。像以前一样继续走“减速刺激”的模式，还是与总量刺激手段一刀两断，通过深化改革启动长期增长，无疑存在很大的变数。如果政府重新回到依靠刺激维持增长模式下，短期内经济风险下降的同时，长期尾部风险无疑会上升。如果政府下决心推动改革，短期经济下降会在多大范围内带来压力也存在不确定性。
潘向东：大家普遍预测2014年经济增长7.5%，只是基于对政府调控的信心。在实际经济中，很难说增速不会出现持续向下的可能。
李迅雷（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正处于建筑业周期的下行阶段。建筑业周期又称库兹涅茨周期，一般15-25年为一周期。上一轮自1999年始上行，于2010年见顶回落，这一下降过程可能会持续到2020年。目前，所有的指标都已开始回落，这种趋势很难逆转，预计经济增速会从过去的10%放慢至“十三五”期间的6%左右。
比照美国上一轮房地产周期滞后建筑业周期5年左右的经验，中国房地产周期或将见顶，房价也许会在2014年开始回落。
祝宝良（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2014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既不是通胀也不是美国QE的退出，而是产能过剩、地方债和房地产问题。对政府部门而言，不能同时在三条战线上作战，当前首先要解决的应是产能过剩，这一问题稍有缓解后再采取其他措施不迟。
预计2014年经济增长7.5%左右，投资增速将下降至18%。目前，投资面临两个令人担心的问题，一是最近出现的信用风险；二是产能过剩。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投资的能力和意愿也在下降，基础建设投资增速将有所下滑。只有房地产投资能保持一定的速度，虽然三四线城市有过剩问题，但一二线城市问题不大。
牛市为时尚早
2013年在欧美股市大涨的时候，中国股市还在底部挣扎。2014年，中国股市能否摆脱已经持续数年的熊市，借着改革的春风启动牛市？
陈有安（银河证券董事长）：从纵向比较来看，A股可以说是历史的低谷，从横向比较来看，A股可以说是全球最便宜的市场。
余额宝和银行理财规模的迅速膨胀说明，流动性不是导致股市低迷的根本原因。不是老百姓的存款不搬家，而是我们的资本市场缺乏对老百姓的吸引力。要改变这种困局，唯有加快改革和创新才是我们资本市场的出路。激活资本市场，以金融改革带动和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是改革的唯一出路。通过制度变革重新平衡上市公司与股东之间、一二级市场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加快创新，这才能从源头上提升资本市场吸引力。
彭文生（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判断牛市的时间点可能需要考虑两个趋势性因素。一是增长方式。过去中国GDP增速速度虽高，但企业更看重规模扩张，投资者回报很低，这种方式让市场十分失望。二是所有资产实现市场化。股票是第一个市场化的资产，估值因此很高，此后，随着市场化资产的增多，股票价值不断被重估。
李迅雷：目前中国股票大概有46%的强周期股票、25%的金融类股票、16%的消费类股票、11%的科技类股票。考虑到中国正处于建筑业周期的下行阶段，大家期盼的周期类股票的牛市还很难出现。但科技类的牛市还在创新高，2013年的创业板表现非常好，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泡沫；改革转型、科技与服务类企业的崛起会给市场带来机会，比如，对国企改革的期待推动中石化走势强劲。 高善文：若是将牛市定义为大的主板市场的兴起，那么牛市可能还有一定距离，还需要一些时间。
潘向东：预判资本市场牛市需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周期；二是利率什么时候下行。因此，估计要等很长时间才会出现牛市。若快速推进改革，股市上下波动的可能会比较大，牛市到来的时间点也会快一些。
金融改革纵深化
各种金融创新的不断出现，正在逼迫金融业的变革。互联网金融以异常迅猛之势开始侵占和分流传统信贷市场，给传统金融业务转型带来压力，它是否会对传统金融业产生本质性威胁和颠覆性冲击？
万建华（国泰君安证券董事长）：互联网企业跨界金融使得整个金融的边界扩大、内容丰富，也推动了传统金融体系的自我变革和自我进化，还快速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升社会金融效益、推动金融改革，弥补了传统金融在中小微企业贷款的缺位。
互联网金融已对传统金融产生了冲击，但不会是颠覆性替代效应。传统金融在风险管理、投资顾问、投资咨询等专业领域，特别是大公司融资方面，有其优势，个性化的专业化服务，仍需要智慧型专家。而互联网金融的长项在于标准化产品的大规模扩展。
一些金融创新的法律界定还不明确，可能出现监管缺位或监管空白；创新业务和创新产品内控缺位或内控体系不健全等。金融监管由事前审批转向事后监管，将极大释放金融创新活力。
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人民币仍只是全球边缘化货币。未来人民币的地位必然会不断提升，进一步国际化势在必行，人民币的国际化会按照什么样的方式逐步展开呢？
宗良（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预计人民币将按照货币的三个功能梯次推进国际化，到2025年，成为继美元、欧元后的第三大国际货币。人民币国际化可从五方面入手，发展离岸的人民币市场、货币互换、区域化合作、以贷款换大宗商品并发展石油人民币、建立人民币的清算体系。
中国改革决定性时刻
全面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各部门已在抓紧制定具体方案。社会各界一面期待“改革红利”；一面也开始担心落实的问题。到底此次改革与过往改革有何不同？
许善达（北京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在这个历史时点，继续向前推进已经不易，只要能往前走、方向对，在具体步骤、中间环节出现一些拐弯，甚至倒退一点都不是大事。
目前各部委正在准备的改革方案，除了不适合事先在全社会公开，其他的可以作为草案征求各方意见，如此方案的质量可能会更好，也可避免一些低级失误。
戴小京（财讯传媒总裁）：改革需要破，但更需要立。过去总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现在看来破未必立，立的也未必正是想要的。所以改革不能仅仅靠破，必须强调系统建立和持续积累。
任志强（华远地产董事长）：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改革方式，是顶层设计，还是分散式突破？目前的改革更强调顶层设计，而邓小平时代的分散式突破，则是谁抓住耗子谁就是好猫。前者是“博弈在后”，一旦犯错，结果会很糟糕，后者是“博弈在前”，哪怕犯了错误，也有弥补的机会。过去30多年，相当一部分改革正是通过分散式突破、自下而上的办法取得了成果，如果现在回到顶层设计，可能会引发很多问题。
年会以“改革引领增长”为主题，各位专家围绕“中国债务风险”、“底部之辩”、“高利率下的下行风险”、“金融开放与风险上升”和“中国改革决定性时刻”五个环节展开演讲。会议期间还颁发了2013年度“远见杯”全球宏观经济预测的15个奖项。
专家们就2014年中国经济前景、面临的主要风险和长期增长趋势，发表了精辟的看法，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并对大家期盼的改革问题展开了激辩。
债务，不可承受之重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地方债务规模迅速增长，非金融企业的债务率也超过国际警戒线水平，债务约束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严重阻力。在债务问题链条中，哪一部分会最先被引爆？
任若恩（北京联办旗星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的债务问题在夏季可能会有一个集中的爆发，2014年债务问题的主角是非金融企业，最危险的是资源行业，比如煤炭、钢贸行业。从债权人的角度看，信托的风险较大。
管清友（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债务风险的爆发几乎是不可避免，只是时间、形式和程度问题。在关注债务问题本身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关注与之相关的两个层面的道德风险，一是地方官员的道德风险；二是金融业高管的道德风险。
虽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巨大，但也拥有很多的资产。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资产来偿还债务，这是否意味着，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对于目前的债务问题，有没有破解的方法？比如，有人提出用金融部门的加杠杆来解决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去杠杆。
贾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违约风险当然需要高度关注，但在中国地方政府隐性负债为主的情况下，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出现实际的违约。现有一系列调节机制可以避免违约的出现。比如，可以做展期，只要可以付息，本金就可以往前滚动；还可以向上寻求援助，政府不会坐视出现震动很大的违约事件。
任若恩：出售资产确实是处理债务的一种方法，但它会受几个方面的约束。一是那些公共事业、基础设施从投资回报来看，算不得是优良资产，因为它提供不了良好的投资回报，它的现金流无法覆盖本金和利息。二是并非所有的政府资产都可以出售。三是出售资产时的资产价格可能会非常令人失望。四是是否有一个好的市场机制可以出售资产。综合来看，用变卖资产的方式解决债务问题往往是最后一招，也是不得已的一招。
中国已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去杠杆和去产能共生，用加杠杆的方法并不能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有人建议用加杠杆的方式来减杠杆，他们认为中国现在非金融企业的杠杆很高，但金融业的杠杆不高，可以通过加金融的杠杆来减企业的杠杆。这走不通，也是非常危险的一种建议。
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结果也必然是痛苦的。只能让问题爆发出来，该违约的就要违约，该破产的就让破产，该债务重组的就债务重组。直到债务的问题回到原点，才能开始下一个新的周期。
经济底部之辩
经历了过去10年的高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已经下了一个台阶，未来经济是否还会继续下行？目前中国经济的核心矛盾是什么？与过去相比，中国经济的特点发生了哪些根本性的变化？
王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中国经济目前的核心矛盾是产能过剩，而且问题还在日益加重。如果2015年外需出现萎缩，中国经济可能还会面临新一轮下跌，中国经济增长甚至可能“破六进五”。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归根结底是由供给方决定的，取决于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供给和生产率，需求因素只是在短期内影响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的这些供给面因素正在发生变化，长期赖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了。不能低估劳动力因素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虽然单纯的劳动力数量增长只能解释经济增长速度的百分之十几，但劳动力的质量也就是人力资本也有贡献。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资本积累，这需要有储蓄率，而较高的储蓄率却受益于中国的人口抚养比长期以来在下降。此外，大量的劳动力特别是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农业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非农产业，资源重新配制效率提高，这构成了过去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至少一半。
所以，中国人口红利消失一定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已经从“十二五”之前的10.3%下降到了“十二五”时期的7.6%，到“十三五”时期还会下降到6.2%。
曹远征（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预计2014年经济增长7.6%，通胀为3.3%。而从长期的角度看，中国经济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一是在需求方面，世界市场尽管2014年有所好转，但长期并不一定很乐观。二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已经不再充沛，意味着过去廉价劳动力的工业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三是人口的老龄化，这意味着抚养比的改变，储蓄率会降低，从而投资驱动的经济模式难以为继。存款增长在过去几年已经在持续下降，这是否是储蓄率在开始下降的征兆？四是资源环境的约束日益凸现，体现为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从2010年到2020年这10年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将从两位数向6%收敛。
面对经济趋势性的下行，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方法能否化解？未来的真正出路在哪里？
王建：很多事情不是宏观调控能解决的。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本质上是国际经济结构在冷战之后出现一个新重组的结果，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根本没有用。
曹远征：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中国、美国在内，并没有带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未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将更注重“稳”，而不是“保”。就是要避免各种问题在短期内集中爆发，然后渐进式的推进改革，以实现增长的隐性转换，从过去投资出口主导转向内需消费主导，这有赖于整个收入结构的变迁，即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应该快起来，至少应该跟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增长速度保持一致。 蔡昉：我并不反对宏观调控，短期危机往往都来自突然的需求不足，所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意义。但是，把宏观经济政策与长期经济刺激手段结合起来可能就容易出问题。
我也不太赞同任由经济增长降下去，要尽快推进改革，让改革红利释放出来，这样经济增速涨一个百分点是完全可以的。日本还没有认识到日本经济核心的问题在供给方，是潜在增长率的问题，“安倍经济学”仍然主要在需求方做文章，因此不会成功。
我们要的改革是可以带来红利的改革，是能够直接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改革。劳动参与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些可以通过改革来实现。比如户籍制度的改革既可以让农民工更加稳定的在城市落户，直接提高潜在增长率，还可以让农民工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从而提高生产率，同样也提高潜在增长率。
高利率下的突围
2013年，货币市场利率此起彼伏，“钱荒”催生出了30%以上的银行间回购利率，国债收益率也大幅度走高。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流动性的异常紧张和利率的高企？
潘向东（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2013年的流动性紧张并不能归因于央行的货币政策。2013年末M2增速大大高于GDP与CPI增速之和，货币环境可以说稳中偏宽松。流动性紧张主要还是因为利率市场化。2013年6月末和年末出现“钱荒”，则源于“时点”式监管。与此同时，借新还旧、集中到期以及货币市场基金的顺周期都加剧了流动性紧张。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政府参与经济运行导致金融资源错配。
高善文（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简单用高利率概括2013年的金融市场并不完整，货币市场利率高企背后有两个现象令人疑惑。一是在银行间市场利率达到10年高点时，实体经济领域的利率水平却总体稳定，二者之间长期存在的稳定联系出现了断裂。二是在经济增长弱、通胀低的背景下，利率却非常高。这一组合也是历史罕见。一般而言，高利率会伴随着高增长、高通胀。
进入2014年，中国经济数据出现分化，1月份制造业PMI走弱而出口意外加速，市场开始担心中国经济未来走势。尽管市场普遍预测全年增速会保持在7.5%左右，如果缺乏了政府政策的支持，中国经济能否保住7.5%呢？
高善文：当前经济可能遇到的风险主要在两个层面。其一，经济下降带来坏账压力暴露，部分领域出现违约后，政府会如何应对。若继续维持刚性兑付，风险增加的扭曲会加剧，从长期看，也增长了金融体系的尾部风险；若政府用强力手段即使打破刚性兑付的神话和预期，促进对风险溢价的迅速纠正，风险产品重新定价则会在短期内使得金融市场出现混乱。
其二，中央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模式来应对经济减速，也是一个风险因素。像以前一样继续走“减速刺激”的模式，还是与总量刺激手段一刀两断，通过深化改革启动长期增长，无疑存在很大的变数。如果政府重新回到依靠刺激维持增长模式下，短期内经济风险下降的同时，长期尾部风险无疑会上升。如果政府下决心推动改革，短期经济下降会在多大范围内带来压力也存在不确定性。
潘向东：大家普遍预测2014年经济增长7.5%，只是基于对政府调控的信心。在实际经济中，很难说增速不会出现持续向下的可能。
李迅雷（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正处于建筑业周期的下行阶段。建筑业周期又称库兹涅茨周期，一般15-25年为一周期。上一轮自1999年始上行，于2010年见顶回落，这一下降过程可能会持续到2020年。目前，所有的指标都已开始回落，这种趋势很难逆转，预计经济增速会从过去的10%放慢至“十三五”期间的6%左右。
比照美国上一轮房地产周期滞后建筑业周期5年左右的经验，中国房地产周期或将见顶，房价也许会在2014年开始回落。
祝宝良（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2014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既不是通胀也不是美国QE的退出，而是产能过剩、地方债和房地产问题。对政府部门而言，不能同时在三条战线上作战，当前首先要解决的应是产能过剩，这一问题稍有缓解后再采取其他措施不迟。
预计2014年经济增长7.5%左右，投资增速将下降至18%。目前，投资面临两个令人担心的问题，一是最近出现的信用风险；二是产能过剩。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投资的能力和意愿也在下降，基础建设投资增速将有所下滑。只有房地产投资能保持一定的速度，虽然三四线城市有过剩问题，但一二线城市问题不大。
牛市为时尚早
2013年在欧美股市大涨的时候，中国股市还在底部挣扎。2014年，中国股市能否摆脱已经持续数年的熊市，借着改革的春风启动牛市？
陈有安（银河证券董事长）：从纵向比较来看，A股可以说是历史的低谷，从横向比较来看，A股可以说是全球最便宜的市场。
余额宝和银行理财规模的迅速膨胀说明，流动性不是导致股市低迷的根本原因。不是老百姓的存款不搬家，而是我们的资本市场缺乏对老百姓的吸引力。要改变这种困局，唯有加快改革和创新才是我们资本市场的出路。激活资本市场，以金融改革带动和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是改革的唯一出路。通过制度变革重新平衡上市公司与股东之间、一二级市场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加快创新，这才能从源头上提升资本市场吸引力。
彭文生（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判断牛市的时间点可能需要考虑两个趋势性因素。一是增长方式。过去中国GDP增速速度虽高，但企业更看重规模扩张，投资者回报很低，这种方式让市场十分失望。二是所有资产实现市场化。股票是第一个市场化的资产，估值因此很高，此后，随着市场化资产的增多，股票价值不断被重估。
李迅雷：目前中国股票大概有46%的强周期股票、25%的金融类股票、16%的消费类股票、11%的科技类股票。考虑到中国正处于建筑业周期的下行阶段，大家期盼的周期类股票的牛市还很难出现。但科技类的牛市还在创新高，2013年的创业板表现非常好，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泡沫；改革转型、科技与服务类企业的崛起会给市场带来机会，比如，对国企改革的期待推动中石化走势强劲。 高善文：若是将牛市定义为大的主板市场的兴起，那么牛市可能还有一定距离，还需要一些时间。
潘向东：预判资本市场牛市需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周期；二是利率什么时候下行。因此，估计要等很长时间才会出现牛市。若快速推进改革，股市上下波动的可能会比较大，牛市到来的时间点也会快一些。
金融改革纵深化
各种金融创新的不断出现，正在逼迫金融业的变革。互联网金融以异常迅猛之势开始侵占和分流传统信贷市场，给传统金融业务转型带来压力，它是否会对传统金融业产生本质性威胁和颠覆性冲击？
万建华（国泰君安证券董事长）：互联网企业跨界金融使得整个金融的边界扩大、内容丰富，也推动了传统金融体系的自我变革和自我进化，还快速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升社会金融效益、推动金融改革，弥补了传统金融在中小微企业贷款的缺位。
互联网金融已对传统金融产生了冲击，但不会是颠覆性替代效应。传统金融在风险管理、投资顾问、投资咨询等专业领域，特别是大公司融资方面，有其优势，个性化的专业化服务，仍需要智慧型专家。而互联网金融的长项在于标准化产品的大规模扩展。
一些金融创新的法律界定还不明确，可能出现监管缺位或监管空白；创新业务和创新产品内控缺位或内控体系不健全等。金融监管由事前审批转向事后监管，将极大释放金融创新活力。
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人民币仍只是全球边缘化货币。未来人民币的地位必然会不断提升，进一步国际化势在必行，人民币的国际化会按照什么样的方式逐步展开呢？
宗良（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预计人民币将按照货币的三个功能梯次推进国际化，到2025年，成为继美元、欧元后的第三大国际货币。人民币国际化可从五方面入手，发展离岸的人民币市场、货币互换、区域化合作、以贷款换大宗商品并发展石油人民币、建立人民币的清算体系。
中国改革决定性时刻
全面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各部门已在抓紧制定具体方案。社会各界一面期待“改革红利”；一面也开始担心落实的问题。到底此次改革与过往改革有何不同？
许善达（北京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在这个历史时点，继续向前推进已经不易，只要能往前走、方向对，在具体步骤、中间环节出现一些拐弯，甚至倒退一点都不是大事。
目前各部委正在准备的改革方案，除了不适合事先在全社会公开，其他的可以作为草案征求各方意见，如此方案的质量可能会更好，也可避免一些低级失误。
戴小京（财讯传媒总裁）：改革需要破，但更需要立。过去总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现在看来破未必立，立的也未必正是想要的。所以改革不能仅仅靠破，必须强调系统建立和持续积累。
任志强（华远地产董事长）：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改革方式，是顶层设计，还是分散式突破？目前的改革更强调顶层设计，而邓小平时代的分散式突破，则是谁抓住耗子谁就是好猫。前者是“博弈在后”，一旦犯错，结果会很糟糕，后者是“博弈在前”，哪怕犯了错误，也有弥补的机会。过去30多年，相当一部分改革正是通过分散式突破、自下而上的办法取得了成果，如果现在回到顶层设计，可能会引发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