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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子哥被判刑那年，亮子刚好高中毕业的年纪。
到了高中毕业年纪的亮子其实并没有念过高中，初二没念完他就顶替母亲的工作进了工厂，刚好那时国家有子女接班的政策，亮子妈看亮子也不是学习的料，索性早早退休，趁着国家有政策先把孩子的工作问题解决了。
亮子的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在亮子工作之前，也都谈不上好坏地有班在上着。
亮子妈用心良苦给亮子安排的工作并没有被亮子足够珍惜，或者说它没有好到能让亮子足够珍惜，当然这是后话，亮子妈并没有看到这一天。
被判刑的是亮子的二哥，因为打架伤人，刑期十年，然而他并没有能够从牢里活着出来，当然这也是后话，他在这世上只走过了二十多年。
只活了二十几岁的亮子二哥在走了三十多年以后还被地面上一些般儿大般儿（同龄的意思）的当年的小社会们记得，亮子現在走在老道外的街上，仍然不时地有六十左右岁的抱着孙子、孙女晒太阳遛弯的老头儿们私下里窃窃：“瞧，那是老头儿的弟弟！”
前面的“老头儿”这个词是真老头儿，后一个话语里的“老头儿”是亮子二哥的外号，亮子从来不知道他那么年轻的二哥怎会被起这么一个外号，正像他不知道六道街德昌扒肉后院里眉清目秀的“小怪物”的外号是怎么来的。
“老头儿”的名头当年是如此的响亮，以至于在他走后尘世经过比他在世的年纪更长的风雨，亮子在某类人群中仍然要以他的附属的身份存在。
“老头儿”进去了以后，失了“老头儿”的亮子同时失去了人生的方向。
也许用“失去”这个词并不恰当，亮子从来没有思考过人生的方向，没有思考，便没确定，当然更无从失去。
此前亮子的生活只是每天跟着他的二哥“老头儿”打架。
老头儿一米九的个头，比竹竿略胖一些，光长个头了，从小就比别人高，从小就爱打架。在那个没有课上没有电子游戏没有网吧没有卡拉OK没有迪厅没有微信约炮的年代，打架泡马子是被一众老炮儿们最津津乐道的最主要消遣。
打架占地盘和泡道外最有名最漂亮的马子，其实都是在标告自己的所有权，证明自己的实力，像香港影片里的古惑仔，也像当今攥着新晋女明星光鲜滑嫩酥手不放的名导们。
当亮子向我描绘起他的瘦瘦高高的二哥，我不禁联想到王小波笔下的北京下乡知青王二，也是这般的形象，也一样的好打架。书里的王二除打架外，还和想证明自己不是破鞋的女医生搞上了破鞋，但是亮子二哥不搞破鞋，不挂马子，他和北京王二的相似之处除了个头，就只有打架，他也没有王二的文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关于某个哥们儿身边的鼓鼓溜溜的马子，是否引起过他的身心对这类动物的蠢蠢欲动。我们只知道他唯一的嗜好，宣泄青春荷尔蒙的唯一方式就是打架。
道上除了打架之外还有拎兜、绺窃、压疙瘩、涮浆子一类的事，“老头儿”从来不干。
亮子跟着二哥打架从不问为什么，二哥是他的偶像，是他的周润发许文强，二哥打到哪他就打到哪，但他从来没用过刀子，也没有欺负过人，他们的打架对象都是其他的地面上混的以打架为乐的人。
二哥走后的日子，亮子百无聊赖，亮子游逛在靖宇街上，游逛在三道街、四道街、五道街、六道街上……
亮子在北三市场看人家卖鱼，一个一米半见方的浅铁皮槽子里挤着二三十条鲤子或鲫瓜子，有的翻着白眼、有的拼命地喘着气，最不走运的就是被买主挑中的那一个，顷刻间被开膛破肚，永远地翻了白眼。亮子一时感到人生和动物其实也没多大的区别，也许天上有一只手就像鱼的买主一样，不知何时哪一个会被挑中。亮子忽然对人生感到了惧怕，不是对死的惧怕，是对可能的一辈子如一日的空虚的惧怕！在追随二哥打架的日子里，亮子的生命是充实的，没有闲暇没有意识对生活、对人生进行思考，当忽然有了大把的时间时亮子感到了人生的空虚，世界的虚无。
亮子不抽烟，不会喝酒。在小伙伴们个个叼着烟卷神气活现地耍酷扮成熟时，亮子不知怎的就是不感兴趣。
如今亮子的孩子已长到和亮子当年一般的年纪，亮子现在回想起自己当年的打架岁月，自我总结应该并不是喜欢打架，大概是被二哥身上的“英雄”气所吸引的一种盲从吧。
亮子去五道街百花园的花鸟鱼市看人家遛鸟，笼子里的鸟在小横杆子蹦来蹦去，叽叽啾啾，扑棱一下翅膀蹦跶一小下，叼叼米、啄啄水，看来很安于笼内生活。除了八哥和麻雀外，亮子不再有能叫得上名的鸟了，有一种形体都像八哥的，绿身红顶，被用细绳拴了脚在一根小木棍上，表演时被逗鸟人先笼在手里，胳膊一扬唰的一下飞出去，似乎要冲上云霄，却被爪上绑着的线马上拽回来。
没意思，亮子在心里嘟囔。
春夏的日子亮子时常坐在七道街船站码头拴钢缆的铁礅上，鸣着汽笛的客船停靠码头或离港，水大的时候，一些小型的船只离岸边的石头磴很近，少年们从船上的桅杆上向江里扎猛子，扎得不好的肚皮叭叭地拍着水面。
这时亮子绞尽脑汁地想，“我应该想些什么呢”，可是亮子终于没有能够想出些什么，于是亮子沉默寡言，文艺点儿的词叫忧郁。
如此十年的光阴，亮子相继送走了父母，迎娶了媳妇。
对于六道街上的老街坊，她是亮子媳妇，对于六道街以外的来过茶馆的茶客或食客，她是茶馆老板娘。这是她的指称，没有人留意过她的真名实姓。
亮子媳妇住在十四道街滨江站货场旁的院落里，青春的日子每夜枕着车轮碾过铁轨的咣当咣当声入梦。琼瑶的《窗外》和三毛的撒哈拉陪伴着她在汽车公司上班的日子，她知道，她离她们很遥远，与其憧憬一个遥远的美丽的梦，不如拥有一个完满的现实。
她的姑姑和亮子的姐姐是同事，姑姑说“家有侄女，秀慧贤淑，眼高未遇，待字闺中”，姐姐言“自家亲弟，忠厚老实，家留房产，嫁者有福”，二人遂喜结连理。
其时亮子的父母均已过世，小两口不想大操大办，在东北的大城市转悠了一小圈，新式旅游结婚，回来简单请了两桌客，亮子媳妇就算进了门。 恋爱时，颇具经营头脑的亮子媳妇就意识到亮子家的房子有文章可做。
房子位于临街二层楼房的一楼，斜对面就是红星电影院，街上还有一家小教堂，他们结婚的那年，这条街作为扒肉一条街已经名声在外。
据说，亮子家的房子在六道街上和其他住户比起来是比较大的，五十平左右的使用面积，最早还有室内卫生间（这对于几十年住大杂院上旱厕的人们简直无法想象），楼是一九四几年日本人盖的，一九四九后曾是一个小工厂，后来工厂搬走了就给了在工厂工作的亮子爸爸做职工宿舍。亮子出生在这个房子里，最多时住了亮子的爸妈和五个孩子七口人，一共三个屋子。每个屋子都有吊铺，现在看来很逼仄的生活空间在当年却是很奢侈很令人眼红的。
婚后初时，亮子媳妇虽有一些朦胧的经营意识，由于二人半死不活的企业工作尚可维持，就没有迈出做买卖这一步。
將他们推了一把的，是街道要动迁的消息，那是九十年代的中期，天天哄传着动迁动迁，哄哄了二十年，至今才落实了。
动迁对于开买卖和不开买卖的房子补偿是不一样，既然是临街的正规门市，为何不开起买卖来呢，万一真的动迁了不就更划算了嘛！
本来最简单的是开家食杂店，没什么技术含量，进货卖货简便易行，有空就开没空就关不为卖货只等动迁也未尝不可。可是你有头脑我亦不弱，街对面锅子媳妇先把食杂店开了起来，一条小街门对门总不至于弄两家竞争，两人思量一番又在明人的指点之下确立了经营方向——茶馆。
当时的道外尚未形成现今茶商云集的局面，多不过十家八家，有名气者仅两三家，靖宇五道街上的清馨茶庄，老国营，显赫一时，八十年代由于经营不善盘给了个人，接盘者是原茶庄女职工，几十万元连房带店都收入囊中并经营至今，现在看几十万不是事，那时可也是天价。有幸因某种机缘获赠过一桶茉莉花茶，果如茶庄之名，清馨宜人！茶庄只卖茶无坐饮处。
道外最大的茶叶经营处是省茶叶公司，在中马路，本着聚堆好做生意的想法，福建人魏家兄弟紧挨着省茶叶公司在中马路18号同业经营。
其余的就没什么名气了。
夫妻俩没料到，茶馆一开起来，不但大火而且渐渐成了老道外的一景。
没算日子、没挂牌匾、没放鞭炮，那个年代也没有微博微信朋友圈做宣传，只在临街的窗玻璃上贴了一个斗大绿色的“茶”字，夫妻店就算开了张。
当时夫妻俩一个企业效益不好半下岗状态，一个请了假专事经营，为了创业俩人商定先不要孩子。
创业伊始，茶香也怕巷子深，为了增加营业收入，在白天的“茶”口过后，晚上茶馆里支起了麻将桌。此前先是有客人提出来能不能在这打打麻将，后来二人看生意略为清淡也为养养客每天晚上就多了这项经营。麻客都是街邻，常有一打就一个晚上的，这可苦了亮子，端茶倒水做饭伺候着，一年多下来，收入倒是不错，但亮子媳妇总觉着心里不安稳。一来毕竟是擦边球生意，常被各路人马惦记着，二来她见这些为人父为人夫为人子的大男人整天就这样泡在麻桌上，作为一个女人，也替他们的妻女父母们害羞，更主要的是不想整天熬夜亏了亮子的身子。
于是他们决定停了麻将生意，这时街上李家扒肉的老李头儿找上了门。
六道街上的扒肉馆那时正红火着，李家原是靠教堂旁的一个小门脸，刚开扒肉时也就是想用自家地方摆几台小桌糊糊口。后来左右跟风又开了好几家，弄火了一条街，一到中午饭口夏天摆桌到街上，冬天外面冷，屋里客人坐不下候着都没个地方。
老李头儿和亮子媳妇商量，意思是看他家白天客人也不是很多，中午用一下地方，那边坐不下的客人带到茶馆里来，也不给他们费用，他们可以收一下茶水钱，促进一下经营，也是做了宣传。亮子媳妇没多想就答应了。没想到扒肉的客人真的很多，饭口时把茶馆的几张桌都占得满满，根本无法进行原本的茶水经营。李家在他们茶馆专派了一个服务员，来回端菜布桌经常忙不过来，亮子和媳妇看不过眼儿也得帮着忙活着，茶水钱没挣下多少但是为日后养下了老客。
他们能结下客缘决不仅仅是靠借餐台的宣传带来的。
首先是两口子的为人，一个本分、一个热络，一个由内而外一个由外而内地让客人感受到热情。
亮子向来少言寡语，端上茶，打过招呼，就自去做事，决不多说多问一句，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之类的闲言碎语永不会从亮子的口里出来。要是客人想和他聊聊，他也会是一个称职的听客，无论有话没话，他的眉角嘴边一直都挂着笑意，这种笑意不是刻意地做出来，而是内心里善良的自然流露。从他的脸上，你能看出“笑”这个字象形的由来，不像几条街外有个号称百年馄饨馆的老板整天吊着一张驴愧不如的脸，仿佛来的客人都欠了他几年的钱不还似的。
亮子媳妇可比亮子灵活多了，响当当阿庆嫂一般的人物，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去过茶馆的无不竖起大拇指：“这个婆娘不寻常！”茶馆老板娘的角色，她绝对是本色出演。
几年后，李家扒肉的老李头儿没了，子女们接手扒肉馆，渐渐地断了往这领客人。此时茶馆的茶叶生意这几年里也养了起来。
他们让茶馆火起来能结下客缘除了两口子人好之外，另一点很重要的是茶叶香。
那时卖的茶一般在一斤一百多到四百多之间，一百多的花茶卖得最好。最贵的是四百八的君山银针，产于吸天地之灵秀的湖南岳阳洞庭湖君山，因茶芽外形似一根根银针而得名，清时被列为贡茶，属于黄茶，性与绿茶相近，文载“君山茶色味似龙井，叶微宽而绿过之”。饮时将少许茶叶投之玻璃杯内，洗茶后第二次开水快速冲至七八分满，初时芽尖向上齐齐冲向水面，透过杯壁可以看见一根根悬空竖立，继而打着转徐徐沉到杯底。原本品君山银针要有焚香、涤器、润茶、冲水、闻香、赏茶等各种讲究，身处老道外的市井便不必如此繁复，焚香一项自可省了，其余步骤都是自然而然。虽没了那种刻意的仪式感，然茶香、心境不减。赤日炎炎时在茶馆阴凉的老房子里，浅啜一份清润。 花茶是自己配制的，有一种和君山银针口味相近的白毫银针，入口极香，却不抗泡，两泡之后就没了意思，价格也要便宜很多。茉莉花茶里正好有一种口感一般、价格也不贵的，却非常抗泡，五六泡只是小意思，他们就向厂家订购了大批的特制白毫，把这两种茶混在一起，既增加了普通茉莉花茶的香气，又非常抗泡，深得大批茶客们的喜欢。
茶客们不但在茶馆里饮、买回家去喝，更是过年过节送礼的佳品。每个年前从腊月二十三过小年一直到大年三十买茶送礼的络绎不绝，是两口子最累也最开心的时候。
他们五十几平方米的屋子有一个外间和一大一小两个小间，两小间对着，小过道通向最后面的厨房，大的小间是结婚时两人的住屋。茶馆开张，两人把这个屋子腾出来做了仓房，他们搬到最小的小间里住，外间三个火车座，柜台面向着门，屋中的空地上随时可放上三张折叠小桌，人实在多了连小过道里也要摆上两张桌，而仓房里从地面到天花板也堆满了每次一卡车运来的茶叶。
茶客上来了，亮子媳妇的身份认同也变成了大家口中的茶馆老板娘——亮嫂。
原本借给扒肉馆地方时卖给食客茶水，茶叶生意火了之后又变为满足茶客的点餐需求。亮嫂多了一个阵地大显身手。
甘蓝炒木耳、蒜苗里脊、苏伯汤、蒸肉是亮嫂的四个拿手菜。其中蒸肉最是一绝。
先把买来的连肥带瘦豆腐块大小的四方块儿肉切成四块放到锅里煮，煮的过程中把浸在肉里的大油就都去了，煮到七分熟时将肉捞出来，再切成一片片，洒上葱、姜、蒜末、酱油、香菜放到笼屉里蒸上二十分钟左右，这些作料味道就全进到了肉里。端上来，香美可口，不是坛肉、不是扣肉、不是扒肉，据说是正宗关里家做法。
这时有一些茶客把茶馆当成了午餐的食堂。
生意好赚了钱，他们在附近的高层置了房住，原来放茶叶的仓房也清出来，摆上大桌当了包间。
每次我在包间里吃饭都是招待外地朋友，带他们尝尝道外的老味儿。提前和老板娘打好招呼，按人头给掂对几个家常菜，再弄上几碗狮子头豆腐锅，扒肉是不能少的，斜对门还有老道外最有名的烧饼豆腐脑，现烤现浇。想吃米饭老板娘给焖上。冬日里守着烧得旺旺的火炉，喝点白的最好，他家有玉泉方、北大荒，自带茅台、五粮液亦可。酒至微醺、菜过五味，热气腾腾的米饭端上来，米粒白嫩丰腴，泡上几勺扒肉汤，随意可口，家的味道油然而生。
也没有菜单，吃好了结账，公道实惠，若是赶上雪日出得门来，顶着簌簌落雪、脚下嘎吱有声，心头酒酣般热络，浑不觉北方的寒冷，只觉冬日温暖、生活美好可期。
此时，茶馆的定位又为之一变。慕名而来的，不再是茶客，而主要是餐客了。茶成了伴餐的免费品，饶是如此，每次喝他们的茶，同样的品种仍然与他处是不同的味道，定然是夫妻俩用了心的缘故吧！
挂茶幌炒私菜的茶馆比以前更火了。亮子也渐渐淡忘了二十多年前的往事。
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火了的茶馆成了老道外的一景，自然也接待了三教九流的客人。从戴黑框眼镜的大学教授到黑衣黑裤黑墨镜开黑奔驰的黑社会，从影视明星大导名伶到市井贩夫走卒马子小姐，从街坊邻里到背包客……茶馆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
茶馆没开之前，传说对面经营不善的红星电影院要被某大款包下来改造成高档的“夜郎星”大酒店，这也是两口子决定开茶馆的底气之一。也确实装修了一番，后来听说投资人发生了什么变故，红星电影院终于没有变成高档大酒店，而沦落为“穷鬼大乐园”的舞厅，电影《白日焰火》中张警官被“王学兵”用冰刀残忍杀害就倒在舞厅对面茶馆所在的二层楼旁的小院里，之前张警官就将他的捷达车停在舞厅的外面，都是街道的实景。
那是九十年代后期，茶馆刚开不久还没火起来的时候，夏天得闲亮子媳妇就支个桌子在门口的帐篷下，搬上把椅子喝茶闲张，对面舞厅门口人来人往的热闹免不了都进了眼睛里。
舞厅的门票两元一张，买联票更便宜，一次大概才合到三毛多。电影里的张警官到这个地方抓逃犯，我们当然可以想象跳舞的是怎样的人群。亮子媳妇很奇怪白日里怎么会有这么些闲人：一些拿着下岗买断费的人;一些以猎“艳”或被猎为目的的人;一些消耗时间的人。他们也可能是合而一体的人。无论男或女，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是都满面菜色，不是那种水灵灵刚洗过的嫩黄瓜，而是快烂掉的白菜帮子。偶尔也有俊俏挺拔的鲜肉小哥，据说被那些脸上挂着艺妓一样的厚粉仍遮不住眼角纹的老女人领着去吃一顿隔壁更新饭店的烧饼豆腐脑就能为所欲为。当然有的糟老头子如此这般带走个半老徐娘就更是正当防卫，家常便饭了。
从茶馆落了漆的两扇小门闪进屋，和外面就相隔成了两个世界。
从哈埠走出去的和被哈尔滨老客领来的名人真不少。杨亚洲、李文岐、孙红雷、拍《黄金年代》时的许鞍华、执导《年轮》的邓迎海、正当红时的香港小生温兆伦等等。哈尔滨本地相声名家师胜杰更是茶馆的常客。
那时师胜杰已是侯宝林的关门弟子，还住在哈尔滨，常常一个和他年纪相当的朋友开着一辆破吉普载着他来，下乡时在北大荒做过品酒员的师胜杰酒量甚豪，在茶馆里偶尔小啜，不贪酒不多言，吃饭为主，饭好了酒杯一放立时走人，决不多留。
破吉普让他们出了两次糗，打不着火了大家出去帮着推。那个年代，即使是名人也和我们的生活差不多不是！
也许是同一方水土吧，哈埠本地土生土长的一些商界名流与这间小小的茶馆很对脾气。
鮑氏木业兄弟、做烧鸡的焦裕昌家族、北村木业老板、老鼎丰的合伙人……他们下饭的不但有啤酒和亮嫂的厨艺，还有老哈尔滨、老道外以及各自创业的故事、家族的兴衰。
一伙兄弟里的老大有一则趣事：八十年代兄弟几个靠在道里索菲亚卖建材起家（那时的索菲亚教堂还被卖建材的小板棚屋重重包围着），刚富起来的他们腰包鼓了，肚子却还没从六七十年代缺油少肉的困窘中走出来，经常进行一些报复性的填充。一次老大一个人去一个够档次气派的大餐馆（那时还少有“大酒店”这种称谓的去处），那时刚搞市场经济，做小生意先富起来的这一批人只顾往肚里填油水还没上升到讲究服饰形象品位的层次。入冬时节，刚刚卖完货下班站了一天的老大冻得咝咝哈哈，穿着件破军棉袄、裂开的扣眼处露着发黑的棉花，腰间系条麻绳、头顶一个呼扇着耳子的破棉帽子，和城里人糟践的“山炮”完全一个样子，先让餐馆的服务员和领班心头画了魂儿。老大点了几样菜，价格都不菲，最吃好其中的一盘火靠大虾，干脆将另几盘菜甩到一旁，重点突击大虾，吃了一盘又点一盘，又吃光再点一盘。就在老大心无旁骛地对第三盘火靠大虾实施歼灭时，两个民警从天而降站到了他身边。原来一盘火靠大虾在这样的饭店二十多元，三盘就是七八十元，再加上另几个菜一共一百多，够当时一个普通职工两三个月的工资了，服务员见此人这般不着调的形象，又如刚下山的饿狼一般胡吃海塞，来骗吃喝无疑，遂直接报了警。 别说那个年代，至今我们也没有完全从匮乏中走出来，有的人兜穷，有的人肚穷，有的人心穷，有的人志穷。
茶和酒本是两种生活，好茶者思静、修心，嗜酒者喜闹、宣泄。然而万事又不是绝对的。
一位某年龄段女士喜欢的作家冯唐关于茶和酒说了一段我比较喜欢的话：“……酒是火做的水，茶是土做的水。觥筹之后，人散夜阑灯尽羹残，土克火，酒病酒伤可以用杯清茶来治。茶喝多了，君子之间淡如水，可以在酒里体会一下小人之间的温暖以及市井里不精致却扎实亲切的活法……”我想这正是我喜好带我的雅友们常来这间茶馆小酌的因由吧。静与闹、修行与市井、形而上与下里巴，从来不是老死不相往来的，人生如此，世事如此，茶馆从茶到酒从酒到茶茶酒相融定是早就于无思无学间自然通达了世事吧！
少年阿远在离六道街不远的王麻子胡同长大，六道街教堂旁边的院子住着他最好的同学被他称之为“郭猴子”的，中学时他每天捯着两条拐拉腿从家过来喊“郭猴子”同学一起上学。院子很小，楼很高，三层，据阿远对老道外每一寸土木“刻骨铭心”的记忆（何况与其有关的），“满洲国”时他祖父从山西长治闯关东至此，在丰润街开“富贵”书局时就带着他父亲住在这个三层楼上，当时在道外居民楼里算是“高层”，没有院墙，楼三面合围。另一面就是教堂的山墙，自然成一个院，临街留一个缺口，立了两扇木板门就是院门了。门框紧贴着教堂的墙根，墙根处有一块墙角石，石上刻着“上帝之道永存”六个字，任教堂这座建筑的功用在百年的光阴里发生了数次变迁，这块墙角石和“上帝之道永存”六个字依然相伴着老道外的风雨。
阿远喊了郭猴子下楼后，出了院门两个淘小子先对着墙角撒一泡尿，然后雄赳赳气昂昂地屁股蛋上颠打着军挎上学去。
几十年后，当年的少年已成长为哈埠的名记，阿远也早已搬离道外多年，但依然最喜钻道外的老胡同，老道外的掌故几乎无他不晓，外号“大白话”。只要你提起老道外的茬儿，无论满洲民国、右派“文革”、军警宪特、名妓窑子、教堂龙王庙、电影古玩摊、地下党、小日本儿谍报员……从他嗑瓜子和蹦字一样快的口中经无痕渲染、眉飞色舞地白话出来，活灵活现，非老道外人难分虚实。
即便是悄然面世的茶馆又怎能逃得过长于斯玩于斯对六道街闭目可挨个门脸数过来的“大白话”的眼睛，如同后来第一时间发现了我在三道街上开的咖啡馆一样（无人介绍如此相识后我们就成了莫逆之交）。二十多年前大白话第一时间发现了这间茶馆后深觉与己气场相合，每每于此流连，曾于满屋的酒气茶香觥筹交响之中独坐“僻”桌，闹中生幽，连续几日在笔记本上敲下数万字的与茶馆同一血脉的哈埠市井文学，也曾将昔日的“老炮”、“马子”（没有不恭敬之意）于午后时分邀到茶馆里啜饮一杯清茶，听他们淡然地回忆往事。他也曾兴奋地忆起曾经意气风发的青春时光，某日和同事们有男有女十二个人，杂耍般地挂在一辆长江750摩托上，聚啸到了茶馆，看傻了茶馆老板娘亮嫂，那天也喝高了他们，喝得误以为自己真的是无冕之王，真的是上午九十点钟的太阳。
往事只堪回味。
茶馆兴旺时的亮子每天被生意填满，没有时间和特殊的因由去回想二哥在时和走后的那些日子，阳光灿烂伴随着无聊透顶，是每个少不更事的年轻人必然的青春印记，打架也不过是老道外在全国一切都砸烂的大时代背景下起始的以大院或小街为单位的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群体中的一种特殊的“文化”行为，其中二哥“老头儿”表现得更极端一些。
不打架忘了打架的亮子“武功”却没有废。他的胸腔里有一颗充满正义感的心在勃勃地跳动。
一次夜深后忙乎了一天的亮子和媳妇回家的路上碰上一名男子持刀抢劫一对年轻的母女，母女大喊引来路人后，男的向人谎称是两口子打架，被亮子冲上去一顿狠踢，扭送了派出所。亮子媳妇心疼地说踢坏了刚买的两千多块钱的皮鞋。
街上有一个开房屋中介的南方人，和亮子年纪相仿，附近院子里的旧房子原房主搬走后有的就委托给了这家中介向外出租。房屋破旧、设施老化，只能租很少的钱，每月一百五到二百之间，来租房的也都是外来打工的年轻人。每次租房中介南方人都要收年轻人几百块的押金，也不交给房主，其实这么破的房子有什么可押的呢？等租客们退房的时候他总是找这样那样的借口不退还押金，为此亮子多次替这些外来的小孩儿们报警，并亲切自出面义正词严地“警告”这个南方人。
前年春季，六道街和其他十几条街的搬迁开始了，由于没有原址回迁，亮子和媳妇交了房子，拿了补偿款。本以为他们会像其他的道外老字号一样换个地方再开一家店，我说要把我拍他们的照片洗好，挂到新店里。
人迁走快两年了，一条街上和院子里的老房子都还没有动，用围墙隔了开。有时偶尔走在这条街上，看着原本熟悉的一个个门脸都被掩藏在了围墙后面，心头不免惆怅。尤其这间茶馆，使我们失去了一个品咂道外老味儿的好去处。
和亮子、老板娘自他们交房后也有快两年没见了。
老道外这些沉浸着城市特殊地域记忆的街、院，人们也渐行渐远，终有一天将隐没、消失在现代都市厚重的雾霾里。
某个冬日，我将拍摄的老道外照片放大成原物大小，挂在原址围墙的外面，雪花飞舞，画面上是同样雪花飞舞的时分几个孩子在大杂院里喜庆的红灯笼下无忧无虑快乐万分地戏雪。
坐在车里，遥望着画面，回味往昔的时光。“Yseterday once more”的曲调始终在耳际萦绕，我被浓浓的乡愁牢牢地控制在车内小小的空间里。也许画面中的这几个孩子在各自经历了风雨的流年之后能有机会看到他们儿时的场景，会和我此时一样的心境吧！
路经的老道外人在画面前驻足、品评、叹息。
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在我的照片前，是亮子！
热烈地招呼，问他去哪儿开店了，他说刚搬走的时候看了两处门市，后来也不看了，搬离了自家的老房子，新看的哪一处都没有感觉，不想再干了。
“那你们现在做点儿什么呢？”
“炒股！”
作者简介：吴琼，男，生于七十年代，书写者，摄影师，独立纪录片制作人。
关注哈爾滨历史文化多年，多篇文字、摄影作品散见于各报刊、杂志、多媒体，摄影作品多次举办个人影展或参展。以胶片摄影作品《最后的老道外》2015年参展台北国际摄影博览会获“最佳摄影师”奖，著有以老道外为主题的摄影集《流光碎影 百年老城》。
到了高中毕业年纪的亮子其实并没有念过高中，初二没念完他就顶替母亲的工作进了工厂，刚好那时国家有子女接班的政策，亮子妈看亮子也不是学习的料，索性早早退休，趁着国家有政策先把孩子的工作问题解决了。
亮子的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在亮子工作之前，也都谈不上好坏地有班在上着。
亮子妈用心良苦给亮子安排的工作并没有被亮子足够珍惜，或者说它没有好到能让亮子足够珍惜，当然这是后话，亮子妈并没有看到这一天。
被判刑的是亮子的二哥，因为打架伤人，刑期十年，然而他并没有能够从牢里活着出来，当然这也是后话，他在这世上只走过了二十多年。
只活了二十几岁的亮子二哥在走了三十多年以后还被地面上一些般儿大般儿（同龄的意思）的当年的小社会们记得，亮子現在走在老道外的街上，仍然不时地有六十左右岁的抱着孙子、孙女晒太阳遛弯的老头儿们私下里窃窃：“瞧，那是老头儿的弟弟！”
前面的“老头儿”这个词是真老头儿，后一个话语里的“老头儿”是亮子二哥的外号，亮子从来不知道他那么年轻的二哥怎会被起这么一个外号，正像他不知道六道街德昌扒肉后院里眉清目秀的“小怪物”的外号是怎么来的。
“老头儿”的名头当年是如此的响亮，以至于在他走后尘世经过比他在世的年纪更长的风雨，亮子在某类人群中仍然要以他的附属的身份存在。
“老头儿”进去了以后，失了“老头儿”的亮子同时失去了人生的方向。
也许用“失去”这个词并不恰当，亮子从来没有思考过人生的方向，没有思考，便没确定，当然更无从失去。
此前亮子的生活只是每天跟着他的二哥“老头儿”打架。
老头儿一米九的个头，比竹竿略胖一些，光长个头了，从小就比别人高，从小就爱打架。在那个没有课上没有电子游戏没有网吧没有卡拉OK没有迪厅没有微信约炮的年代，打架泡马子是被一众老炮儿们最津津乐道的最主要消遣。
打架占地盘和泡道外最有名最漂亮的马子，其实都是在标告自己的所有权，证明自己的实力，像香港影片里的古惑仔，也像当今攥着新晋女明星光鲜滑嫩酥手不放的名导们。
当亮子向我描绘起他的瘦瘦高高的二哥，我不禁联想到王小波笔下的北京下乡知青王二，也是这般的形象，也一样的好打架。书里的王二除打架外，还和想证明自己不是破鞋的女医生搞上了破鞋，但是亮子二哥不搞破鞋，不挂马子，他和北京王二的相似之处除了个头，就只有打架，他也没有王二的文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关于某个哥们儿身边的鼓鼓溜溜的马子，是否引起过他的身心对这类动物的蠢蠢欲动。我们只知道他唯一的嗜好，宣泄青春荷尔蒙的唯一方式就是打架。
道上除了打架之外还有拎兜、绺窃、压疙瘩、涮浆子一类的事，“老头儿”从来不干。
亮子跟着二哥打架从不问为什么，二哥是他的偶像，是他的周润发许文强，二哥打到哪他就打到哪，但他从来没用过刀子，也没有欺负过人，他们的打架对象都是其他的地面上混的以打架为乐的人。
二哥走后的日子，亮子百无聊赖，亮子游逛在靖宇街上，游逛在三道街、四道街、五道街、六道街上……
亮子在北三市场看人家卖鱼，一个一米半见方的浅铁皮槽子里挤着二三十条鲤子或鲫瓜子，有的翻着白眼、有的拼命地喘着气，最不走运的就是被买主挑中的那一个，顷刻间被开膛破肚，永远地翻了白眼。亮子一时感到人生和动物其实也没多大的区别，也许天上有一只手就像鱼的买主一样，不知何时哪一个会被挑中。亮子忽然对人生感到了惧怕，不是对死的惧怕，是对可能的一辈子如一日的空虚的惧怕！在追随二哥打架的日子里，亮子的生命是充实的，没有闲暇没有意识对生活、对人生进行思考，当忽然有了大把的时间时亮子感到了人生的空虚，世界的虚无。
亮子不抽烟，不会喝酒。在小伙伴们个个叼着烟卷神气活现地耍酷扮成熟时，亮子不知怎的就是不感兴趣。
如今亮子的孩子已长到和亮子当年一般的年纪，亮子现在回想起自己当年的打架岁月，自我总结应该并不是喜欢打架，大概是被二哥身上的“英雄”气所吸引的一种盲从吧。
亮子去五道街百花园的花鸟鱼市看人家遛鸟，笼子里的鸟在小横杆子蹦来蹦去，叽叽啾啾，扑棱一下翅膀蹦跶一小下，叼叼米、啄啄水，看来很安于笼内生活。除了八哥和麻雀外，亮子不再有能叫得上名的鸟了，有一种形体都像八哥的，绿身红顶，被用细绳拴了脚在一根小木棍上，表演时被逗鸟人先笼在手里，胳膊一扬唰的一下飞出去，似乎要冲上云霄，却被爪上绑着的线马上拽回来。
没意思，亮子在心里嘟囔。
春夏的日子亮子时常坐在七道街船站码头拴钢缆的铁礅上，鸣着汽笛的客船停靠码头或离港，水大的时候，一些小型的船只离岸边的石头磴很近，少年们从船上的桅杆上向江里扎猛子，扎得不好的肚皮叭叭地拍着水面。
这时亮子绞尽脑汁地想，“我应该想些什么呢”，可是亮子终于没有能够想出些什么，于是亮子沉默寡言，文艺点儿的词叫忧郁。
如此十年的光阴，亮子相继送走了父母，迎娶了媳妇。
对于六道街上的老街坊，她是亮子媳妇，对于六道街以外的来过茶馆的茶客或食客，她是茶馆老板娘。这是她的指称，没有人留意过她的真名实姓。
亮子媳妇住在十四道街滨江站货场旁的院落里，青春的日子每夜枕着车轮碾过铁轨的咣当咣当声入梦。琼瑶的《窗外》和三毛的撒哈拉陪伴着她在汽车公司上班的日子，她知道，她离她们很遥远，与其憧憬一个遥远的美丽的梦，不如拥有一个完满的现实。
她的姑姑和亮子的姐姐是同事，姑姑说“家有侄女，秀慧贤淑，眼高未遇，待字闺中”，姐姐言“自家亲弟，忠厚老实，家留房产，嫁者有福”，二人遂喜结连理。
其时亮子的父母均已过世，小两口不想大操大办，在东北的大城市转悠了一小圈，新式旅游结婚，回来简单请了两桌客，亮子媳妇就算进了门。 恋爱时，颇具经营头脑的亮子媳妇就意识到亮子家的房子有文章可做。
房子位于临街二层楼房的一楼，斜对面就是红星电影院，街上还有一家小教堂，他们结婚的那年，这条街作为扒肉一条街已经名声在外。
据说，亮子家的房子在六道街上和其他住户比起来是比较大的，五十平左右的使用面积，最早还有室内卫生间（这对于几十年住大杂院上旱厕的人们简直无法想象），楼是一九四几年日本人盖的，一九四九后曾是一个小工厂，后来工厂搬走了就给了在工厂工作的亮子爸爸做职工宿舍。亮子出生在这个房子里，最多时住了亮子的爸妈和五个孩子七口人，一共三个屋子。每个屋子都有吊铺，现在看来很逼仄的生活空间在当年却是很奢侈很令人眼红的。
婚后初时，亮子媳妇虽有一些朦胧的经营意识，由于二人半死不活的企业工作尚可维持，就没有迈出做买卖这一步。
將他们推了一把的，是街道要动迁的消息，那是九十年代的中期，天天哄传着动迁动迁，哄哄了二十年，至今才落实了。
动迁对于开买卖和不开买卖的房子补偿是不一样，既然是临街的正规门市，为何不开起买卖来呢，万一真的动迁了不就更划算了嘛！
本来最简单的是开家食杂店，没什么技术含量，进货卖货简便易行，有空就开没空就关不为卖货只等动迁也未尝不可。可是你有头脑我亦不弱，街对面锅子媳妇先把食杂店开了起来，一条小街门对门总不至于弄两家竞争，两人思量一番又在明人的指点之下确立了经营方向——茶馆。
当时的道外尚未形成现今茶商云集的局面，多不过十家八家，有名气者仅两三家，靖宇五道街上的清馨茶庄，老国营，显赫一时，八十年代由于经营不善盘给了个人，接盘者是原茶庄女职工，几十万元连房带店都收入囊中并经营至今，现在看几十万不是事，那时可也是天价。有幸因某种机缘获赠过一桶茉莉花茶，果如茶庄之名，清馨宜人！茶庄只卖茶无坐饮处。
道外最大的茶叶经营处是省茶叶公司，在中马路，本着聚堆好做生意的想法，福建人魏家兄弟紧挨着省茶叶公司在中马路18号同业经营。
其余的就没什么名气了。
夫妻俩没料到，茶馆一开起来，不但大火而且渐渐成了老道外的一景。
没算日子、没挂牌匾、没放鞭炮，那个年代也没有微博微信朋友圈做宣传，只在临街的窗玻璃上贴了一个斗大绿色的“茶”字，夫妻店就算开了张。
当时夫妻俩一个企业效益不好半下岗状态，一个请了假专事经营，为了创业俩人商定先不要孩子。
创业伊始，茶香也怕巷子深，为了增加营业收入，在白天的“茶”口过后，晚上茶馆里支起了麻将桌。此前先是有客人提出来能不能在这打打麻将，后来二人看生意略为清淡也为养养客每天晚上就多了这项经营。麻客都是街邻，常有一打就一个晚上的，这可苦了亮子，端茶倒水做饭伺候着，一年多下来，收入倒是不错，但亮子媳妇总觉着心里不安稳。一来毕竟是擦边球生意，常被各路人马惦记着，二来她见这些为人父为人夫为人子的大男人整天就这样泡在麻桌上，作为一个女人，也替他们的妻女父母们害羞，更主要的是不想整天熬夜亏了亮子的身子。
于是他们决定停了麻将生意，这时街上李家扒肉的老李头儿找上了门。
六道街上的扒肉馆那时正红火着，李家原是靠教堂旁的一个小门脸，刚开扒肉时也就是想用自家地方摆几台小桌糊糊口。后来左右跟风又开了好几家，弄火了一条街，一到中午饭口夏天摆桌到街上，冬天外面冷，屋里客人坐不下候着都没个地方。
老李头儿和亮子媳妇商量，意思是看他家白天客人也不是很多，中午用一下地方，那边坐不下的客人带到茶馆里来，也不给他们费用，他们可以收一下茶水钱，促进一下经营，也是做了宣传。亮子媳妇没多想就答应了。没想到扒肉的客人真的很多，饭口时把茶馆的几张桌都占得满满，根本无法进行原本的茶水经营。李家在他们茶馆专派了一个服务员，来回端菜布桌经常忙不过来，亮子和媳妇看不过眼儿也得帮着忙活着，茶水钱没挣下多少但是为日后养下了老客。
他们能结下客缘决不仅仅是靠借餐台的宣传带来的。
首先是两口子的为人，一个本分、一个热络，一个由内而外一个由外而内地让客人感受到热情。
亮子向来少言寡语，端上茶，打过招呼，就自去做事，决不多说多问一句，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之类的闲言碎语永不会从亮子的口里出来。要是客人想和他聊聊，他也会是一个称职的听客，无论有话没话，他的眉角嘴边一直都挂着笑意，这种笑意不是刻意地做出来，而是内心里善良的自然流露。从他的脸上，你能看出“笑”这个字象形的由来，不像几条街外有个号称百年馄饨馆的老板整天吊着一张驴愧不如的脸，仿佛来的客人都欠了他几年的钱不还似的。
亮子媳妇可比亮子灵活多了，响当当阿庆嫂一般的人物，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去过茶馆的无不竖起大拇指：“这个婆娘不寻常！”茶馆老板娘的角色，她绝对是本色出演。
几年后，李家扒肉的老李头儿没了，子女们接手扒肉馆，渐渐地断了往这领客人。此时茶馆的茶叶生意这几年里也养了起来。
他们让茶馆火起来能结下客缘除了两口子人好之外，另一点很重要的是茶叶香。
那时卖的茶一般在一斤一百多到四百多之间，一百多的花茶卖得最好。最贵的是四百八的君山银针，产于吸天地之灵秀的湖南岳阳洞庭湖君山，因茶芽外形似一根根银针而得名，清时被列为贡茶，属于黄茶，性与绿茶相近，文载“君山茶色味似龙井，叶微宽而绿过之”。饮时将少许茶叶投之玻璃杯内，洗茶后第二次开水快速冲至七八分满，初时芽尖向上齐齐冲向水面，透过杯壁可以看见一根根悬空竖立，继而打着转徐徐沉到杯底。原本品君山银针要有焚香、涤器、润茶、冲水、闻香、赏茶等各种讲究，身处老道外的市井便不必如此繁复，焚香一项自可省了，其余步骤都是自然而然。虽没了那种刻意的仪式感，然茶香、心境不减。赤日炎炎时在茶馆阴凉的老房子里，浅啜一份清润。 花茶是自己配制的，有一种和君山银针口味相近的白毫银针，入口极香，却不抗泡，两泡之后就没了意思，价格也要便宜很多。茉莉花茶里正好有一种口感一般、价格也不贵的，却非常抗泡，五六泡只是小意思，他们就向厂家订购了大批的特制白毫，把这两种茶混在一起，既增加了普通茉莉花茶的香气，又非常抗泡，深得大批茶客们的喜欢。
茶客们不但在茶馆里饮、买回家去喝，更是过年过节送礼的佳品。每个年前从腊月二十三过小年一直到大年三十买茶送礼的络绎不绝，是两口子最累也最开心的时候。
他们五十几平方米的屋子有一个外间和一大一小两个小间，两小间对着，小过道通向最后面的厨房，大的小间是结婚时两人的住屋。茶馆开张，两人把这个屋子腾出来做了仓房，他们搬到最小的小间里住，外间三个火车座，柜台面向着门，屋中的空地上随时可放上三张折叠小桌，人实在多了连小过道里也要摆上两张桌，而仓房里从地面到天花板也堆满了每次一卡车运来的茶叶。
茶客上来了，亮子媳妇的身份认同也变成了大家口中的茶馆老板娘——亮嫂。
原本借给扒肉馆地方时卖给食客茶水，茶叶生意火了之后又变为满足茶客的点餐需求。亮嫂多了一个阵地大显身手。
甘蓝炒木耳、蒜苗里脊、苏伯汤、蒸肉是亮嫂的四个拿手菜。其中蒸肉最是一绝。
先把买来的连肥带瘦豆腐块大小的四方块儿肉切成四块放到锅里煮，煮的过程中把浸在肉里的大油就都去了，煮到七分熟时将肉捞出来，再切成一片片，洒上葱、姜、蒜末、酱油、香菜放到笼屉里蒸上二十分钟左右，这些作料味道就全进到了肉里。端上来，香美可口，不是坛肉、不是扣肉、不是扒肉，据说是正宗关里家做法。
这时有一些茶客把茶馆当成了午餐的食堂。
生意好赚了钱，他们在附近的高层置了房住，原来放茶叶的仓房也清出来，摆上大桌当了包间。
每次我在包间里吃饭都是招待外地朋友，带他们尝尝道外的老味儿。提前和老板娘打好招呼，按人头给掂对几个家常菜，再弄上几碗狮子头豆腐锅，扒肉是不能少的，斜对门还有老道外最有名的烧饼豆腐脑，现烤现浇。想吃米饭老板娘给焖上。冬日里守着烧得旺旺的火炉，喝点白的最好，他家有玉泉方、北大荒，自带茅台、五粮液亦可。酒至微醺、菜过五味，热气腾腾的米饭端上来，米粒白嫩丰腴，泡上几勺扒肉汤，随意可口，家的味道油然而生。
也没有菜单，吃好了结账，公道实惠，若是赶上雪日出得门来，顶着簌簌落雪、脚下嘎吱有声，心头酒酣般热络，浑不觉北方的寒冷，只觉冬日温暖、生活美好可期。
此时，茶馆的定位又为之一变。慕名而来的，不再是茶客，而主要是餐客了。茶成了伴餐的免费品，饶是如此，每次喝他们的茶，同样的品种仍然与他处是不同的味道，定然是夫妻俩用了心的缘故吧！
挂茶幌炒私菜的茶馆比以前更火了。亮子也渐渐淡忘了二十多年前的往事。
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火了的茶馆成了老道外的一景，自然也接待了三教九流的客人。从戴黑框眼镜的大学教授到黑衣黑裤黑墨镜开黑奔驰的黑社会，从影视明星大导名伶到市井贩夫走卒马子小姐，从街坊邻里到背包客……茶馆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
茶馆没开之前，传说对面经营不善的红星电影院要被某大款包下来改造成高档的“夜郎星”大酒店，这也是两口子决定开茶馆的底气之一。也确实装修了一番，后来听说投资人发生了什么变故，红星电影院终于没有变成高档大酒店，而沦落为“穷鬼大乐园”的舞厅，电影《白日焰火》中张警官被“王学兵”用冰刀残忍杀害就倒在舞厅对面茶馆所在的二层楼旁的小院里，之前张警官就将他的捷达车停在舞厅的外面，都是街道的实景。
那是九十年代后期，茶馆刚开不久还没火起来的时候，夏天得闲亮子媳妇就支个桌子在门口的帐篷下，搬上把椅子喝茶闲张，对面舞厅门口人来人往的热闹免不了都进了眼睛里。
舞厅的门票两元一张，买联票更便宜，一次大概才合到三毛多。电影里的张警官到这个地方抓逃犯，我们当然可以想象跳舞的是怎样的人群。亮子媳妇很奇怪白日里怎么会有这么些闲人：一些拿着下岗买断费的人;一些以猎“艳”或被猎为目的的人;一些消耗时间的人。他们也可能是合而一体的人。无论男或女，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是都满面菜色，不是那种水灵灵刚洗过的嫩黄瓜，而是快烂掉的白菜帮子。偶尔也有俊俏挺拔的鲜肉小哥，据说被那些脸上挂着艺妓一样的厚粉仍遮不住眼角纹的老女人领着去吃一顿隔壁更新饭店的烧饼豆腐脑就能为所欲为。当然有的糟老头子如此这般带走个半老徐娘就更是正当防卫，家常便饭了。
从茶馆落了漆的两扇小门闪进屋，和外面就相隔成了两个世界。
从哈埠走出去的和被哈尔滨老客领来的名人真不少。杨亚洲、李文岐、孙红雷、拍《黄金年代》时的许鞍华、执导《年轮》的邓迎海、正当红时的香港小生温兆伦等等。哈尔滨本地相声名家师胜杰更是茶馆的常客。
那时师胜杰已是侯宝林的关门弟子，还住在哈尔滨，常常一个和他年纪相当的朋友开着一辆破吉普载着他来，下乡时在北大荒做过品酒员的师胜杰酒量甚豪，在茶馆里偶尔小啜，不贪酒不多言，吃饭为主，饭好了酒杯一放立时走人，决不多留。
破吉普让他们出了两次糗，打不着火了大家出去帮着推。那个年代，即使是名人也和我们的生活差不多不是！
也许是同一方水土吧，哈埠本地土生土长的一些商界名流与这间小小的茶馆很对脾气。
鮑氏木业兄弟、做烧鸡的焦裕昌家族、北村木业老板、老鼎丰的合伙人……他们下饭的不但有啤酒和亮嫂的厨艺，还有老哈尔滨、老道外以及各自创业的故事、家族的兴衰。
一伙兄弟里的老大有一则趣事：八十年代兄弟几个靠在道里索菲亚卖建材起家（那时的索菲亚教堂还被卖建材的小板棚屋重重包围着），刚富起来的他们腰包鼓了，肚子却还没从六七十年代缺油少肉的困窘中走出来，经常进行一些报复性的填充。一次老大一个人去一个够档次气派的大餐馆（那时还少有“大酒店”这种称谓的去处），那时刚搞市场经济，做小生意先富起来的这一批人只顾往肚里填油水还没上升到讲究服饰形象品位的层次。入冬时节，刚刚卖完货下班站了一天的老大冻得咝咝哈哈，穿着件破军棉袄、裂开的扣眼处露着发黑的棉花，腰间系条麻绳、头顶一个呼扇着耳子的破棉帽子，和城里人糟践的“山炮”完全一个样子，先让餐馆的服务员和领班心头画了魂儿。老大点了几样菜，价格都不菲，最吃好其中的一盘火靠大虾，干脆将另几盘菜甩到一旁，重点突击大虾，吃了一盘又点一盘，又吃光再点一盘。就在老大心无旁骛地对第三盘火靠大虾实施歼灭时，两个民警从天而降站到了他身边。原来一盘火靠大虾在这样的饭店二十多元，三盘就是七八十元，再加上另几个菜一共一百多，够当时一个普通职工两三个月的工资了，服务员见此人这般不着调的形象，又如刚下山的饿狼一般胡吃海塞，来骗吃喝无疑，遂直接报了警。 别说那个年代，至今我们也没有完全从匮乏中走出来，有的人兜穷，有的人肚穷，有的人心穷，有的人志穷。
茶和酒本是两种生活，好茶者思静、修心，嗜酒者喜闹、宣泄。然而万事又不是绝对的。
一位某年龄段女士喜欢的作家冯唐关于茶和酒说了一段我比较喜欢的话：“……酒是火做的水，茶是土做的水。觥筹之后，人散夜阑灯尽羹残，土克火，酒病酒伤可以用杯清茶来治。茶喝多了，君子之间淡如水，可以在酒里体会一下小人之间的温暖以及市井里不精致却扎实亲切的活法……”我想这正是我喜好带我的雅友们常来这间茶馆小酌的因由吧。静与闹、修行与市井、形而上与下里巴，从来不是老死不相往来的，人生如此，世事如此，茶馆从茶到酒从酒到茶茶酒相融定是早就于无思无学间自然通达了世事吧！
少年阿远在离六道街不远的王麻子胡同长大，六道街教堂旁边的院子住着他最好的同学被他称之为“郭猴子”的，中学时他每天捯着两条拐拉腿从家过来喊“郭猴子”同学一起上学。院子很小，楼很高，三层，据阿远对老道外每一寸土木“刻骨铭心”的记忆（何况与其有关的），“满洲国”时他祖父从山西长治闯关东至此，在丰润街开“富贵”书局时就带着他父亲住在这个三层楼上，当时在道外居民楼里算是“高层”，没有院墙，楼三面合围。另一面就是教堂的山墙，自然成一个院，临街留一个缺口，立了两扇木板门就是院门了。门框紧贴着教堂的墙根，墙根处有一块墙角石，石上刻着“上帝之道永存”六个字，任教堂这座建筑的功用在百年的光阴里发生了数次变迁，这块墙角石和“上帝之道永存”六个字依然相伴着老道外的风雨。
阿远喊了郭猴子下楼后，出了院门两个淘小子先对着墙角撒一泡尿，然后雄赳赳气昂昂地屁股蛋上颠打着军挎上学去。
几十年后，当年的少年已成长为哈埠的名记，阿远也早已搬离道外多年，但依然最喜钻道外的老胡同，老道外的掌故几乎无他不晓，外号“大白话”。只要你提起老道外的茬儿，无论满洲民国、右派“文革”、军警宪特、名妓窑子、教堂龙王庙、电影古玩摊、地下党、小日本儿谍报员……从他嗑瓜子和蹦字一样快的口中经无痕渲染、眉飞色舞地白话出来，活灵活现，非老道外人难分虚实。
即便是悄然面世的茶馆又怎能逃得过长于斯玩于斯对六道街闭目可挨个门脸数过来的“大白话”的眼睛，如同后来第一时间发现了我在三道街上开的咖啡馆一样（无人介绍如此相识后我们就成了莫逆之交）。二十多年前大白话第一时间发现了这间茶馆后深觉与己气场相合，每每于此流连，曾于满屋的酒气茶香觥筹交响之中独坐“僻”桌，闹中生幽，连续几日在笔记本上敲下数万字的与茶馆同一血脉的哈埠市井文学，也曾将昔日的“老炮”、“马子”（没有不恭敬之意）于午后时分邀到茶馆里啜饮一杯清茶，听他们淡然地回忆往事。他也曾兴奋地忆起曾经意气风发的青春时光，某日和同事们有男有女十二个人，杂耍般地挂在一辆长江750摩托上，聚啸到了茶馆，看傻了茶馆老板娘亮嫂，那天也喝高了他们，喝得误以为自己真的是无冕之王，真的是上午九十点钟的太阳。
往事只堪回味。
茶馆兴旺时的亮子每天被生意填满，没有时间和特殊的因由去回想二哥在时和走后的那些日子，阳光灿烂伴随着无聊透顶，是每个少不更事的年轻人必然的青春印记，打架也不过是老道外在全国一切都砸烂的大时代背景下起始的以大院或小街为单位的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群体中的一种特殊的“文化”行为，其中二哥“老头儿”表现得更极端一些。
不打架忘了打架的亮子“武功”却没有废。他的胸腔里有一颗充满正义感的心在勃勃地跳动。
一次夜深后忙乎了一天的亮子和媳妇回家的路上碰上一名男子持刀抢劫一对年轻的母女，母女大喊引来路人后，男的向人谎称是两口子打架，被亮子冲上去一顿狠踢，扭送了派出所。亮子媳妇心疼地说踢坏了刚买的两千多块钱的皮鞋。
街上有一个开房屋中介的南方人，和亮子年纪相仿，附近院子里的旧房子原房主搬走后有的就委托给了这家中介向外出租。房屋破旧、设施老化，只能租很少的钱，每月一百五到二百之间，来租房的也都是外来打工的年轻人。每次租房中介南方人都要收年轻人几百块的押金，也不交给房主，其实这么破的房子有什么可押的呢？等租客们退房的时候他总是找这样那样的借口不退还押金，为此亮子多次替这些外来的小孩儿们报警，并亲切自出面义正词严地“警告”这个南方人。
前年春季，六道街和其他十几条街的搬迁开始了，由于没有原址回迁，亮子和媳妇交了房子，拿了补偿款。本以为他们会像其他的道外老字号一样换个地方再开一家店，我说要把我拍他们的照片洗好，挂到新店里。
人迁走快两年了，一条街上和院子里的老房子都还没有动，用围墙隔了开。有时偶尔走在这条街上，看着原本熟悉的一个个门脸都被掩藏在了围墙后面，心头不免惆怅。尤其这间茶馆，使我们失去了一个品咂道外老味儿的好去处。
和亮子、老板娘自他们交房后也有快两年没见了。
老道外这些沉浸着城市特殊地域记忆的街、院，人们也渐行渐远，终有一天将隐没、消失在现代都市厚重的雾霾里。
某个冬日，我将拍摄的老道外照片放大成原物大小，挂在原址围墙的外面，雪花飞舞，画面上是同样雪花飞舞的时分几个孩子在大杂院里喜庆的红灯笼下无忧无虑快乐万分地戏雪。
坐在车里，遥望着画面，回味往昔的时光。“Yseterday once more”的曲调始终在耳际萦绕，我被浓浓的乡愁牢牢地控制在车内小小的空间里。也许画面中的这几个孩子在各自经历了风雨的流年之后能有机会看到他们儿时的场景，会和我此时一样的心境吧！
路经的老道外人在画面前驻足、品评、叹息。
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在我的照片前，是亮子！
热烈地招呼，问他去哪儿开店了，他说刚搬走的时候看了两处门市，后来也不看了，搬离了自家的老房子，新看的哪一处都没有感觉，不想再干了。
“那你们现在做点儿什么呢？”
“炒股！”
作者简介：吴琼，男，生于七十年代，书写者，摄影师，独立纪录片制作人。
关注哈爾滨历史文化多年，多篇文字、摄影作品散见于各报刊、杂志、多媒体，摄影作品多次举办个人影展或参展。以胶片摄影作品《最后的老道外》2015年参展台北国际摄影博览会获“最佳摄影师”奖，著有以老道外为主题的摄影集《流光碎影 百年老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