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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三世纪至十九世纪印度东北部的历史当属阿洪王国的历史。阿洪王国是十三世纪上半叶由侗台语民族之一支的阿洪人在布拉马普特拉河上游地区建立的国家。阿洪人的先民属中国古代“百越”族群，与云南傣族、缅甸的掸族有直接的族源关系。与周边的山地民族相比，阿洪人拥有先进的稻耕农业技术，并由于文字、宗教、政治、军事体制等因素，使其得以稳定和发展。但是由于人口比例、交流与融合方面的变迁以及内部斗争的消耗，加上英、缅等外部势力的入侵，终于让延续了六百年的王国灭亡了。本文在探求阿洪王国历史的同时也对阿洪人的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变迁进行分析，审视他们是融入还是脱离印度的主流文化的趋势。
【关键词】侗台语民族；阿洪王国；印度化；历史
【作 者】潘汁，广西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史2004级硕士研究生。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54X(2007)01-0145-009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Hou Kingdom
Pan zhi
Abstract: The rise of the Ahom Kingdom dominated the history of North-East India during the period from 13th to19century. As a sub-group of the Tai-Kadai, the Ahoms built their kingdom over the upper valley of the Bramaputra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he Ahoms ethnically originated from the Dai in Yunnan and the Shans in Burma, all belonging to the group of Baiyue. In comparision with the surrounding hill tribes, the Ahom’s advanced techniques of rice cultivation, as well as their writing scripts, religion, politics and military system, were the primary factors that helped them stabilize and develop.The Ahom Kingdom, which had lasted for six hundred years, declined due to the population proportion, integration, internal conflict and aggression from abroad. This essay probes not only the history of the Ahom Kingdom and the Ahom culture, but also the tendency to deviate from or intedrate into the mainstream of the Indian culture.
Key Words: Kai-kadai, Ahom Kingdom, history, Induization
首先要说明侗台语民族及相关支系等概念。以往在对印度东北部侗台语民族研究时大都将之认为属泰系民族(Tai-Speaking Peoples)，具体有阿洪泰(Tai-Ahom)、坎底泰(Tai-Khamti)等等，也有称之为台语民族。如此容易使人误认他们是泰国的泰族直接迁徙于此，因此有必要将这些称谓加以分析说明。所谓侗台语民族，是指有着相同的历史渊源和语言文化的多个民族的集团，国外称为Tai，Kadai，Dai-Kadai，Kam-Tai等等。中文的叫法也不统一，如侗台、壮泰、傣泰或卡岱，也有叫做岱台、傣掸等。这里的“台”或者“泰”，与台湾的“台”无涉，也不是指泰族直接从泰国迁徙而来，而是某些侗台语民族自称“Tai”或者“Thai”的记音。这个中文的提法始于李方桂先生，他从语言学的角度创造了“台语”、“侗台语”两个概念。一般来说，国内的侗台语民族叫做壮侗语民族，国外则仍称为侗台语民族。侗台语民族源于中国古代的“百越”，已经是学术界趋于认同的共识。中国境外的泰族、佬族、岱族、侬族、掸族等等，以及中国境内的壮族、侗族、傣族、布依族、黎族等民族，都来自于这个群体，是“同根生的民族。①”
印度东北部的阿洪人(Ahoms)是侗台语民族的一个支系，阿洪王国是侗台语民族建立的国家。
一、 阿洪王国的地理环境与疆域
阿洪王国的中心地带在今印度的阿萨姆邦，位于发源于青藏高原、横贯阿萨姆邦的布拉马普特拉河上游，地处喜马拉雅山南麓。尽管纬度较高，但由于喜马拉雅山脉的阻隔，使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常年作用于平缓的南麓区域。布拉马普特拉河冲积而成的河谷平地，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植被丰富，自然环境迥异于干燥多尘的南亚大陆腹地，而与东南亚地区有明显的相似性。侗台语民族是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种植者之一，这样的自然环境给阿洪人迁居于此并适应当地自然环境提供了首要的条件。另外，北方的喜马拉雅山脉、东南方的帕凯(Patkai)山脉、缅甸境内的中东部高原也对布拉马普特拉河上游流域地区形成了天然的屏障，俨然一个自成一体的地理单元。这个地理环境的特点也是造成阿洪人迁徙到布拉马普特拉河上游流域以后与其母体的联系遭到阻断的主要原因之一。
阿萨姆邦面积约为7.8万平方公里，南边与梅加拉亚、特里普拉、米佐拉姆、曼尼普尔邦接壤，东面与那加兰邦相接，北部与阿鲁纳恰尔邦接壤，北方与不丹国交界，西部和南部与孟加拉国也分别有两段国境边界。经西孟加拉邦、比哈尔邦这一条狭长的走廊与印度大陆本土连接。在阿洪王国的全盛时期，其势力范围覆盖了整个印度东北部。除曼尼普尔外，印度东北部的其余各邦都曾经纳入了阿洪王国的版图。从阿洪王国灭亡直至印度独立以后，印度东北部的其余各邦才陆续从阿萨姆划分出来。纵观阿洪王国的历史，它的中心区域是相对稳定的，但国家疆域却因外部势力的入侵而随之发生变化。
至于“阿萨姆”名称，也与阿洪人的来历有关。阿洪人迁居阿萨姆地区以后，当地人将阿洪人建立的国家成为哈萨姆(Ha Siam)，意即掸人(Shans)的土地，后来由于发音上的变化而成为阿萨姆(Assam)②。“暹(Siam)与掸(Shan)仅为一音之转”③；又，“掸即siam或syam，读作sayam，即掸亚姆，是一个梵文名词，最初是印缅北部居民对永昌徼外人的称呼，其后由四周各族长期沿用”④。阿萨姆地名的由来也折射出阿洪人与缅甸掸族的关联。但是梵文中也有阿索姆(Asom)一词，意为 “不平，无双”，用来描绘阿萨姆自然地貌倒是恰当的，是不是阿萨姆由梵语阿索姆转化得来，还待研究。不过由此来看，或许将阿洪王国看成“阿萨姆王国”更贴切一些。
二、阿洪王国早期的历史
早在阿洪人之前就有侗台语民族到达阿萨姆地区，所以对阿洪人往印度东北部地区的迁徙，如果认为这是侗台语民族首次到此活动，无疑是不正确的。公元七世纪唐代高僧玄奘出访印度，历时十七年，归国后著《大唐西域记》，其中记载了他应东天竺迦摩缕波国国王鸠摩罗的邀请讲经说法。这个历史悠久的迦摩缕波古国就在今印度东北部阿萨姆境内卡姆拉普(Kamrup)，卡姆拉普是印度东北部最著名的古城遗址之一。那么，迦摩缕波古国的居民是何人？同时代的《蛮书》说“越礼城在永昌北……又西至茫部落，又西至盐井，又西南拔熬河丽水城，寻传大川称在水东。从上郎坪北里眉罗苴盐井，又至安西城，直至小婆罗门国⑤”。据江应樑先生考证，此文之“茫部落”当为“茫蛮部落”。“丽水”为伊洛瓦底江，“小婆罗门国”，当在今印度东部连接缅甸的阿萨密地方，……这里分布着金齿、漆齿、绣脚、绣面、雕题、僧耆等十余部落，均为傣族之先民⑥。“……在蓬帝国(Pong)的第十三代君主苏肯姆法执政时期，他的兄弟萨姆隆法是他的部队总司令，率兵征服了卡恰尔、特里普拉和曼尼普尔，越过山地闯入了布拉马普特拉河坝区，从此地发起了一连串征战，掸人从萨地亚到迦摩缕波(Kamrup)，逐步把整个地区征服了，这很可能是经过几个世纪中的若干次入侵才完成的。因为阿萨姆的编年史料所记载的相当于公元1228年那一年，正是诸古法(chukupha)登基的年份”⑦，这是英国人道尔敦著作《孟加拉人种学》中所载的研究成果《公元一八七五年阿萨姆邦拉金普尔地区少数民族统计报告》，文中的诸古法(chukupha)应该就是苏卡法。苏卡法立国登基不应该是出征当年就能实现的，而是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积累、准备。我们可以从中得知早期侗台语民族在阿萨姆活动的情况，尽管该文所提到的“蓬王国”⑧是个西来名词，在我国的古文献中从未见过，但这也只是名称上的不统一而已，并不能否定这一段历史事实。有学者否定“蓬王国”的存在，认为那只是一个讹传，但是中国的文史典籍中自汉唐以来对滇缅至印度阿萨姆一带的滇越、掸国等政权实体及其风土人情的记载甚多，所提之地、之人、之事，似不能以区区一名称之讨论而一概否定，而且持否定论的学者也没有证据来否定其“越”的族属。
民族历史与文化研究由此看来，“印度阿萨姆地区，应是东汉掸人分布的西界”⑨，合乎史料，也是符合现状的。
对阿洪王国早期历史的研究主要是从阿洪人留下编年史开始的。这种编年史最先用傣掸文字书写，在印度也是最早的编年史。“由于后来阿洪人逐渐接受了印度东北部地区阿萨姆邦的语言与文字，故年代较晚的一些编年史和其他文献是用阿萨姆文书写的”。⑩阿洪人的编年史称为“布兰吉(Buranji)”,采用傣历纪年(Sak)，因而在年代推断上有较高的可信度。但有时对于同一事件却出现多种“布兰吉”记载有不同的时间，故而造成时间上有些不统一。
有阿洪人的“布兰吉”记载的传说中，提到了昆龙和昆莱兄弟俩，他们是顺着梯子从天上来到了一处叫做勐丽勐兰(Mong Ri Mong Ram)的地方，就地建立国家并当上了最高的统治者。经学界前辈方国瑜先生的考证，勐丽勐兰与勐卯有关，就在云南的瑞丽一带[11]。昆龙和昆莱统治勐卯的时间大约是十世纪末、十一世纪初[12]。有意思的是缅甸的掸族的民间神话中，也有相同的说法[13]。这里面可以总结出两点：(1)阿洪人的祖居地是勐卯；(2)缅甸的掸族也和阿洪人一样从勐卯向西北迁移。
重要的是，“勐丽勐兰”是不是一个具体的地名？在侗台语言中，大量存在这种ABAC式(名词A+形容词B+名词A+形容词C)的叠词，具有绘声绘色的表意功能。“勐丽勐兰”也可作为“勐兰勐丽”，在此结构中，A(勐)是表示地方、地域单位的名词，B(丽)、C(兰)是形容词，有“黑暗、遥远、难以找到”之意。以壮语为例，“弄兰弄丽”(rung53lap55rung53li55)意思是“遥远、分不清的弄场”， “埚兰埚丽”(ko42lap55ko42li55)即“印象模糊、难以找到的角落”。以此推之，“勐丽勐兰”绝非具体的地方，而是个带有模糊、大概、不准确色彩的侗台语地名。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阿洪人对自己的祖居地产生了模糊呢？从阿洪人传说中的“勐丽勐兰”可以研判出，阿洪人从祖居地迁移出来已经很久了。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勐丽勐兰”也不在勐卯，而是傣掸先民到达勐卯之前的居住地。
大多数关于阿洪王国及阿洪人的研究，包括印度东北部本土学者研究，都认为是第一代王苏卡法率领庞大的军团从他们的祖居地勐卯向着印度东北部远征，于1228年征服阿萨姆并建立了阿洪王国，根据是阿洪人在其编年史“布兰吉”上有如此记载。但是，这种英雄史诗式的记载可能有其夸大或者不实的成分，并不是唯一可信的。首先是自然地形因素的制约。云南的德宏、瑞丽以及缅甸东部、中部、北部一带，山脉高耸，沟壑纵横。境内有怒江和伊洛瓦底江两大水系，支流众多，要实现距离长达千里的远征，实在是不可想象。其次，远征受到强大的缅甸蒲甘王朝的制约。十三世纪上半叶，蒲甘王朝完全有能力控制整个缅甸。要越过高山深壑，又要面对强敌，要达到远征的目的同样非短时间内所能实现。另外当时缅甸东、中、北部地区还分布着许多占关据险的民族群体，彼此间经常相互攻伐，对于远征的阿洪人来说同样也是不易过关的。因此，认为阿洪第一代王苏卡法率众从勐卯直接向阿萨姆进发、于1228年建立了阿洪王国的结论显得很牵强。相比之下，正如前文所讲过的，“……苏肯姆法执政时期，他的兄弟萨姆隆法是他的部队总司令，率兵征服了卡恰尔、特里普拉和曼尼普尔，越过山地闯入了布拉马普特拉河坝区，从此地发起了一连串征战，掸人从萨地亚到迦摩缕波(Kamrup)，逐步把整个地区征服了，这很可能是经过几个世纪的若干次入侵才完成的”，这个推断似乎更加合理一些。
勐卯是阿洪人的故乡，苏卡法正是从这里向西迁徙。阿洪人编年史所记载的1228年应该只是苏卡法登基的时间，而不是他率众离开勐卯或进入阿萨姆的时间。合理的推断是他(或者其他的首领)此前率领一支人马先进入缅甸，或许在今缅甸的掸邦地区停留，再向北寻找理想的居住地。阿洪与缅甸掸邦的关系是，“在阿洪人占据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期间，他们与勐拱或勐卯龙这样的泰人国家的关系得到强化”[14]，由此可推断，阿洪人曾经和掸族一样，是今缅甸境内掸邦的居民。
有的“布兰吉”所载的传说中，苏卡法是1215年带着掸族国王所持的王权象征“梭陀”(Somdeo)，带领9000人的男女，大象两头，马三百匹，从勐卯龙出发，花了13年时间从胡贡(Hukawng)河谷越过了帕凯(Patkai)山脉，进入到了上阿萨姆，最先在迪潘(Tipam)建国，1251年迁至查莱碉(Charaideo)并建都于此[15]。苏卡法进入阿萨姆后，与布拉马普特拉河谷的原住民摩兰人(Morans)、那加人(Naga)、勃拉人(Borahis)交好，鼓励阿洪人与当地各民族通婚,同时武力征伐强悍的楚提亚人(Chutias)，建立了一个小王国，阿洪人把自己的国家叫做“勐敦顺坎(Mung Dun Shun Kham)”。然后逐步征服像勃拉希、摩兰这样的当地民族，将其同化。
总而言之，阿洪人从勐卯的迁徙，经缅甸到达阿萨姆，这是一个逐渐的、长久的过程。到达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后才真正找到了理想的栖息地。站稳脚跟后，阿洪人在这一地区大力发展稻耕农业，在与周边民族频繁交往的同时，自身也逐步发展壮大起来。
三、 阿洪王国大事记
纵观传承了近600年的阿洪王国历史，可分为五个时期：第一阶段是建国后到第七代王苏党法(1397-1407在位)执政前的169年的发展阶段；第二阶段从1397年至第十六代王苏生法(1603-1641)执政期间的1615年，是受到婆罗门教影响、逐步印度化的阶段；第三阶段是莫卧儿王朝入侵时期，时间为1615年至第30代王苏牙法被鸩杀的1672年，也可称为回教战争时期。第四阶段是1672年至英国人威尔什率领英国远征军介入阿洪国事务的1792年，这个阶段是阿洪王国内部纷争加剧、国家持续衰弱的阶段。第五个阶段是1792年至第一次英缅战争结束、仰达坡条约签订的1826年，这是英国加强对阿洪王国控制直至灭国的阶段。
阿洪国在第一个阶段里，具有与东南亚其他侗台语民族政权一样的特点，和四周的其他民族频繁交往，和战靡常。对内则加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建设，是重要的发展时期。开国君主苏卡发死后其子苏登发继位，对位于勐康的那拉族进行征讨，又将迪库(Dikhu)河以东的地方从卡查尔族(Kachari)手里夺回。到了第四代王苏康法(Sukhangpha,1293～1332在位)时代，阿洪国已经取得了布拉马普特拉上游流域的支配权。
第二阶段始于苏党法(Sudangpha,1397～1407在位)，由于其父王被暗杀，他自幼由婆罗门家庭抚养，深受婆罗门教思想的影响。他的即位被视为阿洪王国印度化开始加深，婆罗门教从此在宗教、政治上取得了崇高的地位。
第三阶段是莫卧儿伊斯兰王朝入侵时期，也叫回教战争时期。时间为1615年至1672年。1615年，印度莫卧儿王朝派一个叫塞克瓦希姆(Sekwashim)的将领率兵分多路入侵阿萨姆，在巴拉里河(Barari)河、哈穹(Hajon)被阿洪军击退，但在巴列柏塔(Balebaita)击败了阿洪军，阿洪军队退回到斯里加特(Srighat)，莫卧儿军追至，阿军又败退至科利亚巴尔(Koliabar),莫军占据高哈蒂(Gauharti)，以此为据点，企图入侵阿萨姆腹地。阿洪王国战事不利，只好提出和平解决。于是通过和谈划定了国境线：以布拉马普特拉河北岸的支流巴那底河(Barnati)到南岸的阿苏里亚里(Asuleoari)作为两国的边界。但此举并未给两国带来永久和平，相反，“长期的混战在莫卧儿人和阿豪马人(即阿洪人——本文作者注)之间开始了”[16]。此时阿洪国还遭受阿萨姆周边的达夫拉(Dafra)、坎腾那加(Khamten Naga) 等周边山地民族的入侵。1662年，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孟加拉副王米尔·朱姆拉赫(Mir Jumlah)又远征阿萨姆，阿洪军复大败。莫卧儿军队从高哈蒂、森拉加尔(Simragar)和科利亚巴尔三处进军：占领了阿洪王国首都噶尔贡(Garhgaon)。阿洪国王退到了查莱雕。但是当时正值雨季来临，莫卧儿军补给困难，不得不后退，攻势减弱，阿洪军得以喘息，重新组织进攻并夺回首都噶尔贡。由于战事过久，加之天气恶劣，双方无力再战，最后缔结和约。不久米尔?朱姆拉赫病死，莫卧儿军也撤退到了孟加拉。与莫卧儿长期反侵略战争中的最伟大的胜利是1771年的萨莱嘎战役，当时阿洪将军腊西特·波甫坎(Lacit Borphukan)率领阿洪军民在高哈蒂郊外大败莫卧儿军队，成功遏制了莫卧儿王朝势力的扩张，具有重大意义。莫卧儿军撤退后，阿洪王国恢复元气，再次征讨与莫卧儿的战争期间侵扰阿洪国的那加族等山地民族。这次战争是阿洪王国有史以来最重大的战争，虽然在战争中损失严重，但战争结束后通过整肃周边民族，疆域反而有所扩大，地位也得到了加强。
第四阶段始于第三十代王苏牙法被鸩杀的1672年，之后的十年内出现了好几位国王，不是被废黜就是被弑杀。阿洪王国进入混乱时期。任巴尔巴鲁尔、巴尔普康、巴尔高哈因、布尔哈高哈因[17]的四位大臣不择手段竞争引起的，阴谋、反叛、暗杀、内乱一直在持续，王国内部秩序混乱到了极点。高哈蒂也再次落入印度莫卧儿军队之手，周边山地各族也反复入侵。但是贾达达尔·辛格国王(Gadadhar Singh,1681-1696在位)即位后定都于帕尔科拉(Palkora)，平息了内乱，打败并驱逐占据高哈蒂的莫卧儿军，把阿洪王国与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国境线划定在玛纳斯(Manas)河。这一时期另外一件重大的事件是阿洪国内新出现的教派冲突。瓦斯纳瓦(Waishunava)派势力逐渐变强大，和萨克塔(Sakta)派之间有很尖锐的对立。贾达达尔·辛格拥护萨克塔派，迫害瓦斯纳瓦教派并杀害该派的僧侣。到了希巴·辛格国王(Sib Singh,1714～1744在位)时期，印度教受到了特殊的庇护。但在拉克什米·辛格国王(Lashmi Singh,1769～1780在位)在位的年代，属于印度教的一个教派摩亚马里亚(Moamaria)派的反叛，使阿洪王国更进一步地走向衰微。
第五个时期是英国势力影响并使阿洪王国走向灭亡的时期。由于摩亚马里亚教派的叛乱，四处都是自立为王的混乱状况，加上阿洪国附属的土侯国也趁机反叛，连首都也被焚毁。此时的阿洪国王高利纳特·辛格(Gaurinath Singh,1780～1795在位)已经不能控制局面，遂求助于英国。1792年威尔什(Walsh)大尉率部进入阿萨姆，帮助阿洪王国平叛，混乱的局面暂时得以平息。随着英军的撤退，高利纳特·辛格国王放弃了朗普尔,迁都于约哈特(Jorhat),不久，觊觎已久的东印度公司在上阿萨姆驻扎了军队。此后阿洪王国内部出现了多次内乱和外来势力的侵扰，每一次阿洪国在无力解决的时候都求助于英国，英国因而开始介入阿洪王国的内部事务。在1824～1826年间的第一次英缅战争中，阿萨姆邦成为四个主战场之一(另外三个分别是阿拉干、伊洛瓦底江下流和丹那沙林)[18]。英国以协助阿洪国驱逐入侵的缅甸军队为名，趁机控制了阿萨姆，废除了由缅甸扶持的傀儡国王约郭什瓦尔·辛格(1821～1824年在位)。第一次英缅战争以英国的胜利告终，1826年2月24日双方签订了仰达坡条约(Yandabo Treaty),英国确立了对阿萨姆的实际支配权，阿洪王国沦为英国的附庸。1833年英国在阿萨姆另外划出一小块土地，名义上由前国王普兰达尔·辛格(Purandar Singh，1818～1819年在位)直接管理。1836年，英国以不交税为由，突然罢免了普兰达尔·辛格。两年后的1838年，英国正式宣布将阿萨姆邦纳入英国版图。
四、阿洪王国世系
关于阿洪国的起始和灭亡时间，还存在很大的争论，原因是阿萨姆各地的编年史“布兰吉”所记载的并不尽相同，但是多数人认为阿洪国始建于1228年。阿萨姆本土的学者将阿洪王国灭亡的时间定在1838年，理由是到了这一年英国才宣布将阿萨姆并入英国版图。而早在1826年仰达坡条约签订时，就已经确立了英国对阿萨姆的支配权，条约签订当时阿洪王国已全面受到英国的控制，甚至连王位也虚缺。尽管后来的1833年至1836年还出现过名义上的国王，实际上只是保留了对国王的供养，并没有实际行使管理国家的效能，充其量就是名义上的土邦，名存而实亡，故1826年应视为阿洪王国年代的下限。从第一代国王苏卡法1228年开国至1826年，共计三十八代王，延承了598年。
五、 阿洪王国的政治制度
阿洪国王的王位一直保留着阿洪语的称号，“法”意即“王”。但是除传统的本族语称号外，苏党法还冠以了印度教的贵族头衔，甚至国王还起了印度化的名字，从苏洪蒙开始，一直如此。这也被视为阿洪人印度化加深的表现。
阿洪王国国王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国王拥有最高的权力。但王位并不一定是单线继承的，通常国王从少数的几个王室家庭中选出，当然新国王也是第一位国王的后裔。遴选新国王先由两位大臣布哈哥哈因和伯尔哥哈因[19]共同推选，然后再由另外三位大臣加入，共同完成新王的确定。但在王位继承人问题上多次出现的纷争，曾经出现选不到王位继承人而导致虚位的情况。这种由大臣们来参与遴选新君的制度，一方面有利于王国的延承，另一方面也容易招致宫闱之乱，造成国家的不稳定。十七八世纪发生的王位之争，严重削弱了阿洪王国，也是它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阿洪人是历史上侗台语民族大迁徙洪流中的一支，有与其他的侗台语民族群体较为相似的特点。侗台语民族是稻作民族，聚居、守土是其主要的特点，又由于阿洪人是集体迁徙，内部结构、内部关系得到较好的维持，语言、文化也相对稳定，这对内部凝聚力的形成与维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建国初期，国王之下所设官职均以阿洪语称之：大臣“邦勐(Phrang Mong)”、次一级大臣“叨勐(Thao Mong)”，以下还设有“叨(Thao)”、“录令(Ru Ring)”、“录百(Lu Bak)”、“录少(Lu Sao)”、“甫坎(Phukan)”、“甫克(Phu Ke)”、“普津勐(Phu Kin Mong)”、“纽勐(Niu Mong)”等等。所有16岁到50岁的强壮男子都必须向国家服劳役，这些服劳役的人被通称为“派”(Paik)。“派”每4人一组，轮流服役，即每人为期3个月。每5个4人小组共20人设一名官员“录少”(意为20人首领)，5名“录少”及其所辖的“派”共100名又设1名“录百”(意为百夫长)管辖，10名“录百”及其所辖的“派”1000人设1名“录令”(意为千夫长)管辖。所有的“派”及各级官员均隶属于国王“昭法”。“派”可分得份地，但土地所有权仍属于“昭法”。战争期间，“派”还必须从军[20]。可以看出，阿洪王国内部以土地为联系纽带，以劳役(兵役)代替课税，带有浓厚的军事性质。这样的制度使得阿洪人到达印度东北部后，与当地以采集、游猎为主的山地民族相比，无疑显示出了较强的凝聚力，能够使阿洪人在相对稳定的稻耕农业的基础之上，迅速得到立足和发展。
六、 阿洪人的文化特征
前文已经叙述，阿洪王国是侗台语民族建立的国家，阿洪人是侗台语民族的一个支系，其先民与中国古代的“越人”有着密切的族源关系。所以阿洪文化的底层是侗台语民族共有的“越”文化。首先，图腾崇拜相同。和许多侗台语民族一样，阿洪人也奉行青蛙崇拜，表现为“蛙亲”形式，阿洪人称之为“贝库里碧雅”(Bhekuli Beaya)。“当天旱少雨时，人们举办给青蛙结亲活动。……年轻人四处寻找青蛙，找到以后村民们聚集在一片空旷地上，敲锣打鼓吹号唱歌，祈求雷神带来云朵。这时两只青蛙已经准备好，先找到青蛙的人被认为走好运之人。他们将已分出雌雄的两只青蛙放进两个不同的经过精心装饰笼子里，分别代表着新郎和新娘的房间，然后年轻人边唱边打鼓，又一边给青蛙沐浴，再将青蛙放进轿子，将雄蛙抬到放置雌蛙的人家里，整个过程人们不停地给青蛙浇水，伴随着人们唱着婚礼仪式上的传统民歌，再把这对青蛙抬到河边或者水塘边放生，就像真的给人办婚礼那样。之后人们大摆宴席，享用糯米饭和鸭肉，用槟榔和槟榔酒、谷子来祭拜水神，以唱山歌的方式来祈求雷神和雨神尽快播雨。[21]”另外，过去阿洪人曾盛行鸡卜，民间还保存着大量的鸡卜经，至今还有些神职人员用鸡卜的办法来求祥避凶[22]，与“越人好鸡卜”的有关史料相同。阿洪人的早期建筑形式与至今仍流行于中国南方、东南亚的侗台语民族地区的干栏式建筑相同。再者，阿洪人善驶舟，在与莫卧儿军队的战争中，阿洪人的水军曾多次重创敌军[23]。 这也和“越人善用舟”[24]的史料记载相吻合，成为越人的特点之一。越文化所表现的稻耕农业生产及生活方式，在阿洪文化上得到了体现。
阿洪文化中除了自身的侗台语民族共有的“越”文化特征外，他们在向印度东北部迁移之前就已经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无论是语言上还是劳动、生活器具上至今都可以看出这种影响。前文所列的阿洪王国的官职名称中，就有些直接取自汉语，如“Pak”(百)、“Paik”(派)，就是很好的例子。表现在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阿萨姆地处印度文化往东方发展的前沿，加之已经划入印度版图已有一百多年，来自印度文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阿洪人母语的消亡，使自己的宗教文化更趋于印度化，这是阿洪人深受印度文化影响的最好证明。另外，阿洪文化中也有缅甸文化的成份，因为阿洪人的祖居地勐卯(今云南瑞丽一带)曾与缅甸交流密切，小乘佛教既由缅甸传入，文字也借鉴了经过简化改良的缅文[25]。在阿洪人迁居阿萨姆之初，与祖居地勐卯以及缅甸境内的掸族曾有密切的交往，自然也会接受缅甸文化的影响。
七、 阿洪人的语言文字
可以肯定，阿洪人到达阿萨姆的时候他们的语言是勐卯的傣(掸)语，其语言文字形式与同时期的傣(德宏、瑞丽)、掸语言是相同的。经过长期与当地其他民族的交流，在印度化的过程之中，阿洪人自己的语言发生了的变化，逐渐失去了主导的地位而最终不再作为交流的工具来使用，但仍保存在文献、宗教活动中。 前苏联的语言学家建立的“语言底层”理论认为，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往往会造成语言融合，语言接触的双方有一方最终会 “战胜”，有一方会“战败”，“战败者”虽已消失，但可能会在“战胜”语言中保留一些成分，形成一个“底层”[26]。阿洪语经长期而缓慢的变迁，成了“死的语言”(dead language),变成了阿萨姆语的底层，现在的阿萨姆语当中有相当数量借自阿洪语的词汇[27]。阿洪语失去主导地位而逐渐归于阿萨姆语，这个过程应该很早就发生了。今天的阿萨姆，我们已经看不到带有侗台语色彩的地名，而在华南、西南和东南亚地区，以侗台语命名的地名数不胜数，成了研究侗台语民族定居或者迁徙的“活化石”。有不少学者认为阿洪语是十八、十九世纪才消失的，他们所列举的主要原因有二：宗教、语言、文化的印度化和英国殖民势力的压迫。这些观点并非全面，因为实际上阿洪王国的印度化早就进行，甚至到英国人来到时阿洪文化就已经以印度化的面貌出现了，上述所讲的关于地名的探讨就是很好的证明。
十三世纪阿洪人来到阿萨姆时已经使用比较成熟的文字“傣那文”，“他们带来自己的宗教、传统、服饰、习俗，同时还有他们编年史、文学和语言”[28]。在他们的祖居地勐卯，十一世纪左右就已经出现采用巴利文书写的文字，后来受到缅文的影响得到简化改良而趋于成熟。这种文字大量使用于阿洪人的包括编年史“布兰吉”在内的各种文献中。
阿洪语言文字的变迁、消亡，每一步都是在印度文化的影响下进行的。
八、现代社会的阿洪人
由于印度政府执行迥异于其他国家的民族政策，对民族划分的标准也不同，印度官方往往没有公布少数民族的人口数据。根据阿萨姆邦政府2001年公布的数据，该邦人口总数为两千六百四十一万[29]。但是对于阿萨姆邦的各民族人口的有关官方数据，我们不得而知，所能掌握的只有印度本土学者提供的数据。来自阿萨姆邦的诺莫·昌德拉·格贵博士说，“印度泰系民族[30]人口为一百三十二万[31]”，其中信奉佛教的二万多人。据此可推算，除了极少数居住在阿鲁纳恰尔邦、梅加拉亚邦等地外，余下的大部分应是主要聚居在阿萨姆邦的阿洪人的人口总量了。中国学者引用的阿洪人口数据也是比较混乱，不同作者有不同的数据，甚至同一作者的数字也是前后不一[32]。
英国吞并阿萨姆以后，出于强化统治的需要，加强对阿洪人上层贵族的拉拢、分化，有的继续享受俸禄，有的则遭监禁[33]。文化上更是不遗余力地进行同化，推广英语教育，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强化阿萨姆与印度大陆本土的一体化。这些措施客观上对阿洪人淡化阿洪王国的历史记忆、增强对印度政治文化的认同产生了加速催化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旅行探险家埃托·埃勒斯(Etto Ehlers)1901年在柏林发表的《骑马游印度支那》[34](第一卷)一书中，对阿萨姆的风土人情进行了颇为详细的描述，记录了像那加、克彻(Koch)等当地民族，但是该书通篇都没有关于阿洪人的只言片语，可见当时阿洪人已经不再被看作独立的民族或者族群。印度独立后，东北部的行政版图几经变化，曾经是完整一体的概念的“阿萨姆”被分成了五、六个行政区域，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阿萨姆邦，造成了新的社会矛盾，其核心就是资源与利益分配的问题。现在，世界近一半的红茶出自阿萨姆邦，该邦的石油产量也占了印度石油总产量的一半。但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给包括阿洪人在内的“原住民”带来相应的利益。他们将这些问题归咎于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以及印度中央政府的政策，于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今，阿萨姆邦经常出现爆炸、骚乱等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被边缘化的危险，在如何捍卫自己的利益这个问题上，阿洪王国的后人们是以“阿洪人”还是“阿萨姆人”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很显然，阿萨姆当地的不同民族选择了团结与合作，统一以“阿萨姆人(Assamese)”的身份登上印度的社会舞台。今天的阿萨姆邦已不存在纯正的“阿洪人”血统，也不存在纯粹的“阿洪人”社区，“阿洪人”已逐渐归于“阿萨姆人”而出现在当今印度社会的大舞台。就具有政治意义的民族身份而言，“阿萨姆人”已经取代“阿洪人”，成为了阿洪人新的民族身份。尽管曾经辉煌一时的阿洪王国在印度东北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关于这段历史的记忆并不妨碍阿洪人积极融入印度主流文化、在新的历史舞台寻找自己定位的步伐。
九、结 语
从有关文献资料来看，侗台语民族在印度东北部活动早在汉唐时期就开始了，但是影响并不算大。规模和影响最大的迁徙是十三世纪的阿洪人，他们在十三世纪初(很有可能是更早)从祖居地勐卯(今云南瑞丽)向缅甸迁徙，再向西北进发，于1228年在布拉马普特拉河上游流域建立国家政权。由于该地区气候温暖，植物茂盛，雨水充沛，适合作为稻作民族的阿洪人的生存发展。因为阿洪人是集体迁徙，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宗教和比较严密的内部组织结构。到印度东北部后，与当地各民族交往密切，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本民族的宗教、语言文字，受印度文化影响一直是阿洪人发展的趋势。阿洪王国沿承了将近六百年，是有史可考的时间最长的侗台语民族建立的国家。由于外部势力的侵犯，加上内部的争斗和宗教矛盾的加剧，阿洪王国逐步走向了衰亡。阿洪人在新的形势下，已趋于对“阿萨姆人”的认同。在长达六百年的统治中，阿洪王国对阿萨姆以及周边地区的历史、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阿洪王国研究，也是侗台语民族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整体上研究侗台语民族的历史文化，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注 释：
① 参见范宏贵：《同根生的民族》，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
②何平：《从云南到阿萨姆：傣掸民族历史再考与重构》，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98页。
③ G.E.哈威著，姚枬译注，陈炎校订：《缅甸史》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120页。
④ 《傣族简史》编写组：《傣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页。
⑤ 樊绰：《蛮书·城镇》。
⑥ 江应樑：《傣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104页。
⑦ 转引《傣族简史》编写组：《傣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页。
⑧ 《傣族简史》编写组：《傣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75页；另外转引G.E.哈威著，姚枬译注，陈炎校订，《缅甸史》，第100页：Dalrymple：Oriental Repertory，第477页；Pemberton：Report on the Eastern Frontier of British India，第108页。
⑨ 《傣族简史》编写组：《傣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页
⑩何平：《从云南到阿萨姆：傣掸民族历史再考与重构》，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85页
[11]国瑜：《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8页
[12]范宏贵：《同根生的民族》，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246页
[13]Sai Kam Mong: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han Scripts, Silkworm Books, Chiang mai, 2004,第13页。
[14]Puspadhar Gogoi: Tai of North East India, Chumpra Printers and Publications Pvt. Ltd., Dhemaji, 1996, 第2，3页。
[15]栗田靖之：《北東イソド諸民族の基礎資料》，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研究報告别册9号，1987年，第33页。
[16]恩克·辛哈、阿·克·班纳吉著：《印度通史》，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659页。
[17]阿洪王国最重要的大臣职位。
[18]参见恩·克·辛哈、阿·克·班纳吉著：《印度通史》，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931页。
[19]大臣职位名称——本文作者注。
[20]Chow Nagen Hazarika: We Revive, We Survive, Prition, India,1996,p.261——转引何平：《从云南到阿萨姆：傣掸民族历史再考与重构》，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99页 。
[21]Puspadhar Gogoi: Tai of North East India, Chumpra Printers and Publications Pvt. Ltd., Dhemaji, 1996,第41～42页。
[22]Puspadhar Gogoi: Tai of North East India, Chumpra Printers and Publications Pvt. Ltd., Dhemaji, 1996,第40页。
[23]栗田靖之：《北東イソド諸民族の基礎資料》，国立民族学博物館研究報告别册9号，1987年，第39页。
[24]《淮南子·齐俗训》。
[25]Leslie Milne, Shans at Hom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10 by John Murray, Albemarle Street, W., London, Republished in 2001 by White Lotus, Bangkok, Thailand,P212-213。
[26]李锦芳：《侗台语言文化》，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94页。
[27]Puspadhar Gogoi: Tai of North East India, Chumpra Printers and Publications Pvt. Ltd., Dhemaji, 1996, 第53～60页。
[28]Sai Kam Mong: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han Scripts, Silkworm Books, Chiang mai, 2004,第76页。
[29]数据来源于印度阿萨姆邦政府网站：http//assamgovt.nic.in/profile.htm。
[30]即侗台语民族——本文作者注。
[31]Nomal Chandra Gogoi: Tai, Thai and Dai: Origin Evolu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ai Culture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Ahoms of Assam,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Comparative Studies on the Dai Culture in Four Rivers Valleys in Yunnan, 2003
[32]参见李锦芳：《侗台语言文化》，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14页；范宏贵：《同根生的民族》，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20，第264页，等。
[33]Puspadhar Gogoi: Tai of North East India, Chumpra Printers and Publications Pvt. Ltd., Dhemaji, 1996, 第6页
[34]Etto E. Ehlers, On Horseback through Indochina,Volume 1. Assam, Burma, and the Andamans and Nicobar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01 by Allgemeiner Verein für Deutsche Literatur, Berlin, republished in 2002 by White Lotus, Bangkok。
〔责任编辑：覃彩銮〕
【关键词】侗台语民族；阿洪王国；印度化；历史
【作 者】潘汁，广西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史2004级硕士研究生。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54X(2007)01-0145-009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Hou Kingdom
Pan zhi
Abstract: The rise of the Ahom Kingdom dominated the history of North-East India during the period from 13th to19century. As a sub-group of the Tai-Kadai, the Ahoms built their kingdom over the upper valley of the Bramaputra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he Ahoms ethnically originated from the Dai in Yunnan and the Shans in Burma, all belonging to the group of Baiyue. In comparision with the surrounding hill tribes, the Ahom’s advanced techniques of rice cultivation, as well as their writing scripts, religion, politics and military system, were the primary factors that helped them stabilize and develop.The Ahom Kingdom, which had lasted for six hundred years, declined due to the population proportion, integration, internal conflict and aggression from abroad. This essay probes not only the history of the Ahom Kingdom and the Ahom culture, but also the tendency to deviate from or intedrate into the mainstream of the Indian culture.
Key Words: Kai-kadai, Ahom Kingdom, history, Induization
首先要说明侗台语民族及相关支系等概念。以往在对印度东北部侗台语民族研究时大都将之认为属泰系民族(Tai-Speaking Peoples)，具体有阿洪泰(Tai-Ahom)、坎底泰(Tai-Khamti)等等，也有称之为台语民族。如此容易使人误认他们是泰国的泰族直接迁徙于此，因此有必要将这些称谓加以分析说明。所谓侗台语民族，是指有着相同的历史渊源和语言文化的多个民族的集团，国外称为Tai，Kadai，Dai-Kadai，Kam-Tai等等。中文的叫法也不统一，如侗台、壮泰、傣泰或卡岱，也有叫做岱台、傣掸等。这里的“台”或者“泰”，与台湾的“台”无涉，也不是指泰族直接从泰国迁徙而来，而是某些侗台语民族自称“Tai”或者“Thai”的记音。这个中文的提法始于李方桂先生，他从语言学的角度创造了“台语”、“侗台语”两个概念。一般来说，国内的侗台语民族叫做壮侗语民族，国外则仍称为侗台语民族。侗台语民族源于中国古代的“百越”，已经是学术界趋于认同的共识。中国境外的泰族、佬族、岱族、侬族、掸族等等，以及中国境内的壮族、侗族、傣族、布依族、黎族等民族，都来自于这个群体，是“同根生的民族。①”
印度东北部的阿洪人(Ahoms)是侗台语民族的一个支系，阿洪王国是侗台语民族建立的国家。
一、 阿洪王国的地理环境与疆域
阿洪王国的中心地带在今印度的阿萨姆邦，位于发源于青藏高原、横贯阿萨姆邦的布拉马普特拉河上游，地处喜马拉雅山南麓。尽管纬度较高，但由于喜马拉雅山脉的阻隔，使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常年作用于平缓的南麓区域。布拉马普特拉河冲积而成的河谷平地，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植被丰富，自然环境迥异于干燥多尘的南亚大陆腹地，而与东南亚地区有明显的相似性。侗台语民族是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种植者之一，这样的自然环境给阿洪人迁居于此并适应当地自然环境提供了首要的条件。另外，北方的喜马拉雅山脉、东南方的帕凯(Patkai)山脉、缅甸境内的中东部高原也对布拉马普特拉河上游流域地区形成了天然的屏障，俨然一个自成一体的地理单元。这个地理环境的特点也是造成阿洪人迁徙到布拉马普特拉河上游流域以后与其母体的联系遭到阻断的主要原因之一。
阿萨姆邦面积约为7.8万平方公里，南边与梅加拉亚、特里普拉、米佐拉姆、曼尼普尔邦接壤，东面与那加兰邦相接，北部与阿鲁纳恰尔邦接壤，北方与不丹国交界，西部和南部与孟加拉国也分别有两段国境边界。经西孟加拉邦、比哈尔邦这一条狭长的走廊与印度大陆本土连接。在阿洪王国的全盛时期，其势力范围覆盖了整个印度东北部。除曼尼普尔外，印度东北部的其余各邦都曾经纳入了阿洪王国的版图。从阿洪王国灭亡直至印度独立以后，印度东北部的其余各邦才陆续从阿萨姆划分出来。纵观阿洪王国的历史，它的中心区域是相对稳定的，但国家疆域却因外部势力的入侵而随之发生变化。
至于“阿萨姆”名称，也与阿洪人的来历有关。阿洪人迁居阿萨姆地区以后，当地人将阿洪人建立的国家成为哈萨姆(Ha Siam)，意即掸人(Shans)的土地，后来由于发音上的变化而成为阿萨姆(Assam)②。“暹(Siam)与掸(Shan)仅为一音之转”③；又，“掸即siam或syam，读作sayam，即掸亚姆，是一个梵文名词，最初是印缅北部居民对永昌徼外人的称呼，其后由四周各族长期沿用”④。阿萨姆地名的由来也折射出阿洪人与缅甸掸族的关联。但是梵文中也有阿索姆(Asom)一词，意为 “不平，无双”，用来描绘阿萨姆自然地貌倒是恰当的，是不是阿萨姆由梵语阿索姆转化得来，还待研究。不过由此来看，或许将阿洪王国看成“阿萨姆王国”更贴切一些。
二、阿洪王国早期的历史
早在阿洪人之前就有侗台语民族到达阿萨姆地区，所以对阿洪人往印度东北部地区的迁徙，如果认为这是侗台语民族首次到此活动，无疑是不正确的。公元七世纪唐代高僧玄奘出访印度，历时十七年，归国后著《大唐西域记》，其中记载了他应东天竺迦摩缕波国国王鸠摩罗的邀请讲经说法。这个历史悠久的迦摩缕波古国就在今印度东北部阿萨姆境内卡姆拉普(Kamrup)，卡姆拉普是印度东北部最著名的古城遗址之一。那么，迦摩缕波古国的居民是何人？同时代的《蛮书》说“越礼城在永昌北……又西至茫部落，又西至盐井，又西南拔熬河丽水城，寻传大川称在水东。从上郎坪北里眉罗苴盐井，又至安西城，直至小婆罗门国⑤”。据江应樑先生考证，此文之“茫部落”当为“茫蛮部落”。“丽水”为伊洛瓦底江，“小婆罗门国”，当在今印度东部连接缅甸的阿萨密地方，……这里分布着金齿、漆齿、绣脚、绣面、雕题、僧耆等十余部落，均为傣族之先民⑥。“……在蓬帝国(Pong)的第十三代君主苏肯姆法执政时期，他的兄弟萨姆隆法是他的部队总司令，率兵征服了卡恰尔、特里普拉和曼尼普尔，越过山地闯入了布拉马普特拉河坝区，从此地发起了一连串征战，掸人从萨地亚到迦摩缕波(Kamrup)，逐步把整个地区征服了，这很可能是经过几个世纪中的若干次入侵才完成的。因为阿萨姆的编年史料所记载的相当于公元1228年那一年，正是诸古法(chukupha)登基的年份”⑦，这是英国人道尔敦著作《孟加拉人种学》中所载的研究成果《公元一八七五年阿萨姆邦拉金普尔地区少数民族统计报告》，文中的诸古法(chukupha)应该就是苏卡法。苏卡法立国登基不应该是出征当年就能实现的，而是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积累、准备。我们可以从中得知早期侗台语民族在阿萨姆活动的情况，尽管该文所提到的“蓬王国”⑧是个西来名词，在我国的古文献中从未见过，但这也只是名称上的不统一而已，并不能否定这一段历史事实。有学者否定“蓬王国”的存在，认为那只是一个讹传，但是中国的文史典籍中自汉唐以来对滇缅至印度阿萨姆一带的滇越、掸国等政权实体及其风土人情的记载甚多，所提之地、之人、之事，似不能以区区一名称之讨论而一概否定，而且持否定论的学者也没有证据来否定其“越”的族属。
民族历史与文化研究由此看来，“印度阿萨姆地区，应是东汉掸人分布的西界”⑨，合乎史料，也是符合现状的。
对阿洪王国早期历史的研究主要是从阿洪人留下编年史开始的。这种编年史最先用傣掸文字书写，在印度也是最早的编年史。“由于后来阿洪人逐渐接受了印度东北部地区阿萨姆邦的语言与文字，故年代较晚的一些编年史和其他文献是用阿萨姆文书写的”。⑩阿洪人的编年史称为“布兰吉(Buranji)”,采用傣历纪年(Sak)，因而在年代推断上有较高的可信度。但有时对于同一事件却出现多种“布兰吉”记载有不同的时间，故而造成时间上有些不统一。
有阿洪人的“布兰吉”记载的传说中，提到了昆龙和昆莱兄弟俩，他们是顺着梯子从天上来到了一处叫做勐丽勐兰(Mong Ri Mong Ram)的地方，就地建立国家并当上了最高的统治者。经学界前辈方国瑜先生的考证，勐丽勐兰与勐卯有关，就在云南的瑞丽一带[11]。昆龙和昆莱统治勐卯的时间大约是十世纪末、十一世纪初[12]。有意思的是缅甸的掸族的民间神话中，也有相同的说法[13]。这里面可以总结出两点：(1)阿洪人的祖居地是勐卯；(2)缅甸的掸族也和阿洪人一样从勐卯向西北迁移。
重要的是，“勐丽勐兰”是不是一个具体的地名？在侗台语言中，大量存在这种ABAC式(名词A+形容词B+名词A+形容词C)的叠词，具有绘声绘色的表意功能。“勐丽勐兰”也可作为“勐兰勐丽”，在此结构中，A(勐)是表示地方、地域单位的名词，B(丽)、C(兰)是形容词，有“黑暗、遥远、难以找到”之意。以壮语为例，“弄兰弄丽”(rung53lap55rung53li55)意思是“遥远、分不清的弄场”， “埚兰埚丽”(ko42lap55ko42li55)即“印象模糊、难以找到的角落”。以此推之，“勐丽勐兰”绝非具体的地方，而是个带有模糊、大概、不准确色彩的侗台语地名。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阿洪人对自己的祖居地产生了模糊呢？从阿洪人传说中的“勐丽勐兰”可以研判出，阿洪人从祖居地迁移出来已经很久了。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勐丽勐兰”也不在勐卯，而是傣掸先民到达勐卯之前的居住地。
大多数关于阿洪王国及阿洪人的研究，包括印度东北部本土学者研究，都认为是第一代王苏卡法率领庞大的军团从他们的祖居地勐卯向着印度东北部远征，于1228年征服阿萨姆并建立了阿洪王国，根据是阿洪人在其编年史“布兰吉”上有如此记载。但是，这种英雄史诗式的记载可能有其夸大或者不实的成分，并不是唯一可信的。首先是自然地形因素的制约。云南的德宏、瑞丽以及缅甸东部、中部、北部一带，山脉高耸，沟壑纵横。境内有怒江和伊洛瓦底江两大水系，支流众多，要实现距离长达千里的远征，实在是不可想象。其次，远征受到强大的缅甸蒲甘王朝的制约。十三世纪上半叶，蒲甘王朝完全有能力控制整个缅甸。要越过高山深壑，又要面对强敌，要达到远征的目的同样非短时间内所能实现。另外当时缅甸东、中、北部地区还分布着许多占关据险的民族群体，彼此间经常相互攻伐，对于远征的阿洪人来说同样也是不易过关的。因此，认为阿洪第一代王苏卡法率众从勐卯直接向阿萨姆进发、于1228年建立了阿洪王国的结论显得很牵强。相比之下，正如前文所讲过的，“……苏肯姆法执政时期，他的兄弟萨姆隆法是他的部队总司令，率兵征服了卡恰尔、特里普拉和曼尼普尔，越过山地闯入了布拉马普特拉河坝区，从此地发起了一连串征战，掸人从萨地亚到迦摩缕波(Kamrup)，逐步把整个地区征服了，这很可能是经过几个世纪的若干次入侵才完成的”，这个推断似乎更加合理一些。
勐卯是阿洪人的故乡，苏卡法正是从这里向西迁徙。阿洪人编年史所记载的1228年应该只是苏卡法登基的时间，而不是他率众离开勐卯或进入阿萨姆的时间。合理的推断是他(或者其他的首领)此前率领一支人马先进入缅甸，或许在今缅甸的掸邦地区停留，再向北寻找理想的居住地。阿洪与缅甸掸邦的关系是，“在阿洪人占据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期间，他们与勐拱或勐卯龙这样的泰人国家的关系得到强化”[14]，由此可推断，阿洪人曾经和掸族一样，是今缅甸境内掸邦的居民。
有的“布兰吉”所载的传说中，苏卡法是1215年带着掸族国王所持的王权象征“梭陀”(Somdeo)，带领9000人的男女，大象两头，马三百匹，从勐卯龙出发，花了13年时间从胡贡(Hukawng)河谷越过了帕凯(Patkai)山脉，进入到了上阿萨姆，最先在迪潘(Tipam)建国，1251年迁至查莱碉(Charaideo)并建都于此[15]。苏卡法进入阿萨姆后，与布拉马普特拉河谷的原住民摩兰人(Morans)、那加人(Naga)、勃拉人(Borahis)交好，鼓励阿洪人与当地各民族通婚,同时武力征伐强悍的楚提亚人(Chutias)，建立了一个小王国，阿洪人把自己的国家叫做“勐敦顺坎(Mung Dun Shun Kham)”。然后逐步征服像勃拉希、摩兰这样的当地民族，将其同化。
总而言之，阿洪人从勐卯的迁徙，经缅甸到达阿萨姆，这是一个逐渐的、长久的过程。到达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后才真正找到了理想的栖息地。站稳脚跟后，阿洪人在这一地区大力发展稻耕农业，在与周边民族频繁交往的同时，自身也逐步发展壮大起来。
三、 阿洪王国大事记
纵观传承了近600年的阿洪王国历史，可分为五个时期：第一阶段是建国后到第七代王苏党法(1397-1407在位)执政前的169年的发展阶段；第二阶段从1397年至第十六代王苏生法(1603-1641)执政期间的1615年，是受到婆罗门教影响、逐步印度化的阶段；第三阶段是莫卧儿王朝入侵时期，时间为1615年至第30代王苏牙法被鸩杀的1672年，也可称为回教战争时期。第四阶段是1672年至英国人威尔什率领英国远征军介入阿洪国事务的1792年，这个阶段是阿洪王国内部纷争加剧、国家持续衰弱的阶段。第五个阶段是1792年至第一次英缅战争结束、仰达坡条约签订的1826年，这是英国加强对阿洪王国控制直至灭国的阶段。
阿洪国在第一个阶段里，具有与东南亚其他侗台语民族政权一样的特点，和四周的其他民族频繁交往，和战靡常。对内则加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建设，是重要的发展时期。开国君主苏卡发死后其子苏登发继位，对位于勐康的那拉族进行征讨，又将迪库(Dikhu)河以东的地方从卡查尔族(Kachari)手里夺回。到了第四代王苏康法(Sukhangpha,1293～1332在位)时代，阿洪国已经取得了布拉马普特拉上游流域的支配权。
第二阶段始于苏党法(Sudangpha,1397～1407在位)，由于其父王被暗杀，他自幼由婆罗门家庭抚养，深受婆罗门教思想的影响。他的即位被视为阿洪王国印度化开始加深，婆罗门教从此在宗教、政治上取得了崇高的地位。
第三阶段是莫卧儿伊斯兰王朝入侵时期，也叫回教战争时期。时间为1615年至1672年。1615年，印度莫卧儿王朝派一个叫塞克瓦希姆(Sekwashim)的将领率兵分多路入侵阿萨姆，在巴拉里河(Barari)河、哈穹(Hajon)被阿洪军击退，但在巴列柏塔(Balebaita)击败了阿洪军，阿洪军队退回到斯里加特(Srighat)，莫卧儿军追至，阿军又败退至科利亚巴尔(Koliabar),莫军占据高哈蒂(Gauharti)，以此为据点，企图入侵阿萨姆腹地。阿洪王国战事不利，只好提出和平解决。于是通过和谈划定了国境线：以布拉马普特拉河北岸的支流巴那底河(Barnati)到南岸的阿苏里亚里(Asuleoari)作为两国的边界。但此举并未给两国带来永久和平，相反，“长期的混战在莫卧儿人和阿豪马人(即阿洪人——本文作者注)之间开始了”[16]。此时阿洪国还遭受阿萨姆周边的达夫拉(Dafra)、坎腾那加(Khamten Naga) 等周边山地民族的入侵。1662年，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孟加拉副王米尔·朱姆拉赫(Mir Jumlah)又远征阿萨姆，阿洪军复大败。莫卧儿军队从高哈蒂、森拉加尔(Simragar)和科利亚巴尔三处进军：占领了阿洪王国首都噶尔贡(Garhgaon)。阿洪国王退到了查莱雕。但是当时正值雨季来临，莫卧儿军补给困难，不得不后退，攻势减弱，阿洪军得以喘息，重新组织进攻并夺回首都噶尔贡。由于战事过久，加之天气恶劣，双方无力再战，最后缔结和约。不久米尔?朱姆拉赫病死，莫卧儿军也撤退到了孟加拉。与莫卧儿长期反侵略战争中的最伟大的胜利是1771年的萨莱嘎战役，当时阿洪将军腊西特·波甫坎(Lacit Borphukan)率领阿洪军民在高哈蒂郊外大败莫卧儿军队，成功遏制了莫卧儿王朝势力的扩张，具有重大意义。莫卧儿军撤退后，阿洪王国恢复元气，再次征讨与莫卧儿的战争期间侵扰阿洪国的那加族等山地民族。这次战争是阿洪王国有史以来最重大的战争，虽然在战争中损失严重，但战争结束后通过整肃周边民族，疆域反而有所扩大，地位也得到了加强。
第四阶段始于第三十代王苏牙法被鸩杀的1672年，之后的十年内出现了好几位国王，不是被废黜就是被弑杀。阿洪王国进入混乱时期。任巴尔巴鲁尔、巴尔普康、巴尔高哈因、布尔哈高哈因[17]的四位大臣不择手段竞争引起的，阴谋、反叛、暗杀、内乱一直在持续，王国内部秩序混乱到了极点。高哈蒂也再次落入印度莫卧儿军队之手，周边山地各族也反复入侵。但是贾达达尔·辛格国王(Gadadhar Singh,1681-1696在位)即位后定都于帕尔科拉(Palkora)，平息了内乱，打败并驱逐占据高哈蒂的莫卧儿军，把阿洪王国与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国境线划定在玛纳斯(Manas)河。这一时期另外一件重大的事件是阿洪国内新出现的教派冲突。瓦斯纳瓦(Waishunava)派势力逐渐变强大，和萨克塔(Sakta)派之间有很尖锐的对立。贾达达尔·辛格拥护萨克塔派，迫害瓦斯纳瓦教派并杀害该派的僧侣。到了希巴·辛格国王(Sib Singh,1714～1744在位)时期，印度教受到了特殊的庇护。但在拉克什米·辛格国王(Lashmi Singh,1769～1780在位)在位的年代，属于印度教的一个教派摩亚马里亚(Moamaria)派的反叛，使阿洪王国更进一步地走向衰微。
第五个时期是英国势力影响并使阿洪王国走向灭亡的时期。由于摩亚马里亚教派的叛乱，四处都是自立为王的混乱状况，加上阿洪国附属的土侯国也趁机反叛，连首都也被焚毁。此时的阿洪国王高利纳特·辛格(Gaurinath Singh,1780～1795在位)已经不能控制局面，遂求助于英国。1792年威尔什(Walsh)大尉率部进入阿萨姆，帮助阿洪王国平叛，混乱的局面暂时得以平息。随着英军的撤退，高利纳特·辛格国王放弃了朗普尔,迁都于约哈特(Jorhat),不久，觊觎已久的东印度公司在上阿萨姆驻扎了军队。此后阿洪王国内部出现了多次内乱和外来势力的侵扰，每一次阿洪国在无力解决的时候都求助于英国，英国因而开始介入阿洪王国的内部事务。在1824～1826年间的第一次英缅战争中，阿萨姆邦成为四个主战场之一(另外三个分别是阿拉干、伊洛瓦底江下流和丹那沙林)[18]。英国以协助阿洪国驱逐入侵的缅甸军队为名，趁机控制了阿萨姆，废除了由缅甸扶持的傀儡国王约郭什瓦尔·辛格(1821～1824年在位)。第一次英缅战争以英国的胜利告终，1826年2月24日双方签订了仰达坡条约(Yandabo Treaty),英国确立了对阿萨姆的实际支配权，阿洪王国沦为英国的附庸。1833年英国在阿萨姆另外划出一小块土地，名义上由前国王普兰达尔·辛格(Purandar Singh，1818～1819年在位)直接管理。1836年，英国以不交税为由，突然罢免了普兰达尔·辛格。两年后的1838年，英国正式宣布将阿萨姆邦纳入英国版图。
四、阿洪王国世系
关于阿洪国的起始和灭亡时间，还存在很大的争论，原因是阿萨姆各地的编年史“布兰吉”所记载的并不尽相同，但是多数人认为阿洪国始建于1228年。阿萨姆本土的学者将阿洪王国灭亡的时间定在1838年，理由是到了这一年英国才宣布将阿萨姆并入英国版图。而早在1826年仰达坡条约签订时，就已经确立了英国对阿萨姆的支配权，条约签订当时阿洪王国已全面受到英国的控制，甚至连王位也虚缺。尽管后来的1833年至1836年还出现过名义上的国王，实际上只是保留了对国王的供养，并没有实际行使管理国家的效能，充其量就是名义上的土邦，名存而实亡，故1826年应视为阿洪王国年代的下限。从第一代国王苏卡法1228年开国至1826年，共计三十八代王，延承了598年。
五、 阿洪王国的政治制度
阿洪国王的王位一直保留着阿洪语的称号，“法”意即“王”。但是除传统的本族语称号外，苏党法还冠以了印度教的贵族头衔，甚至国王还起了印度化的名字，从苏洪蒙开始，一直如此。这也被视为阿洪人印度化加深的表现。
阿洪王国国王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国王拥有最高的权力。但王位并不一定是单线继承的，通常国王从少数的几个王室家庭中选出，当然新国王也是第一位国王的后裔。遴选新国王先由两位大臣布哈哥哈因和伯尔哥哈因[19]共同推选，然后再由另外三位大臣加入，共同完成新王的确定。但在王位继承人问题上多次出现的纷争，曾经出现选不到王位继承人而导致虚位的情况。这种由大臣们来参与遴选新君的制度，一方面有利于王国的延承，另一方面也容易招致宫闱之乱，造成国家的不稳定。十七八世纪发生的王位之争，严重削弱了阿洪王国，也是它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阿洪人是历史上侗台语民族大迁徙洪流中的一支，有与其他的侗台语民族群体较为相似的特点。侗台语民族是稻作民族，聚居、守土是其主要的特点，又由于阿洪人是集体迁徙，内部结构、内部关系得到较好的维持，语言、文化也相对稳定，这对内部凝聚力的形成与维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建国初期，国王之下所设官职均以阿洪语称之：大臣“邦勐(Phrang Mong)”、次一级大臣“叨勐(Thao Mong)”，以下还设有“叨(Thao)”、“录令(Ru Ring)”、“录百(Lu Bak)”、“录少(Lu Sao)”、“甫坎(Phukan)”、“甫克(Phu Ke)”、“普津勐(Phu Kin Mong)”、“纽勐(Niu Mong)”等等。所有16岁到50岁的强壮男子都必须向国家服劳役，这些服劳役的人被通称为“派”(Paik)。“派”每4人一组，轮流服役，即每人为期3个月。每5个4人小组共20人设一名官员“录少”(意为20人首领)，5名“录少”及其所辖的“派”共100名又设1名“录百”(意为百夫长)管辖，10名“录百”及其所辖的“派”1000人设1名“录令”(意为千夫长)管辖。所有的“派”及各级官员均隶属于国王“昭法”。“派”可分得份地，但土地所有权仍属于“昭法”。战争期间，“派”还必须从军[20]。可以看出，阿洪王国内部以土地为联系纽带，以劳役(兵役)代替课税，带有浓厚的军事性质。这样的制度使得阿洪人到达印度东北部后，与当地以采集、游猎为主的山地民族相比，无疑显示出了较强的凝聚力，能够使阿洪人在相对稳定的稻耕农业的基础之上，迅速得到立足和发展。
六、 阿洪人的文化特征
前文已经叙述，阿洪王国是侗台语民族建立的国家，阿洪人是侗台语民族的一个支系，其先民与中国古代的“越人”有着密切的族源关系。所以阿洪文化的底层是侗台语民族共有的“越”文化。首先，图腾崇拜相同。和许多侗台语民族一样，阿洪人也奉行青蛙崇拜，表现为“蛙亲”形式，阿洪人称之为“贝库里碧雅”(Bhekuli Beaya)。“当天旱少雨时，人们举办给青蛙结亲活动。……年轻人四处寻找青蛙，找到以后村民们聚集在一片空旷地上，敲锣打鼓吹号唱歌，祈求雷神带来云朵。这时两只青蛙已经准备好，先找到青蛙的人被认为走好运之人。他们将已分出雌雄的两只青蛙放进两个不同的经过精心装饰笼子里，分别代表着新郎和新娘的房间，然后年轻人边唱边打鼓，又一边给青蛙沐浴，再将青蛙放进轿子，将雄蛙抬到放置雌蛙的人家里，整个过程人们不停地给青蛙浇水，伴随着人们唱着婚礼仪式上的传统民歌，再把这对青蛙抬到河边或者水塘边放生，就像真的给人办婚礼那样。之后人们大摆宴席，享用糯米饭和鸭肉，用槟榔和槟榔酒、谷子来祭拜水神，以唱山歌的方式来祈求雷神和雨神尽快播雨。[21]”另外，过去阿洪人曾盛行鸡卜，民间还保存着大量的鸡卜经，至今还有些神职人员用鸡卜的办法来求祥避凶[22]，与“越人好鸡卜”的有关史料相同。阿洪人的早期建筑形式与至今仍流行于中国南方、东南亚的侗台语民族地区的干栏式建筑相同。再者，阿洪人善驶舟，在与莫卧儿军队的战争中，阿洪人的水军曾多次重创敌军[23]。 这也和“越人善用舟”[24]的史料记载相吻合，成为越人的特点之一。越文化所表现的稻耕农业生产及生活方式，在阿洪文化上得到了体现。
阿洪文化中除了自身的侗台语民族共有的“越”文化特征外，他们在向印度东北部迁移之前就已经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无论是语言上还是劳动、生活器具上至今都可以看出这种影响。前文所列的阿洪王国的官职名称中，就有些直接取自汉语，如“Pak”(百)、“Paik”(派)，就是很好的例子。表现在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阿萨姆地处印度文化往东方发展的前沿，加之已经划入印度版图已有一百多年，来自印度文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阿洪人母语的消亡，使自己的宗教文化更趋于印度化，这是阿洪人深受印度文化影响的最好证明。另外，阿洪文化中也有缅甸文化的成份，因为阿洪人的祖居地勐卯(今云南瑞丽一带)曾与缅甸交流密切，小乘佛教既由缅甸传入，文字也借鉴了经过简化改良的缅文[25]。在阿洪人迁居阿萨姆之初，与祖居地勐卯以及缅甸境内的掸族曾有密切的交往，自然也会接受缅甸文化的影响。
七、 阿洪人的语言文字
可以肯定，阿洪人到达阿萨姆的时候他们的语言是勐卯的傣(掸)语，其语言文字形式与同时期的傣(德宏、瑞丽)、掸语言是相同的。经过长期与当地其他民族的交流，在印度化的过程之中，阿洪人自己的语言发生了的变化，逐渐失去了主导的地位而最终不再作为交流的工具来使用，但仍保存在文献、宗教活动中。 前苏联的语言学家建立的“语言底层”理论认为，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往往会造成语言融合，语言接触的双方有一方最终会 “战胜”，有一方会“战败”，“战败者”虽已消失，但可能会在“战胜”语言中保留一些成分，形成一个“底层”[26]。阿洪语经长期而缓慢的变迁，成了“死的语言”(dead language),变成了阿萨姆语的底层，现在的阿萨姆语当中有相当数量借自阿洪语的词汇[27]。阿洪语失去主导地位而逐渐归于阿萨姆语，这个过程应该很早就发生了。今天的阿萨姆，我们已经看不到带有侗台语色彩的地名，而在华南、西南和东南亚地区，以侗台语命名的地名数不胜数，成了研究侗台语民族定居或者迁徙的“活化石”。有不少学者认为阿洪语是十八、十九世纪才消失的，他们所列举的主要原因有二：宗教、语言、文化的印度化和英国殖民势力的压迫。这些观点并非全面，因为实际上阿洪王国的印度化早就进行，甚至到英国人来到时阿洪文化就已经以印度化的面貌出现了，上述所讲的关于地名的探讨就是很好的证明。
十三世纪阿洪人来到阿萨姆时已经使用比较成熟的文字“傣那文”，“他们带来自己的宗教、传统、服饰、习俗，同时还有他们编年史、文学和语言”[28]。在他们的祖居地勐卯，十一世纪左右就已经出现采用巴利文书写的文字，后来受到缅文的影响得到简化改良而趋于成熟。这种文字大量使用于阿洪人的包括编年史“布兰吉”在内的各种文献中。
阿洪语言文字的变迁、消亡，每一步都是在印度文化的影响下进行的。
八、现代社会的阿洪人
由于印度政府执行迥异于其他国家的民族政策，对民族划分的标准也不同，印度官方往往没有公布少数民族的人口数据。根据阿萨姆邦政府2001年公布的数据，该邦人口总数为两千六百四十一万[29]。但是对于阿萨姆邦的各民族人口的有关官方数据，我们不得而知，所能掌握的只有印度本土学者提供的数据。来自阿萨姆邦的诺莫·昌德拉·格贵博士说，“印度泰系民族[30]人口为一百三十二万[31]”，其中信奉佛教的二万多人。据此可推算，除了极少数居住在阿鲁纳恰尔邦、梅加拉亚邦等地外，余下的大部分应是主要聚居在阿萨姆邦的阿洪人的人口总量了。中国学者引用的阿洪人口数据也是比较混乱，不同作者有不同的数据，甚至同一作者的数字也是前后不一[32]。
英国吞并阿萨姆以后，出于强化统治的需要，加强对阿洪人上层贵族的拉拢、分化，有的继续享受俸禄，有的则遭监禁[33]。文化上更是不遗余力地进行同化，推广英语教育，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强化阿萨姆与印度大陆本土的一体化。这些措施客观上对阿洪人淡化阿洪王国的历史记忆、增强对印度政治文化的认同产生了加速催化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旅行探险家埃托·埃勒斯(Etto Ehlers)1901年在柏林发表的《骑马游印度支那》[34](第一卷)一书中，对阿萨姆的风土人情进行了颇为详细的描述，记录了像那加、克彻(Koch)等当地民族，但是该书通篇都没有关于阿洪人的只言片语，可见当时阿洪人已经不再被看作独立的民族或者族群。印度独立后，东北部的行政版图几经变化，曾经是完整一体的概念的“阿萨姆”被分成了五、六个行政区域，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阿萨姆邦，造成了新的社会矛盾，其核心就是资源与利益分配的问题。现在，世界近一半的红茶出自阿萨姆邦，该邦的石油产量也占了印度石油总产量的一半。但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给包括阿洪人在内的“原住民”带来相应的利益。他们将这些问题归咎于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以及印度中央政府的政策，于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今，阿萨姆邦经常出现爆炸、骚乱等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被边缘化的危险，在如何捍卫自己的利益这个问题上，阿洪王国的后人们是以“阿洪人”还是“阿萨姆人”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很显然，阿萨姆当地的不同民族选择了团结与合作，统一以“阿萨姆人(Assamese)”的身份登上印度的社会舞台。今天的阿萨姆邦已不存在纯正的“阿洪人”血统，也不存在纯粹的“阿洪人”社区，“阿洪人”已逐渐归于“阿萨姆人”而出现在当今印度社会的大舞台。就具有政治意义的民族身份而言，“阿萨姆人”已经取代“阿洪人”，成为了阿洪人新的民族身份。尽管曾经辉煌一时的阿洪王国在印度东北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关于这段历史的记忆并不妨碍阿洪人积极融入印度主流文化、在新的历史舞台寻找自己定位的步伐。
九、结 语
从有关文献资料来看，侗台语民族在印度东北部活动早在汉唐时期就开始了，但是影响并不算大。规模和影响最大的迁徙是十三世纪的阿洪人，他们在十三世纪初(很有可能是更早)从祖居地勐卯(今云南瑞丽)向缅甸迁徙，再向西北进发，于1228年在布拉马普特拉河上游流域建立国家政权。由于该地区气候温暖，植物茂盛，雨水充沛，适合作为稻作民族的阿洪人的生存发展。因为阿洪人是集体迁徙，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宗教和比较严密的内部组织结构。到印度东北部后，与当地各民族交往密切，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本民族的宗教、语言文字，受印度文化影响一直是阿洪人发展的趋势。阿洪王国沿承了将近六百年，是有史可考的时间最长的侗台语民族建立的国家。由于外部势力的侵犯，加上内部的争斗和宗教矛盾的加剧，阿洪王国逐步走向了衰亡。阿洪人在新的形势下，已趋于对“阿萨姆人”的认同。在长达六百年的统治中，阿洪王国对阿萨姆以及周边地区的历史、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阿洪王国研究，也是侗台语民族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整体上研究侗台语民族的历史文化，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注 释：
① 参见范宏贵：《同根生的民族》，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
②何平：《从云南到阿萨姆：傣掸民族历史再考与重构》，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98页。
③ G.E.哈威著，姚枬译注，陈炎校订：《缅甸史》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120页。
④ 《傣族简史》编写组：《傣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页。
⑤ 樊绰：《蛮书·城镇》。
⑥ 江应樑：《傣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104页。
⑦ 转引《傣族简史》编写组：《傣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页。
⑧ 《傣族简史》编写组：《傣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75页；另外转引G.E.哈威著，姚枬译注，陈炎校订，《缅甸史》，第100页：Dalrymple：Oriental Repertory，第477页；Pemberton：Report on the Eastern Frontier of British India，第108页。
⑨ 《傣族简史》编写组：《傣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页
⑩何平：《从云南到阿萨姆：傣掸民族历史再考与重构》，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85页
[11]国瑜：《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8页
[12]范宏贵：《同根生的民族》，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246页
[13]Sai Kam Mong: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han Scripts, Silkworm Books, Chiang mai, 2004,第13页。
[14]Puspadhar Gogoi: Tai of North East India, Chumpra Printers and Publications Pvt. Ltd., Dhemaji, 1996, 第2，3页。
[15]栗田靖之：《北東イソド諸民族の基礎資料》，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研究報告别册9号，1987年，第33页。
[16]恩克·辛哈、阿·克·班纳吉著：《印度通史》，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659页。
[17]阿洪王国最重要的大臣职位。
[18]参见恩·克·辛哈、阿·克·班纳吉著：《印度通史》，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931页。
[19]大臣职位名称——本文作者注。
[20]Chow Nagen Hazarika: We Revive, We Survive, Prition, India,1996,p.261——转引何平：《从云南到阿萨姆：傣掸民族历史再考与重构》，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99页 。
[21]Puspadhar Gogoi: Tai of North East India, Chumpra Printers and Publications Pvt. Ltd., Dhemaji, 1996,第41～42页。
[22]Puspadhar Gogoi: Tai of North East India, Chumpra Printers and Publications Pvt. Ltd., Dhemaji, 1996,第40页。
[23]栗田靖之：《北東イソド諸民族の基礎資料》，国立民族学博物館研究報告别册9号，1987年，第39页。
[24]《淮南子·齐俗训》。
[25]Leslie Milne, Shans at Hom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10 by John Murray, Albemarle Street, W., London, Republished in 2001 by White Lotus, Bangkok, Thailand,P212-213。
[26]李锦芳：《侗台语言文化》，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94页。
[27]Puspadhar Gogoi: Tai of North East India, Chumpra Printers and Publications Pvt. Ltd., Dhemaji, 1996, 第53～60页。
[28]Sai Kam Mong: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han Scripts, Silkworm Books, Chiang mai, 2004,第76页。
[29]数据来源于印度阿萨姆邦政府网站：http//assamgovt.nic.in/profile.htm。
[30]即侗台语民族——本文作者注。
[31]Nomal Chandra Gogoi: Tai, Thai and Dai: Origin Evolu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ai Culture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Ahoms of Assam,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Comparative Studies on the Dai Culture in Four Rivers Valleys in Yunnan, 2003
[32]参见李锦芳：《侗台语言文化》，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14页；范宏贵：《同根生的民族》，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20，第264页，等。
[33]Puspadhar Gogoi: Tai of North East India, Chumpra Printers and Publications Pvt. Ltd., Dhemaji, 1996, 第6页
[34]Etto E. Ehlers, On Horseback through Indochina,Volume 1. Assam, Burma, and the Andamans and Nicobar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01 by Allgemeiner Verein für Deutsche Literatur, Berlin, republished in 2002 by White Lotus, Bangk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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