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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代画像石与中国古代的丧葬文化是紧密结合的，陕北地区出土的画像石均为丧葬类墓室画像石。作为精美的装饰图案，西王母的形象大量出现在陕北墓葬的画像石上。本文首先对陕北汉画像石上的西王母形象和神仙系统进行分析，然后从神灵信仰、阴阳五行、丧葬礼俗等方面出发，深入探究西王母形象所蕴含的精神意义与两汉时期民间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
【关键词】陕北汉画像石；西王母；汉代社会生活
作为中国四大汉画像石产地之一，陕北地区迄今发现的汉画像石接近一千多块，内容包罗万象，反映了汉代陕北民风民俗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广泛的画像石题材中，西王母图像是陕北汉画像石的重要主题之一。在整个演变过程中，西王母的形象根据时代发展、地域文化、社会生活的演变而呈现出不同的姿态，西王母所蕴含的精神内涵也随之改变。
一、陕北汉画像石中的西王母形象分析
翻阅先秦典籍，我们发现最早记载西王母形象的文献是《山海经》：
玉山，是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哮，蓬发戴胜，司天之厉及五残。…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有人戴胜，虎齿，狗尾穴处，名曰西王母。
——《山海经·西次三经》
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面有三青鸟，为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
——《山海经·海内北经》
《山海经》首先刻画了一个令人恐惧的西王母。从形象上看，其状如人，豹尾虎齿，善于吼叫，直耸长发，头戴装饰，接近于人、神、兽的混合体。从职能上看，她“司天之厉及五残”，“厉”即灾祸，“五残”即凶亡之兆。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注：“五残···见则五分毁败之徵，大臣诛亡之象。”郭璞注：“主灾厉五刑残杀之气也。”由此从形象和职能上可见西王母是一位凶神，同时也主管世间的天灾人祸。
二、西王母画像石反映的陕北汉代民间社会生活
在汉代社会生活中，人们都希望丰衣足食，健康长寿，但现实生活往往会降临各种天灾人祸，在人力无法改变现实生活的状况下，人们往往会求助于各种神灵，依靠信仰的力量来满足心灵的慰藉。所以西王母信仰不仅在普通百姓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制约着人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各种行为，而且又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进入统治阶层之中，并形成一套以道德伦理为核心，尊卑分明、长幼有序的礼俗制度。
1.求仙问道的神灵信仰
在汉代陕北民间社会信仰当中，人们对西王母的及其神仙系统的尊奉和祭拜主要是为了长寿升仙，《焦氏易林》卷一三曰：“西逢主母，赐我九子，相对欢喜，王孙万户，家蒙福祉。”九尾狐被刊刻于画像石上以示祯祥，象征子孙繁息昌盛。羽人，是战国秦汉时期神仙思想的产物，是指长羽毛、有翅膀的仙人，可以自由自在的在空中飞翔。汉代人受到升仙思想的影响，希望能“体生毛、臂变为翼”，飞升上天。汉画像石中常见的羽人形象，他们或侍奉西王母和东王公，或饲凤、戏虎、乘龙、乘鹿车，或腾空飞升上天，因此羽人也成为仙人的象征。玉兔和蟾蜍，均为仙界圣兽，芝草为仙界盛物，玉兔以仙界圣物捣制仙药。张衡在《灵宪》中写到：“嫦娥，羿妻也，窃西王母不死之药，奔日。…嫦娥遂脱身于月，是为蟾蜍。”自此玉兔和蟾蜍就被赋予了长生不老的含义。
2.阴阳调和的二元世界
在陕北汉画像石中，有许多表现阴阳观念的图像，其中东王公和西王母配对出现的画像石组合模式就是对阴阳调和理念的生动体现。在汉人的思想中，整个世界都离不开阴阳的结构，西王母与东王公互为对偶神是道教传统阴阳观念的体现。《礼记·礼器》记载道：“此阴阳之分，夫妇之位也。”这种组合模式正表现出汉代人们对美好夫妻生活的向往。这种“阴阳理论调和”的基本概念是人们从现实生活和思想信仰中逐渐演变而形成的，这体现了陕北汉代社会阴阳五行文化对西王母图像系统改造的痕迹。西王母属阴，就需要有一位属阳的形象与之相配，因此东王公的形象便应运而生。
3.厚葬重殓的社会礼俗
陕北汉画像石墓和西王母形象的大量使用是汉代人们厚葬习俗的产物。汉代政府实行举孝廉制度，渴望步入仕途的人们就以丧葬礼仪为手段竞比高低，以显孝心，扬名立世。《后汉书·荀淑传》记述：“汉制···选吏举孝廉···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因此“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的风气在汉代愈演愈烈。
在陕北地区出土的有纪年的画像石中，通过考证墓主人的身份，发现他们的官职多以羽林、盐官、校尉、太守、长史、令、尉、丞等为主，这些官阶多为边将府吏、地方富豪，其俸禄大都在两千石以下。
然而一座汉画像石墓的建造，从墓葬的设计、石料的采集与运输，到画像的刊刻、墓室的营造，必须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只有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达官显贵、富商大贾才能办到。因此，汉代画像石墓葬的奢侈花费与中小层官吏的微薄收入之间形成鲜明对比，这种低身份、高规格的墓葬，是汉代厚葬成风的客观反映。当时人们受“以为死者有知，与生者无异”这种观念的驱使，把阳间未实现的愿望和“长利子孙”的美好寄托赋予在西王母形象上，同时将逝者生前无法享受的奢靡豪华的生活刻画在画像石墓葬中，以期永世享用，泽被后代。
4.掮幡招魂的丧葬仪式
楚国尚巫，招魂的习俗在战国的荆楚之地十分流行。而随着汉代中原人口戍边屯田和匈奴人内迁入陕北地区，内地丧俗和少数民族的巫术便相互融合，这种掮幡招魂的丧葬礼仪在汉代陕北边郡地区就流行开来。人死之后，灵魂与体魄分离，在天地间游荡，最终要与体魄结合才能得以善终。因此，这里仙人所擎的经幡是为世俗凡人所用的。
1997年绥德四十里铺出土过与招幡相关的画像石，在这块田鲂墓文字刻石下部就刻有招魂词：“哀贤明而不遂兮，嗟痛淑雅之夭年。···精浮游而（踉跄）兮，魂（飘摇）而东西。恐精灵而迷惑兮，歌归来而自还。掾兮归来无妄行，卒遭毒气遇凶怏。”各据史料记载，西河郡太守属吏田鲂卒于上郡白土县，归葬故里时“恐精灵而迷惑兮”，因而便以经幡做引导，方士吟唱招魂歌词以求魂魄得意宁静安详。
三、小结
两汉时期，陕北地区的民族构成主要以汉人、匈奴、龟兹和羌人为主，从汉民角度来讲，人们祈求夫妻团圆、家庭和睦、生活安宁、长寿不老、荣华富贵，逝者也能厚葬重殓，灵魂安息，并且福荫子孙、泽被后世。从少数民族的角度来看，他们一直追求对原始自然神的崇拜，每逢战争攻伐、巡游盛典或者祭祀活动，亦愿占卜问卦，寻求神灵庇佑，从这点上看他们完全是受到了汉人阴阳五行和谶纬思想深深地影响。
西王母民间信仰在陕北的兴起和西王母画像石的大量出现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和人文环境，她身上所被赋予的多重精神内涵可以说正是陕北民间社会信仰和人民精神世界的最佳代言人。因此，陕北汉画像石中的西王母的精神内涵博大精深，随着人们对西王母形象探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将能还原一个更加立体、真实的西王母形象，从而加深我们对陕北汉代民间社会生活的了解和认识。
参考文献：
[1] 《山海经》（郭璞注）长沙.岳麓书社 1996年
[2] 西汉司马迁《史记·天官书》：“五残星，出正东东方之野。” 北京：中华书局 1982年，1333
[3] 张衡《灵宪》佚文，载《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北京：中国书局 1958年
[4]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荀淑传》 北京：中华书局 1965年，2051
[5] 李林、赵立光等《陕北汉代画像石》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5年
[6] 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963
[7] 吳镇烽《秦晋两省东汉画像石题记集释—兼论汉代圜阳、平周等县的地理位置》，载《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1期
【关键词】陕北汉画像石；西王母；汉代社会生活
作为中国四大汉画像石产地之一，陕北地区迄今发现的汉画像石接近一千多块，内容包罗万象，反映了汉代陕北民风民俗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广泛的画像石题材中，西王母图像是陕北汉画像石的重要主题之一。在整个演变过程中，西王母的形象根据时代发展、地域文化、社会生活的演变而呈现出不同的姿态，西王母所蕴含的精神内涵也随之改变。
一、陕北汉画像石中的西王母形象分析
翻阅先秦典籍，我们发现最早记载西王母形象的文献是《山海经》：
玉山，是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哮，蓬发戴胜，司天之厉及五残。…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有人戴胜，虎齿，狗尾穴处，名曰西王母。
——《山海经·西次三经》
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面有三青鸟，为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
——《山海经·海内北经》
《山海经》首先刻画了一个令人恐惧的西王母。从形象上看，其状如人，豹尾虎齿，善于吼叫，直耸长发，头戴装饰，接近于人、神、兽的混合体。从职能上看，她“司天之厉及五残”，“厉”即灾祸，“五残”即凶亡之兆。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注：“五残···见则五分毁败之徵，大臣诛亡之象。”郭璞注：“主灾厉五刑残杀之气也。”由此从形象和职能上可见西王母是一位凶神，同时也主管世间的天灾人祸。
二、西王母画像石反映的陕北汉代民间社会生活
在汉代社会生活中，人们都希望丰衣足食，健康长寿，但现实生活往往会降临各种天灾人祸，在人力无法改变现实生活的状况下，人们往往会求助于各种神灵，依靠信仰的力量来满足心灵的慰藉。所以西王母信仰不仅在普通百姓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制约着人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各种行为，而且又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进入统治阶层之中，并形成一套以道德伦理为核心，尊卑分明、长幼有序的礼俗制度。
1.求仙问道的神灵信仰
在汉代陕北民间社会信仰当中，人们对西王母的及其神仙系统的尊奉和祭拜主要是为了长寿升仙，《焦氏易林》卷一三曰：“西逢主母，赐我九子，相对欢喜，王孙万户，家蒙福祉。”九尾狐被刊刻于画像石上以示祯祥，象征子孙繁息昌盛。羽人，是战国秦汉时期神仙思想的产物，是指长羽毛、有翅膀的仙人，可以自由自在的在空中飞翔。汉代人受到升仙思想的影响，希望能“体生毛、臂变为翼”，飞升上天。汉画像石中常见的羽人形象，他们或侍奉西王母和东王公，或饲凤、戏虎、乘龙、乘鹿车，或腾空飞升上天，因此羽人也成为仙人的象征。玉兔和蟾蜍，均为仙界圣兽，芝草为仙界盛物，玉兔以仙界圣物捣制仙药。张衡在《灵宪》中写到：“嫦娥，羿妻也，窃西王母不死之药，奔日。…嫦娥遂脱身于月，是为蟾蜍。”自此玉兔和蟾蜍就被赋予了长生不老的含义。
2.阴阳调和的二元世界
在陕北汉画像石中，有许多表现阴阳观念的图像，其中东王公和西王母配对出现的画像石组合模式就是对阴阳调和理念的生动体现。在汉人的思想中，整个世界都离不开阴阳的结构，西王母与东王公互为对偶神是道教传统阴阳观念的体现。《礼记·礼器》记载道：“此阴阳之分，夫妇之位也。”这种组合模式正表现出汉代人们对美好夫妻生活的向往。这种“阴阳理论调和”的基本概念是人们从现实生活和思想信仰中逐渐演变而形成的，这体现了陕北汉代社会阴阳五行文化对西王母图像系统改造的痕迹。西王母属阴，就需要有一位属阳的形象与之相配，因此东王公的形象便应运而生。
3.厚葬重殓的社会礼俗
陕北汉画像石墓和西王母形象的大量使用是汉代人们厚葬习俗的产物。汉代政府实行举孝廉制度，渴望步入仕途的人们就以丧葬礼仪为手段竞比高低，以显孝心，扬名立世。《后汉书·荀淑传》记述：“汉制···选吏举孝廉···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因此“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的风气在汉代愈演愈烈。
在陕北地区出土的有纪年的画像石中，通过考证墓主人的身份，发现他们的官职多以羽林、盐官、校尉、太守、长史、令、尉、丞等为主，这些官阶多为边将府吏、地方富豪，其俸禄大都在两千石以下。
然而一座汉画像石墓的建造，从墓葬的设计、石料的采集与运输，到画像的刊刻、墓室的营造，必须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只有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达官显贵、富商大贾才能办到。因此，汉代画像石墓葬的奢侈花费与中小层官吏的微薄收入之间形成鲜明对比，这种低身份、高规格的墓葬，是汉代厚葬成风的客观反映。当时人们受“以为死者有知，与生者无异”这种观念的驱使，把阳间未实现的愿望和“长利子孙”的美好寄托赋予在西王母形象上，同时将逝者生前无法享受的奢靡豪华的生活刻画在画像石墓葬中，以期永世享用，泽被后代。
4.掮幡招魂的丧葬仪式
楚国尚巫，招魂的习俗在战国的荆楚之地十分流行。而随着汉代中原人口戍边屯田和匈奴人内迁入陕北地区，内地丧俗和少数民族的巫术便相互融合，这种掮幡招魂的丧葬礼仪在汉代陕北边郡地区就流行开来。人死之后，灵魂与体魄分离，在天地间游荡，最终要与体魄结合才能得以善终。因此，这里仙人所擎的经幡是为世俗凡人所用的。
1997年绥德四十里铺出土过与招幡相关的画像石，在这块田鲂墓文字刻石下部就刻有招魂词：“哀贤明而不遂兮，嗟痛淑雅之夭年。···精浮游而（踉跄）兮，魂（飘摇）而东西。恐精灵而迷惑兮，歌归来而自还。掾兮归来无妄行，卒遭毒气遇凶怏。”各据史料记载，西河郡太守属吏田鲂卒于上郡白土县，归葬故里时“恐精灵而迷惑兮”，因而便以经幡做引导，方士吟唱招魂歌词以求魂魄得意宁静安详。
三、小结
两汉时期，陕北地区的民族构成主要以汉人、匈奴、龟兹和羌人为主，从汉民角度来讲，人们祈求夫妻团圆、家庭和睦、生活安宁、长寿不老、荣华富贵，逝者也能厚葬重殓，灵魂安息，并且福荫子孙、泽被后世。从少数民族的角度来看，他们一直追求对原始自然神的崇拜，每逢战争攻伐、巡游盛典或者祭祀活动，亦愿占卜问卦，寻求神灵庇佑，从这点上看他们完全是受到了汉人阴阳五行和谶纬思想深深地影响。
西王母民间信仰在陕北的兴起和西王母画像石的大量出现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和人文环境，她身上所被赋予的多重精神内涵可以说正是陕北民间社会信仰和人民精神世界的最佳代言人。因此，陕北汉画像石中的西王母的精神内涵博大精深，随着人们对西王母形象探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将能还原一个更加立体、真实的西王母形象，从而加深我们对陕北汉代民间社会生活的了解和认识。
参考文献：
[1] 《山海经》（郭璞注）长沙.岳麓书社 1996年
[2] 西汉司马迁《史记·天官书》：“五残星，出正东东方之野。” 北京：中华书局 1982年，1333
[3] 张衡《灵宪》佚文，载《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北京：中国书局 1958年
[4]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荀淑传》 北京：中华书局 1965年，2051
[5] 李林、赵立光等《陕北汉代画像石》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5年
[6] 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963
[7] 吳镇烽《秦晋两省东汉画像石题记集释—兼论汉代圜阳、平周等县的地理位置》，载《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