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亿元温州民间游资的困境
　　温州人敏锐的市场嗅觉与精明的投资眼光不得不让你惊叹。炒房产、炒煤炭、炒商铺、炒棉花、炒石油、炒油田、炒车、炒电、炒汇……什么都敢炒，就是不炒股；一旦浮现什么赚钱的机会，就会有温州人捷足先登，不动声色，一掷豪迈。
　　自1999年起，温州民间资本开始陆续进入上海、杭州等地。就在人们尚未察觉之时，沪、杭等地的房价已经节节飚涨。此后，温州购房团犹如旋风席卷全国，北抵外蒙，东进辽沈，西拓边疆，南至越南……2004年，就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出笼前后，游离于温州之外的大部分民间资金已经悄悄撤出了价格已经岌岌可危的房产楼市，追寻一切可乘之机，转战其他市场，山西掘井采煤，新疆探油炒棉……，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东奔西突的各路“温州军团”所裹挟而来的风潮早已覆盖了整个中国大陆。
　　谁能断定那些出手大方的温州人怀里究竟揣着多少钞票？是坊间传闻的5000亿呢还是官方核定的3000亿？他们的巨额资金究竟从何而来？其搅动中国大陆各大区域市场的力量究竟有多大？
　　社会各界关注温州民间资本的传闻与猜测早已沸沸扬扬，《资本市场》文章认为，即使那些追踪这一动向多年的学者也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数据。“人民银行2004年的观点是3000亿，这还仅仅是表皮的东西；实际上，私营钱庄、地下票据、炒卖外汇、民间借贷是统计不出来的”。不过，有关资料可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出自人民银行温州支行的权威统计数据。2004年12月，以人民银行温州支行副行长蔡灵跃领衔，与其同事刘守谦、陈明衡所做的课题《温州民间资本的发展与引导研究》就温州民间资本规模所得出的匡算结果是：2003年末，温州民间资本规模2770亿元，而资本积累仍在加速进行。毫无疑问，这一结论现在看来当然已经过时。据称，这是至今为止温州官方对当地民间资本最全面的一次“摸底”。课题组认为，“2770亿元较好地反映了2003年末温州民间资本的真实规模，到2004年底，温州民资将笃定超过3000亿元”。温州市内民间游资3000亿的观点就是这样来的。
　　实际上，早前就有业内人士预测说，温州市拥有5000亿元的民间资金，这一说法流传至今甚为广泛。据说，其中约有2000亿在温州地面上进行各种实业投资或民间借贷，并非以存款的形式放在银行；外流到全国各地的资金则在3000亿元左右，譬如驰骋全国各地以投机炒作、短期套利而著称的“温州军团“就是其中一个颇具意味的象征。
　　浙江省社科联新近完成的课题《温州隐性经济现象研究》更令人震惊。这一调研报告的执笔者、温州市委党校的任晓估算，从1990年到2003年，温州市隐性经济规模平均占GDP总量的44.7%，1995年最高达到50.72%。14年来，隐性经济绝对量已从1990年的35.87亿元跃升到2003年的514.12亿元。
　　借贷在温州早已司空见惯。“可以说，在温州，整个官方金融系统(包括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在内)基本上没有为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解决资金的融通途径；民间金融借贷对民营企业的贡献大于企业自有资金与银行资金“，温州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程蕾教授以统计数据如此断言。温州的民间借贷曾经一度在1980年代末与1990年代初抵达了它的鼎盛时期。当时，温州大约有200多家基金会，170多家信用社，民间月利率常常高达3分左右，亦即年利率为36%；而月利、年利飙高之际，恰恰就是温州民营经济蓬勃发展之时。“银行的门槛高不可攀，民营企业自然会求助于民间借贷；民间资金乘机集结为台会，组建起民间银行，既是时势所迫，也是顺势而为；即使乐清‘会主’1980年代被枪毙，好像也无法遏止民间资金的市场行为”。
　　温州的民间资金很雄厚，银行利息又太低，所以，寻找投资出路也在情理之中。自1996年5月起，人民银行连续数次下调存贷款利率，这一因素迫使温州那些握有巨额资金的个人倾向于寻找回报率更高的机会。除了在当地放贷之外，流窜全国势出必然。
　　最初温州人到上海买房也不是纯粹为了投机炒作，而是子女的教育，要落脚就得买房；教育投资之后才炒房，上海楼市获得成功之后才转向各地。
　　“温州人外地炒房，主要就是以短线操作为主，在上海套现的时间较快；温州人还是相当理性的，最初频频出击各地，但绕了一圈下来，也不轻易地下手炒作了，他们主要在上海、江苏(南京、无锡、苏州)、北京等等一线城市操盘，二、三线城市不多，西部城市更少些，前段时间澳门楼盘来温州推介，购买的人并不多；海外的楼盘诸如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成交的也不多，因为当地房市早已成熟，价格已趋稳定，升值的空间不大；2004年温州人开始对外地楼盘不感兴趣了，温州投资商上了当就不大理会了"，房产投资顾问胡冬明说。
　　2004年以后，温州炒房团之外，炒煤、炒油、炒棉等等温州兵团驰骋全国。温州民间资金游荡在中国大陆各地，宛如幽灵，也在某种程度上扰乱了人们平静的生活，因此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政府力量的阻击。
　　2004年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未及出台，温州炒房团中已有敏锐的投资者悄然抽身离去，回报率曾经在5%、8%、10%之间踊跃跳荡的情景似乎已成明日黄花；2005年，新八条出台，国家的宏观调控，就像一道又一道金牌，诸种打压迫使温州炒房团大量抛房。
　　“温州民间资金寻找出路的渠道不畅，本地已经饱和，发展同类产业竞争又太激烈，游离于生产经营之外的资金自然流窜到全国各地炒房地产，而房地产无论升值还是跌价，都无法遏止资本的逐利性，炒煤矿、炒油田、开矿采油，虽然各种炒作带有投机行为，不是根本出路，而且宏观调控将其逼回了温州，但仍然很难找到出路，它仍然会寻找一切时机兴风作浪。”
　　温州民间资金似乎已经陷入窘境，困兽犹斗，实际上并不见得如此。想要了解哪些人炒房失手被套也不容易。“平阳炒煤，乐清炒油；股票没人理睬，房产仍旧红火；短期套现带有投机色彩，长期经营则为投资实业”，有人总结温州民间资金的各种行为，颇有感慨。
　　温州的民间资金游荡内陆各地，在人们的想象中撒豆成兵，抱团出击，实则各自为战。温州的学者们对这一松散的联盟没有表示任何褒扬或贬低，国家宏观调控的结果究竟会使它出现何种变数也未可知。在学者们的眼中，温州游资似乎只是一种自生自灭的现象，极其正常，不值得为之大惊小怪。
　　
　　外企在华行贿：游戏规则很痛苦
　　又一家美国企业因为在中国行贿而被该国执法部门罚款。《国际先驱导报》报道，美国加州的医疗诊断设备企业（DPC）和美国司法部宣布，由于该公司在中国天津的子公司——天津德普诊断产品有限公司在过去曾经通过贿赂取得中国医院的订单，因而被罚款480万美元。
　　这是继去年的美国朗讯公司涉嫌在华贿赂中国官员和今年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恩照收取美国公司贿赂后，跨国公司在华行贿的又一案例。事实上，曾经在华工作的伊桑·葛特曼的《失去新中国：美国商业、渴望和背叛的故事》一书出版后，许多跨国公司就开始面对美国公众的责问，他们想知道的是，为什么跨国公司在中国如此没有原则，而极端的说法就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到中国的环境身上。
　　在葛特曼这本许多美国跨国公司管理人员耳熟能详的著作中，他对中国的商业环境进行了极至的批判。这位作者于1998至2001年间在华工作，三年里他先后在一家电视记录片公司和一家为美国公司开拓对华业务提供咨询和帮助的公关公司任职。刚到北京时，葛特曼满脑子都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处处充满了商机以及他们将带给中国自由之类的想法，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错了：新一代冒险家不得不痛苦地放弃自己的企业道德文明，“入乡随俗”，去接受中国的游戏规则。
　　


　　葛特曼在书中披露出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如摩托罗拉公司代表向他吹牛说他们是怎样例行公事般地向中国官员行贿以打开市场；亚洲全球交易公司的经理销毁公司的支出记录以掩盖公司的亏损；驻华企业为了应付检查，动用公款为总公司的代表提供五星级酒店和妓女服务等等。葛特曼说，在他所在的北京商业圈子里，成功与否不仅仅是按市场的占有率来衡量，还有许多别的因素。
　　这本书在美国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商学院的哈里·阿拉莫斯博士对记者说：“从这本书开始，许多美国人和美国公司开始关注跨国企业在中国的为商之道，并且对一些公司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是阿拉莫斯博士也提出，“很多说法太理想化了，即使是在美国本土和其它西方国家，公司在竞争中采取一些贿赂的手段都很难杜绝，因为商人本身是趋利的，只能依靠监管让他们在更为公平的环境下竞争。”
　　
　　外资为何不买山东铁路
　　2005年6月初，山东省国资委在赴香港招商时公布了6条地方铁路、涉及50多亿元人民币的招商引资计划，其中3个项目允许外资独资建设，两个可向外资转让既有产权。这是中国铁路运输行业第一次拟向外资全资转让铁路股权。据说拟向外资全资转让的都是新建项目，而且盈利前景大都较好。
　　但是，《经济观察报》记者调查得知，许多项目招商已有两三年，一直在与外资谈判。可至今为止，尚无一家能与外资结亲。而且，还有许多地方铁路项目因受整个铁路体制所累而使外资进入受阻。
　　在这次山东的招商项目中，枣庄至临沂地方铁路项目被同意全资向外企转让，但这个项目的招商负责人魏昌银却告诉记者，“向外资转让难度太大。”“枣庄市地方铁路管理局曾去香港、深圳招商，已同多家外资谈判，但如今目标还是锁定在了日照港等几家内资企业。”据魏昌银介绍，枣临铁路位于山东省南部的枣庄和临沂两市境内，西起京沪铁路支线薛枣线终点枣庄站，东止兖（州）日（照）线临沂西（红埠寺）站，全长82.77公里。枣庄是华东地区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和全国十大出口煤炭基地之一，探明储量在45.2亿吨，占山东省的27%。而在目前，中国煤炭资源的运力紧张，需求则持续膨胀。枣庄至临沂铁路应该炙手可热。但魏昌银透露，枣庄市地方铁路管理局在同外资企业谈判时，外资企业不约而同地开出只投资、不参与运营管理，铁路建成后收取固定回报的条件。由于外资企业提出的固定回报较高，远高于贷款利率，而铁路项目本身回报率较低，将来是否能真正赢利还未可知，所以地方铁路局并未同意。
　　据专家分析，外资企业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表明外资投资的慎重，对于铁路行业未敢轻易涉足。外资企业投资是以赢利为目的，但目前中国却存在大量亏损的现实。虽然局部新建铁路可以赢利，但成本核算确是一大障碍。专家指出，铁路行业有其特殊性，由于全国铁路网贯通相连，地方铁路交织在国有铁路之中，单独一列车次成本如何核算？营运中火车跨越地方支线，进入其他支线、干线时收益如何分配？这些都是外资企业进入之前应厘清的问题所在。但事实上，中国铁路的单独核算目前却难以一一明晰。
　　


　　据记者调查，另外其他5条铁路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对于地方铁路招商没能得到外国企业响应，华东交通大学贾利民教授指出，是整个铁路的体制滞后将地方铁路自主优势淹没其中。他认为，和其他行业外资削尖脑袋要钻进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惟独铁路遇冷。主要原因在于，铁路不同于一般行业，进入者面对的不是一个单纯的企业合作和旅客、货物运输。由于全国铁路网是一个整体，由铁道部集中调度，采用“统一调度”、“统一核算”的运营机制。而运量分配直接决定线路的经济效益，外资民资的进入很可能会遭遇公平问题，将导致扭曲的同业竞争。而且，铁路尚未政企分开，铁路运输企业基本没有自主经营权，外资参与运营铁路也将会丧失对自己财产行使完整法人权利。所以，根本体制问题不解决，单纯的政策付出很难形成吸引外资大量进入的动因。
　　
　　《环球企业家》：重估中国市场
　　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否认中国对于经济全球化，对于跨国公司的重要意义。但问题在于，有多少人真正了解这个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环境的复杂程度，变化的迅速程度。现在，在华跨国公司的利润在飞速增长，但现有的回报还不能让他们满意。
　　同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赢利状况高度集中，来自美国商会的数据，2003年，约12家美国公司占了至少一半的在华利润，其中三大汽车制造商占了四分之一。通用中国公司在2003年赚了4.37亿美元。
　　这样的横财往往是短期的。移动手机制造商在本世纪前10年之初获得了巨额利润，不料此后就因本土公司的竞争而利润剧减。汽车制造领域似乎也正发生类似的情况，产能大幅增加和需求低迷导致价格大跌。
　　周期性的产能过剩，市场环境的复杂多样，不讲规则的丛林竞争，严苛善变的政府管制，知识产权得不到充分保护，资本市场不够开放，日益高涨的成本……如果私下交流，几乎每个跨国公司的中国区总裁们都能倒出一肚子苦水，但谁也不敢将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拱手出让。
　　“跨国公司除了生产销售产品外，还必须对中国市场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做出评估”，WYSE亚太区总裁胡柏林说。这是一家生产网络设备的跨国公司，而胡亦先后担任过甲骨文（Oracle）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华北区董事总经理。甲骨文在前一段时间因为高层人事更换，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市场。
　　事实上，在经历了连续数年经济高速增长后，中国已经逐渐呈现出比其他任何国家单一市场更为复杂的特征，除了地域差异越来越明显、消费者习惯越来越多样化之外，跨国公司面前的难题还包括：难以琢磨的地方政府政策、不透明的知识产权环境、与经济规律背道而驰的资本市场以及多变的人力资源体系。
　　美国电力（AEP）、西门子移动、德国大众、沃尔玛、甲骨文均在华遭遇败绩，其中部分公司甚至已经退出中国市场，而诺基亚正在完善销售渠道、日立改进了管理结构、微软则主动和政府合作等等——对他们来说，调整同样也是新机会的开始。
　　对庞大的中国市场，跨国公司都倾向于分为多级市场。一般划分的依据有两种：一是按地域，沿海城市是一级，西部地区是三级，而中间区域就是二级，另一种是按城市人均收入，如北京市区是一级，周边的几个县是二级，而河北的另一些县就是三级。“这在跨国公司的其他国家市场是不可能出现的。”罗兰贝格的中国区总裁朱伟说。在他看来，全球的其他国家市场内部虽然也有划分，但没有如中国这样层次明显。
　　这就需要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做更多的考察工作。尤其是在不少个人消费类产品的跨国公司目前纷纷把目光放到二、三级市场的时候，更需要对那些自己不熟悉的环境做出全面的评估。一个最简单的悖论是，尽管二、三级市场的总和要比一级市场庞大，但是物流成本会增加，而当地的购买力会相对降低，此时跨国公司如何赚钱？
　　在跨国公司的组织结构中，适应向二级市场拓展的架构调整也在推进之中。家乐福在今年5月初完成了这一变化，将原来的“中国区总部—七个区域—门店”的三级管理架构调整为“中国区总部—四个大区—十个区域—门店”的四级管理架构。新增的东区、中西区、南区、北区四个大区的管理机构就分别设在上海、成都、广州、北京，这四个大区相比以前的7个区域拥有较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权，80%的事情都由上述大区主管自行决定。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认识到，尽管中国市场呈现出了多级市场的复杂性，但是各个地方的客户和消费者整体还是有统一的消费观点，即“物美价廉”，而这也就要求跨国公司在铺设完善的渠道同时，在各级市场都要做好激烈价格战的准备。
　　甲骨文的某种产品在美国卖到了100万美元，但是拿到中国只敢卖80万美元，总部曾询问原因，得到的答案是其全球竞争对手的同类产品在中国只开价到了70万美元，如果甲骨文再开高，将会失去大片客户。
　　曹建静是海波龙中国的董事总经理。这个跨国公司最初进入中国的时候，曾误以为在中国销售海外市场已经有五年成熟经验的产品是稳赚的生意，但是结果却出乎曹建静的意料。在和中国电信业、金融业的客户接触一段时间后，他发现后者根本对这些看起来成熟，但是属于单机版的低端产品并不感兴趣。
　　后来曹立刻建议总部对中国的产品进行升级，把一些刚刚在海外发布的高端产品拿到中国来，而且还会主动征求客户意见。如果客户可以使用英文版的产品，海外上市的第二天就可以在中国市场提供；如果需要中文版，则只会晚三个月，这期间会做一些产品应用的本地化工作。尽管这些高端网络版产品比从前的低端产品价格高出十倍，但销售反而更好了。
　　


　　要适应中国市场多层次的要求，需要升级的还不仅仅是产品，跨国公司更应该在管理上提升结构，打破从前各个业务部门各自为政的情况，以统一的形象来完成在客户中的品牌塑造、与政府的沟通以及与全球总部的对接。
　　花旗集团在中国区设立了CEO一职，并由曾任花旗集团大中华区企业与投资银行总裁的施瑞德出任。这是所有进入中国的跨国金融集团中，唯一设立此职务的企业。施瑞德将负责统管花旗集团在中国的所有业务，包括投资银行、企业银行、零售银行及花旗与浦发行的信用卡业务。对此他表示，花旗集团对中国区组织架构的调整，“有利于花旗集团对中国客户提供全面和综合性服务”，并借此巩固竞争优势。
　　一位在华跨国金融机构首席代表认为，花旗在经过前期对中国市场的盲目看好后，终于理性的回到如何在中国市场发展的思路上了，增设的CEO一职，既可以让各个业务单位用统一形象面对客户和个人消费者，还可以让政府吃一个定心丸，说明花旗承诺在华有最高领导完成长期的投资计划。
　　跨国公司正在中国实现其一体化的产业链投资，将设立研发和采购当作整体投资计划中最为核心的部分。这在数年前尚有不小的现实难度——如设立研发中心难以招募到一流的工程师，而提供产品的中国企业，也难以达到国际采购的标准。而今天，跨国公司不能再犹豫了。事实上在华的研发中心在跨国公司内部也已经开始逐渐主流化，其最初的功能——为中国客户和消费者提供本地化技术支持——已经变成了为全球输出最新的产品。索尼爱立信在北京的研发中心一开始的定位就是为中国和其他国家研制产品，其几款畅销品如S700，都是出自中国工程师之手，而且加上土地租金、日常运转、人员待遇等在一起的总体成本比起在欧洲的另一个全球研发中心，也低出不少。
　　仅仅一年前，通用全球董事长兼CEO理查德·瓦格纳访问中国时，还很少在一个场合同时提及销售任务和零部件采购任务如何实现，因为在通用的结构中，中国区只能负责生产和销售，而采购隶属总部的全球采购部门。但现在，他每次到中国，都会将两者同时强调，并敦促中国区总裁加快将两者融合的速度。
　　由于通用的示范作用，一些其他的汽车公司，甚至非汽车行业的制造型跨国公司，在经历了最初生产销售和采购分离的局面后，也计划将中低端的产品采购任务并入到中国区管辖，成本更低，效率更快是重要的原因。
　　
　　《环球财经》：追索中国1000亿美元海外欠账
　　“1000亿美元=中国企业的海外坏账”，这是近期见诸媒体的一个数字中蕴涵的等式。100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中国2004年的外贸出口总额是5934亿美元，也就是说，海外坏账已占2004年中国出口总额的1/5。由此可见，前段沸沸扬扬的由“长虹制造”的近40亿元人民币的海外欠款案，不过是中国企业海外坏账的冰山一角。而且，作出这个估算数据的国家商务部研究院信用管理部主任韩家平认为，今后每年还会新增150亿美元的坏账。
　　目前这些海外欠账可以划分为几个类型：“集团公司”型——福建一外贸公司接洽了国外某“集团公司”，据说该集团公司在很多国家有分公司和办事处，公司不放心，派人出国考察该集团老板家，结果发现富丽堂皇，实力雄厚的样子，于是放心采用了赊销的结算方式。结果，公司发货后拿不到货款，至今被拖欠了大量货款，原来，该“集团”无任何资产，已到名存实亡的境地。因为在很多国家，法律上对公司的名称没有限定，不论公司大小，都可以叫集团公司。而中国的集团公司是根据注册资金的规模来要求的，称得上“集团公司”的一定是有一定规模的大公司，这点与国外大不相同。按中国的习惯去衡量国外公司，自然容易上当；“皮包公司”型：中国西部某省一家房地产公司欲贷款1500万美元，香港A公司表示须预先收取200万元人民币风险保证金。房地产公司对该公司的资信情况调查后发现，该香港公司名为投资集团公司，注册资金只有1万元港币，实投资金只有2个港币，根本没有从事过金融中介方面的业务。从报告来看，显然这是一家典型的“皮包”公司；“国际骗子”型：在山东省某进出口公司的会议室里，加拿大箱包批发商G公司总裁COLIN先生详细阐述着G公司作为全球性大公司，正在迅速扩大业务、占领市场。并强调，由于采购数量巨大，因此只接受D/A远期结算方式。权衡再三，山东公司以D/A60天方式与G公司签署了25万美元的合同。3天后，COLIN先生来到江苏常州，并向常州公司也提出了D/A远期结算的要求。但常州公司最终只接受D/P即期结算方式。COLIN先生在常州共签订了19万美元的合同。COLIN先生随后又在南京、厦门、天津、北京等地采用相同手段，和另外6家进出口公司签订了总额为200万美元的合同。中国各家公司在签约后均积极备货，并按时发运。在货物到达加拿大港口后，对于D/P即期的货物，G公司均不理不睬，拒绝付款提货。天津公司迫于无奈，在坚持2个月后被迫放货；常州公司始终拒绝放货，最终货物被船公司没收。对于D/A远期的货物，在货款到期后，G公司开始用种种手段和借口拖延货款。当一家中国公司前往加拿大了解情况时，发现G公司已从原办公地迁出，不知去向，所有电话、传真均已无人接听。至此，G公司的诈骗行为彻底暴露。
　　
　　《商务周刊》：中国企业不缺人才缺什么？
　　为什么在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甚至印度，众多的高科技企业规模不断壮大，很快步入世界级企业，而许多中国的创新企业仅仅是昙花一现，刚过初级阶段就夭折了？
　　有人讲，造成以上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企业人才的贫乏。优秀人才是企业经营的成功之本，但实际上，众多的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和中小型创新企业并不像想象中那样缺乏人才。在北京中关村一带，据说就有50多万受过高等教育的IT大军。在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流动着大批在海外接受过教育的“海归”或“海待”人员。到许多有名气的国有或民营企业里走一圈，经常可以看到有着硕士甚至博士头衔的经理人员。中国人的创新精神、勤奋态度、智商情商、学习能力也不比外国人差。
　　与世界级企业的成功经验相比，中国企业的问题在于，许多人才没有得到合适的使用，能力发挥有限，人才流失现象严重。中国最为缺乏的并不是人才，而是识别、挖掘、培养、激励和发展人才的政府政策、治理结构、文化理念和激励机制。在这些领域里，中国企业和世界级企业之间存在不少差距。今天中国企业在发展问题上最大的瓶颈，恐怕就是缺乏一个公正、开明而负责的公司治理结构以选拔最优秀的关键人才。不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事业单位、医院、学校都存在这个问题。第一把手的任命往往来自上级，没有客观公正选人标准，企业内部人浮于事、人才浪费的现象比比皆是。试想，这样的企业怎么能与世界500强竞争呢？
　　
　　《中国企业家》：跨国企业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现状
　　中国的成本优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将生产转移到中国，然而大量仿冒产品的出现也让部分跨国企业在做出转移生产部门的决策时变得犹豫不决。罗兰·贝格公司的调查显示，目前跨国企业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效果并不理想，而根据跨国企业的经验，在中国市场通过控制生产流程确保产品不被侵权要比通过产品制造本身防范侵权更有效。
　　虽然大部分跨国企业已经意识到在中国市场保护知识产权免遭侵犯的重要性，并且有专门的机构来处理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事宜，但是这种防范意识还未在最高管理层那里引起足够的重视。跨国企业认为比较有效的防范侵权的措施，在实际中的使用率却并不高。在生产流程领域，大部分跨国企业认为，通过规模化生产降低产品的可变成本的方式来防范伪冒产品十分有效，效果得分为9，但却很少有企业使用，使用率得分仅为2。此外，还有一些跨国企业认为，不将新技术引入侵权活动比较严重的市场对于保护知识产权也很有效，但使用率得分也仅为1.3。而在生产制造的环节，跨国企业认为最有效的防范产品侵权的措施是将产品设计为不可重新组装，但是这种产品设计难度很高，成本也很大。虽然这种防护措施的效果得分为8分，但是使用率得分仅为1。目前很少有跨国企业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对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