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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展读孙梓评的文字,是在比此地更南的南方,窗外阴雨不断。从清晨到黄昏,整个假期过去,天色似乎未有丝毫变化。两个世界互渗了灰蒙蒙、湿漉漉的底色,一个关于承诺与背叛的故事落幕了,语焉不详的生活感受破碎且难辨虚实。攀爬过这段繁复的文字丛林后,我写下一句话:孙梓评应该有耽美的文字洁癖吧。
诗是最安全的书写
孙梓评最早的写作是在国中时期,一首与环保有关的诗。他现在回想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是诗这种形式,但诗所具有的暧昧性是一直让他感觉安全的。“创作在某个程度上是一个曝露自我的过程,其实我蛮害怕那个曝露的部分。诗是充满隐喻和暗号的文体,是所有文类中最保护的。”写诗是自然发生的,但为了避免模仿或偏见的产生,孙梓评有很长一段时间故意不读诗。影响他早期写作的,更多的是简媜和张曼娟充满诗意的散文。
诗,大概是一只小小的酒杯吧,而生活总有一些溢出杯外的部分,需要另一种承载。孙梓评后来开始用散文保存一些生活感触。当代的散文,常有与小说互相渗透的情况,但他表示自己从来不写虚构的散文。既然是记录真实生活的细节,不就难免曝露?所以他选择用很浓稠的文字去表达很少的情节,只让自己的思绪和感受留在文字里面。
编织起这个创作的蛛网时,孙梓评刚被保送进入东吴大学中文系,指导老师是张曼娟。在一次课堂作业发下来时,他看到文末贴着一张小纸条:“文字已经够好了,试着说说故事吧。”曼娟老师显然发现了这个安静的男生越来越零散和雕琢的文字背后的困境。
在这句温柔的诱引下,孙梓评提笔写下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女馆》,尝试性别跨界,描摹女性的欲想与感官的深度。曼娟老师这次只写了三个字:需详谈。“她万万没想到我就交了一篇这样的小说过去。我们聊了很多:为什么要写这样的小说?对小说的想象是怎样的?”
孙梓评说,在创作中诗是最优先的文类,而发生得最晚的小说则是最掌握不好的,所以他很少主动用小说的形式。而其实贪恋故事的人们,大概都无法忽略他第一部长篇小说《男身》。主人公桂和飞往一个耽美的国度——日本,展开他一个人的旅行,在旅途中给昔日恋人写了6封书信,一边描述日本各地的景色,一边反思彼此的爱恋点滴;而书信之间间隔着桂和自少年时期以来与每个感情对象间的相遇故事:你爱他他不爱你,她爱你你不爱她,友情以上爱情未达,两情相悦却终究错过的。爱情的各种样子与行旅景致恰成互文,爱情原是一场“如果没有开始就不用结束”的旅行。
“在同一时间,不同地方,做所有人”
20岁时,孙梓评在台湾南部的一个电影院看到了温德斯的《里斯本故事》。一个录音师受邀到里斯本为朋友的电影收音,到达时却发现朋友不知所踪,在人去楼空的房间里面,涂鸦了“在同一时间,不同地方,做所有人”这句话。在空旷又清冷的黑暗中,孙梓评被震撼住了,“简直就像人生中很重要的一种启蒙”。
“我这辈子大概有两件事很重要,一件是阅读,一件是创作。阅读和创作的核心精神其实就是‘在同一时间,不同地方,做所有人’。虽然你是在这里,但打开书你就到了不同的地方去做所有人。因为你是跟着角色去展开一段不属于现实的时空。写作也是,唯有写作可以让我摆脱现实的捆绑。虽然我是在现在的生命时空中,可是当我提笔开始书写,不管是虚构还是写实的,我就离开了这个现实性。”孙梓评最近开心地发现,这句话是源自一位自己很喜欢的葡萄牙作家佩索亚的诗句。
佩索亚也说过:人都有一个面具。人既然没有办法真实地做自己,又何妨再多戴上一个假面去扮演别人。孙梓评形容大学时的自己很容易钻牛角尖。有一段时间,他的学业和感情出现了一些状况,难以处理自己的情绪。那时候,同室的学长正为排演的舞台剧寻找男主角,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似机缘又似命定的,孙梓评变身为《给我一颗星星》中的杜家智,在舞台上穿越时空。这件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让他找到了情绪的出口。他说:“说不定在扮演的过程中人反而能够做自己。”
孙梓评无疑是辩证的。
在他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星星游乐场》里,以相同的一些名字讲述着一些无关联的故事,桂和、夏生、马克……是前两部长篇中曾出现的,是留恋吗?或是续篇?“虽然我写的是虚构的故事,可是有时候我觉得,说不定在一个我不知道的角落里,就有人真的在发生这样的事情。小说世界里的人物,他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呢?我们对于名字是非常敏感的,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会需要他的名字,否则就没有办法记忆他。我有点想要破坏掉这个部分,让名字看起来都是模糊的。我不希望那个故事是专属于那个名字的,而只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发生的事情。”这是每一个对故事生过无可救药的认真病的读者都可理解的情结,像童年时相信童话,又像在镜子前与自己对望时产生瞬间迷惘;幻想、镜像,说不定都是真实的。
孙梓评的文字,特别是诗句,常给人童趣无限的感觉,在对立的意象和对仗的形式里,思维的乐趣油然而生。同辈诗人鲸向海戏称他为“谐音王子”,“很会写出类似‘心寂如坟’这种新语。还有,‘深夜电梯不断重复着:/狗淫荡——/狗淫荡,但猫不会’。哪来这么淫荡的诗?其实只是going down而已。”我有点恶作剧地问他:这是你平常乱想的结果吗?他噗嗤一笑,说:“谐音有时候会制造出很大的落差,因为一样的音,但两个字是完全不同的。这会造成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读者的眼光就没有办法离开,因为他会困惑,在困惑的同时就会停下来,思考你到底要说什么。我还是希望有更深刻的意思在里面,尽量不要沦为游戏化。”
接近,但不等于
孙梓评在兵役结束后到考上东华大学创英所前的一年内,为杂志社做了一系列台湾中生代作家的访谈。每次采访前,他都会到杂志社的资料室抱回一堆采访对象的作品。“现在很多人都不阅读,但如果真的都读过这么多人写的东西,就会知道有很多的想法、实验、尝试,很多作家早就做过了。”
同样身为采访者,我不免好奇孙梓评在采访时都是抱持怎样的心态进行的?在他一篇名为《兑换晴天》的短篇小说里,“我”受命采访一位旅美作家,对话过程中的幽微心理被他描写得丝丝入扣。这两者会有关联吗?“就像我会把同一个题目分别写成诗和散文一样,其实《兑换晴天》就是我做的一个小实验,把一个题材同时写成采访稿和小说。我觉得采访稿要写得很好看,在某个程度上,采访者跟被采访者要有一点点对立的状态。这个对立的状态是,我不能够完全只接受你的说法,而必须加入自己的看法跟对你的观察,才能让采访稿有一点火花。这很微妙,如果采访者跟被采访者之间没有任何熟悉或任何情感,或者采访者对被采访者有太多的情感,都没有办法把采访稿写得好。所以他们的关系必须有一点爱,但是又有一点紧张。可是大部分台湾作家的采访都不太能以这个前提去做。我写的那一系列采访稿比较偏向是把对方想说的话整理出来,我跟他敌对的部分是比较少的,对方并不知道我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所以我也会好奇,如果我要加入这个部分的话,我怎么做?可是在采访稿里面我不能做啊,我就把它试着用小说诠释一下。采访稿其实也是一个文类。我觉得它很难写的一个原因是,理解别人。要能够听得懂别人说的话,并且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
是啊,理解别人是何其困难的一件事。如果对话尚且是攻防,那缺少求证的理解又将如何展开?
在进入创英所的前夕,孙梓评受前辈作家陈义芝的推荐,为版画家蔡宏达作传——而传主已缺席。蔡宏达患有先天血友病,后来因施打未加热完全的凝血因子而感染艾滋病毒,28岁即辞世。孙梓评第一次到蔡家,蔡爸爸把他带到蔡宏达的房间,告诉他,可以随意浏览和借用日记、书信等资料,“等你写完这本传记,你就是全世界最了解蔡宏达的人了”。“我觉得很可怕。因为不太可能有一个人向你毫无保留地坦白,透过他的书信和日记。这跟做采访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作品是经过筛选或思考之后的表达,跟日记里面的话语和细节是非常不同的。我必须帮他筛选,哪些是说的,哪些是不说的。当然也会访问他的家人,可是毕竟爸爸妈妈对你的观察是生活面上的东西,不见得是你自己最想要发声的全部。那时候我真的写得很痛苦。每次我都要花很大的力气让自己进入他的世界里面,因为一进去阅读其实就要接受他的情绪,然后抽离开,再帮他表达出来。每次都要这样反复的,像潜水一样的过程。”
我沉吟片刻,问他:“会像演戏吗?”
“不会。比较像灵媒吧。”
理解其实是一场朝往原真的溯游,却只是不断接近,但不等于。而无论曝露还是隐藏,扮演还是沟通,所感所想的,撷取和留存的,都是自我的追问与答案。别人是一面镜子,无非是为了映照出更真切的自己。这应该就是阅读和写作的必要之根本吧。
诗是最安全的书写
孙梓评最早的写作是在国中时期,一首与环保有关的诗。他现在回想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是诗这种形式,但诗所具有的暧昧性是一直让他感觉安全的。“创作在某个程度上是一个曝露自我的过程,其实我蛮害怕那个曝露的部分。诗是充满隐喻和暗号的文体,是所有文类中最保护的。”写诗是自然发生的,但为了避免模仿或偏见的产生,孙梓评有很长一段时间故意不读诗。影响他早期写作的,更多的是简媜和张曼娟充满诗意的散文。
诗,大概是一只小小的酒杯吧,而生活总有一些溢出杯外的部分,需要另一种承载。孙梓评后来开始用散文保存一些生活感触。当代的散文,常有与小说互相渗透的情况,但他表示自己从来不写虚构的散文。既然是记录真实生活的细节,不就难免曝露?所以他选择用很浓稠的文字去表达很少的情节,只让自己的思绪和感受留在文字里面。
编织起这个创作的蛛网时,孙梓评刚被保送进入东吴大学中文系,指导老师是张曼娟。在一次课堂作业发下来时,他看到文末贴着一张小纸条:“文字已经够好了,试着说说故事吧。”曼娟老师显然发现了这个安静的男生越来越零散和雕琢的文字背后的困境。
在这句温柔的诱引下,孙梓评提笔写下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女馆》,尝试性别跨界,描摹女性的欲想与感官的深度。曼娟老师这次只写了三个字:需详谈。“她万万没想到我就交了一篇这样的小说过去。我们聊了很多:为什么要写这样的小说?对小说的想象是怎样的?”
孙梓评说,在创作中诗是最优先的文类,而发生得最晚的小说则是最掌握不好的,所以他很少主动用小说的形式。而其实贪恋故事的人们,大概都无法忽略他第一部长篇小说《男身》。主人公桂和飞往一个耽美的国度——日本,展开他一个人的旅行,在旅途中给昔日恋人写了6封书信,一边描述日本各地的景色,一边反思彼此的爱恋点滴;而书信之间间隔着桂和自少年时期以来与每个感情对象间的相遇故事:你爱他他不爱你,她爱你你不爱她,友情以上爱情未达,两情相悦却终究错过的。爱情的各种样子与行旅景致恰成互文,爱情原是一场“如果没有开始就不用结束”的旅行。
“在同一时间,不同地方,做所有人”
20岁时,孙梓评在台湾南部的一个电影院看到了温德斯的《里斯本故事》。一个录音师受邀到里斯本为朋友的电影收音,到达时却发现朋友不知所踪,在人去楼空的房间里面,涂鸦了“在同一时间,不同地方,做所有人”这句话。在空旷又清冷的黑暗中,孙梓评被震撼住了,“简直就像人生中很重要的一种启蒙”。
“我这辈子大概有两件事很重要,一件是阅读,一件是创作。阅读和创作的核心精神其实就是‘在同一时间,不同地方,做所有人’。虽然你是在这里,但打开书你就到了不同的地方去做所有人。因为你是跟着角色去展开一段不属于现实的时空。写作也是,唯有写作可以让我摆脱现实的捆绑。虽然我是在现在的生命时空中,可是当我提笔开始书写,不管是虚构还是写实的,我就离开了这个现实性。”孙梓评最近开心地发现,这句话是源自一位自己很喜欢的葡萄牙作家佩索亚的诗句。
佩索亚也说过:人都有一个面具。人既然没有办法真实地做自己,又何妨再多戴上一个假面去扮演别人。孙梓评形容大学时的自己很容易钻牛角尖。有一段时间,他的学业和感情出现了一些状况,难以处理自己的情绪。那时候,同室的学长正为排演的舞台剧寻找男主角,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似机缘又似命定的,孙梓评变身为《给我一颗星星》中的杜家智,在舞台上穿越时空。这件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让他找到了情绪的出口。他说:“说不定在扮演的过程中人反而能够做自己。”
孙梓评无疑是辩证的。
在他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星星游乐场》里,以相同的一些名字讲述着一些无关联的故事,桂和、夏生、马克……是前两部长篇中曾出现的,是留恋吗?或是续篇?“虽然我写的是虚构的故事,可是有时候我觉得,说不定在一个我不知道的角落里,就有人真的在发生这样的事情。小说世界里的人物,他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呢?我们对于名字是非常敏感的,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会需要他的名字,否则就没有办法记忆他。我有点想要破坏掉这个部分,让名字看起来都是模糊的。我不希望那个故事是专属于那个名字的,而只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发生的事情。”这是每一个对故事生过无可救药的认真病的读者都可理解的情结,像童年时相信童话,又像在镜子前与自己对望时产生瞬间迷惘;幻想、镜像,说不定都是真实的。
孙梓评的文字,特别是诗句,常给人童趣无限的感觉,在对立的意象和对仗的形式里,思维的乐趣油然而生。同辈诗人鲸向海戏称他为“谐音王子”,“很会写出类似‘心寂如坟’这种新语。还有,‘深夜电梯不断重复着:/狗淫荡——/狗淫荡,但猫不会’。哪来这么淫荡的诗?其实只是going down而已。”我有点恶作剧地问他:这是你平常乱想的结果吗?他噗嗤一笑,说:“谐音有时候会制造出很大的落差,因为一样的音,但两个字是完全不同的。这会造成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读者的眼光就没有办法离开,因为他会困惑,在困惑的同时就会停下来,思考你到底要说什么。我还是希望有更深刻的意思在里面,尽量不要沦为游戏化。”
接近,但不等于
孙梓评在兵役结束后到考上东华大学创英所前的一年内,为杂志社做了一系列台湾中生代作家的访谈。每次采访前,他都会到杂志社的资料室抱回一堆采访对象的作品。“现在很多人都不阅读,但如果真的都读过这么多人写的东西,就会知道有很多的想法、实验、尝试,很多作家早就做过了。”
同样身为采访者,我不免好奇孙梓评在采访时都是抱持怎样的心态进行的?在他一篇名为《兑换晴天》的短篇小说里,“我”受命采访一位旅美作家,对话过程中的幽微心理被他描写得丝丝入扣。这两者会有关联吗?“就像我会把同一个题目分别写成诗和散文一样,其实《兑换晴天》就是我做的一个小实验,把一个题材同时写成采访稿和小说。我觉得采访稿要写得很好看,在某个程度上,采访者跟被采访者要有一点点对立的状态。这个对立的状态是,我不能够完全只接受你的说法,而必须加入自己的看法跟对你的观察,才能让采访稿有一点火花。这很微妙,如果采访者跟被采访者之间没有任何熟悉或任何情感,或者采访者对被采访者有太多的情感,都没有办法把采访稿写得好。所以他们的关系必须有一点爱,但是又有一点紧张。可是大部分台湾作家的采访都不太能以这个前提去做。我写的那一系列采访稿比较偏向是把对方想说的话整理出来,我跟他敌对的部分是比较少的,对方并不知道我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所以我也会好奇,如果我要加入这个部分的话,我怎么做?可是在采访稿里面我不能做啊,我就把它试着用小说诠释一下。采访稿其实也是一个文类。我觉得它很难写的一个原因是,理解别人。要能够听得懂别人说的话,并且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
是啊,理解别人是何其困难的一件事。如果对话尚且是攻防,那缺少求证的理解又将如何展开?
在进入创英所的前夕,孙梓评受前辈作家陈义芝的推荐,为版画家蔡宏达作传——而传主已缺席。蔡宏达患有先天血友病,后来因施打未加热完全的凝血因子而感染艾滋病毒,28岁即辞世。孙梓评第一次到蔡家,蔡爸爸把他带到蔡宏达的房间,告诉他,可以随意浏览和借用日记、书信等资料,“等你写完这本传记,你就是全世界最了解蔡宏达的人了”。“我觉得很可怕。因为不太可能有一个人向你毫无保留地坦白,透过他的书信和日记。这跟做采访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作品是经过筛选或思考之后的表达,跟日记里面的话语和细节是非常不同的。我必须帮他筛选,哪些是说的,哪些是不说的。当然也会访问他的家人,可是毕竟爸爸妈妈对你的观察是生活面上的东西,不见得是你自己最想要发声的全部。那时候我真的写得很痛苦。每次我都要花很大的力气让自己进入他的世界里面,因为一进去阅读其实就要接受他的情绪,然后抽离开,再帮他表达出来。每次都要这样反复的,像潜水一样的过程。”
我沉吟片刻,问他:“会像演戏吗?”
“不会。比较像灵媒吧。”
理解其实是一场朝往原真的溯游,却只是不断接近,但不等于。而无论曝露还是隐藏,扮演还是沟通,所感所想的,撷取和留存的,都是自我的追问与答案。别人是一面镜子,无非是为了映照出更真切的自己。这应该就是阅读和写作的必要之根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