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风声》不是高群书喜欢的电影,但他拍完大制作的《风声》后,不但有了名气,为自己钟情的电影《西风烈》拉投资,也变得容易了很多。
高群书拍电视剧时,不用在电视台播,光走录像带途径就能赚钱。拍电影时,却屡受折磨,首部电影《东京审判》的资金中途断档,他用自己的钱拍完了电影。
现在,他也成了大片导演,但他更希望出现更多的中等投资的商业电影。
拍录像带的人
高群书大学学的是新闻,上世纪80年代毕业后,他被分到一家“很不靠谱”的单位当电视台摄像。唯一的好处是这里管辖全石家庄地区的录像厅,所有新来的录像片,他都能先过一遍,美其名曰:审查。
当时单位分了他一个小院,他每天下班后,就是到音像处借各类香港录像片。
看录像带看多了,他觉得自己也能拍片子,就想办法筹了钱,开始当导演。第一次拍片是恐怖片,走音像带、录影带发行渠道。结果,这部名叫《死亡的舞蹈》录像带当年被评为最卖座的录像带。
高群书说:“为什么我这么多年一直愿意做商业片?因为出道时,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能卖钱。”
1994年,高群书拍摄电视剧《中国大案录》,这种涉案片商业化的路子开创了中国纪实警务剧。第二部电视剧《命案十三宗》,每集成本5万块钱,总投资才100万,最后卖出420万。
这两部片子让高群书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也让他更加明晰了自己的创作理念:第一,让最有文化的人喜欢看;第二,也要让最没文化的人喜欢看。
高群书的第三部电视剧《征服》让人们彻底见识了他的卖座能力。这部孙红雷为主角的戏电视台尚未播出,VCD就已经销出去几万张。当年,《征服》在全国收视率第三。高群书奠定了他在电视圈内的地位。
“事实上,我是一个赌性很大的人。现在,很多人都说我爱吹牛,说大话。但从开始拍电视剧起,我就完成了对题材把握和好莱坞叙事的实验,也摸索出了一套商业规律。这个规律很简单,就是把观众当人看。人想什么,人吃什么,就完了。但现在很多导演思考问题喜欢形而上,更看中艺术性。”高群书告诉《中国周刊》记者。
“小片”苦恼
在经历了中国电视剧的黄金时代后,2004年,高群书开始转投大屏幕,原因是“100万就能投资一部电视剧,玩的太小;电视剧也受播出平台的限制。”
他的大屏幕处女座《东京审判》并不成功,一路拧巴。2004年,他接到了朋友的电话,问想不想拍一个主旋律电影。高群书的第一反应是:不太想。那时,他一直在准备海岩的《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和张平的《十面埋伏》,投资已经说好,只是等剧本。
后来在看过《东京审判》的剧本后,他决定接拍。制片方要求电影必须在“8.15”公映。从4月9日签完合同开始,整个拍摄周期只有四个多月。
这部电影的投资,一直由一个中间人联系。在拍摄中期时,资金忽然断档了。高群书发现,中间人其实一分钱都没有,钱都是别人的。更可怕的事接着发生了——中间人跑了。
幕后真正出钱的两个投资商很快撑不住了,相继病倒,每天跟高群书说的第一句话是:想跳楼。
高群书说:“第一次接触电影才发现这真是一个充满骗局和玄机的娱乐圈。我们伟大的国产电影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向死亡的。”
高群书无法抗拒两个投资人的苦苦哀求,选择自掏腰包接着拍下去,当电影最后一个镜头拍完后,他扭头走人,他形容这是“噩梦一般的经历”。
《东京审判》的投资只有3000万元,但高群书完全是按“大片”的操作办法表现,这让很多圈内人看到了他“花小钱办大事”的潜质。
好在这部主旋律电影抛开中间的种种波折,最后的结局还不错:打入了当年票房前十。高群书分析《东京审判》之于自己的意义:第一,掌握了主旋律电影的拍摄规律,如何在通过审查的同时,还能让观众愿意看。第二,了解了拍摄一部中国主流商业片的流程。第三,自己跨进了电影这个门槛。
高群书的第二部电影《千钧一发》是一部标准的小制作电影。影片上映后,圈内评价很高。一个外国影评家推荐,如果你想看一部不沉闷的中国电影,就去看《千钧一发》吧。但《千钧一发》的票房却惨败。当时,高群书瞄准1000万票房,但实际上只收回100多万。
时至今日,高群书仍旧对这次“失败”耿耿于怀,他分析说:“很多玩意是导演无力解决的。这和国内的电影体制有关系。中国的发行体制没有细分市场,院线给小片的放映空间太小。发行方不愿意去为这样一个片子寻找一个独特而实际的发行方式,这样的电影远不如发行一个明星云集的所谓大片更容易出成绩。这就造成了每个人必须去拍大片才能被投放到院线,渐渐地,就没人去做中小成本电影。”
《英雄》上映时,新画面张伟平曾说过一句话:我们拍大片是给中国电影烧热炕的。最初,高群书听了很不屑,《千钧一发》票房惨败后,他开始相信这句话,也开始迫切地希望自己也能进入中国商业大片导演的行列。
《风声》是好电影吗
2009年,《风声》上映后,很多观众都对导演“高群书”三个字深感陌生:为什么请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导演为一部拥有众多大明星的电影掌舵?
请高群书来参与执导《风声》的是陈国富,这个来自台湾的导演现在是华谊兄弟的监制。他看过《千钧一发》后评价高群书:“他简练、精确、活力十足的电影语言是我在大陆少见的,其对人物的细心体贴也令我惊艳。”
当时,高群书已经开始筹拍《西风烈》。本子折腾到十月份,选景地新疆进入冬季,已经无法拍摄了。有朋友建议说不如去东北或云南拍摄,高群书很固执,觉得既然这是一个西部片,就绝对不能换景,于是选择暂时休息。这时,华谊找上门来。
为什么接《风声》?高群书说:“拍《千钧一发》时,我觉得资源很少,投资不够。我想做一个商业片,就要有更大的谋求,必须有足够的资源和后阵支撑你。华谊的后盾足够强大。我想知道,自己有足够的料后,能否拍出一部好的电影。”
小导演,大公司,这样的组合,高群书稍显弱势。“一般导演说服投资人,就是让对方完全相信自己。怎么能相信自己呢?要不你是一个牛逼的人,要不你做过牛逼的事情。华谊并不认为我是一个牛逼的人,它只是把我定位为一个新人。”
起初,华谊对《风声》的投资并没有那么大,高群书接手后说服华谊把投资增加到8000万元。
在各方权衡下,华谊觉得可以冒险一试。曾有华谊的人开玩笑说:“高群书能用那么点的钱,把《千钧一发》拍得那么好看,这次也应该不会错吧!”
2009年的国庆档期,《风声》在和《建国大业》的正面PK中,不落下风。最终累积票房2亿5000万元。这一年,《风声》和《三枪拍案惊奇》成为当年最赚钱电影。
通过《风声》,高群书获得了电影市场的认可。他不无得意地说:“我承认,我是通过《风声》赚足了口碑。但如果我先拍了《西风烈》,也许也能成功。”
但《风声》并不是高群书心中的好电影,和香港导演尔冬升导演的一次对谈中,他曾说:“我有时候会想不明白《风声》这样的烂片怎么会卖得这么好,就是搭一个景,几个人在屋子里斗来斗去。但现在懂了,因为中国电影最缺成功的商业类型片。”
20部中等规模的电影
投资8000万元的《西风烈》是高群书的第四部电影,电影的内容来自他在《南方周末》看到的一条新闻。在还没通过电影审查前,他就信心满满地表示:作为中国首部西部片,《西风烈》一定会卖座。
在列举卖座的种种原因时,高群书很直白地说《西风烈》就是模仿奥斯卡获奖影片《老无所依》,他“公然”宣称:“很多导演不屑学好莱坞,而我是玩命学好莱坞。”
“中国电影的根本问题是不尊重好莱坞叙事。很多导演觉得好莱坞是低级的,中国电影要超越它。我觉得很可笑,好莱坞是百年工业,我们有资格说超越吗?有人又反驳我说,那中国电影该去戛纳拿奖,那是全球的奖项。这话也太扯淡了,你随便问问一个好莱坞人,他们愿意去戛纳吗?去干嘛啊,根本不赚钱。”高群书说,“如果一部电影需要电影节来支撑,那就是不自信。中国电影必须尊重好莱坞叙事,没有这个,就完蛋。”
鉴于《风声》的大卖,早于《风声》筹备的《西风烈》也获得了比前期更多的投资。在没拍《风声》前,高群书还需要不断说服投资人关注《西风烈》。但如今,各方人士纷纷上门,主动掏钱投资《西风烈》。
高群书告诉《中国周刊》记者:“这五年,我感觉电影投资越来越有序。现在,起码是真正有钱的人在投资拍电影,他们一下能拿出上千万资金。过去,是一个中间人在忽悠钱。你拿500万,我拿500万,凑在一起投资,但中间人就有可能跑掉,导演的不稳定感很强。另外,现在的投资人越来越理智。媒体塑造的所谓亿元票房俱乐部在他们眼里根本不能成为投资标准。我投资你二个亿,你只回来一个亿,你是进亿元俱乐部了,我赔死了谁管。现在只要投资超过2000万,投资人是一定要考察你的过去的作品回报率。”
拍过《风声》后,华谊给《西风烈》也投了钱。但高群书下部戏《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华谊放弃投资。高群书也感到不解:“按说我拍过《风声》,华谊应该是对我最有信心的。”
从2004年开始进入电影圈,高群书的目标就很明确,成为中国最好的商业片导演,没有“之一”。他跟记者掰着手指头分析自己所处的角色:“现在的中国电影,好像只有古装武侠片能赚钱,冯小刚拍了《集结号》,开创了战争片也可以赚钱的模式。而我希望借助自己的从影之路,把中国的类型片市场真正建立起来,《东京审判》是法庭片,《风声》是谍战片,《西方烈》是西部片——在中国电影商业化的道路上,这是我最想做的事情。”
高群书出名后,经常有人问:高导最近忙什么呢?他答:无聊着呢。“很多导演都爱说忙着呢,或者新剧正筹拍呢,真是扯淡。”高群书不屑地说,在这个圈子里,他以“坦率直白”著称,在新浪微博上,他是著名的“大嘴巴”,经常毫不留情地揭露影视圈的虚假丑恶。
在高群书的博客中,他曾毫不隐瞒对一类导演的抨击:“问他们能不能拿奥斯卡,他们说看不上。在美国,电影能排进产业前五,他们凭什么看不上?电影的背后支撑的是资金,电影的商品属性使得我们必须遵循商业规律,这丝毫不会伤害电影的任何品质,相反,可以更能扩大电影的传播力量和影响力。中国导演很大一部分想做大师,思想和人格锤炼不足;想做商业片,叙事不及格。自恋,自大,自私,投机心态,不负责任是最大的障碍。”
在高群书理想的构图中:投资过8000万以上的算是大片。他更希望做的是中等规模的主流商业电影,“当每年中国有20—30部中等规模的电影出现时,这个产业才算真正繁荣。”他说。
高群书拍电视剧时,不用在电视台播,光走录像带途径就能赚钱。拍电影时,却屡受折磨,首部电影《东京审判》的资金中途断档,他用自己的钱拍完了电影。
现在,他也成了大片导演,但他更希望出现更多的中等投资的商业电影。
拍录像带的人
高群书大学学的是新闻,上世纪80年代毕业后,他被分到一家“很不靠谱”的单位当电视台摄像。唯一的好处是这里管辖全石家庄地区的录像厅,所有新来的录像片,他都能先过一遍,美其名曰:审查。
当时单位分了他一个小院,他每天下班后,就是到音像处借各类香港录像片。
看录像带看多了,他觉得自己也能拍片子,就想办法筹了钱,开始当导演。第一次拍片是恐怖片,走音像带、录影带发行渠道。结果,这部名叫《死亡的舞蹈》录像带当年被评为最卖座的录像带。
高群书说:“为什么我这么多年一直愿意做商业片?因为出道时,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能卖钱。”
1994年,高群书拍摄电视剧《中国大案录》,这种涉案片商业化的路子开创了中国纪实警务剧。第二部电视剧《命案十三宗》,每集成本5万块钱,总投资才100万,最后卖出420万。
这两部片子让高群书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也让他更加明晰了自己的创作理念:第一,让最有文化的人喜欢看;第二,也要让最没文化的人喜欢看。
高群书的第三部电视剧《征服》让人们彻底见识了他的卖座能力。这部孙红雷为主角的戏电视台尚未播出,VCD就已经销出去几万张。当年,《征服》在全国收视率第三。高群书奠定了他在电视圈内的地位。
“事实上,我是一个赌性很大的人。现在,很多人都说我爱吹牛,说大话。但从开始拍电视剧起,我就完成了对题材把握和好莱坞叙事的实验,也摸索出了一套商业规律。这个规律很简单,就是把观众当人看。人想什么,人吃什么,就完了。但现在很多导演思考问题喜欢形而上,更看中艺术性。”高群书告诉《中国周刊》记者。
“小片”苦恼
在经历了中国电视剧的黄金时代后,2004年,高群书开始转投大屏幕,原因是“100万就能投资一部电视剧,玩的太小;电视剧也受播出平台的限制。”
他的大屏幕处女座《东京审判》并不成功,一路拧巴。2004年,他接到了朋友的电话,问想不想拍一个主旋律电影。高群书的第一反应是:不太想。那时,他一直在准备海岩的《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和张平的《十面埋伏》,投资已经说好,只是等剧本。
后来在看过《东京审判》的剧本后,他决定接拍。制片方要求电影必须在“8.15”公映。从4月9日签完合同开始,整个拍摄周期只有四个多月。
这部电影的投资,一直由一个中间人联系。在拍摄中期时,资金忽然断档了。高群书发现,中间人其实一分钱都没有,钱都是别人的。更可怕的事接着发生了——中间人跑了。
幕后真正出钱的两个投资商很快撑不住了,相继病倒,每天跟高群书说的第一句话是:想跳楼。
高群书说:“第一次接触电影才发现这真是一个充满骗局和玄机的娱乐圈。我们伟大的国产电影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向死亡的。”
高群书无法抗拒两个投资人的苦苦哀求,选择自掏腰包接着拍下去,当电影最后一个镜头拍完后,他扭头走人,他形容这是“噩梦一般的经历”。
《东京审判》的投资只有3000万元,但高群书完全是按“大片”的操作办法表现,这让很多圈内人看到了他“花小钱办大事”的潜质。
好在这部主旋律电影抛开中间的种种波折,最后的结局还不错:打入了当年票房前十。高群书分析《东京审判》之于自己的意义:第一,掌握了主旋律电影的拍摄规律,如何在通过审查的同时,还能让观众愿意看。第二,了解了拍摄一部中国主流商业片的流程。第三,自己跨进了电影这个门槛。
高群书的第二部电影《千钧一发》是一部标准的小制作电影。影片上映后,圈内评价很高。一个外国影评家推荐,如果你想看一部不沉闷的中国电影,就去看《千钧一发》吧。但《千钧一发》的票房却惨败。当时,高群书瞄准1000万票房,但实际上只收回100多万。
时至今日,高群书仍旧对这次“失败”耿耿于怀,他分析说:“很多玩意是导演无力解决的。这和国内的电影体制有关系。中国的发行体制没有细分市场,院线给小片的放映空间太小。发行方不愿意去为这样一个片子寻找一个独特而实际的发行方式,这样的电影远不如发行一个明星云集的所谓大片更容易出成绩。这就造成了每个人必须去拍大片才能被投放到院线,渐渐地,就没人去做中小成本电影。”
《英雄》上映时,新画面张伟平曾说过一句话:我们拍大片是给中国电影烧热炕的。最初,高群书听了很不屑,《千钧一发》票房惨败后,他开始相信这句话,也开始迫切地希望自己也能进入中国商业大片导演的行列。
《风声》是好电影吗
2009年,《风声》上映后,很多观众都对导演“高群书”三个字深感陌生:为什么请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导演为一部拥有众多大明星的电影掌舵?
请高群书来参与执导《风声》的是陈国富,这个来自台湾的导演现在是华谊兄弟的监制。他看过《千钧一发》后评价高群书:“他简练、精确、活力十足的电影语言是我在大陆少见的,其对人物的细心体贴也令我惊艳。”
当时,高群书已经开始筹拍《西风烈》。本子折腾到十月份,选景地新疆进入冬季,已经无法拍摄了。有朋友建议说不如去东北或云南拍摄,高群书很固执,觉得既然这是一个西部片,就绝对不能换景,于是选择暂时休息。这时,华谊找上门来。
为什么接《风声》?高群书说:“拍《千钧一发》时,我觉得资源很少,投资不够。我想做一个商业片,就要有更大的谋求,必须有足够的资源和后阵支撑你。华谊的后盾足够强大。我想知道,自己有足够的料后,能否拍出一部好的电影。”
小导演,大公司,这样的组合,高群书稍显弱势。“一般导演说服投资人,就是让对方完全相信自己。怎么能相信自己呢?要不你是一个牛逼的人,要不你做过牛逼的事情。华谊并不认为我是一个牛逼的人,它只是把我定位为一个新人。”
起初,华谊对《风声》的投资并没有那么大,高群书接手后说服华谊把投资增加到8000万元。
在各方权衡下,华谊觉得可以冒险一试。曾有华谊的人开玩笑说:“高群书能用那么点的钱,把《千钧一发》拍得那么好看,这次也应该不会错吧!”
2009年的国庆档期,《风声》在和《建国大业》的正面PK中,不落下风。最终累积票房2亿5000万元。这一年,《风声》和《三枪拍案惊奇》成为当年最赚钱电影。
通过《风声》,高群书获得了电影市场的认可。他不无得意地说:“我承认,我是通过《风声》赚足了口碑。但如果我先拍了《西风烈》,也许也能成功。”
但《风声》并不是高群书心中的好电影,和香港导演尔冬升导演的一次对谈中,他曾说:“我有时候会想不明白《风声》这样的烂片怎么会卖得这么好,就是搭一个景,几个人在屋子里斗来斗去。但现在懂了,因为中国电影最缺成功的商业类型片。”
20部中等规模的电影
投资8000万元的《西风烈》是高群书的第四部电影,电影的内容来自他在《南方周末》看到的一条新闻。在还没通过电影审查前,他就信心满满地表示:作为中国首部西部片,《西风烈》一定会卖座。
在列举卖座的种种原因时,高群书很直白地说《西风烈》就是模仿奥斯卡获奖影片《老无所依》,他“公然”宣称:“很多导演不屑学好莱坞,而我是玩命学好莱坞。”
“中国电影的根本问题是不尊重好莱坞叙事。很多导演觉得好莱坞是低级的,中国电影要超越它。我觉得很可笑,好莱坞是百年工业,我们有资格说超越吗?有人又反驳我说,那中国电影该去戛纳拿奖,那是全球的奖项。这话也太扯淡了,你随便问问一个好莱坞人,他们愿意去戛纳吗?去干嘛啊,根本不赚钱。”高群书说,“如果一部电影需要电影节来支撑,那就是不自信。中国电影必须尊重好莱坞叙事,没有这个,就完蛋。”
鉴于《风声》的大卖,早于《风声》筹备的《西风烈》也获得了比前期更多的投资。在没拍《风声》前,高群书还需要不断说服投资人关注《西风烈》。但如今,各方人士纷纷上门,主动掏钱投资《西风烈》。
高群书告诉《中国周刊》记者:“这五年,我感觉电影投资越来越有序。现在,起码是真正有钱的人在投资拍电影,他们一下能拿出上千万资金。过去,是一个中间人在忽悠钱。你拿500万,我拿500万,凑在一起投资,但中间人就有可能跑掉,导演的不稳定感很强。另外,现在的投资人越来越理智。媒体塑造的所谓亿元票房俱乐部在他们眼里根本不能成为投资标准。我投资你二个亿,你只回来一个亿,你是进亿元俱乐部了,我赔死了谁管。现在只要投资超过2000万,投资人是一定要考察你的过去的作品回报率。”
拍过《风声》后,华谊给《西风烈》也投了钱。但高群书下部戏《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华谊放弃投资。高群书也感到不解:“按说我拍过《风声》,华谊应该是对我最有信心的。”
从2004年开始进入电影圈,高群书的目标就很明确,成为中国最好的商业片导演,没有“之一”。他跟记者掰着手指头分析自己所处的角色:“现在的中国电影,好像只有古装武侠片能赚钱,冯小刚拍了《集结号》,开创了战争片也可以赚钱的模式。而我希望借助自己的从影之路,把中国的类型片市场真正建立起来,《东京审判》是法庭片,《风声》是谍战片,《西方烈》是西部片——在中国电影商业化的道路上,这是我最想做的事情。”
高群书出名后,经常有人问:高导最近忙什么呢?他答:无聊着呢。“很多导演都爱说忙着呢,或者新剧正筹拍呢,真是扯淡。”高群书不屑地说,在这个圈子里,他以“坦率直白”著称,在新浪微博上,他是著名的“大嘴巴”,经常毫不留情地揭露影视圈的虚假丑恶。
在高群书的博客中,他曾毫不隐瞒对一类导演的抨击:“问他们能不能拿奥斯卡,他们说看不上。在美国,电影能排进产业前五,他们凭什么看不上?电影的背后支撑的是资金,电影的商品属性使得我们必须遵循商业规律,这丝毫不会伤害电影的任何品质,相反,可以更能扩大电影的传播力量和影响力。中国导演很大一部分想做大师,思想和人格锤炼不足;想做商业片,叙事不及格。自恋,自大,自私,投机心态,不负责任是最大的障碍。”
在高群书理想的构图中:投资过8000万以上的算是大片。他更希望做的是中等规模的主流商业电影,“当每年中国有20—30部中等规模的电影出现时,这个产业才算真正繁荣。”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