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自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下简称“UNDP”）推出人类发展指数以来，中国首次迈入了“高人类发展指数”国家的行列，在187个国家中列第91位。
2014年10月23日，在中国（成都）国际防灾·减灾论坛上，UNDP发布了《2014年人类发展报告》。联合国助理秘书长、UNDP助理署长兼亚太局局长徐浩良特别指出了报告的以上亮点。
UNDP每年都会推出各国人类发展指数的最新结果和排名。2014年的报告，除了推出年度排名，对各国的发展能力作出静态评价之外，还引入了两个新概念，关注动态的可持续能力。
这两个概念，一是脆弱性，一是抗逆力。前者是指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抗风险能力，后者则是指巩固和保持发展成果的能力。
2015年是联合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截止日期。这意味着，新的发展议程已迫在眉睫。因此，今年UNDP的年度报告可能会对联合国的未来政策制定有着特殊影响。报告甚至明确建议，“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尽力减少贫困和降低能使人们陷入贫困的脆弱性，消除极端贫困不仅要朝‘零贫困’努力，还要守住减贫成果”。
徐浩良是此次发布会上UNDP的最高级别官员，也是非中国政府委派的在联合国任职级别最高的中国籍官员。《瞭望东方周刊》对其进行了专访。
提供社会保障能力与国家贫富无关
《瞭望东方周刊》：此次报告为什么要特别关注脆弱性和抗逆性？
徐浩良：目前，全球约有12亿人每天的生活成本不超过1.25美元。如果按照UNDP最新发布的多维贫困指数衡量，目前仅在91个指数覆盖的国家中，就有近15亿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尽管贫困总人口正在减少，但很多脱贫者重新返贫。现在，仍有近8亿人一旦遭受冲击便会面临重新陷入贫困的风险。
就中国来说，以每天1.25美元的极端贫困线标准计，截至2009年，有1.5亿贫困人口；以每天2美元的中度贫困线标准计，有3.5亿贫困人口。中国既要想办法帮助1.5亿人脱贫，也要保障在1.25美元和2美元之间的2亿人不会重陷极端贫困。
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必须加强教育和卫生保障的投入。这两方面对人口的长远发展影响深远。
《瞭望东方周刊》：报告提出一个观点，社会保障政策和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完全对应的关系，并不是只有富裕国家才有能力负担社会保障或普遍的基本服务。
徐浩良：报告对一组收入水平和政府体制各不相同的国家进行了对比分析，这些国家有的刚开始推广这些政策，有的已经全面实施了这些政策。它们不仅有传统福利国家（如丹麦、挪威和瑞典），还包括正在快速发展的国家（如韩国）和发展中国家（如哥斯达黎加）。这些国家在其人均GDP低于当前的印度和巴基斯坦时，就已经开始采取完善的社会保障措施。
报告提出了一个数据：为全球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社会保障福利所需的金额，仅占全球GDP的不到2%。在12个低收入的非洲和亚洲国家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所需成本占各国GDP的比例参差不齐，从布基纳法索的10%左右到印度的不到4%。
只要低收入国家重新分配资金，提高国内资源的利用率，并获得全球募捐，就可以负担基本社会保障方案。
只从收入看发展水平很有局限。我们从1990年就开始推广人类发展的概念，强调要综合看待人类发展水平。
去年李源潮副主席会见海伦·克拉克（UNDP署长）时说，UNDP对中国最大的贡献就是介绍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我们从1979年开始在中国工作，特别是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不断跟中国政府探讨、交流和推广这些概念。
中国是半满的还是半空的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还从外界学习了哪些经验？
徐浩良：之所以强调教育等保障政策，是因为不能简单提供资金，使贫困人口产生依赖性，而是要提高他们及其后代的受教育水平，提高其可持续发展能力。
比如在巴西，当地政府支持的是有条件的现金转移。以前，政府只是给贫困人口一笔钱希望帮助他们脱贫，但这并不能保证受助者确实把钱用来给孩子上学。现在巴西政府明确提出，要满足让孩子受教育的条件，才给这些家庭资金支持。
中国也在学习这方面的经验。除了医疗保障政策，中国在做的很多事情都与此有关。不仅是政府，一些民间机构、社会组织也在做类似的事情，比如给孩子提供午餐。
《瞭望东方周刊》：今年的报告指出中国已经迈入了“高人类发展指数”国家的行列，你如何评价中国的发展？
徐浩良：我1995年进入联合国工作，后来因为涉及美国税收问题，联合国要求我放弃美国绿卡。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难以做到的。但我认为中国发展肯定会越来越好，所以就放弃了绿卡。我想，如果在联合国工作不下去，回中国找工作就行了。
评价中国，主要看是放大问题还是放大成就。用英文讲就是，看这杯水是半满的还是半空的。
从报告涉及的社会保障政策看，中国近几年做得不错，但还可以继续加大投入。2013年医疗健康支出占到GDP的5.57%，而教育投入在2012年时占GDP4.28%左右，这二者和发达国家还有距离。但中国体量太大，要从整体上进行一定水平的全覆盖需要一个过程。
中国在联合国官员人数总体偏少
《瞭望东方周刊》：你进入联合国工作已经20年了，这20年也是中国国力和国际地位发生剧变的一段时间，这期间中国人在联合国的任职情况有何变化？
徐浩良：我大学本科毕业于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桥梁系，在国内高校工作了几年后去美国留学，先后读了管理和国际关系。1993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读书时，在UNDP一个部门找到了一个实习岗位。实习结束后，我获得了一份15天的聘用合同，之后续了15天，后来又延长到30天，再延长到3个月。通过不断续签短期合同，逐渐在联合国站住了脚。直到1995年4月，我获得了一份驻哈萨克斯坦的合同，为期两年。
当时这个领域的中国人非常少，现在哥大国际关系学院中国学生非常多，我们招的实习生中中国学生也非常多。
但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官员人数总体偏少，在联合国秘书处职员中只占1%左右，约350人，其中一半是职业官员。这其中只有极少数职务较高的，能够达到局级、副局级的。
作为联合国雇员，我们代表联合国的利益。但一个人的思想意识与其成长经历不可能完全分开。因此，很多发达国家都在资助本国年轻人去联合国工作。
目前在联合国秘书处有关政治问题、人道主义问题、维和问题等核心部门的高级职位上，几乎没有中国官员，这不反映中国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的地位和影响不靠雇员人数和职位来反映，但如果中国官员人数较多，也体现了发展成就和软实力。
中国要考虑采取一些措施，让更多中国人加入联合国工作，争取到更高的职务。但这也需要一个过程。我从最低级的雇员走到除了政治任命外的最高职务，花了15年，按常规来讲是非常快了。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如何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徐浩良：今年7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其中显示中国2010～2012年提供的国际援助达到143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每年的对外援助资金基本相当于UNDP每年在全世界的项目资金。
但是，中国的对外援助大多是通过双边合作，这使外界抱有一些成见。
因此，我们正在和商务部等其他中国政府部门合作，帮助中国搞南南合作，通过三边合作，提高我们的附加值，提高有效性。
比如，我们一起在柬埔寨搞了一个木薯生产项目，提高木薯质量，增加外汇收入。以前中国援助就是提供人员培训，但对培训需求和培训后续跟踪做不到位，因为没有人手。但我们在那里有办公室和工作人员，可以持续跟踪，这样就能提高项目的有效性。
中国完全有能力通过双边做很多事情，但是辅以多边的形式，对国际声誉的提高肯定有帮助。
2014年10月23日，在中国（成都）国际防灾·减灾论坛上，UNDP发布了《2014年人类发展报告》。联合国助理秘书长、UNDP助理署长兼亚太局局长徐浩良特别指出了报告的以上亮点。
UNDP每年都会推出各国人类发展指数的最新结果和排名。2014年的报告，除了推出年度排名，对各国的发展能力作出静态评价之外，还引入了两个新概念，关注动态的可持续能力。
这两个概念，一是脆弱性，一是抗逆力。前者是指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抗风险能力，后者则是指巩固和保持发展成果的能力。
2015年是联合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截止日期。这意味着，新的发展议程已迫在眉睫。因此，今年UNDP的年度报告可能会对联合国的未来政策制定有着特殊影响。报告甚至明确建议，“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尽力减少贫困和降低能使人们陷入贫困的脆弱性，消除极端贫困不仅要朝‘零贫困’努力，还要守住减贫成果”。
徐浩良是此次发布会上UNDP的最高级别官员，也是非中国政府委派的在联合国任职级别最高的中国籍官员。《瞭望东方周刊》对其进行了专访。
提供社会保障能力与国家贫富无关
《瞭望东方周刊》：此次报告为什么要特别关注脆弱性和抗逆性？
徐浩良：目前，全球约有12亿人每天的生活成本不超过1.25美元。如果按照UNDP最新发布的多维贫困指数衡量，目前仅在91个指数覆盖的国家中，就有近15亿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尽管贫困总人口正在减少，但很多脱贫者重新返贫。现在，仍有近8亿人一旦遭受冲击便会面临重新陷入贫困的风险。
就中国来说，以每天1.25美元的极端贫困线标准计，截至2009年，有1.5亿贫困人口；以每天2美元的中度贫困线标准计，有3.5亿贫困人口。中国既要想办法帮助1.5亿人脱贫，也要保障在1.25美元和2美元之间的2亿人不会重陷极端贫困。
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必须加强教育和卫生保障的投入。这两方面对人口的长远发展影响深远。
《瞭望东方周刊》：报告提出一个观点，社会保障政策和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完全对应的关系，并不是只有富裕国家才有能力负担社会保障或普遍的基本服务。
徐浩良：报告对一组收入水平和政府体制各不相同的国家进行了对比分析，这些国家有的刚开始推广这些政策，有的已经全面实施了这些政策。它们不仅有传统福利国家（如丹麦、挪威和瑞典），还包括正在快速发展的国家（如韩国）和发展中国家（如哥斯达黎加）。这些国家在其人均GDP低于当前的印度和巴基斯坦时，就已经开始采取完善的社会保障措施。
报告提出了一个数据：为全球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社会保障福利所需的金额，仅占全球GDP的不到2%。在12个低收入的非洲和亚洲国家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所需成本占各国GDP的比例参差不齐，从布基纳法索的10%左右到印度的不到4%。
只要低收入国家重新分配资金，提高国内资源的利用率，并获得全球募捐，就可以负担基本社会保障方案。
只从收入看发展水平很有局限。我们从1990年就开始推广人类发展的概念，强调要综合看待人类发展水平。
去年李源潮副主席会见海伦·克拉克（UNDP署长）时说，UNDP对中国最大的贡献就是介绍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我们从1979年开始在中国工作，特别是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不断跟中国政府探讨、交流和推广这些概念。
中国是半满的还是半空的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还从外界学习了哪些经验？
徐浩良：之所以强调教育等保障政策，是因为不能简单提供资金，使贫困人口产生依赖性，而是要提高他们及其后代的受教育水平，提高其可持续发展能力。
比如在巴西，当地政府支持的是有条件的现金转移。以前，政府只是给贫困人口一笔钱希望帮助他们脱贫，但这并不能保证受助者确实把钱用来给孩子上学。现在巴西政府明确提出，要满足让孩子受教育的条件，才给这些家庭资金支持。
中国也在学习这方面的经验。除了医疗保障政策，中国在做的很多事情都与此有关。不仅是政府，一些民间机构、社会组织也在做类似的事情，比如给孩子提供午餐。
《瞭望东方周刊》：今年的报告指出中国已经迈入了“高人类发展指数”国家的行列，你如何评价中国的发展？
徐浩良：我1995年进入联合国工作，后来因为涉及美国税收问题，联合国要求我放弃美国绿卡。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难以做到的。但我认为中国发展肯定会越来越好，所以就放弃了绿卡。我想，如果在联合国工作不下去，回中国找工作就行了。
评价中国，主要看是放大问题还是放大成就。用英文讲就是，看这杯水是半满的还是半空的。
从报告涉及的社会保障政策看，中国近几年做得不错，但还可以继续加大投入。2013年医疗健康支出占到GDP的5.57%，而教育投入在2012年时占GDP4.28%左右，这二者和发达国家还有距离。但中国体量太大，要从整体上进行一定水平的全覆盖需要一个过程。
中国在联合国官员人数总体偏少
《瞭望东方周刊》：你进入联合国工作已经20年了，这20年也是中国国力和国际地位发生剧变的一段时间，这期间中国人在联合国的任职情况有何变化？
徐浩良：我大学本科毕业于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桥梁系，在国内高校工作了几年后去美国留学，先后读了管理和国际关系。1993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读书时，在UNDP一个部门找到了一个实习岗位。实习结束后，我获得了一份15天的聘用合同，之后续了15天，后来又延长到30天，再延长到3个月。通过不断续签短期合同，逐渐在联合国站住了脚。直到1995年4月，我获得了一份驻哈萨克斯坦的合同，为期两年。
当时这个领域的中国人非常少，现在哥大国际关系学院中国学生非常多，我们招的实习生中中国学生也非常多。
但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官员人数总体偏少，在联合国秘书处职员中只占1%左右，约350人，其中一半是职业官员。这其中只有极少数职务较高的，能够达到局级、副局级的。
作为联合国雇员，我们代表联合国的利益。但一个人的思想意识与其成长经历不可能完全分开。因此，很多发达国家都在资助本国年轻人去联合国工作。
目前在联合国秘书处有关政治问题、人道主义问题、维和问题等核心部门的高级职位上，几乎没有中国官员，这不反映中国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的地位和影响不靠雇员人数和职位来反映，但如果中国官员人数较多，也体现了发展成就和软实力。
中国要考虑采取一些措施，让更多中国人加入联合国工作，争取到更高的职务。但这也需要一个过程。我从最低级的雇员走到除了政治任命外的最高职务，花了15年，按常规来讲是非常快了。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如何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徐浩良：今年7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其中显示中国2010～2012年提供的国际援助达到143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每年的对外援助资金基本相当于UNDP每年在全世界的项目资金。
但是，中国的对外援助大多是通过双边合作，这使外界抱有一些成见。
因此，我们正在和商务部等其他中国政府部门合作，帮助中国搞南南合作，通过三边合作，提高我们的附加值，提高有效性。
比如，我们一起在柬埔寨搞了一个木薯生产项目，提高木薯质量，增加外汇收入。以前中国援助就是提供人员培训，但对培训需求和培训后续跟踪做不到位，因为没有人手。但我们在那里有办公室和工作人员，可以持续跟踪，这样就能提高项目的有效性。
中国完全有能力通过双边做很多事情，但是辅以多边的形式，对国际声誉的提高肯定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