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小说之所以在现代文学史上始终居于耀眼的位置，尤其在中学教材里保持着长盛不衰的生命力，不仅是因为他具有众所周知的深厚的文学功底，还应该在于他的小说里不时地用其特有的医学眼光洞察人性诊断社会。自从他在日本仙台目睹了中国看客们观看中国人被杀害的影片时居然高呼“万岁”的场景之后，他毅然告别了他尊敬的藤野先生，他毅然“弃医从文”，这一思想上的重大转折，是我们所熟知的；然而他的作品特别是小说里时时闪现着他的医学智慧，有待我们去深入探究，去领悟。我们换个角度看看大师鲁迅及其文章，我们就有了惊喜的发现——他始终是：从文而不弃医。
　　曾记否？在初中语文课本《孔乙己》小说里、被孔乙己津津乐道的“‘回’字有四种写法”的“茴香豆”。孔乙己吃的虽不是茴香，而是用茴香做香料炒过的豆粒。难道孔乙己对茴香豆就这么情有独钟?鲁迅先生为何不让他炫耀花生米葵花子什么之类的东西呢？这里很可能就是鲁迅先生医学经验中信手拈来的巧妙一笔。医书《神农本草经》上记载：“茴香的性味功效是辛，温，散寒和胃，理气止痛。”穷困潦倒、穿着破旧长衫、经常赊帐且站着喝酒的孔乙己，长期过着受冻挨饿的乞讨般的生活，本能地需要“散寒和胃，理气止痛”，本能地喜好上这种便宜的零食——也许这就是他生活里的主食吧。这样一推理也不足为奇了。听听他说起手中盘子里的茴香豆“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时的满口文言，看似得意忘形的语气里流露出不仅是贫困寒酸窘态，更是那种迂腐懒惰的臭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的写照。
　　再看看高中语文课本《祝福》。当卫老婆子第二次领着祥林嫂来到鲁四老爷家乞求做工时，卫老婆子向鲁四婶求情，说起祥林嫂因夫亡儿死再次走投无路，其中也特别讲到祥林嫂再婚的丈夫贺老六的死因。她说“……这实在是叫做‘天有不测风云’，她的男人是坚实人，谁知道年纪青青，就会断送在伤寒上？本来已经好了的，吃了一碗冷饭，复发了。”对卫老婆子的这一解释，有心的读者可能会提出质疑，小小的伤寒病怎么使一个结实的汉子很快就送了命呢？有那么严重吗？鲁四婶也不会相信吧；还有，鲁迅先生在此这样地处理情节，是否符合情理？吃了一碗冷饭就致命了，有那么快吗？伤寒真的有那么严重吗？无庸置疑，答案是肯定的，伤寒就有这么严重！何况是复发啊。这是有医学依据的。东汉医学家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伤寒论总论”开篇就这么写道：“伤寒病，外感之邪也。天地之六气，其正气足以资物之生，其邪者足以致物于死。”自古以来，很多中医学家都认为：百病，风之始也。2003年和2009年全球范围内先后出现的“非典”和“甲流”，许多著名中医学家都知道这些流行病其实就是伤寒类的并发症。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出现类似的流行病，一般叫做瘟疫，均因伤寒外感所致，虽然只是在局部地区流行，但感染致死的成千上万。而现在处于高速信息时代，国际交往频繁，越来越小的地球村虽然一有疫情就很快传播，但因为通讯便捷、预防隔离措施有力、医疗技术先进等等，才避免了过去那种大面积死亡的惨剧；当然如果防治不力，偶尔也有死亡的病例。由此可知，过去伤寒病那么容易致人于死地就不足为奇了。现在我们就清楚了贺老六的死亡，其直接原因是得了“伤寒”，而且“吃了一碗冷饭，复发了”，一是没有及时治疗，二是吃了冷的加重病情，当然必死无疑。然而，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贺老六得了“伤寒”后为何不吃药治疗？为何还要去吃冷饭？这正是鲁迅先生更深层的旨意。因为那个年月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统治者残酷自私草菅人命，哪管关注民生关注医保，劳动人民只顾终日劳碌，不可能奢望什么医疗条件，染病者只有死路一条。可见贺老六的悲剧更有着深层的社会原因——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依旧黑暗，许多生命依旧在“祝福”声失去福气，失去生命。看来，《祝福》小说中关于“伤寒”的看似不经意的一笔，其深刻的寓意就非同小可了。
　　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小说《药》。顾名思义，药不离医，医则动药。可见这次是鲁迅先生的医家身份的直接亮相了——以“药”为题，以“药”为纽带，以“药”揭示主题。华小栓得了“痨病”需要吃药，爱子如命的华老栓夫妇便买了一包“什么痨病都能包好”的药——“人血馒头”，华小栓吃了这包淋着革命者夏瑜鲜血的药而最终一命呜咽，第二年清明时节可怜的夏奶奶亲眼在一个个“馒头”似的坟墓前碰见到可悲的华大妈。无庸置疑，“人血馒头”做的药是肯定无效的，这样的药只有凶残的康大叔们敢卖，只有愚昧的华老栓夫们去买，也只有那些冷漠的看客们相信药效，也只有糊涂的夏奶奶的那位孤军奋战的儿子留下最后一滴血被冤做了“药”，让杀人者赚了一笔“黑心钱”。华小栓的死是因为用药的绝对错误。这种绝对的错误，正是鲁迅“从文弃医”而又“从文不弃医”的用意！鲁迅先生对友人说过：“《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接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理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增加群众中的某一私人的福利。”（孙伏圆《鲁迅先生二三事．〈药〉》）在此，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先生像一位严肃的医师对当时的国民做了细致的诊断，而他对症下药的处方就是小说《药》。
　　鲁迅先生的从文不弃医的目的，就在他“我的取材，多采用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我是怎么做起小说来》）的话语里表述得十分明确了。他学过医，有医生的敏感和职业道德；他致力于文学，他有着疗救病态社会唤醒国民意识的社会责任感。他的敏感是“呐喊”着希望国民争取“科学”和“民主”，他的责任感是坚信青年人创造出“第三样时代”（《灯下漫笔》）。在他身上，医师和作家得到完美的结合，这样的结合在古今中外文学长河中能有几人！
　　鲁迅先生，他弃医，因他深知“纵使国民有健康的体魄，大抵是看客而已”，所以他挥出那支“投枪和匕首”的笔；鲁迅先生，他从文，时时严肃地开着如《药》一样发人深省的处方。《药》一般的医学充实了文学，文学里渗入药味也渗入了中国的良心——医德，升华着小说的主题，拓展了文学的内涵。鉴于此，确实让吾辈不得不“山高仰止，景行景止”。
　　
　　作者简介：吴谋（1965—），侗族，大学本科，1987年参加教育工作，中学高级教师，历任学校团委书记、政教主任、工会主席、教科主任、教务主任，现任湖南省会同县第一中学副校长，分管教学教研，多年任教高中语文，先后有多篇文章在《教师报》（陕西）、《职业技术教育》（吉林）、《湖南职教》、《中学语文报》（浙江）、《前沿》（内蒙古）、《教学交流》（北京）、《语文教学通讯》（山西）等刊物上发表，系湖南省怀化市中学语文教育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