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埋的地层

　　1952年的震荡过后，东吴师生流落各方，经历着被政治地层覆压的命运。
　　盛振为被捕之后，以反革命罪获刑12年，被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而后在苏北大有农场劳改。这片由劳改犯垦殖的盐碱地，在近年一本亲历者的回忆录中被称作“苏北利亚”。盛振为劳改六年后，被遣往苏州教英语。其女盛芸被分配到安徽农村，在挑水喂猪之类杂活中度过半生。
　　盛芸亲历了那个晚上父亲被抓的场景。年少的她难以理解，一生情系学生的父亲，如何背上了“提供学生黑名单”的罪名。这一谜底，直到1980年才由东吴毕业的研究生聂昌颐和华东政法学院院长徐盼秋等人揭开。
　　当时，复校后的华东政法学院正在寻觅人才。聂昌颐因为翻译英美刑法要则，常去苏州向老师盛振为请教，知道老师尚未获平反，即向徐盼秋汇报。徐盼秋赴苏州了解案情后回沪奔走，经上海法院复查，最终确认盛振为无罪，予以平反。盛振为终得以返回沪上，担任华东政法学院顾问，在富民路旧居度过晚年。
　　据复查，盛振为当初被捕是由于本校学生、地下党员庄咏文举报其“向警备司令部提供黑名单，镇压进步学生”。其时东吴法学院在一批“职业学生”（地下党员）被捕后，按照通行做法，张贴了一张布告说明此事，其上有院长盛振为的印鉴。这张布告是唯一的证据，事实恰恰却是在警备司令部召集的高校领导人会议上，盛振为曾当面斥责警方逮捕学生。
　　不仅如此，举报意见上只有庄咏文个人的签名，并不代表地下党支部意见。但就是这份个人举报，将盛振为及其家人送上了30年蒙冤路。在法庭上，熟谙证据法的盛振为进行了自我辩护，但没有得到对质机会。
　　据徐圣庆介绍以及陆锦碧在徐盼秋生前的采访记录，盛振为平反后，徐盼秋曾两次和时任华东政法学院党委书记庄咏文谈及，要求其前往看望盛振为，向当年的恩师道歉，“解铃还需系铃人”。但直至1997年盛振为去世，庄咏文从未有所表示。
　　同时被捕的教务长鄂森是斯坦福大学博士，曾参与东京审判、七君子营救等，逮捕理由是与上海帮会青红帮有关联。鄂森因律师业务交游广泛，抗战后期，他利用其社会能量，几乎独力支撑了中国比较法学院的生存。有传闻称其早年曾拜为杜月笙弟子。
　　在帮会势力发达的上海，此种纠葛并不鲜见。章士钊、江一平等著名律师都曾与杜月笙、黄金荣关系密切，人称“吃流氓饭”。“七君子案”中，律师团还请托杜月笙代为营救沈钧儒等人。
　　鄂森被捕后判决管制三年，1956年12月撤销管制，以后曾“废物利用”担任文史馆馆员，1970年去世。
　　训导长刘朗泉1932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曾任南开大学教授，有《中国商事法》著作传世。其身为国民党员，又由于工作职责与学生党员有矛盾，被捕在所难免。上海档案馆保留的一份“线索材料登记表”显示，刘朗泉抗战初期加入国民党，以后曾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暨一任县长。虽然他始终不参加旧政府召集的各大学训导长会议，并曾帮助学生组织了新学生会，却仍难免蒙上“反动”之名。
　　东吴法学院教授艾国藩、林我朋等人也先后被捕。艾国藩是与倪征同级的东吴毕业生、国际法专家。据高文彬回忆，艾国藩担任瑞士领事馆法律顾问，与各国驻沪领事馆熟悉。解放之初，军管会曾要求他提供租界里面的情报，艾国藩不配合，以后被检举为国民党留下的特务。其被捕之前，与曾参加过东京审判、在上海外事处工作的学生高文彬时有往来，高文彬因而也蒙上了“为国民党特务盗窃机密情报”的罪名。艾国藩由此获刑七年，高文彬获刑十年。艾国藩在监狱里上诉后，被加判为无期徒刑，死于狱中。高文彬在苏北、江西农场劳改刑满后留场就业，直到1979年才回到上海。
　　教英美法的民诉法教师林我朋因曾担任旧法院庭长，亦被判刑，“文革”后平反，一直住在上海虹口区一个弄堂内的石库门老房子二楼。上世纪80年代，徐圣庆前往上海探望，师生合影留念。照片上，老房子墙粉褪色，窗棂油漆剥落，室内陈设简陋，老人白发锁头。
　　相比这些被逮捕的蒙冤者，以杨兆龙为代表的更多东吴人在接踵的政治运动中渐历患难。
　　对于作为“旧法观念”代表的教师们来说，“等待分配”变成了抛弃，大部分人都赋闲一年至两年。之后安排的工作，也无非是教英语、俄语，或在图书馆、资料室任职之类。甚至有教授被分配至公交公司卖票、到电力管理局抄表。倪征在留守处撤销后，被分配至同济大学教俄语。杨兆龙赋闲两年，1954年秋调入复旦大学教俄语。在此期间，针对他的肃反材料搜集工作已经悄然开始，重点是“杀害王孝和”。幸而肃反审查人员房群同情杨兆龙的遭际，请示上级后否决了批捕，代替以“内部控制”（参见《财经》2012年第25期“杨兆龙的背影与齿痕”）。
　　到1957年“反右”运动时，先前幸存的一批东吴同人不再幸免。
　　杨兆龙因在“引蛇出洞”期间发表系列文章，以及在座谈会上发言强调法律的继承性、批判法律虚无，顺理成章戴上了右派帽子，以后又清算肃反旧账，升级成为反革命，一度面临死刑。杨兆龙的儿子、女婿受牵连入狱，妻子自杀。直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他才以国民党战犯名义特赦出狱，在浙江海宁县一个小镇寂寞离世。
　　1960年初一个夜晚，东吴法学院1952届毕业生王平生与杨兆龙在上海市江苏路路口公交车站偶遇。杨说：“他们待我还好，给我100元一月，不做事。”双方满腹言辞，但不敢多诉，匆匆而别，杨兆龙举手招呼王平生“多多保重”。两人未曾料及，师生此别实成永别。
　　东吴法学院毕业生、原海洋法教授魏文达，自营一家船运公司，因对公私合营有所不满，被打成右派，扫地倒痰盂。东吴法学院1927届毕业生、原劳动法学教授、曾任朝阳法学院院长的孙晓楼亦因赞成杨兆龙言论被打成右派，1958年即以壮年辞世。国际私法专家、曾被提名为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郭云观在院系调整后一直失业，1959年因曾任旧法官被打成反革命，在审理中保外就医，1961年在遍地饥馁中病逝，直到1985年才获平反。在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任职的倪征，发表批评1952年“清洗旧司法人员”的言论，提出对比较法“抢救人，抢救书，抢救课”，被打成“中右”，控制使用。 　　东吴法学院1929届毕业生、柏林大学博士费青是潘汉典关系密切的恩师。费青一直很欣赏潘汉典，引导他接触苏联新法学，鼓励他在就业后坚持做学术，并推荐他到北京大学任讲师。在东吴教师中，费青的政治观点左倾，和胞兄弟费孝通、费振东同是民盟成员。1957年，费青因病在江苏无锡疗养，“反右”前夕身体本已好转，突闻费孝通、费振东被打成右派，病情急转直下，当月病逝。在其骨灰运抵北京后，费孝通、费振中却无缘出席追悼会。
　　曾担任东吴法学院副教授的潘汉典，虽然在“反右”中侥幸过关，“文革”时未能逃过批判。1949年潘汉典研究生毕业后，曾获得耶鲁大学的入学通知书，这成为他的“通敌”罪证，因而受到批斗。“文革”中的多数年份，潘汉典在农村干校度过。
　　此外，东京审判的检察官向哲浚，1952年后在上海财经学院教书。“文革”前他虽已退休，双耳近于失聪，仍旧受到冲击，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除了曹杰、李浩培等少数倾向进步的教授，以及去往台湾的陈霆锐、江一平、丘汉平等人，东吴教师群体在历次政治风波中几乎无一幸免。
　　“文革”结束之后，这些先前的法学精英们仍旧在冷落中度过残年。当上世纪90年代后期，潘汉典和薛波因编撰英美法词典找到他们时，他们或居于不见阳光的阁楼，或在屏风隔间后与家人拥挤一室，一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或者12元钱的小电扇都成为奢侈品。曾经的满腹经纶，在时代断裂之后被人彻底遗忘。孤居上海的盛振为，只有在与前来探望的女儿盛芸交谈中，才得以重温法的精义和创办东吴法学院的心得。
　　正如学者艾永明在《东吴法学先贤文丛》总序中所说：“‘东吴法学’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遭遇，是中国现代法学史上的一个悲哀。”
　　建国后的东吴法学院学生，虽然作为“新人”与教师命运分途，亦未能避免在法律虚无的时代背景下蹉跎沉浮。徐希伯、姜蕴华毕业后到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所学课程只有革命史与马列主义，与法律无关。二人退学想按东吴传统去做律师，时逢“取缔黑律师”运动，只好分别到华东政法大学做行政工作和去中学教英语。1957年，徐希伯被打成右派，发配到青海劳教农场，在大饥荒中险成饿殍，“文革”前才摘帽归来。
　　曾经向全体师生宣布盛振为被捕消息的徐圣庆，1955年在华东政法学院“肃反”中被检举为国民党区分部主训委员，家庭补划为漏网地主。“反右”中旧事重提，他在担任政治经济学助教时的一些课堂言论被学生举报。被打成右派后，徐圣庆下放郊区，又由于申诉被打成反革命，获刑三年，押送安徽普济围农场劳改，开山炸石，刑满后留场就业，一直到1980年平反回到上海，57岁时才结婚，而今孤身居住在华东政法学院家属院的宿舍里。
　　高程德和徐圣庆一样，被调往华东政法学院担任政治经济学助教。北京大学经济系研究生毕业后，他曾在最高检察院研究室工作，案情一般是抓特务内奸，用不上法学知识，由于没有革命资历，也不能直接办案。高程德觉得无聊，想办法调到了清华大学任经济学教师，却因为“反右”中在一份大字报上签名，险些打成右派，事后和右派一同下放劳动。“文革”中，高程德侥幸作为“中右”，控制使用。但凡有下放任务，都会落到高程德头上，他先后在江西、北京怀柔等农村度过15年。直到“文革”结束，中央党校商调高程德任教，仍旧受到有关部门阻挡，认为高程德政治上不可靠。
　　在这些颠沛中，徐圣庆、徐希伯和多数东吴同学们，几乎忘却了当初习得的法学知识，尤其是英美法。他们的人生此后也与法学绝缘。上世纪80年代初，姜蕴华得到教授国际法的机会，不得不像一张白纸一样从头学起，冬天脚踹“汤婆子”日夜备课。
　　2013年5月中旬，居于上海的部分东吴法学院校友组织了一次聚餐。聚会上姜蕴华得知同学们大都经历坎坷，当初的班长在打成右派发配黑龙江后失踪。像她这样能够追随老师们走上法律讲坛的幸运儿，在班上20多个女同学中绝无仅有。

幽远的余光

　　1978年，原交通部部长、时任上海远洋航运公司经理钱永昌找到上海海运学院职工宿舍魏文达的陋室，咨询一桩海损事故的法律问题——中远的一艘万吨货轮在澳大利亚停泊时撞坏了当地港口。魏文达向钱永昌提示援引国际《海商法》上的“船东责任限制条款”，使得最终判决里中国少承担了几百万美元的赔偿。这是1949年后国内首起远洋运输诉讼案件。
　　此时，魏文达的右派帽子还没有摘掉。值得一提的是，在海运学院的一隅之地，聚集了三位有政治帽子的东吴学人：林我朋、高文彬和魏文达，令该校民商法学实力超侪。有学生回忆，三位老师对他们影响深远。
　　即使是在“废除旧法统”之后被打入底层，历经半个世纪的沉埋，东吴法学的幽微余光也并没有消失，反而在历史断层之际炫目闪现。
　　1952年宪法中有“受政治迫害的外国人在中国有居留权”条款，到1982年第四部宪法草案公布时，“居留权”字眼依然如故，引起了外交部的怀疑。翻译过多国宪法的潘汉典此时接到咨询电话，他明确表示，按照国际通例，“居留权”应改为“受庇护权”。最后公布的宪法采纳了这个修改。
　　潘汉典在院系调整前夕前往北京大学法律系，后调入新成立的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任研究员，长期编译外国法律制度和动态。他经手的《政法译丛》和《政法研究》，在时代的夹缝中，小心开启着“文革”前介绍西方法律唯一的窗口。
　　1964年，潘汉典与人合作在《政法研究》上发表了《对美国实在主义法学的“法院判决即法律”的批判》。学生白晟评述说，在批判的名义下，这篇文章以“实在主义法学”的名义介绍了英美法的“判例法”精髓，注释更为规范，保留了学术气味，在全刊中非常难得。
　　“文革”爆发的同一年，潘汉典还翻译了《日本国宪法》。当时长年以笔名发表此类不拿稿费的编译文章的，不过潘汉典、王铁崖、龚祥瑞、沈宗灵寥寥数人。
　　“文革”之后，1978年潘汉典受命主编《法学译丛》。这份长年介绍西方法律知识的刊物，主要撰稿人包括了倪征、李浩培等东吴旧人，对断代的中国法学界有再度启蒙之功。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终身教授陈光中曾表示，《法学译丛》对他影响很大，每期必看，因为从前对英美法律很少了解。 　　1987年，在时任校长江平的积极推动下，中国政法大学成立了国内第一家比较法研究所，潘汉典调入担任所长。此时距他在抗战时就读“中国比较法学院”，已经过去40余年。
　　此前1972年，新中国取代台湾获得了联合国席位，倪征以法律顾问身份出席大会。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前去往台湾并创办台湾东吴大学的陈霆锐，此前曾以70岁高龄，发起维护“中华民国”联合国席位运动，最终无果。
　　1983年，倪征在车祸中左臂骨折，负伤出席国际法委员会会议，讨论“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问题。会上，关于“国家犯罪”的问题发生了争论，倪征根据东京审判的经验，强调不能将个人罪责推给国家，应分别承担义务。以后联合国成立了国际刑事法庭，直接推动了对米洛舍维奇、卡扎菲等人的审判和追责。
　　第二年，倪征当选为海牙国际法院法官。这是1949年后中国第一任联合国法院法官，引起轰动。之后，东吴学人李浩培担任了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法官。两人当选时皆已年近九旬。加上此前首任联合国法官的王宠惠，东吴法学院贡献了三位国际法庭法官，这在现代法治史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文革”结束之后，法典体系重建，以留苏群体为主的大陆法系学者走出历史尘埃，成为中坚。以东吴同人为代表的英美法学者群体，整体上虽仍然受到排斥，处于边缘，却又在对外开放的时代需求下时而奉命救场，闪现光芒。这成了东吴人“文革”后处境的集体写照。
　　1979年，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任教的裘劭恒接受征调，担任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的顾问。开庭时，江青当庭大声斥责法官，导致审理失控。裘劭恒临危受命，扎进资料室找到美国法庭“逐出被告判决有罪”的案例。此后江青被逐出法庭，回应了国际舆论的关注。六年之后，收回香港提上议事日程，裘劭恒被选入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会中还有东吴法学院的毕业生黄毓麟。高程德介绍，精通比较法、英文又出色的黄毓麟，在基本法起草中有“扛鼎”之功。
　　1984年，一家叫做“振兴公司”的民间经济法律咨询机构在上海成立。公司董事长是华东政法学院原院长徐盼秋，董事、顾问、咨询员则容纳了200多位法律学人，其中大部分是东吴师生，如盛振为、李文杰、裘劭恒等人。远赴海牙担任国际法官的倪征，得知老师盛振为“出山”，发来“感激、欣慰、鼓舞”的贺电。徐希伯担任了公司的联络主任，时常去盛振为家中送顾问费。盛振为由于在院系调整前被捕，没有单位发退休工资，担任华东政法学院和振兴公司顾问后，晚年生活有了保障。
　　振兴公司下设律师事务所和涉外经济法律咨询中心，1990年还成立了比较法进修学院，以平均年龄70岁以上的一批东吴旧人为教师，培养了大批国际民商法律人才，为上海经济的对外开放起了催化作用。
　　1993年，盛振为获得司法部颁发的司法行政银星荣誉章，褒扬他对法律教育的贡献。1997年4月22日，盛振为去世，走完坎坷一生。
　　逝世前数天，他还在参与《元照英美法词典》的审订。这是东吴法学院消失40多年之后，东吴同人群体的一次集体作业。早在上海孤岛时期，鄂森就组织潘汉典等四位学生计划编撰一本英美法词典，因战火纷扰作罢。50余年后，潘汉典作为总审订，和青年学者薛波一起遍寻流落沪上的东吴旧人，参与词典的编撰。他在寻访之下得知，东吴法学院旧人处境卑微而不废所学，“怆然有感，肃然起敬。”
　　这些残年微命的老人们，把仅余的精力与心血，投入到了这部没有得到任何官方经费、却填补了历史空白的大词典中。出现在扉页审订人员表上的东吴旧人，除潘汉典外，有倪征、姚启型、卢峻、杨铁梁、蔡晋、徐开墅、高文彬、俞伟奕、高程德等共20人。此外还有裘劭恒、黄毓麟参与建议。长达六年的词典编辑、出版过程中，名单上大部分审订者逐渐离世。这部共有460多万字，收录4.5万多个词条，比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词典多出三倍的词典，成为了东吴老人们不可磨灭的墓碑。在词典的扉页上，题写着“谨以此册献给母校与祖国”。
　　2005年开始，东吴大学的后身、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开始编辑出版《东吴法学先贤文丛》。收入文丛的东吴先贤一共九位，包括杨兆龙、倪征、李浩培、王宠惠、潘汉典、吴经熊、丘汉平、盛振为和孙晓楼，至今已出版前五册，其中潘汉典是唯一在世者。
　　2005年杨兆龙文集出版之后，引起巨大反响，“东吴法学”作为近代法学史上一种独一无二的传统，开始从地层之下被重新发掘出来，成为救济当下法学界精神贫血症的良药，和并不过时的学术标杆。在学者高积顺、许章润等人撰述的长文中，“东吴传统”的价值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学术和法律层面，通向现当代知识界的道德和信仰高地。
　　难以想象，这是一所消失60余年的法学院散发出的余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