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过即“国学”
　　“国学”原意与今日之大学无异，仅指学府，是包含物质实体的机构。今日众人言之凿凿之“国学”尚未有定论，莫衷一是。根据已有的资料知，国学应“西学东渐”而生，旨在强调老祖宗学问的本位。诸位虽然就国学之内涵外延争得面红耳赤，相互不以为然，但是其动机大抵相似—无非是要整理国故，去芜存菁，汲取精华，古为今用。差异只在于究竟何者为精华，何者更能为今日所用。比如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国赋提出：“对待清代以考据为主的乾嘉学派，我们要学习的是他们的实证精神，借鉴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吸纳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他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种不关注现实的做法则不能苟同。”言谈间，国故之精髓已成竹在胸，荡然于怀，何其壮哉。
　　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且不说邓实对“国”的理解何其浅薄，看他对把“国学”“打造”成一个筐，就知他压根就没有今人这么虔诚。揶揄“国学热”者舒芜说：“……世界上的学问分成英国国学、法国国学、德国国学……尼日利亚国学、尼加拉瓜国学、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学，而文学、哲学、史学、法学等等的学问，全都没有了，那成了怎样一个世界呢？”
　　《辞海》对“国学”也有注解：①指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②西周王城及诸侯国都的学校。不过，今日“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国学”吹鼓手们，认为历朝历代、各色学问（派）皆有其精华，为了做到十全十美，于是，“国学”就无所不包，只要有点名头，就可获得“国学准生证”。到了“存在过即国学”的境地。如：
　　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他列从属地位；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
　　
　　从学术研究看，各种学科已经细化，如今再以“国学”涵盖百家—以“花园”替代百花，并志在培育国学大师—究竟是什么样的国学大师呢？是要文史哲伦理等等皆精通并有新的创新和发展还是遵循学术研究的规律？
　　又如：
　　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那么无疑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这些当然是属于国学范畴。
　　
　　也就是说，中医，京剧，占卜，书法甚至九章算术均是国学，疯狂和无知可见一斑。章太炎在《国学概论》中称：国学之本体是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历史非小说传奇；治国学之方法为辨书记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变迁及辨文学应用。许多人对“国学”被“堕落”为“大筐”并非毫无警觉，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章祖安就认为：“国学的根基是小学、章句之学，因此，所谓‘国学大师’必须以博通、精研先秦时代的原典为前提。”他问道：“你听说谁研究唐诗宋词、明清小说而被称为国学大师的？”红学家（就算有这么一门学问吧）冯其庸可能不爱听这话，因为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院长。既然国学家（且不说是大师了）都不是，领导国学院，多少有些言不正、名不顺吧。冯其庸答记者问：“我理解的国学是大概念的国学，我们的传统文化都应该包括在内。中华民族遗留下来很多宝贵的传统文化，都应该纳入国学的范围。”观察家们针锋相对：“传统文化本来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打出‘国学’这旗号，弄得像滞销商品做广告，不打出一块‘天下第一’的招牌就不敢见人，真是小家子气。”
　　事实上，无论何种定义，无不包含“中体西用”的心态。章祖安在《再说慎言国学大师》中写道：国学大师必须在其中某一领域有原创性成果，精通小学，古文辞（各体式）、古体诗，近体诗词都能自由挥洒，出色当行。如果是20世纪的国学大师，还必须能汲取外来之学说，而不忘民族之本位，中西兼通，而又以传统文化为其治学指归。
　　因此，国学热，或者说国学的拥趸本身就是先入为主的，是“先验”而非严谨的、科学的。在各种打着国学的“羊头”，卖培训的“狗肉”的商业广告中，赫然包含各种早已经被认定为是封建垃圾—与现代化的精神背道而驰的“驭人之术”，又何必讶异呢？
　　
　　


　　国学复兴之怪现象
　　国学靠谁来复兴？怎么才能复兴？什么样的愿景才算达致国学的复兴？是把所谓的国学武装到全民还是仅仅吸引精英分子做做研究罢了？按某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对“国学”的界定看，如果全民都来读四书五经，练习书法，大唱戏曲，似乎才是复兴了国学。
　　不过，这种幼稚和肤浅的举动却大行其道。“穿无领、巨袖、对襟、束带的长袍，一手持经书，一手附于身后，一边踱步，一边带领端坐在蒲团上的‘弟子们’朗诵《弟子规》”。此外，孟母堂、读经堂、拜孔子，以及此起彼伏的各种公祭盛典，汹涌见诸报端。自称白居易后人的“国学辣妹”与木子美和“芙蓉姐姐”等网络时代的“怪才”一起，被相提并论。百度和谷歌出了“国学搜索”。百度还联合某些网站媒体推出所谓的“国学大师评选”，对“国学大师”进行与“超级女声”完全相同的商业包装。
　　所谓的有识之士也不得不出来鄙薄这等肤浅和闹剧式的商业炒作：“复兴不等于复古。”
　　不过，这帮有识之士的缺陷也显而易见，坐而论道，纸上谈兵，侃侃而谈，口气之大，措词之完美无缺，滴水不漏，实在为“国学白痴”们之不及啊。如，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国赋就说：“复兴国学，一要复兴国学的精神，复兴中华民族的美德。这是我们本民族的‘脊梁’，没有了‘脊梁’，我们如何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二要传播中华优秀文化。过去我们曾经过分重视向西方学习，忽视了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和传播，就全社会而言，民族文化丢弃得太多、太快，我们不能成为数典忘祖的一代。”比起“复古派”，这些人的大道理“少乎哉，不少也”。如果国学复兴是无可置疑的，那我们能指望这样的人来复兴之么？
　　好事的记者到大学走访，让统计学、经济学或者金融学的学生背文诵经，然后感叹国学之如丧家犬般遭人抛弃（北京大学教授李零最近著书说“孔子是个丧家犬”），委实有大谈国学之必要。殊不知，如果没有那些人放弃“摇头晃脑”的“国学”而改学各式财务、英文等学，那么这些人就只能“衣不蔽体、食不裹腹”，因为今日研读国学之人，再也不能“学而优则仕”，仕则无衣食之忧。若全民皆国学，那势必回归到范进年代。让我们假想一下，如果让一半的国人都在研磨平仄，讲求声韵，都在思考超越个人事物以外的“庙堂之事”，或者本该肉食者谋的事，何其美哉，然而何其镜花水月哉！
　　在本质上，任何一种学都是精英而非普众之事务。生产要讲究分工，做学问也是如此。即使所谓的新科学革命提及的跨学科趋势也是“相关多元化”而非盲目的“不相关多元化”。提倡国学复兴者如若不能容忍“国学也是小众之学”，那就必然与复兴国学南辕北辙。
　　讽刺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典礼上，其校长、市场营销研究专家纪宝成先生附庸风雅，结果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中山大学哲学系袁伟时教授批评道：“以校长名义发表的有关言论，有不少常识性的错误，有不健康的民族主义情绪。”
　　
　　国学=民族的脊梁？
　　国学复兴的倡导者往往给自己的一锅鸦片就是：国魂融于国学。神圣化国学者摆出自己是“天父附体”的杨秀清姿态，教导芸芸华夏子弟：“国学在，则国在，国学亡，则国亡。”排除矫枉过正的可能，实在让人心生疑虑，这些倡导者是否精神正常：“国学如盆，水形易散，有盆盛之，人心易散，国学凝之。于是，千年来的国人，身易碎，而魂不灭，形易散，而神仍在，此之大功劳者，舍国学其谁？！” 或者：“国人如水，水无形而质不变。任山川之起伏，地势之高低，时而为滚滚江河，时而作涓涓溪流。藏百米地下，则为甘泉；积千里旷野，则成湖泊。有利器可断金刚，而无利器可断流水。”
　　事实上，除了口号式的宣传（就像脑白金的广告一样恶俗，只不过表面看上去文绉绉的），对国学地位和作用来个不言而喻、一笔带过的做法也是见怪不惊了。如人大校长纪宝成所言：“国学的价值与意义毋庸置疑，国学对现代文明建设的作用无可替代。”至于究竟有何作用，有何案例，却丝毫没涉及，自欺欺人地打造闭门造车的理想和远景规划，学者的实事求是和严谨难觅踪迹，政治家的身影昭然若揭。
　　倒是冯其庸来得更加直接和无遮拦：“现在是最需要宣扬国学的时期，应该多从国学大师那儿继承学问、文化和知识，用自己的头脑来治理好我们自己的国家。”这哪里是要办什么国学院，分明是要办新时代的京师大学堂嘛。
　　国学的本体实质为汉学，是反清斗士们的炮弹而已。王小波辛辣地讽刺道：“最可怕之处就在那个‘国’字。顶着这个字，谁还敢有不同意见？这种套子套上脖子，想把它再扯下来是枉然的；否则也不至于套了好几千年。它的诱人之处也在这个‘国’字，抢到这个制高点，就可以压制一切不同意见；所以它对一切想在思想领域里巧取豪夺的不良分子都有莫大的诱惑力。”钱穆也曰：“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
　　因此，如果把本来一门普通的学问上升至意识形态之境地，那么国学的登高疾呼者，并非是国学的真正研究者，而是礼教家、道德家、政治家及其走狗而已。其所谓的国学，尤其占据了如此多娇的大好江山几千年的儒学，有几许是在谈论机会平等之上的个体自选择形成的社会和谐。《论语》能教会山西的黑心老板们要学会“仁者爱人”？《道德经》之流能让要广东的血汗工厂老板学会“天下为公”的亘古不变的“大同”？
　　我们不妨再举一例。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经放言易经—这个被许多人视为国学之根源的玩意对中国的落后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传统里面只有归纳法而无推演法(即演绎法)的思维方法；‘天人合一’的观念。归纳与推演都是近代科学中不可缺少的基本思维方法，但是贯穿《易经》的精神，都是归纳法，而没有推演法。近代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把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分开，而《易经》的‘天人合一’观念却将天道、地道与人道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