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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员与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使建国初期以草明为代表的工业题材创作者，在处理党、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时经常陷入困惑。政治化的文艺批判下，摈弃了创作者主体情感的作品反而解救了身份与创作的冲突，使党对工人阶级领导话语权的确立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关键词：工业小说 工人阶级 共产党 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07)03－0045－03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新的工作方针，是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建构现代工业要求的迫切，使文艺创作的滞后日见明显。文艺界高层领导为此焦灼不安。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在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中特别指出，《讲话》以来，解放区作家创作的统计数字，在177篇新作品中，描写工业生产的仅有16篇，这个数字对于现在是远远不够的，描写工业生产的作品应该走在前列。在文艺界下厂深人生活的号召下，大批作家纷纷奔赴工业建设第一线，寻找创作源泉。如何体现党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很自然地成为工业题材小说关注的重心。
一、知识分子工农化问题的提出
党对工人阶级的领导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之日起就已确立，其后为列宁、斯大林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与本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中国关于党对工人阶级的领导的论述，最早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议决案中，“如战争一样，军队中有一个先锋，所有这大量的军队都跟着这个先锋前进。共产党也可说是一个人的头脑，全体工人便是人的身体。所以共产党无论在那种劳动运动中，他都要是‘先锋’和‘头脑’，决不可不注意任何工会活动，并要能适当地、诚实地和勇敢地率领工会运动。”从瞿秋白到李立三再到王明，中国革命领导人几经变更，最终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尽管早在1926年，毛泽东就已将目光投向了农村，并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赢取了革命的胜利，但把党领导工人阶级，工人阶级领导农民作为共产党革命正统思想的想法，却始终牢固地植根于他心中。1948年1月，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于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
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这一集合中的子集，包含于工人阶级中，用符号表示为“共产党∈工人阶级”。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知识分子是否属于工人阶级?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的时代特性决定了知识分子不可能属于无产阶级，这也就是指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及毛泽东背叛了他们原属阶级的原因所在。在马、恩的理论中，没有把知识分子纳入到工人阶级的范围中去，列宁也是如此。但他们都认为，通过思想上的改造和帮助，可以将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纳入工人阶级的群体。毛泽东同样继承了这一思想。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及《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毛泽东多次强调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知识分子想从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升格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一分子，必须要走一条路，就是整风改造和工农化。
知识分子通过整风改造，去掉身上资产阶级思想和不良习气，成为工农阶级的一分子。此看似没什么不妥，但实际问题就出在整风改造的范围上。整风改造不光针对那些没入党的知识分子，还包括已持有领导队伍资格证的党员知识分子。对于后者，整风的威慑力要大得多。他们的工农化改造如果不合格，就有被取消党籍的危险，意味着很有可能将终生被排除在党的队伍之外，况且早有范例在先。在向合格迈进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很自然地就把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作为了学习的目标。但学得最带劲的，无疑要数那些已经入党的知识分子。延安讲话后，草明多次谈到工人对她的教育作用，“我越过越愿意在工人中间生活。因为他们每天都在改造我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和工人们在一块的日子里，我感情里经常循环着：惭愧和喜悦。惭愧，是因为在工人阶级伟大的素质对照下，发现了自己的缺点；喜悦，可能是工人阶级的血液有一部分逐渐变成了自己的血液。”
二、学习工人还是领导工人
带着这样的思想感情，草明于1948年创作了第一部描写解放区工业生产的小说《原动力》。小说中的先进工人孙怀德积极、主动而富有创造性，无论从出身还是从思想上看，都堪称典范。在国民党败退、共产党还未来接收工厂时，他带领工人们修好机器，捞起废弃的操作油，保护了国家财产，当人事股长陈祖庭向农民要回厂里的洋铁皮却遭失败时，他又自告奋勇地来到农民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发动群众主动交出了洋铁皮，使工厂生产得以顺利进行。值得注意的是，自始自终，老孙头护厂、爱厂，团结互助的行为都是自发自觉的，没有任何党的教育改造的因素施加于上。相反，被上级派来接收工厂的党员干部王永明身上的官僚主义弊病，却在老孙头的无私精神影响下被改造过来。在与老孙头的谈话中，他激动地对老孙头说，“你是我的好老师，……我来了四个多月到今天才看出来，我白长了一双眼睛!”在文本中，老孙头这样一个非党员工人(入党是在谈话之后)无形中扮演了思想改造者的角色，以其自发自觉的先进思想使党员干部受到震动，并最终与落后的官僚主义思想彻底剥离。改造对象与被改造的对象发生倒置，依靠群众路线变成了跟着群众走，新中国历史话语的建构体系准则由此背离。一些评论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指出“……作者对于群众路线的了解”，“没有放在党的总政策里面来了解”，在塑造孙怀德这一新式英雄品质时，没有充分发现“究竟党的领导在工厂是带来了些什么新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工人们的思想感情上，究竟引起了多大的新的变化?”然而，填补空白式的新中国工业英雄的出现，使这一问题并没有引起太多的重视；对工业无产阶级新人美好道德品质的欢呼，也有效地掩蔽了工人与党员干部之间“错置”的改造关系。但到了1951年，这个问题就被提出来，作为严重的错误加以批判了。其批判的对象，正是草明的新作《火车头》。
《火车头》中刻画了三个领导人物：工会主任方晓红，厂长刘国梁和后接替刘国梁任厂长的李树洁。作者试图通过工会主任方晓红来表现党对工人思想的改造与教育，却遭遇了诸多困难。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是发动群众诉苦这一段。在任何描写农村土改的作品中，诉苦都是成功的，点燃了劳动者的积极性的，就连其他工业题材的作品，如《铁水奔流》、《上海的早晨》中，诉苦的作用也都显而易见。但在《火车头》中却行不通。方晓红想让有着伤心往事的工人李学德上台诉苦，不料被其他的工人制止住了，“方同志，他家的事，除了你之外，咱厂全都知道啦，还用他上台讲?”“张家的冤，李家的屈，咱们工人全知道；谁放个屁，咱全厂也能知道是谁放的!”诉苦的中断使方晓红给工人灌输的社会科学知识显 得空空洞洞，无所依傍，她发觉自己遇到了新问题，“……工厂是集中的，工人是集体的”而解决这一新问题的方法，就是充分听取工人的意见，给他们自主的权力。评议工资、提升工长等都是在工人的主动、积极参与下完成的，结果得到了大多数工人的赞同，“生产情绪逐渐高涨起来了”。同时，文本中描写的代表党的另一领导人物刘国粱，由于搞副业生产、工作上犯经验主义等毛病，使党的形象大打折扣。结果，评论界一致认为，这一人物的书写扭曲了真实生活中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通过作品来批判这种作风是可以的，但把代表领导的刘国梁写得那样固执、甚至于顽固不化，则未免过分一些。”最后出场的李树洁倒是代表了正确的党的作风，只是直至故事快结束才出现，起到的不过是个清场的作用，“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好象领导的作用是无足轻重似的。”
之所以会出现对党领导工人阶级观念的表述不清，主要是因为作家创作时过多主体情感介入的结果。作家以党员(改造者)和知识分子(被改造对象)的双重身份投入工人阶级形象的塑造中，在采取仰视还是俯视，亦或平视的角度问题上发生了困惑。作为党员、工会领导，她理应站在党的立场上，写出党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但知识分子这另一重身份使她又只能作为被改造对象，以仰视的角度写出对工人的爱慕与敬佩，借工会主任方晓红之口说出了这样的话：“原先，她以为自己和工人们灌输了许多社会科学的知识；但是下了课，就觉得自己从工人身上拿回来的，比起自己给他们的要多得多。”她忽视了方晓红的身份，正如现实生活中她忽视了自己的党员干部身份一样，遭受猛烈的攻击也是可以想象的了。面对文艺界的声讨及随后整风运动中上升到政治思想的批评责难，草明陷入了困惑，她只能把原因归结为“自己思想的懒惰和自满”，并保持了长时期的创作沉默，直至1959年《乘风破浪》的出版。
三、党的权力的最终确立与新工人形象的完成
如潮的好评不仅代表着文艺界对《乘风破浪》的肯定，同时也是对草明创作的再次接纳。这部作品受称赞有多方面的原因：文本中描写的快速生产，与1958年掀起的“大跃进”运动步伐相一致；1959年4月开始的文艺政策调整，使文学批评的政治氛围得以适当的松动；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作品中党的力量的充实与加强，终于达到了政治需要。
《乘风破浪》中着力刻划了炼钢工人李少祥这一人物，主动、积极且富有创造性，最重要的是有高尚的集体主义精神，凡事总能从全局出发。然而，这样一位没有缺点的英雄，却时常有思想苦恼，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一旦问题无法解决，出来为英雄排除苦恼的，就是党组织。由于落后工人易大光造成全体人员不团结使“共青”号平炉垮了前墙，身为炉长的李少祥一下子颓丧起来。于是，平炉支部书记夏万春找他谈话，以自己的经历教育了他，使他摆脱了思想上的苦恼，重新振作起来。党不仅是工人们解决思想痛苦的灵丹妙药，还成为工人们的保护伞，有了这把伞，工人们就可以挺直腰杆，向奉行官僚主义、经验主义的干部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因为宋子峰拒绝接受党委要求的跃进任务，工人刘进春感到非常不满，却无法说服厂长，而党委书记唐绍周的一句话使他获得了反抗的力量，“……他要服从集体的，个人的意见他兴许不听，组织的意见他不能不服从。”有了这股力量，刘进春马上答应重新开党委会，并要求第一个发言。
如果仅写工人们向官僚主义、经验主义领导干部发起进攻并取得胜利的话，即便是借助了党委的权力，仍有削弱了党组织力量之嫌。因而，作家把清除党内资产阶级思想的任务交给了更高一级的党组织，即后来成立的兴钢党委。而担任兴钢党委书记的陈家骏，则是由冶金工业部直接派遣的。在这样一位中央指派的党委书记兼总经理的面前，宋紫峰显然感到了巨大而无形的压力。面对市工业部长钱友太，他可以冷笑，以傲慢的态度反驳钱的问话，而面对陈家骏，他却顶多只能表示自己的气愤与疲劳，在陈关于增产问题的一再追问下，“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位新经理面前，宋子峰不敢强硬地回答不能，只是低下了头。”不敢强硬的原因，并非这位新经理拥有比其他人更为充足的说服理由，而是因为其背后的强大权力。党委的强大压力，加上做宣传组织工作的妻子的规劝，同事的说服，工人们的指责，终于使宋紫峰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而市委分管工业的书记冯棣平的被批判，让他真正转变了过来，不再反抗党的指挥棒。自此，党的力量得到了最高度的体现。
从《原动力》到《火车头》，再到《乘风破浪》，我们可以看到党的权力怎样逐渐进入到企业管理中，以及这一权力通过文艺批评运作在文学作品中获得合法性言说的过程。与同一时期的农村题材作品相比，党的权力合法性地建立在工业题材中显得尤为艰难。在农业转工业的现代性进程中，工业处于现代化前沿，工人则是实现现代化的主体力量。作家们既要扮演好政治传声筒的角色，表明自己坚定的革命立场，以党的代言人身份实现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又要谨防创作主体的知识分子身份与创作客体的工人身份发生错位，使知识分子凌驾于工人之上，背离党的宗旨。要处理好这样的关系相当困难，稍有不慎，招致的不仅仅是文艺探讨，更多地还有政治思想的批判。几次上纲上线之后，作家终于找到了处理好这种身份困惑的办法，那就是彻底抹去创作的主体意识。由此，笔下的工人形象，也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时期向社会主义时期的转换，表现为党的领导的加强和社会主义道德品质的最终形成。工人劳动创造的积极性从自发转为通过党的领导被激发出来，从自觉处理工厂问题到出了问题处处找党。“大跃进”之后塑造的工人形象几近完美，却都是害了“软骨病”的。比起这样完美但却空洞的新工人形象，原有的虽带有些许不良习气，但有主见，能自发自为创造的工人显然要生动得多，有血有肉得多。“文革”时期的工业作品将这种完美的“空心人”发挥到极致，作家主体性缺失的结果导致大量喊口号的政治空壳出现。党员与知识分子这种双重身份困惑作为“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一个特殊现象，标上的是时代的印记。
(文字编辑、责任校对：王丽华)
作者简介：詹 玲(1980－)，女，汉族，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
关键词：工业小说 工人阶级 共产党 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07)03－0045－03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新的工作方针，是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建构现代工业要求的迫切，使文艺创作的滞后日见明显。文艺界高层领导为此焦灼不安。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在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中特别指出，《讲话》以来，解放区作家创作的统计数字，在177篇新作品中，描写工业生产的仅有16篇，这个数字对于现在是远远不够的，描写工业生产的作品应该走在前列。在文艺界下厂深人生活的号召下，大批作家纷纷奔赴工业建设第一线，寻找创作源泉。如何体现党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很自然地成为工业题材小说关注的重心。
一、知识分子工农化问题的提出
党对工人阶级的领导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之日起就已确立，其后为列宁、斯大林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与本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中国关于党对工人阶级的领导的论述，最早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议决案中，“如战争一样，军队中有一个先锋，所有这大量的军队都跟着这个先锋前进。共产党也可说是一个人的头脑，全体工人便是人的身体。所以共产党无论在那种劳动运动中，他都要是‘先锋’和‘头脑’，决不可不注意任何工会活动，并要能适当地、诚实地和勇敢地率领工会运动。”从瞿秋白到李立三再到王明，中国革命领导人几经变更，最终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尽管早在1926年，毛泽东就已将目光投向了农村，并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赢取了革命的胜利，但把党领导工人阶级，工人阶级领导农民作为共产党革命正统思想的想法，却始终牢固地植根于他心中。1948年1月，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于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
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这一集合中的子集，包含于工人阶级中，用符号表示为“共产党∈工人阶级”。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知识分子是否属于工人阶级?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的时代特性决定了知识分子不可能属于无产阶级，这也就是指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及毛泽东背叛了他们原属阶级的原因所在。在马、恩的理论中，没有把知识分子纳入到工人阶级的范围中去，列宁也是如此。但他们都认为，通过思想上的改造和帮助，可以将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纳入工人阶级的群体。毛泽东同样继承了这一思想。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及《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毛泽东多次强调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知识分子想从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升格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一分子，必须要走一条路，就是整风改造和工农化。
知识分子通过整风改造，去掉身上资产阶级思想和不良习气，成为工农阶级的一分子。此看似没什么不妥，但实际问题就出在整风改造的范围上。整风改造不光针对那些没入党的知识分子，还包括已持有领导队伍资格证的党员知识分子。对于后者，整风的威慑力要大得多。他们的工农化改造如果不合格，就有被取消党籍的危险，意味着很有可能将终生被排除在党的队伍之外，况且早有范例在先。在向合格迈进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很自然地就把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作为了学习的目标。但学得最带劲的，无疑要数那些已经入党的知识分子。延安讲话后，草明多次谈到工人对她的教育作用，“我越过越愿意在工人中间生活。因为他们每天都在改造我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和工人们在一块的日子里，我感情里经常循环着：惭愧和喜悦。惭愧，是因为在工人阶级伟大的素质对照下，发现了自己的缺点；喜悦，可能是工人阶级的血液有一部分逐渐变成了自己的血液。”
二、学习工人还是领导工人
带着这样的思想感情，草明于1948年创作了第一部描写解放区工业生产的小说《原动力》。小说中的先进工人孙怀德积极、主动而富有创造性，无论从出身还是从思想上看，都堪称典范。在国民党败退、共产党还未来接收工厂时，他带领工人们修好机器，捞起废弃的操作油，保护了国家财产，当人事股长陈祖庭向农民要回厂里的洋铁皮却遭失败时，他又自告奋勇地来到农民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发动群众主动交出了洋铁皮，使工厂生产得以顺利进行。值得注意的是，自始自终，老孙头护厂、爱厂，团结互助的行为都是自发自觉的，没有任何党的教育改造的因素施加于上。相反，被上级派来接收工厂的党员干部王永明身上的官僚主义弊病，却在老孙头的无私精神影响下被改造过来。在与老孙头的谈话中，他激动地对老孙头说，“你是我的好老师，……我来了四个多月到今天才看出来，我白长了一双眼睛!”在文本中，老孙头这样一个非党员工人(入党是在谈话之后)无形中扮演了思想改造者的角色，以其自发自觉的先进思想使党员干部受到震动，并最终与落后的官僚主义思想彻底剥离。改造对象与被改造的对象发生倒置，依靠群众路线变成了跟着群众走，新中国历史话语的建构体系准则由此背离。一些评论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指出“……作者对于群众路线的了解”，“没有放在党的总政策里面来了解”，在塑造孙怀德这一新式英雄品质时，没有充分发现“究竟党的领导在工厂是带来了些什么新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工人们的思想感情上，究竟引起了多大的新的变化?”然而，填补空白式的新中国工业英雄的出现，使这一问题并没有引起太多的重视；对工业无产阶级新人美好道德品质的欢呼，也有效地掩蔽了工人与党员干部之间“错置”的改造关系。但到了1951年，这个问题就被提出来，作为严重的错误加以批判了。其批判的对象，正是草明的新作《火车头》。
《火车头》中刻画了三个领导人物：工会主任方晓红，厂长刘国梁和后接替刘国梁任厂长的李树洁。作者试图通过工会主任方晓红来表现党对工人思想的改造与教育，却遭遇了诸多困难。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是发动群众诉苦这一段。在任何描写农村土改的作品中，诉苦都是成功的，点燃了劳动者的积极性的，就连其他工业题材的作品，如《铁水奔流》、《上海的早晨》中，诉苦的作用也都显而易见。但在《火车头》中却行不通。方晓红想让有着伤心往事的工人李学德上台诉苦，不料被其他的工人制止住了，“方同志，他家的事，除了你之外，咱厂全都知道啦，还用他上台讲?”“张家的冤，李家的屈，咱们工人全知道；谁放个屁，咱全厂也能知道是谁放的!”诉苦的中断使方晓红给工人灌输的社会科学知识显 得空空洞洞，无所依傍，她发觉自己遇到了新问题，“……工厂是集中的，工人是集体的”而解决这一新问题的方法，就是充分听取工人的意见，给他们自主的权力。评议工资、提升工长等都是在工人的主动、积极参与下完成的，结果得到了大多数工人的赞同，“生产情绪逐渐高涨起来了”。同时，文本中描写的代表党的另一领导人物刘国粱，由于搞副业生产、工作上犯经验主义等毛病，使党的形象大打折扣。结果，评论界一致认为，这一人物的书写扭曲了真实生活中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通过作品来批判这种作风是可以的，但把代表领导的刘国梁写得那样固执、甚至于顽固不化，则未免过分一些。”最后出场的李树洁倒是代表了正确的党的作风，只是直至故事快结束才出现，起到的不过是个清场的作用，“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好象领导的作用是无足轻重似的。”
之所以会出现对党领导工人阶级观念的表述不清，主要是因为作家创作时过多主体情感介入的结果。作家以党员(改造者)和知识分子(被改造对象)的双重身份投入工人阶级形象的塑造中，在采取仰视还是俯视，亦或平视的角度问题上发生了困惑。作为党员、工会领导，她理应站在党的立场上，写出党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但知识分子这另一重身份使她又只能作为被改造对象，以仰视的角度写出对工人的爱慕与敬佩，借工会主任方晓红之口说出了这样的话：“原先，她以为自己和工人们灌输了许多社会科学的知识；但是下了课，就觉得自己从工人身上拿回来的，比起自己给他们的要多得多。”她忽视了方晓红的身份，正如现实生活中她忽视了自己的党员干部身份一样，遭受猛烈的攻击也是可以想象的了。面对文艺界的声讨及随后整风运动中上升到政治思想的批评责难，草明陷入了困惑，她只能把原因归结为“自己思想的懒惰和自满”，并保持了长时期的创作沉默，直至1959年《乘风破浪》的出版。
三、党的权力的最终确立与新工人形象的完成
如潮的好评不仅代表着文艺界对《乘风破浪》的肯定，同时也是对草明创作的再次接纳。这部作品受称赞有多方面的原因：文本中描写的快速生产，与1958年掀起的“大跃进”运动步伐相一致；1959年4月开始的文艺政策调整，使文学批评的政治氛围得以适当的松动；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作品中党的力量的充实与加强，终于达到了政治需要。
《乘风破浪》中着力刻划了炼钢工人李少祥这一人物，主动、积极且富有创造性，最重要的是有高尚的集体主义精神，凡事总能从全局出发。然而，这样一位没有缺点的英雄，却时常有思想苦恼，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一旦问题无法解决，出来为英雄排除苦恼的，就是党组织。由于落后工人易大光造成全体人员不团结使“共青”号平炉垮了前墙，身为炉长的李少祥一下子颓丧起来。于是，平炉支部书记夏万春找他谈话，以自己的经历教育了他，使他摆脱了思想上的苦恼，重新振作起来。党不仅是工人们解决思想痛苦的灵丹妙药，还成为工人们的保护伞，有了这把伞，工人们就可以挺直腰杆，向奉行官僚主义、经验主义的干部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因为宋子峰拒绝接受党委要求的跃进任务，工人刘进春感到非常不满，却无法说服厂长，而党委书记唐绍周的一句话使他获得了反抗的力量，“……他要服从集体的，个人的意见他兴许不听，组织的意见他不能不服从。”有了这股力量，刘进春马上答应重新开党委会，并要求第一个发言。
如果仅写工人们向官僚主义、经验主义领导干部发起进攻并取得胜利的话，即便是借助了党委的权力，仍有削弱了党组织力量之嫌。因而，作家把清除党内资产阶级思想的任务交给了更高一级的党组织，即后来成立的兴钢党委。而担任兴钢党委书记的陈家骏，则是由冶金工业部直接派遣的。在这样一位中央指派的党委书记兼总经理的面前，宋紫峰显然感到了巨大而无形的压力。面对市工业部长钱友太，他可以冷笑，以傲慢的态度反驳钱的问话，而面对陈家骏，他却顶多只能表示自己的气愤与疲劳，在陈关于增产问题的一再追问下，“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位新经理面前，宋子峰不敢强硬地回答不能，只是低下了头。”不敢强硬的原因，并非这位新经理拥有比其他人更为充足的说服理由，而是因为其背后的强大权力。党委的强大压力，加上做宣传组织工作的妻子的规劝，同事的说服，工人们的指责，终于使宋紫峰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而市委分管工业的书记冯棣平的被批判，让他真正转变了过来，不再反抗党的指挥棒。自此，党的力量得到了最高度的体现。
从《原动力》到《火车头》，再到《乘风破浪》，我们可以看到党的权力怎样逐渐进入到企业管理中，以及这一权力通过文艺批评运作在文学作品中获得合法性言说的过程。与同一时期的农村题材作品相比，党的权力合法性地建立在工业题材中显得尤为艰难。在农业转工业的现代性进程中，工业处于现代化前沿，工人则是实现现代化的主体力量。作家们既要扮演好政治传声筒的角色，表明自己坚定的革命立场，以党的代言人身份实现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又要谨防创作主体的知识分子身份与创作客体的工人身份发生错位，使知识分子凌驾于工人之上，背离党的宗旨。要处理好这样的关系相当困难，稍有不慎，招致的不仅仅是文艺探讨，更多地还有政治思想的批判。几次上纲上线之后，作家终于找到了处理好这种身份困惑的办法，那就是彻底抹去创作的主体意识。由此，笔下的工人形象，也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时期向社会主义时期的转换，表现为党的领导的加强和社会主义道德品质的最终形成。工人劳动创造的积极性从自发转为通过党的领导被激发出来，从自觉处理工厂问题到出了问题处处找党。“大跃进”之后塑造的工人形象几近完美，却都是害了“软骨病”的。比起这样完美但却空洞的新工人形象，原有的虽带有些许不良习气，但有主见，能自发自为创造的工人显然要生动得多，有血有肉得多。“文革”时期的工业作品将这种完美的“空心人”发挥到极致，作家主体性缺失的结果导致大量喊口号的政治空壳出现。党员与知识分子这种双重身份困惑作为“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一个特殊现象，标上的是时代的印记。
(文字编辑、责任校对：王丽华)
作者简介：詹 玲(1980－)，女，汉族，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