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增速的结构性下调：官员考核机制的视角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樊海潮，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许志伟，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周龙飞 本文节选自《经济研究》2020年第5期

　　回顾历史，人们容易发现某些后来彼此激烈对峙乃至浴血冲突的强国之间曾有历时数十年的稳定关系，其间两强可谓彼此尊重，求同存异，和平相处，甚而和睦相待。如果考察的视野集中于这稳定关系，而非侧重于探觅它们步向对峙乃至冲突的历史过程，则难免催人寻思导致和维持这事后看必然令人怀念—至少是令所有受害者和惧祸者怀念—的稳定的基本条件，探求造就和延续它们的基本动能，无论是结构性的还是政策性的。
　　当然，历史兴趣和“揭秘”追求不可能止步于此。在稳定迁延愈久就愈见显著的稳定终告倾覆的趋势一般更引发考察者关注，也许特别是被怀旧的受害者和惧祸者关注。不幸，世界史给我们留下一个印象：两强之间较为经久的稳定关系大多未能相对永久，它们彼此激烈对峙乃至浴血冲突最终在所难免，甚或必不可免。
　　就此，人们当然禁不住要探寻致使稳定终告倾覆的动能，无论是结构性的还是政策性的，并且总会问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两强间的大对峙乃至大冲突是否绝对必不可免？
　　本文要依一种退溯的时间顺序，考察三大历史范例：一是现代早期英法两强之间的80余年稳定，着重于这一稳定关系的基本条件；二是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西汉帝国与匈奴帝国之间的稳定，同样着重于稳定关系的基本条件；三是公元前5世纪，雅典帝国与斯巴达及其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稳定，既关注稳定关系的基本条件，更探寻稳定终告倾覆的强劲机理。
　　关于现代早期英法两强之间的80余年稳定关系的基本条件，一言以蔽之，就是相隔因而相容。在殆无直接重大竞斗意义上“不接触”，遂彼此相安无事，因为它们各自首先集中于国内变更—它们国力国势开始剧增或得以复兴的最重要条件，也因为在这最重要条件开始具备后，它们首先从事上述“区域性”而非全体系突进。英法两强当时的长时期稳定关系大致盖出于这两项结构性动能。
　　在长达70余年时间里，西汉帝国和匈奴帝国总的来说是和平相处，甚而“约为昆弟”，有其正式的名义的和睦关系。汉初数代君主忍辱负重的“朝贡和平”提供足够的政策性动能，既杜绝了对西汉来说致命的厄运，又得以逐渐累积起充裕的资源和其他条件去最终击毁压迫性的匈奴帝国。就汉匈两帝国之间总的来说长期的稳定或稳定关系而言，出自汉帝国数代君主的政策性动能是决定性的。
　　雅典和斯巴达两强间的稳定关系肇始于“三十年和平”协议：它们在大致打成平手的所谓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末尾订立的和约，可谓“新型大国关系”的开端。虽然在多年里，维持两强关系稳定的结构性和政策性动能两者都颇为强劲，但同样存在趋于损坏和倾覆稳定的结构性和政策性动能，而且逐渐愈益增强。可以避免跌入“修昔底德陷阱”，但只是在一个“时间点”以前而不能過晚，而雅典对波提狄亚反叛的暴烈镇压和对斯巴达盟邦梅加拉施行禁运和抵制的《梅加拉禁令》可谓“失足而成千古恨”，令其不可挽回地过了这命运攸关的“时间点”。致命错误成双，提示这不仅是政策性的，也是结构性的。帝国难免产出暴烈政策。
　　最后，笔者禁不住要重述本文开篇的一个悲观主义的尝试性命题：无论古今中外，两强之间较经久的稳定关系大多未能相对永久，它们激烈对峙乃至浴血冲突，最终在所难免。大凡例外，似盖出于两种情势：两强之一或两强双双出于内外重大缘由“跌出”强国行列，于是强国竞斗的逻辑对它们而言不再有效；或者，这两强“矩阵”不再是国际体系内的头号枢纽，因为第三强勃然崛起，构成对两强之一或两强双双首要的潜在威胁或实在威胁，两强关系的逻辑随之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