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办婚宴时，按当地习俗，男方不到女方家中吃酒，但在栾昊这边举办婚宴过后约10天，张静家中邀请栾昊亲属过去，摆了酒席，把好些婚礼仪式再张罗了一次。
　　这是杭州城郊一个“两头婚”家庭的基本面貌：结婚不谈嫁娶、不收礼金嫁妆、两家轮流住、孩子两头姓、不称外公外婆。
　　在超过1亿独生子女家庭中，“两头婚”“并家婚”的婚姻形式被诸多恋爱男女效仿，并在近日跃入公众视线，引发好奇、讨论和争议。
　　它既区别于传统的以男方为主导的“嫁娶”，又不同于女方更强势的“入赘”“上门女婿”，这种“年轻”的婚姻形式尤以嘉兴、湖州、杭州、苏州等浙北和苏南地区的城郊、乡村最为典型。
　　“这很新奇吗？”杭州郊外民丰村的一个媳妇语气平淡，对记者的询问不以为然。即便不是“两头婚”当事家庭，当地人也习以为常。上世纪90年代，复旦大学教授张乐天就在浙北陈家场观察到一对1988年结婚的独生子女夫妇采用了两头安家的婚姻形式，当地人称之为“夜夫妻”。
　　南风窗记者发现，类似婚育形式在福建、安徽、湖北等地也有不少案例，只是以“两家拼拼”“两头顾”等十余个称谓或不成名词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的婚育实践当中。

“不想说把女儿嫁出去了，老夫妻两个人孤孤零零的，就感觉好像你不回来了，有点舍不得。”

独女户家庭的婚育选择

　　童琪，嘉兴人，是家中独女，成年后，在找对象这件事上，她的父母给她打了一个预防针：“找对象不能太远，最多接受省内，远了不同意。”童琪对南风窗记者转述道。
　　目睹一位亲戚远嫁，父母哭着看女儿结婚后，童琪和父亲达成一致，坚定了她“找对象不能远”的想法：“第一件事就是问他哪里的，远了就不会开始，不耽误人家。”
　　童琪理解父亲的想法：“不想说把女儿嫁出去了，老夫妻两个人孤孤零零的，就感觉好像你不回来了，有点舍不得。”毕竟，童琪也需要独自履行赡养父母的现实义务，远嫁则让这份孝心鞭长莫及。于是，在订婚时，她向男方家明确提出，希望结“两头婚”，对方家庭尊重并同意。
　　订婚时，童琪的爸妈没有收男方家的彩礼，也不随嫁妆，一来是避免带有“卖女儿”的意味，二来，用另一位结“两头婚”的媳妇的话说就是“女方家根本就不缺你男方家这点东西”。
　　“方便照顾老人”，基于这样的情感和义务，“父母在，不远游”成了独生子女们的一项重点考量，由此带来了两头婚的第一个特征：多发生在本地人之间，或是距离较近的邻县市，以减少来回的麻烦。
　　童琪和高中同学自由恋爱，大学毕业后结了婚，两家分属嘉兴市下的两个县级行政区，相距70公里，大约1小时车程。
　　大环境上，各地因就业、商贸往来增加，打破了近地结婚的局面，越来越多接纳外省外地人，但独生子女因为少子的家庭结构，仍倾向于把“就近找对象”作为首选。
　　舍远求近背后，是为了缓解独女户家长以情感陪伴为主要需求的养老困境。
　　独女户家庭另一大困境在于延续香火，这种延续不只基于血缘，更在于姓氏的传承，甚至成为一种责任。
　　“只生一个，男方有姓，女方没有姓，如果不再生（二胎）的话，我们（女方）的姓氏就没有了……”作为“两头婚”女方母亲的徐英希望姓氏在孙辈这一代往下延续。
　　童琪还记得，回家探亲时，奶奶好几次拉着她的手，跟她说“再生一个吧”。原因在于，爷爷奶奶这边的第四代还没有姓氏继承人。当她把自己怀上二胎的消息告诉娘家人，并准备随自己姓，不只是父母，“我的整个家族都很开心”。
　　而在那些尤其注重男丁的家族里，女儿往往不会被写入家谱、族谱，反倒成为别人家谱里的媳妇，成为“外姓之人”，这意味着自家姓氏在独女这一代就断了，也成为一些人的心结。
　　也因此，女方对“两头婚”相对更积极，生二胎的情况多见。尤其，2015年二胎政策放开之后，夫妻若生了两个孩子，倾向于分开姓氏，各姓一边，让两边的独生子女家庭共同延续香火。
　　这种延续通过两种路径实现：一部分已经突破男丁继承香火的观念限制，女性和男性一样，都是香火的延续者；另一部分则寄希望于迂回路线，只要女儿生下男孩，姓氏跟随娘家，香火就能以隔代的方式往下传。
　　婚姻不是单纯的两性结合，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写道：社会完整是个人健全生活的条件，社会完整必须人口的稳定，稳定人口有赖于社会分子的新陈代谢，因之引起了种族绵续的结果。 　　“健全”的意义还在于，子孙后辈需要承担相应的家族责任，参与和处理家族小社会的事务。“靠（外姓）人家来处理是处理不好的。”徐英说。
　　“两头婚”是独女户家庭的一种婚育选择，但它的出现和兴起，反映出独女户家庭在个人养老、社会意义上的姓氏传承困境，也为化解这种困境提供了一个突破口。

合两姓之好

　　婚姻是两个家庭的事，“两头婚”塑造着新的家庭结构和相处方式。
　　它的传导性变化先体现在居住上，产生一种名为“两家住”的居住形式。
　　南通人齐佳，夫妻俩跟着还没上学的孩子，按周轮流住在公婆家和娘家；嘉兴的孟瑶，工作日住在娘家，周末住在婆家；杭州的栾昊则是工作日住自己的小家，爸妈来带娃，周末举家住岳母家。
　　这些“两头婚”家庭里，夫妻往返于2～3个家庭，这种类似候鸟迁徙的居住方式，让夫妻小家的独立性弱于独门独户，对原生家庭有更高黏性。
　　社交媒体上，存在一种对“两头婚各过各家”的误解，但事实上，这类家庭同样注重家庭的完整性。

这些“两头婚”家庭里，夫妻往返于2～3个家庭，这种类似候鸟迁徙的居住方式，让夫妻小家的独立性弱于独门独户，对原生家庭有更高黏性。

　　“没见过分开养孩子的”“小两口始终是住在一起的”，几位“两头婚”当事人表达了自己和身边“两头婚”案例的类似居住状态。
　　“這里住住，亲家那里住住，反正房间都有，都装潢好的，他们喜欢住哪里就住哪里。”杭州民丰村一位许姓村民这样描述儿子儿媳的婚后居住方式，而他家是一栋占地近200平方米的两层小洋楼，一整天都能晒到太阳。和记者说完话，他牵过孙女的手进了屋，午睡时间到了。
　　独生子女家庭因家中少子，有足够的居住空间，小夫妻在迁徙居住的同时，尽着陪伴和赡养父母的义务和孝心，长辈则分担着儿女家务和育儿压力，也得享儿孙绕膝的天伦乐。
　　生活距离之外，“两头婚”也弥合了“女儿外嫁”产生的关系区隔。
　　复旦大学博士赵春兰曾在2017—2019年间，围绕杭州城郊民丰村“两头婚”现象进行田野观察，结合自身嫁娶结婚的经历，她对南风窗记者表达了这样的感受，嫁娶的婚姻会在女儿和娘家之间制造一种明显的界限感，产生“内外有别”的区隔。
　　每年清明，买扫墓用品时，母亲会问她拿100块钱。“如果是她帮我把这个钱放进去了，那是她尽的那份孝，我的那份就没有被尽上。（我作为出嫁的）女儿跟她是不一样的。”赵春兰说。在带孩子这件事上，界限感同样明显。“外公外婆，他帮我带孩子是情分，但不是责任和义务，但是对爷爷奶奶，它就是责任和义务。”
　　在赵春兰看来，“两头婚”让这种界限感变弱了，女儿仍是原生家庭的一份子，可以由父母一并履行人情风俗事务。女方父母内化升级为爷爷奶奶，他们帮小夫妻带孩子，是尽全部的责任和义务，这就减轻了小夫妻的压力。
　　在“两头婚”家庭里，普遍不再称女方父母为外公外婆，代之以爷爷奶奶，这种称谓之所以消失，源于这样一种观念：跟上自己的姓氏，又上了这里的户口，就被认为是自己的孙子孙女，而非外孙外孙女。但若因为两个孩子户口姓氏分两头，而对两边长辈分开称呼，也造成不便。
　　“姐弟俩一个叫外公外婆，一个叫爷爷奶奶，叫不拎清的，干脆都叫爷爷奶奶。”栾昊的母亲对南风窗记者解释道，两边一样叫，听起来也更亲切。
　　徐英对“奶奶”的称呼颇有执念“：外孙，是外头生的。我辛辛苦苦做了大半辈子，50多岁的人，叫我声奶奶，我做苦力也愿意。”尽管在户口本上，女儿生的孩子跟她是外孙关系，但日常口头里，两个外孙承欢膝下，喊她奶奶。
　　但这仍有可能带来另一种麻烦，逢年过节和两家爷爷奶奶见面时，如何区分孩子叫的是哪一位？叫法上，显示出浓厚的地域特色。
　　栾昊和张静家，孩子用方言和普通话区分，dia dia、nia nia和爷爷奶奶；童琪家则补充地名作区别，比如爷爷是嘉善人，就叫嘉善爷爷，外公是桐乡人，就叫桐乡爷爷；孟瑶的家里，孩子带上姓氏称呼“梅奶奶”“军爷爷”，配合着方言就是“mer nia nia”“juner dia dia”。
　　“两头婚”，女儿不言“嫁”，不再是娘家的“外人”；婚后“两家住”，养老和育儿在代际协调；生育二胎“两头姓”，则让姓氏在两边家庭各自传承，又为了避免关系分裂作称呼上的协调。
　　仍需注意的是，同父母却不同姓，是“两头婚”家庭矛盾爆发的焦点，也引发了手足过早分裂、两家区别对待不利于孩子成长的担忧，也有为争男丁的冠姓权，撕毁婚前约定，最后夫妻离婚的现实案例。
　　《生育制度》里，费孝通先生有这样一个观点：以父母为中心的生育制度是普遍事实。
　　在生二胎、姓氏、教育等问题上，栾昊的母亲表示：“听孩子们的，我们是隔代了，他们自己决定就好。”即便徐英有了跟自己姓的外孙，她也说，并没有要求女儿一定要生二胎，“没有我也不介意……只要他们生活好、物质好、什么都好，姓不姓无所谓的”。在更多类似叙述中，生育制度或已逐步向以子女为中心转变。
　　婚姻、居住、生育、关系称谓，以“两头婚”为起点，一整套家庭婚育制度也随之调整、变动。家的界限在模糊，呈现出合二为一、小家变大家的趋势，虽仍会与宗族姓氏、男性偏好等传统观念狭路相逢，但在子女幸福面前，也没有什么是不能让步的，而子女也会回应长辈们的期待，实现良性互动。
　　二胎，生还是不生？
　　“两头婚”面上看是婚姻和家庭，最终指向的是生育。透过它背后的独生子女家庭，反映的是少子社会和老龄化问题。
　　“两头婚”是生育政策的产物，又见证了生育政策的转向。从“独生子女”到“单独二孩”，再到“全面二孩”，生育的空间在扩大，但生育的意愿并没有完全跟上。

“两头婚”面上看是婚姻和家庭，最终指向的是生育。透过它背后的独生子女家庭，反映的是少子社会和老龄化问题。

　　全面二孩政策自2016年实施以来，梳理《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出生人口连续三年下降。其中，从2017年的1729万降至2018年的1527万，下降了200万，2019年又比2018年减少60万。
　　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达到2.54亿，14岁及以下人口为2.34亿。
　　低生育率的问题近年来备受关注，对所有育龄女性和家庭来说，不只是生娃的问题，还有生不生二胎的选择。
　　“还二胎呢，你当独生子女是神仙呢，两边都是独生子女，上面4个老人，这个年代生活条件好了，爷爷奶奶都健在的，也就是说，上面有8个老人。”孟瑶虽结了“两头婚”，但沉重的家庭负担让她要不起第二个孩子。
　　二胎原本并不在童琪的计划里，只是大宝7岁后，一个月前，小宝不期而至。“培养一个孩子的成本真的太高了，一个已经够花精力了，一想到我又要再来一遍，就会有压力。”和她一样发愁的还有婆婆，婆媳俩一起带大宝仍然辛苦，公公不忍心，说道：“你看她头发都白了。”在丈夫“来了就是缘分”的安慰下，童琪用了半个月才接受这个新成员。
　　齐佳倒是想生二胎，但丈夫和婆婆担心她年龄大了，出现意外。“万一（我）有个好歹，他们承受不了。”
　　据国家卫计委在2017年进行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育龄女性生娃意愿低迷的原因当中，经济负担重、年龄太大、没人带孩子分列前三位。
　　事实上，这些因素，无论是否生二胎、是否独生子女“两头婚”，都让生孩子成为一个艰难的选择。
　　栾昊和张静，是高标准的“两头婚”，他们家是幸运的，避开了那些困扰育龄家庭的种种原因。
　　婚后第二年，张静生下了姐姐，22个月后，弟弟也出生了，在最佳生育年龄里生完了二胎。两边家庭又轮流帮着带孙子孙女，做家务。3年前，为了照顾孙子，栾昊的父母把开了20年的灯具店关了，当起了全职爷爷奶奶，两人都有养老保障和半生积蓄，还有余力给予下一代支持，小夫妻才得以把更多时间精力投入工作，无后顾之忧。
　　生育从来不只是女性自己的事，它始终需要来自家庭的支持，以及更长远的对子女教育的社会支持。
　　只是这些支持，不是每对夫妻都能轻而易举获得。
　　（除赵春兰外，文中采访对象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