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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史记》、《三国演义》等优秀传统人文经典积淀了我们的先辈对自然、社会、自我关系的体悟和认识，其作用和价值历久弥新，其中“厄而犹作”的自强理念，“鞠躬尽瘁”的敬业精神，至今对人们的为人处事乃至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作用。
关键词：传统人文经典；史记；三国演义；现代价值
Abstract: As a realize and ideological heritage of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nature,society and self,traditional humanities classic have an enteral implication.Self-concept,which reflected in Historical records, may summary as "yet to be ".Meanwhile, Professionalism, which contained in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could summary as "bending one's body and exhausting one's energy",namely,"spare no efforts". Both of the self-concept and the professionalism have an reference value and have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guiding people's interaction with others , building a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so far.
Key words: Traditional humanities classic;Historical records;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Modern Values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站在文化建设重要性和紧迫性的高度上，充分认识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巨大价值，“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决定》中的这些论断为我们挖掘、阐发和利用优秀传统人文经典的重要作用和现实价值指引了方向。《周易》、《论语》、《史记》、《三国演义》等这些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的传统人文经典作为我们的先辈对自然、社会、自我关系的体认和思想积淀，至今对人们的为人处事乃至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作用。兹以《史记》和《三国演义》为例，探讨其中“厄而犹作”的自强理念、“鞠躬尽瘁”的敬业精神等思想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史记》：“厄而犹作”的自强理念
在炎黄子孙的精神世界中，自强不息可以说是最为根深蒂固的观念之一。早在《周易》中，我们的先贤就从天道健行中领悟到了这一精神，并作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概括。而我们的先民和先贤，也往往能在莫大的困境和逆境中，百折不回，忍辱负重，积蓄力量，以待转机，最终实现自身的理想、追求和人生价值。司马迁在《史记》中对这种“厄而犹作”的自强理念作了精辟概括和高度赞扬，“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太史公自序》）。还为那些实践“厄而犹作”自强理念的先贤们立传扬名，独创了以这些“忠信行道”“扶义俶傥”的杰出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例。而他自己也以这些先贤为榜样，以他们的自强精神为支撑，忍受腐刑之奇耻大辱，怀抱“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的决心，隐忍苟活，终于完成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少卿书》）的一百三十篇的煌煌巨著《史记》，自己也成为了实践“厄而犹作”自强理念的典型代表。而从司马迁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自强理念超越个体意义的内核——奋斗精神、使命感和忧患意识。
深昧自強不息之道的司马迁终其生都以此种奋斗进取精神砥节砺行。少时，“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及冠，“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迁仕郎中后，又“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 (《自序》)；刑前，“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报任少卿书》)，孜孜于“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太史公自序》)；刑后，则“隐忍苟活”，专心于“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终于成就煌煌巨制。此种为使“私心以尽，鄙陋传世，文采表于后”故“就极刑而无愠色”的隐忍苟活，固然有乃父遗命约束和以“倜傥非常”之先贤为鉴的他律因素，但设若没有强烈的“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的个体自律，恐怕也是做不到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以上均见《报任少卿书》)，司马迁在完成了对个体生存超越的同时，也完成了对“继《春秋》”（《太史公自序》）的职业本位的超越。
“司马氏世典周史”“世主天官”，至司马迁而一仍其职。家世传统和司马谈有意识的严格的培养教育，使司马迁也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史官为本位，以史职为己任，南北壮游，实地考察，“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念念于“述故事”、“继《春秋》”，“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缺”（以上见《自序》）。然而生活遭际的巨变，使他的认识发生了根本变化。和司马谈以接续家世传统为光荣不同，司马迁流露出“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流俗之所轻也”（《报任少卿书》）的卑辱感。在司马迁眼里,史官已无神圣性可言,这使他摆脱了传统著史原则和著史目的的束缚,不再趋步于载述“明圣盛德”、“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再拘囿于为现实政治提供借鉴以备咨询，而是以“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自序》)等汉初士大夫“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文化建设为榜样，借周文王、孔子、屈原等贤圣“遂其志”的“发愤”之举以自劝，以“成一家之言”为旨归，不求闻达于当世，但愿“藏之名山，副在京师”，自伸于“后圣君子”（《自序》）。这样的著史理念和实践，充分体现了司马迁超越史官职业本位的使命感及知行的高度合一。
《史记》的使命感与实践精神一方面是由于司马迁本人个体生命的张扬，另一方面也由于生存环境忧患的积聚。通览前史，就个体言,从拘文王，厄孔子，放屈原，膑孙子，到迁不韦，囚韩非……历代志士仁人大多孤愤苦危，忍辱负重；就历史发展而言，“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自序》），三千年历史,充斥的是安危治乱，承弊易变；而他本人所处的时代，和文景时期的兴盛安定已大不相同，其时多欲之主穷兵黩武，酷法之臣任情断狱，兴利之政与民争利，文学之士承意无行，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者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酷吏列传》），极盛之间已现衰象；他自己则因李陵之祸，惨受宫刑，惶悚无状……这一切都促使他深入思考其中的得失因果，“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报任少卿书》），要之即“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自序》)。此种述往思来的忧患意识与《周易》的“彰往察来”“原始要终”“居安思危”的精义契合无间。正是这种对社会变迁、世事更革、朝代兴替、生命存亡等的深刻体认和规律性认识，才最终使司马迁超越史官本位而成为超迈时俗的“通人达才”，演绎出一曲千载盛传的“史家绝唱”。
正是由于司马迁的理论概括、扬名立传和自身的实践演绎，终于使自强理念作为一种理性精神深深契入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肌理和深层心理中，一直绵延至今而不绝。李白仕途上始终无法实现其政治抱负,源于对屈原之所以作赋有着深刻理解,他发出“哀怨起骚人”的感慨。杜甫大量忧国伤民之作不仅抒发一己之忧愤,也是人们忧愤之情的表达,并触发“文章憎命达”的观念。随后唐韩愈提出“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宋欧阳修提出诗“穷者而后工”,可以说都是对“厄而犹作”观点的继承和发展。而鲁迅先生的“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的慨叹及其韧的斗争精神，也无疑是对司马迁自强理念的现代回应。他们的所作所为和丰功伟绩是对自强理念的最好注脚，正在书写历史的我们难道还不能从这些书写了历史的伟人那里学到和继承些什么吗？
二、《三国演义》：“鞠躬尽瘁”的敬业精神
《三国演义》作为传统经史子集中集部的重要作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其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最为人津津乐道。而历来世人谈及《三国演义》里众多的人物形象时，最脍炙人口的无疑当属诸葛亮。作为“王者友、帝者师”的典型代表，诸葛亮的人品、才学、胆识、忠心、能力等的确是世上少有、人间罕匹，故而为历代文士骚人墨客反复吟诵、政治家军事家不断喟叹。而去除等级制度下的种种标签表征，笔者认为《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形象所透显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敬业精神至今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结合《三国演义》文本和部分参考资料，我们觉得诸葛亮的敬业精神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的主要内容。
首先是立志高远，慎于去就。
东汉末年，因为吏治腐败，官场黑暗，以致官逼民反，以黄巾起义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层出不穷，最终造成诸侯割据、军阀混战的天下大乱的不堪局面。在这样群雄逐鹿，朝不保夕的乱世，各色人等出于各自的考虑，纷纷投靠或结成相应的或大或小、或强或弱的利益集团，或以求自保或追名逐利或及时行乐。社会在失去最基本的制度规范之后，道德体系也基本上全线崩溃，于是我们看到了种种任情妄为的屠戮生灵、随心所欲的专权篡位、轻于去就的朝三暮四、冷酷无情的忘恩负义，甚至令人发指的以怨报德。涉及的人员有贩夫走卒、谋士使臣、文臣武将、帝王诸侯，乃至妇女孺子。在这样一个世事纷纭、人心堕落的时代，我们却看到了洁身自好的诸葛亮和他的亲友们，《三国演义》以“三顾茅庐”的精彩情节为我们浓墨重彩地勾勒了立志高远、慎于去就的崇高形象。
刘备请诸葛亮出山，在《三国志》中只一句“凡三往，乃见”，在《三国演义》中却敷演为上万言的宏文。通过三顾前司马徽指点迷津，徐元直走马相荐，初顾时农人作歌、门童应对、崔州平纵论治乱，再顾时石广元孟公威超然出世、诸葛均黄承彦啸傲歌吟等环境和人事的层层渲染，最终拨云见日，在三顾时经过草堂春睡的耐心考验得见卧龙真容。经过刘备“以天下苍生为念”的真心求肯、“泪沾袍袖，衣襟尽湿”的诚意表露，诸葛亮方感君知遇，遂许驱驰。反复渲染一波三折的情节铺陈充分展示了刘备求贤若渴的执着诚意及诸葛亮出居入处立志高远的人格风范和旷世才识，把明主贤臣遇合之美奂表达得淋漓盡致。正是由于这种交契之初的志同道合、人格对等、立志高远，故在尔后君臣际会的践履过程中才会有种种亦师亦友的嘉言懿行，传统文人“与王者友”“为帝者师”的千古难酬之梦在小说作者笔下被演绎得回肠荡气，酣畅淋漓。
其次是广闻博览，才识超群。
也正是因为诸葛亮以兴复汉室、救黎民于涂炭为己任的高远志向，才会在出山之前有意识地广泛游历，四处造访，博览群书，学行兼修。终于积累了深厚的学识、练就了超群的才能。在诸葛亮未出山之前，小说通过司马水镜、徐庶等名士之口，对诸葛亮的才能学识大加赞颂。如徐庶说：“以某比之，譬犹驽马并麒麟、寒鸦配鸾凤耳。此人每尝自比管仲、乐毅；以吾观之，管、乐殆不及此人。此人有经天纬地之才，盖天下一人也！……此人乃绝代奇才，使君急宜枉驾见之。若此人肯相辅佐，何愁天下不定乎！”而司马徽则认为管仲乐毅都无法望其项背，只有“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可与之相提并论，推崇之隆无以复加。而出山之后，博望烧屯、火烧新野、舌战群儒、借箭祭风、智算华容、三气周瑜、计取汉中、安居平五路、七擒孟获、六出祁山等接二连三的精彩故事为我们充分展示了诸葛亮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杰出才能和学识。如果从现代的学科角度考察，上述情节中展现的诸葛亮才智涉及到政治学、军事学、口才学、心理学、制造学、管理学、建筑学、经济学、法学、物理学、教育学、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情报学、土木工程、水利学、交通工程等等诸多学科，且各方面都有精深造诣。这样全面复合的才能，即使放在当下社会，也几乎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更何况是在传统的冷兵器时代，自是无往而不胜。而从小说中诸葛亮的自述我们也更能见出他的博闻广识。诸葛亮在草船借箭后对鲁肃言及作为优秀将领必备的素养时说：“凡为将者，不通天文，不识地理，不知军情，不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兵势，乃庸才也”。《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将军事素养分为四类，“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两相对照，我们可以发现诸葛亮的自述并非没有根据。更重要的是，每一类军事素养都包罗万象，而诸葛亮的自述却包括了全部四类，前面的成功战例充分说明了诸葛亮的自述并非自吹自擂，而这还仅仅只是军事素养一个方面而不包括其他的政治、外交、管理等，言其有“经天纬地之才”的确并不过分。
三是忠心耿耿，鞠躬尽瘁。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固然是诸葛亮在刘备“白帝托孤”后的肺腑之言，更是隆中出山之后和辅佐刘禅时的行动写照。三顾茅庐之后，刘备与诸葛亮不仅“食则同桌，寝则共榻”，而且“以师礼待之”，虚心求教。十分信赖，复加百般钦敬。正是这种对个人人格的尊重和平等相待，才使得诸葛亮在日后追随刘备的南征北战中呕心沥血，烧博望，战赤壁，据荆州，平西川，定汉中，攻城略地，无往不利。大小数十战，每每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短短十余年间帮助刘备从小股流窜势力而发展壮大成为“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政治集团。刘备“白帝托孤”之后，更是视刘禅为己出，事必躬亲，全力辅佐。平五路、擒孟获、出祁山，殚精竭虑，一心以维护蜀川、复兴汉室为己任，历尽内忧外患，百折不挠。虽最终天命难违，“出师未捷身先死”，令人不胜唏嘘慨叹，但其忠心耿耿，鞠躬尽瘁的光辉形象已是深入人心，成为政治家、军事家之楷模。
需要指出的是，刘备和诸葛亮君臣间的这种知遇引起后人的诸多争议。许多论者往往把刘备“举国以托”的临终遗言看成是收买人心的表演，这显然有悖作者的原意。就小说本身的情感脉路看，作者的目的恰恰是要通过这超迈时俗的光彩一笔，把这“稀世一时”的君臣知遇提到理想的最高境界，对诸葛亮“立志高远，慎于去就”的鉴人能力、远见卓识与气节品格给予前所未有的高度肯定和赞扬。正因为此，所以一向从容稳健的诸葛亮才会有“手足失措”“两目流血”的异常举措；才会有连年动众，无岁不征的鞠躬尽瘁；才会有“亲校簿书，自理细事”的呕心沥血；才会有临终之际尚“强支病体，遍视各营”的焚膏继晷……凡此种种，已足资说明君臣间的光风霁月，心神无贰。
时下的社会因市场经济的泛化、功利主义的侵蚀而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然而新的核心道德价值观念尚未能完全确立，群体心理中缺乏安身立命的归属感。对此，我们认为，传统人文经典作为我们的先人在各种人生困境中的反复体悟、思考、实践、创新等的记录和积淀，其中具有非常宝贵的为人处世的智慧。社会固然在不断地往前发展推进，但同为中国人，我们与我们先人拥有根本的价值观念、基本相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关系以及与之相应的最为本质的人生困境，这些因素都是传统的人文经典尚具有现代价值的根据之所在。
* 本文为“2011年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新苗人才计划）项目”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传统人文经典；史记；三国演义；现代价值
Abstract: As a realize and ideological heritage of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nature,society and self,traditional humanities classic have an enteral implication.Self-concept,which reflected in Historical records, may summary as "yet to be ".Meanwhile, Professionalism, which contained in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could summary as "bending one's body and exhausting one's energy",namely,"spare no efforts". Both of the self-concept and the professionalism have an reference value and have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guiding people's interaction with others , building a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so far.
Key words: Traditional humanities classic;Historical records;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Modern Values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站在文化建设重要性和紧迫性的高度上，充分认识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巨大价值，“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决定》中的这些论断为我们挖掘、阐发和利用优秀传统人文经典的重要作用和现实价值指引了方向。《周易》、《论语》、《史记》、《三国演义》等这些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的传统人文经典作为我们的先辈对自然、社会、自我关系的体认和思想积淀，至今对人们的为人处事乃至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作用。兹以《史记》和《三国演义》为例，探讨其中“厄而犹作”的自强理念、“鞠躬尽瘁”的敬业精神等思想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史记》：“厄而犹作”的自强理念
在炎黄子孙的精神世界中，自强不息可以说是最为根深蒂固的观念之一。早在《周易》中，我们的先贤就从天道健行中领悟到了这一精神，并作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概括。而我们的先民和先贤，也往往能在莫大的困境和逆境中，百折不回，忍辱负重，积蓄力量，以待转机，最终实现自身的理想、追求和人生价值。司马迁在《史记》中对这种“厄而犹作”的自强理念作了精辟概括和高度赞扬，“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太史公自序》）。还为那些实践“厄而犹作”自强理念的先贤们立传扬名，独创了以这些“忠信行道”“扶义俶傥”的杰出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例。而他自己也以这些先贤为榜样，以他们的自强精神为支撑，忍受腐刑之奇耻大辱，怀抱“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的决心，隐忍苟活，终于完成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少卿书》）的一百三十篇的煌煌巨著《史记》，自己也成为了实践“厄而犹作”自强理念的典型代表。而从司马迁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自强理念超越个体意义的内核——奋斗精神、使命感和忧患意识。
深昧自強不息之道的司马迁终其生都以此种奋斗进取精神砥节砺行。少时，“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及冠，“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迁仕郎中后，又“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 (《自序》)；刑前，“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报任少卿书》)，孜孜于“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太史公自序》)；刑后，则“隐忍苟活”，专心于“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终于成就煌煌巨制。此种为使“私心以尽，鄙陋传世，文采表于后”故“就极刑而无愠色”的隐忍苟活，固然有乃父遗命约束和以“倜傥非常”之先贤为鉴的他律因素，但设若没有强烈的“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的个体自律，恐怕也是做不到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以上均见《报任少卿书》)，司马迁在完成了对个体生存超越的同时，也完成了对“继《春秋》”（《太史公自序》）的职业本位的超越。
“司马氏世典周史”“世主天官”，至司马迁而一仍其职。家世传统和司马谈有意识的严格的培养教育，使司马迁也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史官为本位，以史职为己任，南北壮游，实地考察，“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念念于“述故事”、“继《春秋》”，“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缺”（以上见《自序》）。然而生活遭际的巨变，使他的认识发生了根本变化。和司马谈以接续家世传统为光荣不同，司马迁流露出“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流俗之所轻也”（《报任少卿书》）的卑辱感。在司马迁眼里,史官已无神圣性可言,这使他摆脱了传统著史原则和著史目的的束缚,不再趋步于载述“明圣盛德”、“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再拘囿于为现实政治提供借鉴以备咨询，而是以“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自序》)等汉初士大夫“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文化建设为榜样，借周文王、孔子、屈原等贤圣“遂其志”的“发愤”之举以自劝，以“成一家之言”为旨归，不求闻达于当世，但愿“藏之名山，副在京师”，自伸于“后圣君子”（《自序》）。这样的著史理念和实践，充分体现了司马迁超越史官职业本位的使命感及知行的高度合一。
《史记》的使命感与实践精神一方面是由于司马迁本人个体生命的张扬，另一方面也由于生存环境忧患的积聚。通览前史，就个体言,从拘文王，厄孔子，放屈原，膑孙子，到迁不韦，囚韩非……历代志士仁人大多孤愤苦危，忍辱负重；就历史发展而言，“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自序》），三千年历史,充斥的是安危治乱，承弊易变；而他本人所处的时代，和文景时期的兴盛安定已大不相同，其时多欲之主穷兵黩武，酷法之臣任情断狱，兴利之政与民争利，文学之士承意无行，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者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酷吏列传》），极盛之间已现衰象；他自己则因李陵之祸，惨受宫刑，惶悚无状……这一切都促使他深入思考其中的得失因果，“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报任少卿书》），要之即“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自序》)。此种述往思来的忧患意识与《周易》的“彰往察来”“原始要终”“居安思危”的精义契合无间。正是这种对社会变迁、世事更革、朝代兴替、生命存亡等的深刻体认和规律性认识，才最终使司马迁超越史官本位而成为超迈时俗的“通人达才”，演绎出一曲千载盛传的“史家绝唱”。
正是由于司马迁的理论概括、扬名立传和自身的实践演绎，终于使自强理念作为一种理性精神深深契入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肌理和深层心理中，一直绵延至今而不绝。李白仕途上始终无法实现其政治抱负,源于对屈原之所以作赋有着深刻理解,他发出“哀怨起骚人”的感慨。杜甫大量忧国伤民之作不仅抒发一己之忧愤,也是人们忧愤之情的表达,并触发“文章憎命达”的观念。随后唐韩愈提出“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宋欧阳修提出诗“穷者而后工”,可以说都是对“厄而犹作”观点的继承和发展。而鲁迅先生的“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的慨叹及其韧的斗争精神，也无疑是对司马迁自强理念的现代回应。他们的所作所为和丰功伟绩是对自强理念的最好注脚，正在书写历史的我们难道还不能从这些书写了历史的伟人那里学到和继承些什么吗？
二、《三国演义》：“鞠躬尽瘁”的敬业精神
《三国演义》作为传统经史子集中集部的重要作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其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最为人津津乐道。而历来世人谈及《三国演义》里众多的人物形象时，最脍炙人口的无疑当属诸葛亮。作为“王者友、帝者师”的典型代表，诸葛亮的人品、才学、胆识、忠心、能力等的确是世上少有、人间罕匹，故而为历代文士骚人墨客反复吟诵、政治家军事家不断喟叹。而去除等级制度下的种种标签表征，笔者认为《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形象所透显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敬业精神至今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结合《三国演义》文本和部分参考资料，我们觉得诸葛亮的敬业精神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的主要内容。
首先是立志高远，慎于去就。
东汉末年，因为吏治腐败，官场黑暗，以致官逼民反，以黄巾起义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层出不穷，最终造成诸侯割据、军阀混战的天下大乱的不堪局面。在这样群雄逐鹿，朝不保夕的乱世，各色人等出于各自的考虑，纷纷投靠或结成相应的或大或小、或强或弱的利益集团，或以求自保或追名逐利或及时行乐。社会在失去最基本的制度规范之后，道德体系也基本上全线崩溃，于是我们看到了种种任情妄为的屠戮生灵、随心所欲的专权篡位、轻于去就的朝三暮四、冷酷无情的忘恩负义，甚至令人发指的以怨报德。涉及的人员有贩夫走卒、谋士使臣、文臣武将、帝王诸侯，乃至妇女孺子。在这样一个世事纷纭、人心堕落的时代，我们却看到了洁身自好的诸葛亮和他的亲友们，《三国演义》以“三顾茅庐”的精彩情节为我们浓墨重彩地勾勒了立志高远、慎于去就的崇高形象。
刘备请诸葛亮出山，在《三国志》中只一句“凡三往，乃见”，在《三国演义》中却敷演为上万言的宏文。通过三顾前司马徽指点迷津，徐元直走马相荐，初顾时农人作歌、门童应对、崔州平纵论治乱，再顾时石广元孟公威超然出世、诸葛均黄承彦啸傲歌吟等环境和人事的层层渲染，最终拨云见日，在三顾时经过草堂春睡的耐心考验得见卧龙真容。经过刘备“以天下苍生为念”的真心求肯、“泪沾袍袖，衣襟尽湿”的诚意表露，诸葛亮方感君知遇，遂许驱驰。反复渲染一波三折的情节铺陈充分展示了刘备求贤若渴的执着诚意及诸葛亮出居入处立志高远的人格风范和旷世才识，把明主贤臣遇合之美奂表达得淋漓盡致。正是由于这种交契之初的志同道合、人格对等、立志高远，故在尔后君臣际会的践履过程中才会有种种亦师亦友的嘉言懿行，传统文人“与王者友”“为帝者师”的千古难酬之梦在小说作者笔下被演绎得回肠荡气，酣畅淋漓。
其次是广闻博览，才识超群。
也正是因为诸葛亮以兴复汉室、救黎民于涂炭为己任的高远志向，才会在出山之前有意识地广泛游历，四处造访，博览群书，学行兼修。终于积累了深厚的学识、练就了超群的才能。在诸葛亮未出山之前，小说通过司马水镜、徐庶等名士之口，对诸葛亮的才能学识大加赞颂。如徐庶说：“以某比之，譬犹驽马并麒麟、寒鸦配鸾凤耳。此人每尝自比管仲、乐毅；以吾观之，管、乐殆不及此人。此人有经天纬地之才，盖天下一人也！……此人乃绝代奇才，使君急宜枉驾见之。若此人肯相辅佐，何愁天下不定乎！”而司马徽则认为管仲乐毅都无法望其项背，只有“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可与之相提并论，推崇之隆无以复加。而出山之后，博望烧屯、火烧新野、舌战群儒、借箭祭风、智算华容、三气周瑜、计取汉中、安居平五路、七擒孟获、六出祁山等接二连三的精彩故事为我们充分展示了诸葛亮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杰出才能和学识。如果从现代的学科角度考察，上述情节中展现的诸葛亮才智涉及到政治学、军事学、口才学、心理学、制造学、管理学、建筑学、经济学、法学、物理学、教育学、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情报学、土木工程、水利学、交通工程等等诸多学科，且各方面都有精深造诣。这样全面复合的才能，即使放在当下社会，也几乎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更何况是在传统的冷兵器时代，自是无往而不胜。而从小说中诸葛亮的自述我们也更能见出他的博闻广识。诸葛亮在草船借箭后对鲁肃言及作为优秀将领必备的素养时说：“凡为将者，不通天文，不识地理，不知军情，不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兵势，乃庸才也”。《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将军事素养分为四类，“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两相对照，我们可以发现诸葛亮的自述并非没有根据。更重要的是，每一类军事素养都包罗万象，而诸葛亮的自述却包括了全部四类，前面的成功战例充分说明了诸葛亮的自述并非自吹自擂，而这还仅仅只是军事素养一个方面而不包括其他的政治、外交、管理等，言其有“经天纬地之才”的确并不过分。
三是忠心耿耿，鞠躬尽瘁。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固然是诸葛亮在刘备“白帝托孤”后的肺腑之言，更是隆中出山之后和辅佐刘禅时的行动写照。三顾茅庐之后，刘备与诸葛亮不仅“食则同桌，寝则共榻”，而且“以师礼待之”，虚心求教。十分信赖，复加百般钦敬。正是这种对个人人格的尊重和平等相待，才使得诸葛亮在日后追随刘备的南征北战中呕心沥血，烧博望，战赤壁，据荆州，平西川，定汉中，攻城略地，无往不利。大小数十战，每每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短短十余年间帮助刘备从小股流窜势力而发展壮大成为“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政治集团。刘备“白帝托孤”之后，更是视刘禅为己出，事必躬亲，全力辅佐。平五路、擒孟获、出祁山，殚精竭虑，一心以维护蜀川、复兴汉室为己任，历尽内忧外患，百折不挠。虽最终天命难违，“出师未捷身先死”，令人不胜唏嘘慨叹，但其忠心耿耿，鞠躬尽瘁的光辉形象已是深入人心，成为政治家、军事家之楷模。
需要指出的是，刘备和诸葛亮君臣间的这种知遇引起后人的诸多争议。许多论者往往把刘备“举国以托”的临终遗言看成是收买人心的表演，这显然有悖作者的原意。就小说本身的情感脉路看，作者的目的恰恰是要通过这超迈时俗的光彩一笔，把这“稀世一时”的君臣知遇提到理想的最高境界，对诸葛亮“立志高远，慎于去就”的鉴人能力、远见卓识与气节品格给予前所未有的高度肯定和赞扬。正因为此，所以一向从容稳健的诸葛亮才会有“手足失措”“两目流血”的异常举措；才会有连年动众，无岁不征的鞠躬尽瘁；才会有“亲校簿书，自理细事”的呕心沥血；才会有临终之际尚“强支病体，遍视各营”的焚膏继晷……凡此种种，已足资说明君臣间的光风霁月，心神无贰。
时下的社会因市场经济的泛化、功利主义的侵蚀而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然而新的核心道德价值观念尚未能完全确立，群体心理中缺乏安身立命的归属感。对此，我们认为，传统人文经典作为我们的先人在各种人生困境中的反复体悟、思考、实践、创新等的记录和积淀，其中具有非常宝贵的为人处世的智慧。社会固然在不断地往前发展推进，但同为中国人，我们与我们先人拥有根本的价值观念、基本相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关系以及与之相应的最为本质的人生困境，这些因素都是传统的人文经典尚具有现代价值的根据之所在。
* 本文为“2011年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新苗人才计划）项目”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