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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国际传播作为国家间行为，本质上具有政治性，服从并服务于国家利益。美西方对中国国际传播官方媒体进行政治打压及抹黑，暴露了其“新闻和言论自由”的虚伪性。中国国际传播媒体应对此警醒，坚定“四个自信”，正确理解并把握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根本政治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遵循国际传播规律，在变局中开新局。
【关 键 词】国际传播;政治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专业主义;党性原则
2020年，美国先后将中国多家驻美媒体分支机构列管为“外国使团”，限定中国驻美记者签证停留期不超过90天。美国对中国媒体的政治打压不断升级，充分暴露了美西方标榜“新闻和言论自由”的虚伪性，也使中国传媒业界、学界对国际传播的政治性有了切身感受和更清醒的认识。理解和把握国际传播的政治性，对于做好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具有现实的意义。
一、国际传播政治性的渊源
信息传播伴随着维持人类生存之生产能力的增强，逐步由近及远，由本土逐步跨越国界。跨国界的国际传播明显带有历史、社会，特别是政治的烙印。
（一）国际传播基于民族国家的出现而产生
1648年，欧洲结束“三十年战争”，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确定了国家主权原则，民族国家诞生，领土边界始为国家主权行为有形的地域界限。无国家，便无国际传播。国际传播学者罗伯特·福特纳将国际传播定义为“超越各国国界的传播， 即在各民族、各国家之间进行的传播”①，盖缘于此。
（二）国际传播由国家政府主导
早期国际传播机构主要以私营、民办面貌示人，以传递商业信息、博取商业利益为主，但国家政府身影在幕后依稀可见。1865年，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将沃尔夫社改组成政府参股的股份公司，将其置于政府控制之下，使其带有一定官方色彩。十年后，该社接受国家津贴补助，成为半官方通讯社。
国家政府全力进入国际传播领域，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国际传播的“宣传”威力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随后的“冷战”中得到充分體现。各国开展大规模对外宣传，甚至传播虚假信息，蛊惑、动摇敌军军心，以期通过“攻心”达到不战而胜。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拉斯韦尔在其《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中总结道，“毫无疑问，政府对舆论的引导是大规模现代战争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②。“在通过大众媒介的国际传播活动中，国家政府组织是主要的信息发出者之一。”③
（三）国际传播体现国家意志
国际传播本质上带有鲜明的政治底色。受限于技术、经济实力和传播需求等，参与国际传播“门槛”很高，国家政府具有跨国界远距离传播信息所需的高精尖技术、庞大设施、雄厚资金及政策、法律条件等，相对而言较有动机、有动力去开展国际传播。
同时，国际传播由代表国家的政府来组织实施。政府出于对外宣传的现实需要，利用大众传媒对外发布传递信息，又承担着国际传播控制者与管理者职责，即“把关人”角色。此外，国际传播活动中，关乎国家利益、互惠合作的诸如传媒市场对等开放、签订合作协议等，须由国家认可和同意，这是国家独享、不可让渡的主权内容。
二、国际传播的政治本质
作为受制于国家主权的政治行为，国际传播有其行为动机和目的，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④
（一）国际传播由信息主权所规定
国家主权和边界，有形无形间界定了国家间行为，包括各国对其国内国际信息传播的控制和管理，即信息主权。信息传播若不加以控制和约束，将严重威胁并动摇知识垄断这一国家统治的思想意识基础。①不符合本国本民族利益的将受到约束、限制，符合本国本民族利益的将受到保护和支持。
国家对境外传播信息，目的在于将本国声音传播到其他国家（地区），影响国际舆论，促进合作交流，为本国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②世界主要国家的政府都重视对外信息传播，并有意识地、主动地根据自身战略、战术需要管控或者推动对外信息传播，帮助对象地区的民众了解、理解和支持己方政策立场，营造于己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二）国际传播服从并服务于国家利益
国家对跨国界信息传播管（调）控，表面上是维护信息主权，在主权范围内保持对信息流动的独立自主控制，而本质上，服从并服务于国家利益需要，才是控制跨国界信息流动的根本目的。
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强调，“利益的观念确实是政治的本质，不受时间和空间环境的影响”。“我们假定，政治家的思想和行动是从以权力界定的利益出发的，而历史事实证实了这一假定。”③ 他认为，国际政治本质上是为维护自身利益而争夺权力的斗争。外交一般以平和的方式，开展说明和劝服等塑造思想的工作，争取被了解、理解和认可，为国际政治行为作舆论铺垫。对外宣传，被视为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即媒体外交，更是如此。
国际传播因敌与友、冲突与合作的国家间生存状态和关系而具有了不同的政治倾向、目的和动机，或友好，或敌对，或间或有之、兼而有之。在敌对状态中，相关利益方希望借此颂扬己方、贬损对方，削弱对手的斗争意志和士气，破坏、阻止或为对方实现计划和意图设置障碍;在以竞争为主导的状态中，各方希望通过传播影响乃至限制对方的行为能力，营造相对利己的环境和舆论氛围;在友好互惠的关系中，各方希望通过传播加强和增进相互了解、沟通和理解，促进关系和谐和睦，相互支持、彼此借重和共同发展。
三、中国国际传播必须坚持党性原则
大众传媒与政治的关系，是新闻学、传播学、政治学等学科持续研究和论辩的课题，并延伸至国际传播领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党性原则与新闻专业主义理念。
（一）党性原则与新闻专业主义理念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的，认为“如果没有事件，就没有什么可说的”①，“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只有报道事实，才能彰显传媒的力量和影响力;但同时坚持认为新闻带有主观观点、立场，有一定甚至鲜明的政治倾向性。马克思在《〈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一文中，首次提出并阐述了“人民报刊”的概念，“人民报刊”站在广大人民即无产阶级一边。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批评那些倡导不带“任何党派倾向”写作的人。恩格斯还明确指出，党的报刊的任务“首先是组织讨论、论证、阐发和捍卫党的要求，驳斥和推翻敌对党的妄想和论断”②。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党性原则。 新闻专业主义论者则强调，大众传媒是自由独立的公共机构，以非党派非团体的中立立场，不偏不倚、客观准确平衡地报道新闻事件本身，为全体公民而非某一利益团体服务。这一标榜媒体为“公共服务”的新闻理念，是19世纪美国商业报纸崛起后发展起来的，认为媒体在商业社会环境中应该且必须独立于政府、市场或其他利益集团，通过专业的价值观和力量来强化新闻从业人员更好地满足自我职业形象（追求真理、服务社会）的心理需求，同时实现将专业规范内化为自我约束，由此得以在整个行业中强化新闻职业规范和操守。③
（二）新闻专业主义的现实困境
新闻专业主义从诞生至今，不仅理论上不断受到质疑和批判，而且实践中也遭遇了诸多困境。
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媒体商业化趋势日渐明显，恪守客观真实报道的新闻专业主义受到严重挑战，特别是80年代后，新闻业快速产业化，商业利益成为至高追求，伴随着物质消费主义、文化娱乐主义，媒体纷纷投受众所好，节目娱乐化发展倾向加剧，“人咬狗”新闻观甚嚣尘上。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又掀起媒体兼并、联合风潮，行业垄断加剧， 利益集团影响乃至控制新闻业一度到了无节操的地步。过度的商业化使传媒业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远离了新闻专业主义初衷，传媒作为“社会公器”的本质功能受到强大冲击。
新闻专业主义追求的独立性是客观性的基础，但西方媒体与政府的关系远比表面上密切得多，① 两者相互利用，达成一种共生式的平衡稳定。同时，所谓的客观报道本身是有偏见的，尽管这种偏见是隐蔽的：一方面，新闻选择体现了个人的主观性，受“把关人”的主观思想与判断决定;另一方面也受到大众媒介社会控制系统的左右。福特纳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国际传播都具有政治性，都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政治因素是其固有的，区别只在于，有的是公开的政治传播，有的是隐含的政治传播。②
（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批判性吸收新闻专业主义
作为一种职业理想乃至道德追求、行为标准，新闻专业主义有着清晰而完整的规定性，即“新闻媒介摆脱外界干涉，摆脱来自政府、广告商甚至公众的干涉;新闻媒介为实现‘公众的知晓权’服务;新闻媒介探求真理、反映真理;新闻媒介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③。但我们不能遗忘其产生发展的历史、政治背景，特别是政治动因，即是为当时崛起的资产阶级服务的。其理念浮于浅表，不仅带有较强的鼓动性，而且具有一定的政治欺骗性，因此即使算不得理想主义的乌托邦，也在一定程度上与现实政治社会相脱节，没有真正承认并反映社会发展现实及其一般规律。
党性原则，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新闻专业主义根本区别开来，同时前者的真实性原则与后者的核心理念“客观性”存在一致性。这是因为，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不仅是一种专业追求，而且是新闻报道的内在逻辑要求和运行规律。最根本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反映并维护广大人民立场和利益，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鲜明特征。
讨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新闻专业主义，焦点在于技术层面之上的政治性问题，这一是非问题不能含糊。中国的国际传播必须建立在党性原则基础之上，同时吸收新闻专业主义合理成分，借鉴、运用西方媒体好的新闻报道方式，包括平衡性报道技巧，以利于海外受众理解并接受，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
四、坚定“四个自信” 把握新时代国际传播的根本要求
国际传播的政治性和中国政治制度，决定了中国国际传播必然具有国家传播体制的规定性。而标榜“新闻独立自由”的美西方政府和媒体，则常常以中国媒体所谓“官方色彩”为幌子，打压攻击中国媒体、消解中国对外传播效果，为中国国际传播事业的发展壮大设置障碍。
（一）如何看待美西方所谓的媒体“官方色彩”
西方社会广泛存在对政府、政党的不信任，习惯以怀疑眼光看待政府。因此，无论是出于专业认同或意识形态的动机，还是从与中国媒体在国际舆论场竞争的策略出发，西方政客、媒体乃至公众经常拿中国媒体“官方色彩”说事，抨击中国媒体缺乏“新闻自由”、传播虚假宣传信息。常见現象是，西方媒体在援引中国媒体报道时，总强调消息来自中国“国有媒体”“官方媒体”，甚至冠以“党的喉舌”，以提醒受众有关报道和立场有可能是中国政府的宣传，使受众对中国对外传播保持警觉，久而久之贬抑了中国媒体公信力。因此，一些学者在谈到目前中国国际传播力不足时，诟病中国主流媒体“官方色彩浓厚”的不在少数，①甚至呼吁“去官方化”。
那么，如何看待所谓“官方色彩”呢？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赵月枝教授的分析具有一定启发意义。她指出，就像“软实力”的魅力不是先验性的一样，“官方色彩”本身也不一定必然没有公信力。②她认为，将媒体与“官方”相对立，是典型的西方自由主义“国家—社会”二元对立框架下的迷思。其实，即使在西方社会，这也不能解释清楚时时处处标榜“独立”“自由”的媒体与“官方”千丝万缕的“勾连”，尤其是媒体与政府间心照不宣的“默契”。
西方媒体制度是与垄断资本主义相配套的社会传播方式，为垄断资本服务，政府则是垄断资本的代理人和“小媳妇”。但西方媒体为迎合大众，对外标榜其自由、民主，实际仅是在媒体的外衣上贴了“自由”“民主”的标签。此外，国际关系实践中也不乏此类情况：在亲美的独裁国家中，西方国家大多不会在意其媒体的“官方色彩”，更不会因此贬损其政权形象。换言之，问题的根本不在于媒体的“官方色彩”，而在于其政治倾向及所在国的统治阶层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关系。
“今日俄罗斯”（RT）近年来的崛起，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启示和镜鉴。“今日俄罗斯”自我定位为俄罗斯另一个“国防部”。普京在谈到RT的使命时，明确地说，“我们就是打算要在国际舞台上引入一个强大竞争者。我想强调的是，这个竞争者不仅提供关于俄罗斯的公正报道，也尝试打破盎格鲁-撒克逊对全球信息的垄断……当然这个渠道是由政府资助，所以它不能不反映俄罗斯政府对我们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事件的官方立场”。① 中国共产党坚持“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群眾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② 。中国媒体是“党的喉舌”，也是人民的“喉舌”，媒体的党性和“人民性”，即“官方色彩”和“民间色彩”本质上是一致的。这完全不是西方商业媒体体制可比拟的。
（二）增强“四个自信”，坚持党性原则不动摇
从本质上讲，有关媒体本身的话语政治是国际意识形态“权力”斗争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同志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③苏联放弃马克思主义和苏共领导地位，新闻体制实行“广泛的公开性”原则，倡导“舆论多元化”，代表不同利益的党派媒体粉墨登场，反对马克思主义，攻击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者亦沉溺于鼓吹反政府言论，使民众对社会主义优越性产生怀疑，乱了民心，动摇了苏联的政治根基，最终促使苏联解体。前车之鉴，教训深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 。④中国政府、学界、媒体要做的，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不能在信仰信念上产生动摇。如果因西方贬抑，就将我们的国家“中性化”，将媒体交由私人资本操控，这将正中西方“下怀”。在同属政治范畴的国际传播领域，我们应该坚定且自信地走中国特色传播发展之路，不含混、不躲闪。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大变局无疑有利于中国扩大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有利于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但同时也会刺激西方大国对中国崛起的疑虑甚至恐惧，从而强化同中国的战略竞争，从经济、科技、意识形态、地缘战略、国际秩序等方面打压中国、制造摩擦，以期达到阻滞中国崛起的目的。①近年来，美西方国家对中国媒体打压，西方媒体对中国抹黑、丑化等已“摆”在那里。中国国际传播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能含糊，对国际舆论斗争不能有任何幻想，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破解难题，于变局中开新局。
结 论
“置身”国际传播学科之外，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观察，国际传播作为国家间行为，以满足受众信息需求为表征，本质上具有政治性。
近年来，西方媒体借中国对外开放对中国受众影响日多，西方媒体所谓独立、自由的新闻价值观为中国受众、媒体、学者所认可乃至追捧，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特别是党性原则产生一定消解侵蚀。西方国家政客、媒体更借“官方色彩”等对中国国际传播媒体丑化、抹黑，消解中国国际传播公信力、影响力，造成中国受众、媒体乃至学者对媒体“官方色彩”的疑虑。中国传媒业界、学界必须警醒，真正做到“四个自信”，廓清有关理论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遵循国际传播规律，服从并服务于党和国家大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
（责任编辑：张冬梅）
【关 键 词】国际传播;政治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专业主义;党性原则
2020年，美国先后将中国多家驻美媒体分支机构列管为“外国使团”，限定中国驻美记者签证停留期不超过90天。美国对中国媒体的政治打压不断升级，充分暴露了美西方标榜“新闻和言论自由”的虚伪性，也使中国传媒业界、学界对国际传播的政治性有了切身感受和更清醒的认识。理解和把握国际传播的政治性，对于做好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具有现实的意义。
一、国际传播政治性的渊源
信息传播伴随着维持人类生存之生产能力的增强，逐步由近及远，由本土逐步跨越国界。跨国界的国际传播明显带有历史、社会，特别是政治的烙印。
（一）国际传播基于民族国家的出现而产生
1648年，欧洲结束“三十年战争”，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确定了国家主权原则，民族国家诞生，领土边界始为国家主权行为有形的地域界限。无国家，便无国际传播。国际传播学者罗伯特·福特纳将国际传播定义为“超越各国国界的传播， 即在各民族、各国家之间进行的传播”①，盖缘于此。
（二）国际传播由国家政府主导
早期国际传播机构主要以私营、民办面貌示人，以传递商业信息、博取商业利益为主，但国家政府身影在幕后依稀可见。1865年，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将沃尔夫社改组成政府参股的股份公司，将其置于政府控制之下，使其带有一定官方色彩。十年后，该社接受国家津贴补助，成为半官方通讯社。
国家政府全力进入国际传播领域，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国际传播的“宣传”威力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随后的“冷战”中得到充分體现。各国开展大规模对外宣传，甚至传播虚假信息，蛊惑、动摇敌军军心，以期通过“攻心”达到不战而胜。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拉斯韦尔在其《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中总结道，“毫无疑问，政府对舆论的引导是大规模现代战争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②。“在通过大众媒介的国际传播活动中，国家政府组织是主要的信息发出者之一。”③
（三）国际传播体现国家意志
国际传播本质上带有鲜明的政治底色。受限于技术、经济实力和传播需求等，参与国际传播“门槛”很高，国家政府具有跨国界远距离传播信息所需的高精尖技术、庞大设施、雄厚资金及政策、法律条件等，相对而言较有动机、有动力去开展国际传播。
同时，国际传播由代表国家的政府来组织实施。政府出于对外宣传的现实需要，利用大众传媒对外发布传递信息，又承担着国际传播控制者与管理者职责，即“把关人”角色。此外，国际传播活动中，关乎国家利益、互惠合作的诸如传媒市场对等开放、签订合作协议等，须由国家认可和同意，这是国家独享、不可让渡的主权内容。
二、国际传播的政治本质
作为受制于国家主权的政治行为，国际传播有其行为动机和目的，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④
（一）国际传播由信息主权所规定
国家主权和边界，有形无形间界定了国家间行为，包括各国对其国内国际信息传播的控制和管理，即信息主权。信息传播若不加以控制和约束，将严重威胁并动摇知识垄断这一国家统治的思想意识基础。①不符合本国本民族利益的将受到约束、限制，符合本国本民族利益的将受到保护和支持。
国家对境外传播信息，目的在于将本国声音传播到其他国家（地区），影响国际舆论，促进合作交流，为本国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②世界主要国家的政府都重视对外信息传播，并有意识地、主动地根据自身战略、战术需要管控或者推动对外信息传播，帮助对象地区的民众了解、理解和支持己方政策立场，营造于己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二）国际传播服从并服务于国家利益
国家对跨国界信息传播管（调）控，表面上是维护信息主权，在主权范围内保持对信息流动的独立自主控制，而本质上，服从并服务于国家利益需要，才是控制跨国界信息流动的根本目的。
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强调，“利益的观念确实是政治的本质，不受时间和空间环境的影响”。“我们假定，政治家的思想和行动是从以权力界定的利益出发的，而历史事实证实了这一假定。”③ 他认为，国际政治本质上是为维护自身利益而争夺权力的斗争。外交一般以平和的方式，开展说明和劝服等塑造思想的工作，争取被了解、理解和认可，为国际政治行为作舆论铺垫。对外宣传，被视为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即媒体外交，更是如此。
国际传播因敌与友、冲突与合作的国家间生存状态和关系而具有了不同的政治倾向、目的和动机，或友好，或敌对，或间或有之、兼而有之。在敌对状态中，相关利益方希望借此颂扬己方、贬损对方，削弱对手的斗争意志和士气，破坏、阻止或为对方实现计划和意图设置障碍;在以竞争为主导的状态中，各方希望通过传播影响乃至限制对方的行为能力，营造相对利己的环境和舆论氛围;在友好互惠的关系中，各方希望通过传播加强和增进相互了解、沟通和理解，促进关系和谐和睦，相互支持、彼此借重和共同发展。
三、中国国际传播必须坚持党性原则
大众传媒与政治的关系，是新闻学、传播学、政治学等学科持续研究和论辩的课题，并延伸至国际传播领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党性原则与新闻专业主义理念。
（一）党性原则与新闻专业主义理念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的，认为“如果没有事件，就没有什么可说的”①，“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只有报道事实，才能彰显传媒的力量和影响力;但同时坚持认为新闻带有主观观点、立场，有一定甚至鲜明的政治倾向性。马克思在《〈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一文中，首次提出并阐述了“人民报刊”的概念，“人民报刊”站在广大人民即无产阶级一边。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批评那些倡导不带“任何党派倾向”写作的人。恩格斯还明确指出，党的报刊的任务“首先是组织讨论、论证、阐发和捍卫党的要求，驳斥和推翻敌对党的妄想和论断”②。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党性原则。 新闻专业主义论者则强调，大众传媒是自由独立的公共机构，以非党派非团体的中立立场，不偏不倚、客观准确平衡地报道新闻事件本身，为全体公民而非某一利益团体服务。这一标榜媒体为“公共服务”的新闻理念，是19世纪美国商业报纸崛起后发展起来的，认为媒体在商业社会环境中应该且必须独立于政府、市场或其他利益集团，通过专业的价值观和力量来强化新闻从业人员更好地满足自我职业形象（追求真理、服务社会）的心理需求，同时实现将专业规范内化为自我约束，由此得以在整个行业中强化新闻职业规范和操守。③
（二）新闻专业主义的现实困境
新闻专业主义从诞生至今，不仅理论上不断受到质疑和批判，而且实践中也遭遇了诸多困境。
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媒体商业化趋势日渐明显，恪守客观真实报道的新闻专业主义受到严重挑战，特别是80年代后，新闻业快速产业化，商业利益成为至高追求，伴随着物质消费主义、文化娱乐主义，媒体纷纷投受众所好，节目娱乐化发展倾向加剧，“人咬狗”新闻观甚嚣尘上。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又掀起媒体兼并、联合风潮，行业垄断加剧， 利益集团影响乃至控制新闻业一度到了无节操的地步。过度的商业化使传媒业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远离了新闻专业主义初衷，传媒作为“社会公器”的本质功能受到强大冲击。
新闻专业主义追求的独立性是客观性的基础，但西方媒体与政府的关系远比表面上密切得多，① 两者相互利用，达成一种共生式的平衡稳定。同时，所谓的客观报道本身是有偏见的，尽管这种偏见是隐蔽的：一方面，新闻选择体现了个人的主观性，受“把关人”的主观思想与判断决定;另一方面也受到大众媒介社会控制系统的左右。福特纳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国际传播都具有政治性，都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政治因素是其固有的，区别只在于，有的是公开的政治传播，有的是隐含的政治传播。②
（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批判性吸收新闻专业主义
作为一种职业理想乃至道德追求、行为标准，新闻专业主义有着清晰而完整的规定性，即“新闻媒介摆脱外界干涉，摆脱来自政府、广告商甚至公众的干涉;新闻媒介为实现‘公众的知晓权’服务;新闻媒介探求真理、反映真理;新闻媒介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③。但我们不能遗忘其产生发展的历史、政治背景，特别是政治动因，即是为当时崛起的资产阶级服务的。其理念浮于浅表，不仅带有较强的鼓动性，而且具有一定的政治欺骗性，因此即使算不得理想主义的乌托邦，也在一定程度上与现实政治社会相脱节，没有真正承认并反映社会发展现实及其一般规律。
党性原则，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新闻专业主义根本区别开来，同时前者的真实性原则与后者的核心理念“客观性”存在一致性。这是因为，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不仅是一种专业追求，而且是新闻报道的内在逻辑要求和运行规律。最根本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反映并维护广大人民立场和利益，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鲜明特征。
讨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新闻专业主义，焦点在于技术层面之上的政治性问题，这一是非问题不能含糊。中国的国际传播必须建立在党性原则基础之上，同时吸收新闻专业主义合理成分，借鉴、运用西方媒体好的新闻报道方式，包括平衡性报道技巧，以利于海外受众理解并接受，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
四、坚定“四个自信” 把握新时代国际传播的根本要求
国际传播的政治性和中国政治制度，决定了中国国际传播必然具有国家传播体制的规定性。而标榜“新闻独立自由”的美西方政府和媒体，则常常以中国媒体所谓“官方色彩”为幌子，打压攻击中国媒体、消解中国对外传播效果，为中国国际传播事业的发展壮大设置障碍。
（一）如何看待美西方所谓的媒体“官方色彩”
西方社会广泛存在对政府、政党的不信任，习惯以怀疑眼光看待政府。因此，无论是出于专业认同或意识形态的动机，还是从与中国媒体在国际舆论场竞争的策略出发，西方政客、媒体乃至公众经常拿中国媒体“官方色彩”说事，抨击中国媒体缺乏“新闻自由”、传播虚假宣传信息。常见現象是，西方媒体在援引中国媒体报道时，总强调消息来自中国“国有媒体”“官方媒体”，甚至冠以“党的喉舌”，以提醒受众有关报道和立场有可能是中国政府的宣传，使受众对中国对外传播保持警觉，久而久之贬抑了中国媒体公信力。因此，一些学者在谈到目前中国国际传播力不足时，诟病中国主流媒体“官方色彩浓厚”的不在少数，①甚至呼吁“去官方化”。
那么，如何看待所谓“官方色彩”呢？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赵月枝教授的分析具有一定启发意义。她指出，就像“软实力”的魅力不是先验性的一样，“官方色彩”本身也不一定必然没有公信力。②她认为，将媒体与“官方”相对立，是典型的西方自由主义“国家—社会”二元对立框架下的迷思。其实，即使在西方社会，这也不能解释清楚时时处处标榜“独立”“自由”的媒体与“官方”千丝万缕的“勾连”，尤其是媒体与政府间心照不宣的“默契”。
西方媒体制度是与垄断资本主义相配套的社会传播方式，为垄断资本服务，政府则是垄断资本的代理人和“小媳妇”。但西方媒体为迎合大众，对外标榜其自由、民主，实际仅是在媒体的外衣上贴了“自由”“民主”的标签。此外，国际关系实践中也不乏此类情况：在亲美的独裁国家中，西方国家大多不会在意其媒体的“官方色彩”，更不会因此贬损其政权形象。换言之，问题的根本不在于媒体的“官方色彩”，而在于其政治倾向及所在国的统治阶层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关系。
“今日俄罗斯”（RT）近年来的崛起，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启示和镜鉴。“今日俄罗斯”自我定位为俄罗斯另一个“国防部”。普京在谈到RT的使命时，明确地说，“我们就是打算要在国际舞台上引入一个强大竞争者。我想强调的是，这个竞争者不仅提供关于俄罗斯的公正报道，也尝试打破盎格鲁-撒克逊对全球信息的垄断……当然这个渠道是由政府资助，所以它不能不反映俄罗斯政府对我们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事件的官方立场”。① 中国共产党坚持“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群眾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② 。中国媒体是“党的喉舌”，也是人民的“喉舌”，媒体的党性和“人民性”，即“官方色彩”和“民间色彩”本质上是一致的。这完全不是西方商业媒体体制可比拟的。
（二）增强“四个自信”，坚持党性原则不动摇
从本质上讲，有关媒体本身的话语政治是国际意识形态“权力”斗争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同志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③苏联放弃马克思主义和苏共领导地位，新闻体制实行“广泛的公开性”原则，倡导“舆论多元化”，代表不同利益的党派媒体粉墨登场，反对马克思主义，攻击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者亦沉溺于鼓吹反政府言论，使民众对社会主义优越性产生怀疑，乱了民心，动摇了苏联的政治根基，最终促使苏联解体。前车之鉴，教训深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 。④中国政府、学界、媒体要做的，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不能在信仰信念上产生动摇。如果因西方贬抑，就将我们的国家“中性化”，将媒体交由私人资本操控，这将正中西方“下怀”。在同属政治范畴的国际传播领域，我们应该坚定且自信地走中国特色传播发展之路，不含混、不躲闪。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大变局无疑有利于中国扩大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有利于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但同时也会刺激西方大国对中国崛起的疑虑甚至恐惧，从而强化同中国的战略竞争，从经济、科技、意识形态、地缘战略、国际秩序等方面打压中国、制造摩擦，以期达到阻滞中国崛起的目的。①近年来，美西方国家对中国媒体打压，西方媒体对中国抹黑、丑化等已“摆”在那里。中国国际传播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能含糊，对国际舆论斗争不能有任何幻想，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破解难题，于变局中开新局。
结 论
“置身”国际传播学科之外，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观察，国际传播作为国家间行为，以满足受众信息需求为表征，本质上具有政治性。
近年来，西方媒体借中国对外开放对中国受众影响日多，西方媒体所谓独立、自由的新闻价值观为中国受众、媒体、学者所认可乃至追捧，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特别是党性原则产生一定消解侵蚀。西方国家政客、媒体更借“官方色彩”等对中国国际传播媒体丑化、抹黑，消解中国国际传播公信力、影响力，造成中国受众、媒体乃至学者对媒体“官方色彩”的疑虑。中国传媒业界、学界必须警醒，真正做到“四个自信”，廓清有关理论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遵循国际传播规律，服从并服务于党和国家大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
（责任编辑：张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