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国的室内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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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自牧著《梦梁录》,乃缅怀十三世纪杭州全盛时期之作。据书中所载,南宋京城临安(今杭州)有专为官府或私人举办宴会庆典的专职机构,有“排办局”之设,专为宴会场地布置家具,亦提供家具租赁,诸如桌椅、交椅、桌凳、几案等。这大概是中国典籍中有关类似二十世纪室内设计的最早记载。排办局主理宴会家具的布置,包括编排主家席与客席位置,提供宴会庆典所需一应座椅及装饰陈设等。官民庆典各有不同礼仪,得按规章筹办。
  


  今人对于明代(1368-1644)室内布置的种种印象,部分是来自当时的绘画,尤其以文士倚榻沉思,或抚琴寄意,或揽卷自娱为题材者,多以陈设珍奇古董的高雅家具作为配衬。此外,文士于描述他们优雅生活之诗文中,亦时有当时室内布置的描写。至于各种文学作品的木刻版画插图,有关的描绘就更为生动。晚明时期出版的小说和戏剧,对当时家居的室内布置刻划尤多。既有如此丰富的图像可资参考,我们现今得以探讨十六至十七世纪时期中国室内的家具布置。我们有理由相信,上述种种版画插图既是为了向读者生动地交代故事的场景,亦应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本文作者先后参考了明末清初时期出版刊物的六千多幅木刻版画。作者固知参考材料浩繁,难免挂一漏万;然而室内布置是引人入胜的题材,作者愿与读者分享一些个人心得。本文引用的木刻版画,年代均属十六世纪末叶以至康熙(1662-1723)以前的明末清初时期,且皆江南地区的江苏、浙江与安徽等地刊印。凡与木刻版画中描绘家具可以互相对应者,本文尽可能以明代家具实例加以说明。明代戏剧《红拂记》有一幅插图乃描写常见的饮宴场面(图1)。图中三人围着方桌各坐凳上(图A),桌上见有一盘菜肴,三人正在饮茶喝酒。凳呈鼓状,似是藤制,并有织锦或织物套垫。占相当画面的是一巨幅山石画屏。居中人物腰间佩剑,所携包袱与伞置于桌底。画屏背后可见不少酒瓶,图中三人似在酒窖侧旁匆匆一聚。另一饮宴场面则见于万历年间(1573-1619)刊印之《双鱼记》一书插图(图2),该插图乃出自书中“拒挑”一回。画中二人于青楼中饮宴,酒肴置于典型明式家具平头案上,饮宴者则对坐于鼓腿矮凳上(图B)。饮宴场地似在花园或庭园中,园中见一年长妇人正在规劝少妇。室内墙上挂有乐器。
  


  另一更为隆重的饮宴场合则见于万历年间刊本《千金记》,画中主客分桌而坐,所坐皆椅而非凳(图3)。桌子前面及两侧均围以布幔,椅子均饰有椅套。厅堂正中有一幅高山画屏,屏后置侧案一张,案上置青铜器皿。桌前围幔及椅套亦见于另一大型饮宴场面(图4)。该插图采自晚明时期流行的历史小说《水浒传》,图中梁山泊好汉论资排辈,酒肴列于六张长方桌之上,每桌围坐四至六人,所坐皆椅而非凳。椅子设计尽皆今天所谓官帽椅。盆花成组分置于平台各处。同一书亦有官式宴会的插图,布置远较此图所见为严谨。天子使节坐于宫椅之上,就食于其专用之餐桌;其余座上客,亦即受其招降的梁山好汉,则挨次就坐于两旁的长桌。所有桌椅皆有套垫。室内中央置有地毡供舞者跳舞娱宾;另有乐工于庭院中奏乐(图5)。
  从上述五幅版画可见当时饮宴场所不一而足,从大厅中、酒窖旁、平台上,以至挂有乐器之室内皆宜。餐桌亦各有不同形式:正方形、长方形、矮脚的,以至平头案或长桌均可。更值得注意的是,家具似皆为宴会而特意安排,可见当时的家具布置每视乎实际需要及不同场合而灵活变化。倘若是隆重场合如盛宴,将桌椅套上织锦或织物似是当时的惯例。座椅形式亦分尊卑等级;较尊贵的场合用椅,较随便的场合则用凳(图6)。或可以阐明上述随意布置家具的有关论点:卧室中央置一架子床,一人于床帷后歇息,另有一女子流连室中;近处置方桌一张,其上布置二人饭菜,桌旁随意散置几张凳子。
  


  或由于架子床移动不易,明代卧室的布置较为固定,不同于饭厅布置的灵活多变。较常见的卧室布局当如(图7)所示,此图采自十六世纪无名氏《金瓶梅》一书。卧室当中置睡床,睡床的周壁以画屏或刺绣围成,顶有华盖,形成室中之室。该等睡床即现今榻之类(图C),虽则其阔度较一般现存实例为大。床垫以席或藤制。床侧置座地衣架。矮柜上置式样与现今相同的衣箱(图D)。离床较远处有一张大桌,其侧面虽未能显示于画面中,然而几可断言带有抽屉;桌旁有式样简单的圆木凳一张。由于桌上正中有带底座镜子一面,似亦作梳妆用途。桌上一侧有盛食物用的三层手挽盒,另一侧有茶杯与茶壶。图8乃采自明万历年间刊印的元代(1271-1358)戏剧《荆钗记》的插图。图中可见卧室中的斑竹架子床,床前有长脚踏,一桌拉近床边,上置剪刀及针黹缝纫用具。桌子另一侧有带刺绣或花纹套鼓凳一张。此图所见,睡床亦如“室中之室”,但以重重帷幔而非屏风围成。日间倘以帘钩挂起床帷,即床可当椅;如此图所示,则可方便室中人作针黹刺绣。床后置衣架一座,架旁另置桌子一张。桌上有两瓶花并一正在点燃的香炉。除针黹外,卧室内固可进行其他活动。图9乃采明自天启年间(1621-1627)小说《禅真逸史》。图中可见一母亲坐于满挂帷帐的架子床上,旁有产婆为初生婴孩沐浴。床前置长脚踏,另有典型明式平头案充当床头柜。地上有一香炉,旁有鼓腿木凳一张。产婆所坐的凳子甚为低矮,较一般小木凳为矮,或亦反映其身份低微。床边有一个高竹篮搁在地上,大概是盛载衣物之用。图7的床边亦有类似的竹篮。由于并无类似竹篮保存至今,其真正用途难以稽考。图中卧室似亦用作日常起居的处所,可见有客到访,侍女奉茶。图10为文士在卧室中款客的情景。从访客坐于椅而非凳上这点,可见其甚受礼遇。床前置一大案,应是日间以床作椅之时供伏案之用。四柱架子床亦饰以帷帐。此乃崇祯年间(1628-1643)刊印之戏剧《画中人》之插图。至于采自《惊奇像》之明代木刻版画图11,则可见当时卧室的多重用途。室内背景为一富丽堂皇以锦帐装饰的万字栏杆六柱架子床(图E),正面帷帘以帘钩揭起。床边置有盛载衣物的竹篮并高面盆架,架上置面盆,且有毛巾搁于架顶。室中主人一手捧杯安坐椅中,一旁的长方桌上有笔、砚、纸等文房用品及几碟菜肴。此时,主人跟前一干人等缚手跪地,似在听候发落。
  


  当时住宅的其他房间似亦可充作卧室之用。明代文士每于书房之中设置睡床。据1661年刊印的清初戏剧《万锦清音》插图(图12),可见一文士正卧于罗汉床上,背景是满堆书本卷轴的大书架。同时期的绘画亦见描绘文士于书房中靠卧罗汉床的情景,仇英(1494-1552)的《林亭佳趣图》卷即为一例。此类床往往是靠背及扶手低矮的罗汉床(图F),或是较大张的以席或藤作垫的长凳。
  


  在中国,起居室或客厅以固定的格式来布置家具,以便款接宾客或方便起居生活,或许要到清代才见普遍。对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数以千计的木刻版画细加研究之后,当发现当时家居在进行类似二十一世纪起居生活时,家具的布置总是富于灵活变化。于上述木刻版画所出自的小说中,每有主角一人独坐室中,其余人等只得站着的描写。图13描写的是当时主人奉客的典型场景,采自明万历年间戏剧《红梨记》的插图。整个画面几乎被一巨幅山水画屏所占据,画屏前置两张官帽椅,主客相对而坐。侍从于画屏后趋前为主人与访客奉上茶点。室中别无其他家具,无椅无凳,亦无清代常见置于椅间的茶几。图14中为崇祯年间短篇小说集《清夜钟》的一幅插图,图中可见主人接待满堂宾客的情景。宾客对坐于一排三张的椅上,椅皆有套,而在旁的侍从皆捧持贺礼,可见场合相当隆重。居室上首置一巨桌于众人旁边,除此以外别无家具。明代小说《金瓶梅》的一幅插图,则见类似今天客厅的陈设(图15)。图示薛媒婆带书中主角西门庆至寡妇孟玉楼居所的门楼(接待室)的情景。室壁正中悬挂一幅观音画像,靠墙置一翘头案,案有镂空灵芝纹板脚,此一设计常见于现存优美的明式家具实例(图G)。案上有数瓶花。侧墙置桌一张,桌上有大型的大理石案屏。屏后又挂一卷轴。这些看来都是长期陈设,但是房间中央三张精致的官帽椅(图H),两张并置,一张斜置,则似属临时添置。图中亦见两位侍女正在奉上茶点。如此随意放置桌椅的场景,更明显见于图16,《水浒传》的另一插图。图中可见宋江一身官服坐于高背官帽椅上,椅前有脚踏(图I)。他的两旁各置官帽椅一张,但无脚踏,其副将坐于其中之一;三张椅均有织锦或丝套。画面前方有两张桌子,其中一张斜放,桌前二人坐于有椅套的官帽椅上。其一可见正在执笔起草公文,以交“飞毛腿”戴宗火速送交敌方。桌上有墨砚并插置各式毛笔的笔筒。柱后可见三弯腿连着地托泥香几,几上置香炉及焚香用具盛器。鉴于画中人物一身官服,座椅皆有织锦或丝套,可见画家认为如此随意的家具陈设最能切合此一隆重的公事场合。图17则可见画家认为明代官员办公场合的应有陈设,该图采自《金瓶梅》插图。图示西门庆差家丁往相府送礼行贿以求脱罪的情景。图中当眼处为一巨幅山水画屏,屏侧置一高身香几,亦是圆形三弯腿连着地托泥。接着是一官员坐于带锦套攒靠背椅上,椅前有莲花形脚踏。室内近中央处置一带托泥翘头案。侍从正为刚抵达的家丁通传。室中别无家具。
  官方场合如此,闺阁中的家具陈设无疑也是十分随意的。图18采自顺治年间(1644-1661)刊印的戏剧《凰求凤》。图中三位女士坐于随意设置的玫瑰椅上(图J),挨墙置一翘头案,墙上正中挂一卷轴。
  


  在明代大概只有宫廷或官府中的家具才有固定的陈设。图19为《水浒传》另一插图,描绘柴进入紫禁城皇宫的情景。大型折迭式屏风为宝座或小型罗汉床制造间隔,座或床前有一长脚踏,旁有一侧案,其上有花瓶与果碟。案旁置矮榻,书置其上。宫殿中央置一大型座地屏风,右侧为圆身三弯腿香几,柱后可见堆满书册卷轴的书架。殿上横匾书“睿思殿”三字。有鉴于此,于晚明插图本百科全书《三才图会》中,在描写宫室、楼、房、室的一节,见有一幅描写亭的插图(图20)几乎空无家具,仅有相对斜放的两张椅子,也就毫不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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