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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作家对待书的态度总是比较矛盾，一个人动笔写作的初衷之一，是因为现存的所有书籍都多少有些不如人意。可是如果要构想出另一种更好的文明象征物，显然又很困难。
我从来不会自称爱书之人，就像我不会自称热爱人类一样：我爱不爱，完全取决于书或人的内在品质。我也不是藏书家：曾经有位大学教師问我有多少本书，当时我实在答不上来。不过这也没关系，他只是想告诉我：他有2.5万本或5万本书，或是某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我非常有礼貌，没有抛出一句塞缪尔·巴特勒的引言变体：“我把书存放在街角另一头，在大英博物馆里。”不过，此时我感觉到他掩饰不住的一阵惋叹，好像他刚向一位偷窥狂或轻度心理强迫症的病人坦露过心声。
不过我的生活确实是处于书籍包围之中：到底是怎样的轻度心理强迫症，会让我竭力表现出这种公然否认的态度呢？也许是年龄的缘故：在我成长的年代里，书面语言渐渐不再是主要的娱乐产业。整个社会对写作者的境遇已经不予理睬，不在意他们能否依靠撰写书评和新闻报道，或书写平凡琐屑的“中产者”，就可以舒舒坦坦地住在类似圣约翰森林这样的地方，再配一两个仆人，还能养活一家人。同样，当年人们景仰的那些作家——比如说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或者威斯坦·休·奥登——都喜欢将“文学—生活”的冲突戏剧化，然后让你毫不迟疑应该站哪边。如果你不够小心，最终下场可能就是“把动物当朋友，或者只留下一本回忆录”了。第三点，当然了，书籍，尤其是那种被命名为“旧藏古籍”的书，从政治意义上就令人生疑。工人们不会费劲去读它们：它们是食利者的徽章。左派读书俱乐部的粉色精装书当然都没问题，还有第一版的企鹅出版社图书。但如果你胆敢暗示什么“在一群沉默的朋友里陷入沉思”，就足以标明你是人民公敌。
尽管如此，我终究还是一位读书强迫症，而这种强迫症是为了和另一种强迫症相匹配。这意味着我的书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偷偷溜进屋里的。就在几天前，我还猛然意识到自己正在打量自家公寓墙上的一块空白区域，心想这地方可以再添上几个书架。我把小说和侦探故事都放进卧室，这样客人们就不至于受到引诱，想把它们借走。
起居室里安放着形式更高级的文学书籍（还有我的爵士乐书籍，这部分收藏远未穷尽），而大厅里则存放着相当值钱的物件儿，这是我的如意算盘，让客人们看到以后赶紧走人。它们中间没有哪本书能称得上出色。最好的几本，是刚出版时买的，如今它们堪称“现当代初版本”了。最次的那些，是从某个车站书摊一堆糟七糟八的书里面淘到的。我记得约翰·马尔科姆·布林宁在哪里说过，他从来没看见狄伦·托马斯读过任何东西，除了有一次看到他在读一册平装本的劣质作品。
不过，我还是在看这些书的，不像迈克尔·费恩收藏“海青色厚布面”的九卷本《佩特全集》——我怀疑这套全集从来就没被打开过：我躺在床上读，坐在洗手间里读，吃饭的时候也读。我在工作椅旁边伸手可及的地方也放了书，右边是参考书，左边是12位诗人的作品：哈代、华兹华斯、克里斯蒂娜·罗塞蒂、霍普金斯、萨松、爱德华·托马斯、巴恩斯、普雷德、贝杰曼、惠特曼、弗罗斯特和欧文。没错，我向右边伸手的次数要比左边次数多，但这12位摆在那里就是榜样。所以说，总而言之，我应该还是惦记着我这些书的。
可能作家对待书的态度总是比较矛盾，因为一个人动笔写作的初衷之一，是因为现存的所有书籍都多少有些不如人意。可是如果要构想出另一种更好的文明象征物，显然又很困难。当然这个象征物还会再发生变化：一部优质书籍，它的材料、它的工艺、它的设计，都在绘声绘色地表明这是建立在特定工具、闲暇与品位基础上的文明形态。
当今时兴的象征物是平装本，传播着我们认为最能代表我们思维与想象力的内容。如果我们的价值目标是为了捍卫世界上的某个地盘，那么，这些书籍就是赢得胜利的部队，只不过胜利并非必然的结局。
在国外赢得的东西，可能会在国内轻易丧失。或许乔治·奥威尔在使用书籍作为象征物时的表述方式最好，可以让双方都感到满意：大家应该还记得他怎样在《1984》里面让主角温斯顿·史密斯对自己从“某个脏兮兮的小废品店里”购来的一本书表示无比珍惜。奥威尔告诉我们，这是“一本格外美丽的书”，纸张和装帧都是如此。只不过，里面的书页内容却一片空白。
对于作家来说，这是一种强大有力的意象：往昔时光曾经赋予我们的那些书，书商们经营的那些书，都是印刷品;它们妙不可言，却寿命有限。只有空白的书，手稿书，才可能是我们应该给予未来的书籍。它的潜能无穷无尽。
（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应邀之作：拉金随笔》 作者：[英]菲利普·拉金 译者：李晖）
我从来不会自称爱书之人，就像我不会自称热爱人类一样：我爱不爱，完全取决于书或人的内在品质。我也不是藏书家：曾经有位大学教師问我有多少本书，当时我实在答不上来。不过这也没关系，他只是想告诉我：他有2.5万本或5万本书，或是某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我非常有礼貌，没有抛出一句塞缪尔·巴特勒的引言变体：“我把书存放在街角另一头，在大英博物馆里。”不过，此时我感觉到他掩饰不住的一阵惋叹，好像他刚向一位偷窥狂或轻度心理强迫症的病人坦露过心声。
不过我的生活确实是处于书籍包围之中：到底是怎样的轻度心理强迫症，会让我竭力表现出这种公然否认的态度呢？也许是年龄的缘故：在我成长的年代里，书面语言渐渐不再是主要的娱乐产业。整个社会对写作者的境遇已经不予理睬，不在意他们能否依靠撰写书评和新闻报道，或书写平凡琐屑的“中产者”，就可以舒舒坦坦地住在类似圣约翰森林这样的地方，再配一两个仆人，还能养活一家人。同样，当年人们景仰的那些作家——比如说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或者威斯坦·休·奥登——都喜欢将“文学—生活”的冲突戏剧化，然后让你毫不迟疑应该站哪边。如果你不够小心，最终下场可能就是“把动物当朋友，或者只留下一本回忆录”了。第三点，当然了，书籍，尤其是那种被命名为“旧藏古籍”的书，从政治意义上就令人生疑。工人们不会费劲去读它们：它们是食利者的徽章。左派读书俱乐部的粉色精装书当然都没问题，还有第一版的企鹅出版社图书。但如果你胆敢暗示什么“在一群沉默的朋友里陷入沉思”，就足以标明你是人民公敌。
尽管如此，我终究还是一位读书强迫症，而这种强迫症是为了和另一种强迫症相匹配。这意味着我的书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偷偷溜进屋里的。就在几天前，我还猛然意识到自己正在打量自家公寓墙上的一块空白区域，心想这地方可以再添上几个书架。我把小说和侦探故事都放进卧室，这样客人们就不至于受到引诱，想把它们借走。
起居室里安放着形式更高级的文学书籍（还有我的爵士乐书籍，这部分收藏远未穷尽），而大厅里则存放着相当值钱的物件儿，这是我的如意算盘，让客人们看到以后赶紧走人。它们中间没有哪本书能称得上出色。最好的几本，是刚出版时买的，如今它们堪称“现当代初版本”了。最次的那些，是从某个车站书摊一堆糟七糟八的书里面淘到的。我记得约翰·马尔科姆·布林宁在哪里说过，他从来没看见狄伦·托马斯读过任何东西，除了有一次看到他在读一册平装本的劣质作品。
不过，我还是在看这些书的，不像迈克尔·费恩收藏“海青色厚布面”的九卷本《佩特全集》——我怀疑这套全集从来就没被打开过：我躺在床上读，坐在洗手间里读，吃饭的时候也读。我在工作椅旁边伸手可及的地方也放了书，右边是参考书，左边是12位诗人的作品：哈代、华兹华斯、克里斯蒂娜·罗塞蒂、霍普金斯、萨松、爱德华·托马斯、巴恩斯、普雷德、贝杰曼、惠特曼、弗罗斯特和欧文。没错，我向右边伸手的次数要比左边次数多，但这12位摆在那里就是榜样。所以说，总而言之，我应该还是惦记着我这些书的。
可能作家对待书的态度总是比较矛盾，因为一个人动笔写作的初衷之一，是因为现存的所有书籍都多少有些不如人意。可是如果要构想出另一种更好的文明象征物，显然又很困难。当然这个象征物还会再发生变化：一部优质书籍，它的材料、它的工艺、它的设计，都在绘声绘色地表明这是建立在特定工具、闲暇与品位基础上的文明形态。
当今时兴的象征物是平装本，传播着我们认为最能代表我们思维与想象力的内容。如果我们的价值目标是为了捍卫世界上的某个地盘，那么，这些书籍就是赢得胜利的部队，只不过胜利并非必然的结局。
在国外赢得的东西，可能会在国内轻易丧失。或许乔治·奥威尔在使用书籍作为象征物时的表述方式最好，可以让双方都感到满意：大家应该还记得他怎样在《1984》里面让主角温斯顿·史密斯对自己从“某个脏兮兮的小废品店里”购来的一本书表示无比珍惜。奥威尔告诉我们，这是“一本格外美丽的书”，纸张和装帧都是如此。只不过，里面的书页内容却一片空白。
对于作家来说，这是一种强大有力的意象：往昔时光曾经赋予我们的那些书，书商们经营的那些书，都是印刷品;它们妙不可言，却寿命有限。只有空白的书，手稿书，才可能是我们应该给予未来的书籍。它的潜能无穷无尽。
（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应邀之作：拉金随笔》 作者：[英]菲利普·拉金 译者：李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