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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玛斯·图米纳斯，立陶宛国宝级戏剧导演。1990年，他建立了立陶宛维尔纽斯小剧院（VMT剧院），现任立陶宛国家话剧院首席导演、立陶宛VMT国立剧院艺术总监，2007年他成为了俄罗斯莫斯科瓦赫坦戈夫剧院唯一外聘的艺术总监。图米纳斯忠实秉承了瓦赫坦戈夫的戏剧理念，将“幻想现实主义”贯彻到排演过程中。2018年，图米纳斯受邀成为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艺委会成员，并带来了《三姐妹》和《假面舞会》两部作品。2019年，图米纳斯携他创办的立陶宛VMT国立剧院，带来讽刺喜剧《钦差大臣》，纪念果戈里诞辰210周年。
今年戏剧谷的主题是“戏剧温暖城市”，您怎么看？
剧场是一个能让你庆祝生命的所在。城市不能没有节日庆典，不能没有生命的庆祝。只有剧场能温暖城市与人，增加彼此的凝聚力。
您对戏剧谷有何印象和期待？
2018年立陶宛VWT国立剧院在上海的演出非常顺利，这里有很好的剧场氛围：上座率高，每晚大约有一千名观众看戏。虽然我们不在自己的祖国，不在主场舞台，但是能感受到演员们凝聚在一起的精神。中国的观众十分友善，整个社会亦如此：内敛、文雅、敏感、包容、专注、真诚，对一些事物很有领悟力，所有这些都促成了真实和开放性。今年我希望能再次遇到这样的观众，他们知道自己想从戏剧中得到些什么。他们渴望的是灵魂的开放、净化和赞颂。
作为导演，您如何保持创作活力？
我从童年开始就坚信信念的重要，生活中总是有一些东西会影响我们，无论是恐惧还是欢愉。这就决定了我们如何走到舞台的底部。在我的创作中始终有三个重要元素：童年的味道、立陶宛面包的气味、时代的声音。我的灵感源于我的出生地立陶宛（一个波罗的海之滨的国家）。我的灵感来自与大地、橡树、生命之根的联系。
作为戏剧人，您的戏剧理念是什么？
戏剧就是生命的另一种选择，它和其他艺術种类一样，能让世界和谐。没有什么比戏剧更美好、高贵和睿智的了。通过戏剧，你能体验快乐，理解生命，感受它带给你的喜悦。
做戏剧，你快乐吗？
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戏剧导演说我是黑暗和忧伤的导演。忧伤始终伴随着我，无处不在。剧场中的生活就发生在黑暗中：大厅是没有窗户的，布景是没有窗户的，一切都是黑色的、黑暗的，除了剧场的灯光，即舞台照明。当你离开剧场，你不再会看到阳光。但是只有在黑暗中，人才会想到光明，正如人只有在痛苦中才会梦想着快乐。只有绝望供给我能量。绝望，我会扼杀它，战胜它，再次企及希望。我充满了绝望，可以这么说，无论我在俄罗斯、英国、中国，还是立陶宛，在剧场里，我从最初的绝望走向希望。这是唯一的路径。剧场的本质就是彼此承担责任。在这里最重要的是付出劳动、彼此信任、忠于誓言。只有这样你才能考虑整个剧团的发展，这也是当下最重要的。
戏剧，带给我们什么？
剧场是净化精神和寻求和平的必要场所。剧场让人们无惧死亡，相信永恒。它让你意识到，生活不仅需要创作者，还需要观众。剧场是通往和平之路。它让人意识到自己被需要，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都被人需要着。
表演必须唤醒观众的想象力，让他觉得自己就是创作者，哪怕这个过程十分短暂。由此观众会觉得自己充满了灵感，觉得自己的灵魂是不朽的，相信自己是美好的，是独立的个体，是被需要的，是一个伟大的、优秀的人。通过痛苦，也许是通过揭示伟大剧作家笔下最悲惨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抵达美好与和谐。
请介绍一下今年带来现代戏剧谷的《钦差大臣》。
尼古拉·果戈里的《钦差大臣》写于19世纪上半叶，是俄国第一部现实主义讽刺作品，嘲讽了当时的统治阶层。观众会忍俊不禁，并与当下进行关联，我相信现在没人再需要这种摘掉假面的痛苦了。长久以来大家对“随时出击的拳头”， 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理已经兴趣不大了。我想要聚焦的是个人，表演的主旨是达成个人的净化。如何达成？也许是通过痛苦、纠结、罪恶让他终身受折磨。在创作构思时，我对人物美德的兴趣更甚于他们的过错。仔细想想，你会在每一个细节中发现这些美德。例如，赫列斯塔科夫是个饥肠辘辘的年轻人，身无分文地过了两周苦日子，多愁善感，身体又很糟糕。命运的突然垂青，让他一下子成了别人的偶像，他由此走进了热情、慷慨的家庭，真正感受到了幸福，尽管时间短暂。
《钦差大臣》是闻名遐迩的戏剧杰作。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孤独之人的爱的故事。这样的表演揭示了永恒的人性渴望，即渴望更优越、美好的生活，同时渴望被爱、被珍视……它关注了人对于幸福的向往。
主角赫列斯塔科夫要从圣彼得堡返回父母家，途中被一家小城旅馆扣留，因为他没钱支付费用。阴差阳错之下（也许是因为地方官吏们不可思议的想象力），他被错认为是微服私巡的钦差大臣。赫列斯塔科夫接受了邀请，住进了市长大人的家中。他从众多官员那里收受贿赂，还认为自己是在借钱。此外，他还勾引了市长夫人和女儿，并向她们求婚，还和市长女儿订了婚，此后他听从了颇有见地的仆人的指引，成功地及时逃离。当真正的钦差大臣出现时，整部喜剧就逆转为了悲剧。
这是一个年轻人的故事，他和常人无异，都相信自己受到上帝眷顾，会拥有有趣、美好、富足的生活。可是希望破灭，为了重新获得生活的意义，改变命运，他通过想象创造了一个美好生活的幻象，这幻象如此逼真，却不是真的。
据说故事主线是普希金告诉尼古拉·果戈里的。普希金让他关注到这样的故事，当喜剧转变成悲剧，该喜剧就成了戏剧杰作，所以我们才有了这样一个故事。它也可以这样解读，即赫列斯塔科夫是爱陀布钦斯基的，而陀布钦斯基也像对亲生儿子一样爱他。这个孤独的年轻人和陀布钦斯基在灵魂上彼此接近，因此陀布钦斯基在剧终时这样强调：“让他回来，回来，甭管他骗了人，撒了谎……让他回来。他可以是我的儿子。我宁愿生活在谎言中，也不愿与这群人呆在一起。”这故事真让我着迷。
《钦差大臣》是果戈里的经典之作，作为导演，您如何看待经典作品，又是如何重新诠释经典的呢？
果戈里作品和其他俄罗斯经典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往往是单纯的人，他们乍看起来无足轻重，却成了故事的主角，他们是一群没有受到命运眷顾而获得幸福的主角们。
虽然尼古拉·果戈里这部19世纪的经典作品将主角赫列斯塔科夫刻画成了一个骗子，但是在我的这部戏中是没有反派人物的。所有角色都是单纯的人，他们既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但各不相同。他们并没有创造出什么腐败的体系。这些人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人质：他们以为行贿受贿是必要的，而且也这么做了。所以在我看来，作为角色的创作者，我们没有必要去展现他们的过错，或是把他们当作讽刺对象。我首先要揭示的是人。我希望通过一个小的角色、一个渺小的人物来抵达真实。
我能理解赫列斯塔科夫这个小地方青年的生活经历。我们的国家也经历过困难时期，尤其是年轻人，当他们的父母丢了工作，他们就得过苦日子，城市对年轻人是充满诱惑的，可他们没法丢下父母离开。这是一段艰难时日，年轻人徒留梦想。我想要看到的是这个年轻人身上的创造力，他真正的渴望，而不是谎言和幻梦。这样的故事是很有可能发生在这样的年轻人身上的。
（翻译/张琼）
今年戏剧谷的主题是“戏剧温暖城市”，您怎么看？
剧场是一个能让你庆祝生命的所在。城市不能没有节日庆典，不能没有生命的庆祝。只有剧场能温暖城市与人，增加彼此的凝聚力。
您对戏剧谷有何印象和期待？
2018年立陶宛VWT国立剧院在上海的演出非常顺利，这里有很好的剧场氛围：上座率高，每晚大约有一千名观众看戏。虽然我们不在自己的祖国，不在主场舞台，但是能感受到演员们凝聚在一起的精神。中国的观众十分友善，整个社会亦如此：内敛、文雅、敏感、包容、专注、真诚，对一些事物很有领悟力，所有这些都促成了真实和开放性。今年我希望能再次遇到这样的观众，他们知道自己想从戏剧中得到些什么。他们渴望的是灵魂的开放、净化和赞颂。
作为导演，您如何保持创作活力？
我从童年开始就坚信信念的重要，生活中总是有一些东西会影响我们，无论是恐惧还是欢愉。这就决定了我们如何走到舞台的底部。在我的创作中始终有三个重要元素：童年的味道、立陶宛面包的气味、时代的声音。我的灵感源于我的出生地立陶宛（一个波罗的海之滨的国家）。我的灵感来自与大地、橡树、生命之根的联系。
作为戏剧人，您的戏剧理念是什么？
戏剧就是生命的另一种选择，它和其他艺術种类一样，能让世界和谐。没有什么比戏剧更美好、高贵和睿智的了。通过戏剧，你能体验快乐，理解生命，感受它带给你的喜悦。
做戏剧，你快乐吗？
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戏剧导演说我是黑暗和忧伤的导演。忧伤始终伴随着我，无处不在。剧场中的生活就发生在黑暗中：大厅是没有窗户的，布景是没有窗户的，一切都是黑色的、黑暗的，除了剧场的灯光，即舞台照明。当你离开剧场，你不再会看到阳光。但是只有在黑暗中，人才会想到光明，正如人只有在痛苦中才会梦想着快乐。只有绝望供给我能量。绝望，我会扼杀它，战胜它，再次企及希望。我充满了绝望，可以这么说，无论我在俄罗斯、英国、中国，还是立陶宛，在剧场里，我从最初的绝望走向希望。这是唯一的路径。剧场的本质就是彼此承担责任。在这里最重要的是付出劳动、彼此信任、忠于誓言。只有这样你才能考虑整个剧团的发展，这也是当下最重要的。
戏剧，带给我们什么？
剧场是净化精神和寻求和平的必要场所。剧场让人们无惧死亡，相信永恒。它让你意识到，生活不仅需要创作者，还需要观众。剧场是通往和平之路。它让人意识到自己被需要，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都被人需要着。
表演必须唤醒观众的想象力，让他觉得自己就是创作者，哪怕这个过程十分短暂。由此观众会觉得自己充满了灵感，觉得自己的灵魂是不朽的，相信自己是美好的，是独立的个体，是被需要的，是一个伟大的、优秀的人。通过痛苦，也许是通过揭示伟大剧作家笔下最悲惨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抵达美好与和谐。
请介绍一下今年带来现代戏剧谷的《钦差大臣》。
尼古拉·果戈里的《钦差大臣》写于19世纪上半叶，是俄国第一部现实主义讽刺作品，嘲讽了当时的统治阶层。观众会忍俊不禁，并与当下进行关联，我相信现在没人再需要这种摘掉假面的痛苦了。长久以来大家对“随时出击的拳头”， 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理已经兴趣不大了。我想要聚焦的是个人，表演的主旨是达成个人的净化。如何达成？也许是通过痛苦、纠结、罪恶让他终身受折磨。在创作构思时，我对人物美德的兴趣更甚于他们的过错。仔细想想，你会在每一个细节中发现这些美德。例如，赫列斯塔科夫是个饥肠辘辘的年轻人，身无分文地过了两周苦日子，多愁善感，身体又很糟糕。命运的突然垂青，让他一下子成了别人的偶像，他由此走进了热情、慷慨的家庭，真正感受到了幸福，尽管时间短暂。
《钦差大臣》是闻名遐迩的戏剧杰作。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孤独之人的爱的故事。这样的表演揭示了永恒的人性渴望，即渴望更优越、美好的生活，同时渴望被爱、被珍视……它关注了人对于幸福的向往。
主角赫列斯塔科夫要从圣彼得堡返回父母家，途中被一家小城旅馆扣留，因为他没钱支付费用。阴差阳错之下（也许是因为地方官吏们不可思议的想象力），他被错认为是微服私巡的钦差大臣。赫列斯塔科夫接受了邀请，住进了市长大人的家中。他从众多官员那里收受贿赂，还认为自己是在借钱。此外，他还勾引了市长夫人和女儿，并向她们求婚，还和市长女儿订了婚，此后他听从了颇有见地的仆人的指引，成功地及时逃离。当真正的钦差大臣出现时，整部喜剧就逆转为了悲剧。
这是一个年轻人的故事，他和常人无异，都相信自己受到上帝眷顾，会拥有有趣、美好、富足的生活。可是希望破灭，为了重新获得生活的意义，改变命运，他通过想象创造了一个美好生活的幻象，这幻象如此逼真，却不是真的。
据说故事主线是普希金告诉尼古拉·果戈里的。普希金让他关注到这样的故事，当喜剧转变成悲剧，该喜剧就成了戏剧杰作，所以我们才有了这样一个故事。它也可以这样解读，即赫列斯塔科夫是爱陀布钦斯基的，而陀布钦斯基也像对亲生儿子一样爱他。这个孤独的年轻人和陀布钦斯基在灵魂上彼此接近，因此陀布钦斯基在剧终时这样强调：“让他回来，回来，甭管他骗了人，撒了谎……让他回来。他可以是我的儿子。我宁愿生活在谎言中，也不愿与这群人呆在一起。”这故事真让我着迷。
《钦差大臣》是果戈里的经典之作，作为导演，您如何看待经典作品，又是如何重新诠释经典的呢？
果戈里作品和其他俄罗斯经典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往往是单纯的人，他们乍看起来无足轻重，却成了故事的主角，他们是一群没有受到命运眷顾而获得幸福的主角们。
虽然尼古拉·果戈里这部19世纪的经典作品将主角赫列斯塔科夫刻画成了一个骗子，但是在我的这部戏中是没有反派人物的。所有角色都是单纯的人，他们既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但各不相同。他们并没有创造出什么腐败的体系。这些人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人质：他们以为行贿受贿是必要的，而且也这么做了。所以在我看来，作为角色的创作者，我们没有必要去展现他们的过错，或是把他们当作讽刺对象。我首先要揭示的是人。我希望通过一个小的角色、一个渺小的人物来抵达真实。
我能理解赫列斯塔科夫这个小地方青年的生活经历。我们的国家也经历过困难时期，尤其是年轻人，当他们的父母丢了工作，他们就得过苦日子，城市对年轻人是充满诱惑的，可他们没法丢下父母离开。这是一段艰难时日，年轻人徒留梦想。我想要看到的是这个年轻人身上的创造力，他真正的渴望，而不是谎言和幻梦。这样的故事是很有可能发生在这样的年轻人身上的。
（翻译/张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