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长河里，特纳格尔城是个年轻的城市，可她的昙花一现，给后人留下众多猜测。与老年人谈及当地近代史，历经几代人口口相传，他们心中遗存的史实已很斑驳。然而，明清以来的历史文化，不可能如西王母与周穆王时代遥在云天，幻化为传说故事。前不久，笔者来到特纳格尔古城遗址，一截残垣诉说着古城的身后之谜。
　　“阜康”是乾隆的词汇吗
　　特纳格尔是阜康的旧称，蒙古语水草丰茂的地方，阜康是乾隆的词汇，但凡与阜康人接触，他们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说：“我们阜康的地名，是乾隆皇帝赐的。”很多人还能说出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这个具体年代。
　　阜康一词诞生于盛世的乾隆时期，这个词汇真的是乾隆皇帝思索出来的吗?让我们先来看看阜康建县时的背景。清军攻灭准噶尔汗国，统一天山南北，耗费了康雍乾三代帝王65年之力，大规模战争后的特纳格尔人烟稀少，需大批人在此屯田定居。当时，天山南北大片疆域也是如此，掌管大清帝国的乾隆皇帝把这个任务交给陕甘总督。
　　从1755年平定准噶尔叛乱到1763年，特纳格尔经过军屯、回屯，设置军台、驿站，夯筑土城，城邑规模初显。这些工作，由迪化(乌鲁木齐)同知、甘肃布政司、陕甘总督几级行政长官督办，日理万机的乾隆帝最多偶尔过问一下。地方政府把工作做扎实了，才能呈请中央，由皇帝来钦定城名。
　　当时，陕甘总督杨应琚的奏章上写着什么，乾隆皇帝阅过奏章后怎样决定赐名“阜康城”，后人不得而知。阜康市史志办原主任周建南主编《阜康县志》时，曾到处打听乾隆皇帝在此方面的御批下落，但都没有结果。一种可能是乾隆皇帝确实留下阜康手迹，后来毁于战火或在民间流失；另一种可能是属下呈报上来的拟定地名中，他选择了阜康。这是周建南的猜测，而乾隆皇帝赐名“阜康”一说是完全成立的，证据是国家文史馆保存的清代学者的文稿中，提到了“清高宗赐名‘阜康城”’这句话。
　　周建南说：“我把清代诞生的一些地名史料与阜康的志书结合到一起，脑海中仿佛还原出乾隆帝御赐阜康城的情景。”
　　68岁的杨应琚在奏章中陈述：特纳格尔新城筑就，城墙高一丈六尺，长三里三引，东南西北有绥惠、丽阳、振威、宁朔四门。从迪化调500余户携眷驻防兵近1800人，接替兵勇屯垦；当地屯民已达900余户，屯田2.7万亩……恳请圣上为新城命名。
　　乾隆帝对这位驻守西北30年的老臣非常赏识，但作为“家天下”的君主，赐名的权力不可能下放，年轻的他已记不清为多少亭台楼榭、庙宇堂馆赐过名、题过字、赋过诗。理藩院递过几个写有地名的折子，他认为含有“物阜民康”之意的“阜康”，用于特纳格尔之地比较合适。
　　城毁与盛世才有关吗
　　我从特纳格尔城土黄色的残垣走过，问阜康市一位老人，古城何时被毁灭至此状?他叹息道：“盛世才在的时候毁的。”
　　古城遗址前的碑文显示：民国年间(约1940年)，日寇侵华，轰炸兰州，西北告急，新疆督办盛世才指令各地防空。当时阜康县官认为城楼高大，目标明显，遂拆除城楼……
　　不要说新疆人，就是盛世才家乡的东北人对他也没有好感，盛世才的野心、虚伪和残暴，中共原驻新疆代表邓发的评价很精辟：“就其出身来说，是个野心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是个土皇帝；就其行为来说，是个狼种猪。”阜康市九运街镇艾纳克古城村72岁的曹福英说：“他的爷爷还有村里许多同龄人的爷爷，都是从盛世才部队里逃出来跑到这里的。”
　　对于失去光彩的历史人物，人们很容易将许多坏事与他捆绑在一起。其实，特纳格尔城自1763年建成后毁坏过多次，前期蒙难与尚未出世的盛世才无关，后期罹患与他有无关系很难说清。
　　1930年秋，盛世才随新疆省政府秘书长鲁效祖入疆时，特纳格尔城已不是乾隆时代的“三里三引”之城。同治、光绪年间，农民起义军、土匪、叛军引发连年战祸，作为迪化屏障的阜康，首先遭受劫难。光绪二年(1876年)，刘锦棠挥师从阿古柏侵略军手中夺回特纳格尔城，城池已千疮百孔，经过14年的休养生息，光绪十六年(1890年)，知县左兆凤主持重建特纳格尔城，新城在防守上更为严密，开有3个城门，据说城外还有瓮城，靠北面城墙建有一所庙宇，借以保佑城固人安。然而，军阀混战年代，老百姓想安定生活简直是桃源梦想。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马仲英率其主力第二次进疆，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拿下特纳格尔城，而此时的盛世才已获取了新疆最高统治权，他绝不允许谁在他的地盘上称王称霸，遂率2000余骑省军迅速收复特纳格尔城。
　　年轻气盛的“尕司令”马仲英恼羞成怒，加之其弟马仲杰在攻打奇台城时阵亡，遂将新仇旧恨都算在了盛世才头上，盛马大战在阜康县滋泥泉子一带展开。大战持续了8小时，以马军溃退而终结。
　　入疆之初，盛世才被金树仁任命为军官学校战术总教官、东路剿匪总指挥，他屡战屡胜，显示了其军事才能。这样一个懂军事的执政者，在日军疯狂轰炸兰州时，应该不会让各地自毁其城的。
　　兰州的有关史料记载，日军1937年11月派7架飞机轰炸兰州后，发现这个输送苏联援华物资的大通道仍在发挥作用，便于1939年至1941年间集结更多的轰炸机威胁兰州城。有时一天出动飞机上百架次，投弹千余枚，炸毁数千间房屋。盛世才在日本陆军大学留过学，不会不知道一座小小的县城面对成群轰炸机将是什么命运。
　　盛世才作为新疆督办，肯定会要求各地加强防空、减少伤亡，而阜康县官拆除城楼没有必要，也可能是做给上面看。要知道，城楼拆除了，还有厚实绵长的城墙，城内还有密集的民房、商铺，没有城楼，轰炸机就找不到目标了吗?周建南分析认为：特纳格尔城与时代变革、人口增长关系密切，民国后期，有限的城池容纳不下越来越多的居民和商业、手工业者，很多人到城外定居，城池成为一种虚设甚至羁绊。
　　我到很多县市探寻一些历史真相，可惜熟悉真相的人已经故去，哪怕是七八十年前的民国时期。关于特纳格尔城的历史残片，周建南在史志部门工作多年略有掌握和研究，30年前他初到阜康时，特纳格尔城城墙还很壮观，他走在上面感觉像条大路，后因建房取土的人太多，壮观的城墙在现代化城市里消瘦为一截土埂。遗憾的是，在我改写这篇文章时，获知周建南已于去年突发疾病去世。呜呼，人在历史长河中宛如沧海一粟，我们又怎能将一切历史装入眼球?
　　“运”是左宗棠带来的吗
　　阜康市乡村名称中，涌现出“工”、“运”、“梁”、“台”、“沟”、“坑”等诸多名词，除了“运”外，其他名词广泛用于北疆尤其是乌昌地区，唯独这个“运”字，在别的地方很少见到，且让人费解。
　　阜康“运”地，集中在九运街镇，镇上有五运、六运、七运、八运、九运、十运为序列的村名。我第一次到九运街镇时，请教当地干部及农民，他们大多摇摇头不知所以然，有人解释：“你看到各村村口的水渠了吧?古人将人工开挖的水道称为运河，水渠多了为便于区别，给编了序号。”
　　后来，我在词典上看到这样的解释，运河是用以沟通地区或水域间水运的人工水道，六“运”诸村的小毛渠，显然以此解释不通。另外，不少水渠为解放后修建，老人们怎么说他们从小就有这些地名了呢?
　　周建南为此也伤了不少脑筋，他调查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光绪初年，左宗棠来新疆平叛阿古柏，在九运街一带屯过兵，西征军基本上为湘军，按湖南方言，将士们将“营”说成了“运”的音，当地老百姓也跟着称呼，久而久之形成固定的地名。
　　将古时军队建制用于地名，全国比比皆是，内蒙古的“旗”、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牛录”、湖南的“营”，都是不同民族的军队建制名称。一般情况下，征讨的军队驻扎在荒郊野外，这里本身没有确切地名，军队移走后，地名留下了。
　　31岁的刘锦棠是湖南湘乡人，左宗棠在慈禧面前力陈收复新疆时，刘锦棠已带领湘军在凉州(今甘肃武威)一带备战，后来湘军进军新疆节节胜利，刘锦棠陈兵阜康城郊九运街一带，这里有充足的给养，进退自如的优势。
　　从1876年7月到次年南下，屯驻在九运街一带的湘军给后人留下了一个个带有“运”字的符号。被称为“飞将军”的刘锦棠一路进军，一路经营，他派幕僚刘铨任阜康知县，重建县衙，恢复屯垦，刘铨也是湘人，六“运”叫法当然顺利沿袭下来。
　　特纳格尔城就是这样，它不是一位沧桑的老人，用混浊的眼睛打量后世子孙怎样在它的怀抱中栖息、变化，但它经历了不少酸甜苦辣，接纳了不少南来北往的文化，留住了不少跋山涉水的游子。它匆匆身影的背后，留下几个谜团和几点谈资，实属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