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没有养成写日记的习惯，作为一个理科生，语文和写作一直是短板。每每读到文豪学者的日记，或者关于那些日记的记述，就心生羡慕，渴望自己有足够好的文笔，可以把生活和经历用自己满意的文字记录下来。
　　有个朋友说，年轻的好处就是没有什么是真的可以失去的。但我的心态好像从来没有太年轻过，上学的时候就会被人说是老灵魂，后来一度着迷于佛教的“无常”还有日本美学中的“物哀”。虽然从来没有亲自目睹过樱花的飘落，但是一想到什么事物在最美好的一瞬间消逝，就会不由得心生遗憾。于是我发现，自己是个对时间很敏感的人，当然那种遗憾并不是什么负面的东西，而是一种对生活原本样子的认可。
　　时间当然是个很神秘的东西，就像爱一样，都是我们会挂在嘴边的词语，但是似乎自文明和思辨的起始至今，也没有一个终结性的定义。我们往往需要用时间本身之外的东西去诠释，比如日出日落、四季更迭。


　　于是你发现，当我们讨论时间的时候，我们往往在说的是对于时间的流动的体验，而这种体验，又是建立在对于空间的变化的感知之上的。
　　那么时间，需要空间来诠释吗？
　　这让我想到人类文明中那些最早的计时器——日晷、沙漏，它们都是对时间这个抽象的存在进行具体化和物质化的工具，更不用说我们所熟悉的，“一炷香的时间”。
　　所以我时常会想，如果时间拥有一个具体的形状，那应该是什么？是毫无棱角的圆形，还是尖锐的三角形？是四四方方的矩形，还是一个毫无规矩可循的形态？时间应该是平滑的，还是棱角分明的？


　　一次在编辑部排版的时候，我们的美术编辑拿到一幅巴黎芳登广场的黑白鸟瞰图。还没有点开大图，她说：“这不是一块手表的照片吗？” 乍一看，的确如此。八角矩形的芳登广场，最初由拿破仑下令建立的纪念碑在斜阳之下将表针式的阴影投射在广场之上，宛如一个日晷。贯穿芳登广场的大街宛若表带，俨然一块方形手表。我想芳登广场大概没有被当过记时器用，拿破仑时代的人们已经不需要日晷。但是让我非常好奇的是，第一个俯瞰芳登广场的人——或许会是第一个在巴黎上空乘着热气球进行航拍的纳达尔？——有没有像我们的美术编辑一样，豁然地发现，就在巴黎的正中心，一直有一块手表存在呢？
　　这块躺在巴黎市中心的手表，就是香奈儿最新腕表BOY·FRIEND的灵感来源。




　　我想再回到19世纪中叶在巴黎上空乘着热气球航拍的纳达尔，想象他在城市上空看到的景象。那时候还没有埃菲尔铁塔，没有人能够从天空俯瞰这座蓬勃发展的城市。那时候摄影仍然难登艺术的大雅之堂，而热气球中的纳达尔也遭受了不少的讥笑，有人讽刺他乘着热气球“提升了摄影的高度”。但无论如何，从一个“不可能”的视角去观看和记录巴黎在当时一定是件激动人心的事件，而如今，时间又磨平了这些历史中的小棱角。
　　著名的媒体学学者Marshall McLuhan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即媒介和媒介所承载的内容是不同的，而内容本身又是媒介。我们在谈论媒介的时候，谈论的往往是其内容，就像腕表作为一个媒介，其内容是时间，时间作为媒介，承载的是事件，而事件承载的又是一个个存在与个体。


　　这一次，是BOY·FRIEND。
　　香奈儿的这款腕表是献给拥有自由和独立精神的女性的。芳登广场的八角矩形被演绎成简约硬朗的表盘，让女性的腕表有了男性的阳刚。这是从香奈儿女士便延续的传统，不论是从军用望远镜背包衍生而来的2.55手袋，还是以电梯门童的制服为灵感设计的传奇斜纹软呢外套。香奈儿女士的每一个经典设计背后似乎都有一个人物给她灵感，这些人里面很多也是她的情人。男性一直激发着香奈儿女士的创作，虽然最后她还是一个人走完了精彩传奇的一生。而真正陪伴她一生的，就是时间。


　　如果一个人真的可以与时间为伴，那她一定是自由的。
　　我们常说的自由多半是外界所允许或者给予的，比如社会的自由、体制的自由等，这也是为什么绝对的自由似乎是永远都不可求的。而我们常常忽视的是内心的自由，一种自己赋予自己的自由。如果唯心一点说，任何自由最终都是自我营造的，是内心对外界局限不断地超越。工业革命以来所有技术的发展都在帮助我们超越空间的障碍，而信息技术更是头脑意识的延伸，但对于时间的超越，似乎依旧是精神需要攻克的命题。


　　从我看到芳登广场俯瞰图的那一刻，看到那宛若时针的投影，脑海中挥之不去的便是这样的画面：一个巨大的日晷日复一日地丈量着百余年来这座世界之都的发展，记录着匆匆过往的事件。这里面可能有乘着热气球拍摄巴黎的纳达尔，也有客居丽兹酒店的香奈儿女士。当然，日出日落会继续，芳登广场对于我而言更多了时间的纬度，而以芳登广场为原型的BOY·FRIEND腕表，似乎总在告诉我，自由便是可与时间为伴。
　　那么，时间到底有没有棱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