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的城区其实只有两个：荆州区和沙市区，由护城河分开。荆州城区被一圈完整的明城墙包围着，算是真正的“城里”，沙市则挨着长江，以商业闻名。大约是因为有城墙这么明显的分界，两区总有点格格不入。它们口音不同、义务教育的学制不同、中考分数线不同，连省重点中学都是一区一个，以城区命名，暗暗较着劲。荆州和沙市似乎都不甘心只当一个“区”。为此，荆州曾经叫过一段时间“荆沙市”，后来改回荆州，沙市人还有些愤愤不平。
　　我在荆州生活了17年，似乎从来没有注意过这座江城的特别之处。反而后来离开了，回忆却越来越清晰，那些熟悉得几乎被忽略的食物、夏日盛开的栀子花、滚滚东去的长江水，都从脑海深处浮现出来。
　　在黄家塘“过早”
　　我家住在城墙东门外的护城河边，上高中之前，我从没进过城里。每回要逛街，我都坐4路车去沙市区那条叫“北京路”的商业街。那时逛街如过节，可如今看来，北京路和其他任何一个小城市的任何一条核心商业街都没有本质不同。时隔多年，真正让我念念不忘的，还是从北京路旁延伸出去的那些小巷子。巷子里卖的，是永远没办法像肯德基麦当劳那样遍布天下的本地食物。
　　巷子口上总是在卖糯米包油条和锅块。前者类似上海的糍饭团，用蒸熟的糯米做皮，里面撒些辣萝卜干或白糖，再卷上油条。这种吃法我从未在北方见过，却在2008年时，在香港邂逅了一次。锅块是荆州最常见的食物，说穿了就是炭火烤面饼，若是看见一个如烤红薯一样的大铁皮圆筒，摊主拿着火钳在里面掏来掏去，那无疑就是它了。
　　最著名的小吃巷要数“黄家塘”，黄家塘里最著名的要数“黄家塘米粉”。“米粉”类似于广东的“河粉”，但相比起来更白、更厚、更粗；牛肉用大锅小火煨着，吃的时候老板娘直接一勺连汁带肉浇到碗里。荆州人好“过早”（吃早饭），七点多店里已经挤满了人，即使不住在附近，也要专门赶过来吃一碗。
　　再往巷子深处走就能见到卖元豆泡糯米的摊子，这也是“早点”的一种。大骨头汤煨着黄豌豆，煮得稀烂，再蒸上满满一桶糯米，吃的时候将豆汤浇到糯米上，最后撒上葱花，就可以端上桌了。不过糯米撑肚，店家又太实在，两个人都没办法吃完那满满的一碗。
　　记忆中叫“顶顶糕”的食物如今似乎已经消失了。那是一种米粉加红糖蒸成的糕点，长得如同一个小蘑菇。摊主总是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现做现卖。小时候还有首儿歌专门讲它，却并不是形容它的美味，有些莫名其妙：“顶顶糕，顶顶糕，吃了要长包，长包要流血，流血要开刀……”
　　楚国郢都纪南城
　　最早在禹将天下分为九州之时，“荆州”便是其中之一。在《三国演义》里，它的名头达到了顶峰。不过，无论是大禹的荆州还是三国的荆州，在今日的荆州里都没有留下什么真正的痕迹，所剩的，无非是三国公园里那名为“八卦阵”的儿童迷宫以及河堤上市政府留下的“昔日刘备借荆州，今朝荆州借天下”的宣传语，气势雄伟、野心蓬勃，但与现实中的这座城市，没什么实际联系。
　　真正无处不在的，是楚都的遗迹。荆州博物馆里的展品丰富，多属于春秋至汉代。青铜剑器、西汉古尸，它们许多出土自离城区五公里的那座楚国郢都的遗址——纪南城。从市中心商业区北京路打车过去，大概也就26块钱。司机认定我是个慕名而来的游客，在对讲机里同朋友喋喋不休：“有个游客，非要去什么纪南城，那个鬼地方，什么都没得，非要去……”
　　我在城南的凤凰山边下车，那里正好立着一块碑，上书“楚纪南故城”。司机指着碑说：“喏，就这个包包（笨东西），什么也没得！”说完便一溜烟儿跑掉，生怕我后悔似的。从凤凰山上望去，近处是农田和村庄，远处是一片杂乱无章的绿，苍苍茫茫。两千多年过去了，昔日的繁华早就被遗忘。我沿路打听，上了年纪的村民对遗迹还能依稀指个方位，年轻人则根本不知道自己生活的地方曾经是一座大城。
　　再坐一趟公车，穿过几个村落，到达城北，终于能看见这大城在地面上留下的最显著的人工痕迹——城墙。它被茂盛的植被覆盖着，上面零星有些当地人的坟墓和被开垦出来的田地。唯一能作为人工工程证据的，就是它那笔直的线条，缓缓延伸到望不见的尽头。这里看不见什么历史遗留的伟大奇迹，如果我真是一个为着观光而来的游客，大概也会大叫着“什么也没有”，觉得自己被坑了。
　　游长江的人们
　　5岁的时候，我爸是这么教我游泳的：他站在江堤上，揪起我，丢进江里。到了夏天，天气炎热，长江便是全城最大的游泳池，人多如同下饺子。进入10月，天气转寒，泡水乘凉的老老少少逐渐散去，剩下的就是一群身强体壮的大老爷们儿。
　　北京路的入口是便河广场，从广场往上走便是长江大堤。走在江堤上，时常能碰见身着泳裤的男人。他们从一个小洼口下水，沿着江堤逆流而上。江水湍急，游泳的速度赶不上水流的速度，使再多的力气，也只能被江水冲向下游。胆子更大的便穿上救生衣，直接往江中心飘去，顺着水流横渡到对岸的公安县。一路上，他们还得避让在主干道上行驶的轮船。和我一起回去的北方朋友见到这种情形，便露出一副大惊小怪的表情：“你们荆州人民也太大无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