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川被批评是一种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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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被批评是一种财富
  《王的盛宴》我做好了被批评的准备
  我并不是故意去挑战认知的界限
  但是我觉得能够让一部作品参与到讨论和批评当中
  对创作者来说是一件幸福的事
  ——陆川
  陆川,生于1971年的青年导演,被认为是中国新生代电影人中的翘楚。从《寻枪》、《可可西里》、《南京!南京!》到新片《王的盛宴》,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显露出非凡的艺术野心,有人评价说,他有着海一般的欲望。但是,他的电影也往往因为用力过猛而造成力度失衡,于是,持续走高的关注度也伴随着纷至沓来的争议性。
  对于他的前作《南京!南京!》的争议,聚焦于影片叙事的散乱、视点的游离,导演的艺术化探索无法跨越意识形态这道根深蒂固的鸿沟,导致观众在情感上难以产生认同。虽然存在争议,那部电影依然凭借优质的影像,使他继宁浩后跻身“亿元俱乐部”,代表着青年导演终于可以担当宏大历史题材,呈现史诗气质,在精良画面中表现对人类命运价值的思考。
  因此,即使耳熟能详的三国题材有炒旧饭之嫌,我们依然有理由对陆川的“盛宴”加以期待。但是,不少观众看完影片后传达了这样的反馈:影片具有豪华的商业阵容,集结了两岸三地极具号召力的影星,但却不是一部好看的商业片,慢节奏和意识流的剪辑、大量旁白的传记体形式、散发哥特气息的暗黑美学,这些应该都不是商业元素。从叙事手法到环境营造,陆川的个人风格袒露无余,关于人性、欲望、权利和轮回,陆川有太多话想说,却又暧昧不清。强烈的舞台剧表演风格,颇得莎翁剧之风,然而作者可能忘了,莎翁剧不可能不好看。总而言之,本片过重的技巧盖过了叙事,使普通观众并未得到观影满足感。
  批评或许是严厉的,但我们认为,陆川依然是值得评论界认真对待的导演,因为他有才华,够认真。这位影迷出身的导演将会凭借对电影的爱超越困顿,正如他所言,抵达边界的时候,即将拥抱自由。
  我每次开机前都充满危机感
  当陆川自己坐到大银幕前观看《王的盛宴》时,他心生感触。影片直至今年11月底才终于得以公映,而这实际上是他去年的作品。“我看这个作品,不管好或不好都是去年的,人生就像一条河流,每一刻都在发生变化,今天我再拍这个电影的话,我会有很多很多的不同。”
  陆川的《王的盛宴》与冯小刚的年度扛鼎之作《1942》同天上映。陆川坦承了自己所面临的巨大压力:“这是我们被动选择的一个档期,我们之前不能上,之后也没有档期了。”况且,在试映场上的一些反馈,使得陆川早早做好了上映之后口碑不一的心理准备。在与大学生的一场互动活动中,他的态度也格外谦逊:“我诚挚邀请大家去看《王的盛宴》。你们看了我的电影之后,可以@我的微博,我们讲了一个我们怎么看待历史的问题,我们是做好准备被批判的,当然也许你们会喜欢。我们想代表中国年轻的电影人杀入这个档期,为中国的历史说一句话。”
  实际上,陆川对票房有很高的期待:“《南京南京》就达到1.7亿的票房,我想我怎么着也得比《南京南京》进步一点吧。”但同时,他的心里又充满了危机感,“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活过这个档期。”他甚至想象自己背上插着好几把刀在路上狂奔的情景,而且隐隐约约感到背后有人在赶超,“一浪把我拍死在沙滩上。”
  他的危机感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电影预算的超支,“这部戏用的预算标准是跟《南京!南京!》是一样的,这基本上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部戏加了吴彦祖、张震、刘烨、沙溢、秦岚、聂远这样一批明星,又是古装片,所有道具、服装、场景都要重新做。当时我们没有精细化地算过,因为是朋友,就拍胸脯去做了,做着做着就知道,这样的预算肯定是不够的。《可可西里》、《南京!南京!》两部片的摄影师都没有参与这部片的制作,因为之前他就知道,肯定做不下来。但还是有一批喜欢电影的朋友愿意来参与这个事,所以才有这个结果。”
  “这对我也是一个教训。以后我们在考量一个预算的时候不会再像这次一样。通过这个电影,我发现了这个行业的残酷。电影不光只有梦幻的一面,它还有非常尖利、可怕的一面。”
  另一方面的危机感则是更深层次的,即一个电影作者在创作上面临的西西弗斯式的困境。对陆川而言,《南京!南京!》是一部很难的电影,在拍摄现场,工作人员在找不到他的时候,往往接下来会发现,他正独自于某个角落,低着头走来走去。拍摄《王的盛宴》,他同样经历了这样的时刻。“创作上的这种困扰是一辈子的,每部戏跟第一次是一样的,都很难。不仅是走来走去,其实每部戏撞墙的时候都有。”
  “我每次开机前都充满危机感。”陆川说,电影里那个在树林里乱走的老头儿,其实就是他自己,“我真的找不着北。”
  我选择电影不是因为光环
  新生代电影人本应在电影工业的洗礼下成长。正如陆川所言,他和另一位具有票房号召力的导演宁浩一样,都接受过电影初成时的鲜花和掌声,遭受过电影“走火”时的四面质疑。宁浩以《疯狂的石头》一鸣惊人,《疯狂的赛车》则差强人意,到了《黄金大劫案》,宁浩作品已现浮夸之风。陆川以《寻枪》初显才气,《可可西里》冷峻的现实质感令人激赏,从《南京!南京!》开始,人们对于陆川电影的评价开始两极分化。
  《南京!南京!》让陆川初次感受到了电影行业的残酷。“一旦踏入电影行业你会发现,这个行业只认结果,过程说得花花绿绿,只要结果不好,有可能你就没有下一次。很多新导演的第一部戏不是很好,就要等很多年才能拍第二部戏,这是我亲身经历的。我第一部戏《寻枪》出来还OK,第二部《可可西里》出来还OK,但是一旦有一个问题出来的时候(指《南京!南京!》),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批评,成倍地涌向你。”
  “残酷感是身处工业中间,一方面想保持自己的艺术,因为在电影学院学习时有一个气氛,大家说做电影是要做自己,但是工业又要求你去迎合大众,这没有错,拍电影如果大众不看也是有问题的,但是怎么能说出一句大众愿意听的话呢?我估计这是每一个导演都要思考一辈子的事。如果做一个片子,就像林黛玉一样只打动自己,那最好是挖一个坑,把它埋在树下吧。”这番话,让人看到一个矛盾的陆川,这也是很多经历过学院教育和艺术片洗礼,然后扎进工业大潮的年轻电影人共同的心灵写照。   电影是一份考验心志的工作,陆川渐渐悟到了其中的真谛,那就是,面对自己喜欢的事业,只有把它当作游戏来干,才会有快乐。“有人这样问我,你为一部电影筹备那么久,你累不累,苦不苦啊?但是我真的有乐趣。”说到这儿,陆川举了个例子,在《王的盛宴》里,出现在画面前景的两千支长戟和长戈,没有任何一支的杆是直的,而且上面还有自然的结疤,只因真实的树就是这样的。因为热爱和钻研,他具有这种细节控的精神。
  陆川是跨专业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的,与大学四年就在电影学院度过的那些孩子相比,他对于自己迟来的这个身份更加珍惜。“我从来没有那么认真地读过三年书,只有在电影学院,我才每一堂课都觉得如饥似渴,表演系有多少漂亮姑娘我不知道,我下了课就去宿舍看片子,学拉片史,电影学院的三年基本上是这样过来的。跨行给我带来的是巨大的喜悦,这喜悦盖过了创作中的所有痛苦。”
  当时电影学院有一个段子,领导来学校参观,导演系去接待他们,研究生和本科生各坐一边。时任导演系主任的郑洞天老师往本科生的那边一指,说:这里是中国电影的希望。确实,刚进电影学院的时候,陆川就能感觉到研究生“挺被看不起的”,因为电影学院历来是本科生出人才。“但后来慢慢的,研究生后劲很大。研究生都不容易,他不是18岁就考上电影学院,然后马上就是艺术家,研究生都是在社会上走了一圈。”
  陆川回忆第一次跟姜文拍电影的情景。姜文指着他的鼻子说:“陆川,你在电影学院学歪了!”他问:“什么意思啊?”姜文说:“电影就是流汗,其他都不重要。”后来又做了三部电影,他才开始悟到姜文这句话中隐藏的深刻含义。“电影真的是一天一天在现场,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抠出来的,情怀都是后头的事儿了。”
  刚开始选择电影的时候,陆川的父亲(陆天明)问他:“你喜欢电影什么?是不是喜欢那种光环的东西?”那时的陆川没有找到答案。但是这么多年以后,现在的陆川可以确定地给出回答了:“我还是喜欢电影本体,创作电影过程中的那种快乐,是真的很快乐。我觉得电影其实不是那种光环。”
  入行12年,我的青春期结束了
  每一次电影的拍摄,对于陆川来讲都是一次人生况味的体验。
  他的处女作《寻枪》开机的时候,他的感觉是“腾云驾雾”。那一天,剧组放起了鞭炮,男一号姜文在张罗,陆川却默默地走出拍摄地的古庙,一直走到一个无人之地,才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的眼泪畅快流下。他听着远处的鞭炮声百感交集,他不敢相信自己已经是一个电影导演了,做了那么长时间的电影梦,竟然在这一天实现了。
  第二部作品《可可西里》却让他感到绝望。四千多米的海拔带来缺氧,恶劣的环境挑战着生理极限。他们每天花四个小时进山,四个小时出山,到了地点也只能拍摄几个小时,很多的创作构思在恶劣的拍摄条件下没有办法实现。在困顿中,陆川想到进山之前田壮壮导演对他的嘱咐:“川,我就不说你这个剧本好坏了,你记住,用你的心,真实地拥抱你在现场感受到的电影,而不要去撒谎。”这句话点醒了他,于是陆川就用最简单的方法去拍摄,将震彻人心的美摄入镜头,“用那种方式拍摄的《可可西里》,在剪辑台上让我看到了强大的生命力。”
  到了《南京南京》,陆川感觉路途艰苦,但又感觉到创作前两部作品没体验过的一种自由。“我想怎么拍就怎么拍,完全按照我在现场感受到的东西去拥抱电影,所以在《南京南京》的时候我还是挺快乐的。”
  “真正让我有些迷茫的是《王的盛宴》。”陆川说,他感到迷茫是因为浩瀚的历史素材让他难以取舍,仅拍了两个月,他就跟投资方表示,一部电影难以承载这样的容量,他建议投资方扩充投资,将电影拍成两、三集,不过这遭到了投资方的拒绝。
  在做进一步的史料研究的时候,陆川感到了更深的迷惘。他想了解当时的舞蹈、音乐和鸿门宴的菜谱,“但是却很难找到当时的记录了,对当时的人文风貌不了解,你突然会发现历史是一个虚幻的事儿。”
  这是陆川第一次在拍戏过程中感觉到这么深的绝望。“你知道关于楚汉争霸,到现在我们还在用的成语有多少个?七十多个。名士无双、分一杯羹、四面楚歌、霸王别姬、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其中就包括了七十多件事。拍这部电影,我看到了自己能力的边界、智力的疆界,感到崩溃。”
  支撑陆川把这个故事讲下去的,也许是这样一种对历史的想象:“那是一个既忧伤又很自由的时代,在中国的土地上有很多城邦,能人庶士都在城邦之间为了理想而奔波。在那片土地上有三个太阳:刘邦、项羽和韩信。在他们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王。项羽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半道而死了,因此电影以刘邦的讲述来回归一段历史,从历史中找到一种情怀,去看看历史能否照进现实。”
  在边界突围,促使他创造新的可能性。朋友的一句话给他带来了能量:“当你看到边界的时候,可能你会再一次感到自由的前夜。”
  虽然已经拍了四部长篇,如今能驾驭高投资和大卡司,在创作上拥有相对的自由,但陆川并不觉得自己已经成功了,他仍觉得自己是电影行业的晚辈。“我入行整整12年了,这12年一共拍了四部电影,自己感觉就像电影的青春期结束了。我该用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创作,什么样的速度去面对下一个12年,这是我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
  有人说陆川像《王的盛宴》里面的刘邦,可是陆川觉得自己跟韩信更像,“他对自己喜欢的那点事儿很钻研,他喜欢打仗跟我喜欢电影一样。”可以看到,陆川还在电影的山峦间奔跑,而《王的盛宴》这一站,绝不是最高峰。
  Q&A
  《影视圈》对话陆川

  《影视圈》:据说吕后的人选曾经想过杨澜,怎么会想到让她来演呢?感觉有点穿越。
  陆川:可能更年轻的一代会喜欢徐静蕾,我们这一代特别喜欢杨澜。杨澜、巩俐可以作为中国女性的几个代表。她既是成功的职场女性,又有很好的家庭,我会想象她是那个吕后,我并不觉得吕后应该很丑,杨澜年龄也合适。但是杨澜大姐毕竟太忙了,没想过要去做这个事。
  秦岚我觉得她也很合适,秦岚内心其实是挺刚硬的。(《影视圈》:她没有排斥演一个扮相很丑的女人?)很排斥,很排斥,她可能想去演虞姬,但我觉得她再去演虞姬实际上是重复自己的演艺道路,我想让她突破一下自己的界限。   《影视圈》:你在现场批评秦岚总是演美好,没有把自己操蛋的一面表现出来。
  陆川:没有批评,我也是着急,想给她施加更大的压力,就像榨汁机一样,压力不到那个程度,汁是流不出来的。女演员习惯在镜头面前卖萌,展示漂亮,但是吕后一生的生命都跟这个男人纠结在一起,她要跟着他生,伴着他死,那种生生死死的感情真的是需要用心去体会,用血去塑造的,所以,可能要给她很大很大的压力。现在结果还是很好。
  《影视圈》:《王的盛宴》的演员阵容,亮瞎了粉丝们的眼睛,尤其是女粉丝……
  陆川:演员基本上都是我定的,都是我喜欢的人,你会发现这一组演员没有那种奇奇怪怪的人,都是属于人也很好,演技也特别好。每位演员都有极大的颠覆,你可以看看沙溢的表演,有一个记者看完沙溢的表演,没认出沙溢来,“沙溢在哪呢?”李琦、陶泽如……他们都很好。不管电影成不成,这些演员都成了。我期待我们能在这个档期站住脚跟,为年轻的电影人争个光吧。
  《影视圈》:你的片子很多是男性视角,给人感觉比较阳刚气。
  陆川:《寻枪》、《可可西里》是,但《南京南京》有大量女性视角,像江一燕、高圆圆、秦岚、日本妓女这四条线,是女性的线。实际上我内心对女性是很尊重的,我认为中国女性是非常善良的,我对女性的世界是充满敬意的,可能正好是题材的原因,没有拍女性视角的电影。但是如果让我直接拍一个从女人角度看世界的片子,我可能也拍不了,这还是需要过程的。
  《影视圈》:你的电影画面很考究,但故事本身却不那么安全,往往在审查上遇到困难。
  陆川:因为我干电影之前是个电影爱好者,所以我拍电影的标准特别简单,就是不能让爱电影的人失望。人们对电影的喜好是多种多样的,但是爱电影的人首先看的是一个制作水准,然后再说里面的很多东西。
  说到审查,我不是故意去挑通不过的电影,说实话,我只是没有先想,先保证能通过,我觉得那就属于挥刀自宫了。我先想怎么拍,拍完了再想怎么通过。等孩子大了再去想上什么大学,孩子还没生呢,给它喂什么奶那都是后话,先把孩子培养茁壮了再说吧。
  《影视圈》:对于自己的作品,你如何去面对那些苛刻的评价?
  陆川:其实被批评是一种财富,你不觉得吗?《南京南京》虽然受到批评,但是对创作者是一种帮助。此外,在那些批评中间让我认识了中国。以前我很了解我住在什么地方,生长在什么环境里,后来我发现不是,你认为百分之百做对的一件事情,有很多人在质疑,这种批评让你更了解你生活的当下。《王的盛宴》我也做好了被批评的准备,我觉得我并不是故意去挑战认知的界限,但是我觉得能够让一部作品参与到讨论和批评当中,对创作者来说是一件幸福的事。
  《影视圈》:你当年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欢快地创造主流话语》,这条创作脉络是否延续到今?
  陆川:更能作为我的事业指针的可能是我的毕业论文,研究科波拉的,《体制中的作者》。我希望,既然在中国做电影,我就希望能做市场的电影,因为只有在市场里做电影才能够真正去跟最多的观众去结合,但是我又希望在体制中间保持一个作者的状态,能够有独立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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