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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过去的第3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中，香港电影节的影片质量又被媒体、评论集体调侃、奚落一次，最佳影片的评比中一届不如一届的呼声，甚至不乏停办之声。
香港电影，当导演们绝大多数参与到与内地电影人的合拍合作当中，这一条路还需要走多久，融合之路的前方到底会窥见些什么新的影像，难以预测。但是从当下《毒战》等影片的良好走势来看，两地电影从业者，渐渐掌握风向，合拍、合流之路，渐趋明朗。
今年，是港导北上10年之际，香港导演的影片也悄然在发生着变化。在这一届金像奖参赛的影片中，《志明与春娇》已经将男女主角的爱情发生地点，悄然放置在了北京。
政治、经济因素的改变迁移，决定着该地域的子民，他们的生活、意识、工作、情感价值、生存态度，等等。港人北上，又或将带动新一轮的地域格局、文化冲突与相融。
本期，特此10年之机，推出系列地域女人之“电影中的香港女人”篇章，记载60年来，不同政治、经济时期银幕上的香港女人，因不同时期社会的时势变化，她们灵动多姿，纤巧精致的形象，包括现实生活中香港女人的生活方式，精神世界，交友、婚恋观的变迁。
“双城”争艳'
影片《花样年华》：
相信即便是一个对王家卫电影并不了解的非影迷来说，也多少会对《花样年华》这部有个女人穿了几十套旗袍走上走下的电影有些许印象。无需赘言，故事讲述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角楼，男女主角周慕云、苏丽珍二人同一天搬到一座楼房比邻而居，后来各自的配偶却发生了婚外情，主角二人为了理解他们是怎样开始的，也在戏中排演这种婚外的感情关系，却慢慢地爱上对方。由于碍于社会的道德规范及人言可畏，双方竭力压抑彼此的感情，最终以分手收场。
苏丽珍，其实是一个来自于上海的女人。上海女人，喜欢穿旗袍，软侬的腔调，生活讲究，饮食多清淡、甜食风味，日常家居热闹，旧式上海的生活情调常常充满五颜六色的鲜亮装饰、开在大花瓶里夺目的剑兰、油彩一般富有质感的花纹墙饰。在这种贵气别致的生活环境下，女人着一袭旗袍，便有仙逸的灵魂飘在空中的柔媚感。
《花样年华》中，苏丽珍这位公司小职员，嫁作人妇，有着严肃保守的价值观，不愿意破坏传统的樊篱。克制不住爱时，只用花式美艳、妙丽夺目的旗袍让感情在压制中表达。
因为社会战乱等原因，40年代起，中国内地大批上海人移居香港，以生意人居多。1949年以后，从上海逃往香港的商人、中产阶级组成了当时香港社会的中坚力量。
上海人将老上海精致的海派文化带到香港，形成与港式生活相互冲突、相互溶解的整体社会氛围。
香港素来以繁华和龙蛇混杂文明，也正是因为这种典型的中产阶级趣味的浓烈氛围，处在历史转折时期的香港生活，四处萦绕着上海旗袍、女人高跟鞋的韵味。也为大时代背景下的香港女人抹上了一层旧上海底色。
这一特殊时代记忆，也为香港60年代的生活留存下了影像凭证。香港80-90年代活跃在银幕的导演，在这个年代，还在童年期，也正是童年时期深刻的海派文化与香港气息的交锋，给这些壮年成才的创作者们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导演关锦鹏回忆，在他的记忆中，幼年时有很多上海的生意人都搬到了香港，他们对香港的经济产生着重大的影响——看的电影是老上海的，杂货铺里贴着老上海的月历海报，上小学时周围的同学也很多来自于上海。
“记得小时候常常会去一些搬家来香港的同学家里玩，每次都能看见同学的妈妈身穿旗袍、脚蹬高跟鞋，衣着笔挺地在家里喝着茶听音乐的样子。
王家卫的父母早年迁居于香港，对于父亲常年在夜总会工作的区域，一个男孩子经常被禁止入内，儿童好奇心同样在童年的记忆中发酵。
不难发现，关锦鹏的《阮玲玉》、《长恨歌》、《胭脂扣》，都是反映上海女性的影片。而在王家卫的电影里，有着上海元素的影片几近占据他所有的电影作品。
如关锦鹏所说，那个年代的香港一直被浓重的旧上海风情笼罩着，就算放到现在来看，也没有谁能分清这两个城市在那时的区别。“在香港居住的上海人，让我对上海有了最初的印象。如果说我在用电影拍旧上海的故事，不如说通过旧上海来讲述香港，或者对两个城市的感情早就融在一起，分不清彼此。”
透过香港女人看上海，这是许多香港本土导演惯用的视角。王家卫曾经说过，电影《花样年华》选择在1966年结束，是因为这个年份是香港历史的转折点，代表了一些东西的终结和另一些东西的开始。如影片结尾处，把电影结束的场景带到法国总统戴高乐以殖民者的身份访问柬埔寨，也是为了隐喻香港的殖民历史。
浸润于香港的海派文化，让这位自称“上海制造，香港加工”的导演，在成年后的电影作品中不知疲倦地述说着根脉里的“双城”情结。
“六七暴动之后”，港英政府又实施了一系列的政治及社会改革，试图舒缓民众的反殖民情绪。另外经济持续平稳的增长，香港在踏入70年代以后，便开始朝向“大都会”的模式发展，旧有的价值更进一步分崩离析。从这段往事看，《花样年华》追思的，不独是一段流逝的感情，也是一个年代失落的记忆和光影。
而作为地域文化的集中体现，女人自然成了导演刻画的重心。这一时期的香港女人身上，处处皆优雅、精致。她们脚踩高跟鞋，手挎精致小皮包、厘士手套，别致靓丽的丝巾挽在头上，格外妩媚。那时的香港女人还没有买衣服的习惯，而是去裁缝店定做。
她们有闲情，喜欢到凉茶铺喝凉茶，坐开蓬轿车兜风、到郊外野餐，约友人齐聚餐厅跳跳舞。
评论文章曾这样讲到，当时香港时尚风向的主流，便是像《花样年华》里苏丽珍与周慕云的中产阶层。他们关心自己胜于关心社会、关心时装胜于关心时事、关心爱情胜于关心战争；讲求品位优雅、趣味幽默而不流俗于粗鄙。
“97”前：
‘玻璃城’曼影' 影片《玻璃之城》：
港生（黎明饰）和韵文（舒淇饰）是70年代港大的大学生，原本是人人羡慕的金童玉女，后来黎明参加政治抗议运动被囚，最终两人分手。不料事隔多年，当两人已各自结婚之后，却意外重逢，在往事与旧情挥之不去之下重续前缘偷偷幽会，最后死于异乡英伦街头。表面上是20年的生死恋，悲欢离合，及两对男女的恩怨情仇，实际上联系着香港的历史变迁。黎明与舒淇这对恋人读书时学校里的一栋女生宿舍“何东大楼”是见证，数十年后，这栋大楼因老旧要拆除重建，大楼印证几十年间人世变化与沧桑。
1966年，是香港历史的转折点，40年代不少内地人移居香港，经历20年的安定和新生活之后，他们要再度面临新的经济、政治形势的改变。
随后，香港作为“四小龙”之一，经济向现代化多元化快速发展，同时经济的现代化又引起了香港社会、港人思想意识的现代化，集中表现为经济腾飞后的80 — 90年代，香港电影、文化、音乐等方面的四处开花。
而银幕中的香港女人则后无来者地凝聚了那个繁华热闹时期的所有阶层对女性、女孩的想象：钟楚红、张曼玉、舒淇、关之琳、王祖贤、周慧敏、朱茵、袁咏仪、张敏等等面容娇好、明眸纤指、身姿风韵的美丽女明星。
而当时的香港普通女性生活，也绝不含糊疏漏。
时尚观念在这个弹丸之地不断扩散，时尚相关商品在90年代大增，女性穿衣注重“个性差异”，而褪去了在80年代风靡的跟随名人或者名设计师风格。
工作机会增加，加上有着比过去更宽松的穿衣态度，带有弹性之地的舒适穿衣风气大盛。尤其在80年代大量消费的现象后，90年代甚至兴起一股极简主义的心态，服饰线条趋向简洁，珠宝饰品搭配重要性也跟着消退。
然而，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下，“97回归”，一直是香港人的一块心病。九七问题对香港所造成的冲击，影响深远，是它对香港人的精神生活所形成的长期压力。
于是在80 — 90年代，诞生了一批像《秋天的童话》、《非法移民》、《玻璃之城》这样的讲述香港人移民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发生的年代故事。
在《玻璃之城》中，舒淇扮演的韵文，是一个天生丽质，明眸皓齿的女大学生，因为父亲去世母亲孤单而无法与恋人共赴巴黎。
该片在1998年上映，《玻璃之城》的导演张婉婷说，“就是我那个年代，他们也不可能离开香港。回归之前，很多香港人不知道前面是什么路，于是电影里黎明就移民到了法国，舒淇和她老公移民到了加拿大，后来丈夫留在加拿大，舒淇回港发展。这就产生回归前一段时间特有的 太空人 ，发生了很多聚少离多感情的变化。
香港是个商业社会和金融中心，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经济迅猛发展，但殖民统治的历史使大部分香港人缺乏历史感。又因特殊的地域位置，令香港人缺乏国家、民族观念和归属感。
在《玻璃之城》这部影片中，通过独特的历史视野和个人情感，对往昔港大校园生活的描绘，透露出殖民地精英对于过往的无限怀念，有种自缚感伤情结。影片青春的风华蜜意里，一幕幕变迁串联起香港人的往日情怀与离愁别绪，贵族式的学校教育坚定地表达了港人的自我意识。
而随着香港大众文化的普及、西方女性主义的盛行开始，女性参与社会工作的机会增多，逐渐在传统的束缚与观念中脱离出来，以至于她们也摆脱男尊女卑、男性当道的影视形象，开始不再作为附属品出现在电影中，而成为主要创作对象。
在现实生活当中，不少人都称，“香港女人很现实，赚钱能力强，不够温柔”。这是香港女人给人最深的印象。
闾丘露薇曾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一名新移民说，她差不多用了10年的时间，才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自己，“我是一个香港人”。我很能理解她的感觉，因为我自己也是花了超过10年的时间融入香港。
香港并不是一个对移民包容的社会，甚至有的时候觉得很势利。如果不能够说一口纯正的广东话，往往会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到一丝轻蔑，或者是一种疏离。
而在黄真真的纪录片《女人那事儿》中，有记录梁文道、倪震等人对于香港女人的评价。
梁文道说，香港女孩子自由、随意，和她们相处没有任何负担。而另一位被访者则表示香港女孩子独立、自主，寻找配偶要求较高。
新世纪：
“春娇”一代
影片：《志明与春娇》
电影《志明与春娇》讲的是自2007年1月1日开始，香港实施室内全面禁烟，于是广大烟民都被迫从office走至后巷抽烟。自此，来自不同背景职业的男女抽烟族，在后巷开辟了一个插科打诨、聊天交友的特殊场所。广告公司职员张志明与化妆品店员余春娇，便因抽烟结缘于肮脏又狭小的小巷，一段捉摸不定、暧昧难测的恋爱情愫，由燃点香烟的一瞬间氤氲开来。春娇会因为志明给她点燃一支烟就默默对之有好感。大龄女青年余春娇与态度含糊不清的张志明的心理交战最终酿成一件情意美事。
余春娇是一个代表香港普遍女性的大龄女青年。踏入2000年，香港女性角色以OL形象最为人所注目，大都是傻大姐、平凡得可以、绝对普通的形象出现在银幕上。新时代的香港女人，在银幕的形象似乎总是一种被削平了的角色。此形象的典范，首推郑秀文、杨千嬅。
拿郑秀文的银幕代表形象来讲，类似影片有《孤男寡女》。郑秀文饰演的只是一邻家女人形象的女子，善良、神经质、还带点傻气。但是她的形象，平庸得讨人喜爱，平凡得像你我身边任何一个女友。
然而傻有傻福，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又是女性找得美好良缘的美好结局。这种最讨现代女观众欢心的美丽童话故事，有着其卖座的道理。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了香港女子在择偶与爱情观念上的择优价值。
在《志明与春娇》这部电影里，相同的故事情节也有投射。在余春娇决定提着行李箱离开男友的家时，如果张志明开来的不是一辆landrover，春娇会那么快的决定离开前任男友而转投志明怀抱吗？这是彭浩翔留的一笔关于香港女人不需言明的基本感情共识。 影片里的余春娇，除了傻大姐、随性的个性，对待爱情的态度多了几分阅历与世故之外，骨子里的勇敢直率并未暗淡消退。
从郑秀文、杨千嬅两代平胸、神经大条女性的银幕流行来看，也是香港总体的审美趋势与大众群体喜好品位的显现。
而在现实生活中，如梁文道、倪震等知识男性所言，香港社会安居、医疗各项建设比较完善，相对竞争没内地大，所以大多数的女生想法都比较简单，喜欢不喜欢很容易知道，也就比较随性。
香港女人在生活和工作上的独立，决定了她们的性格和生活习惯。她们爱打扮也善于打扮，打扮的标准常以个性与气质结合为主。风格上有的入时、有的朴素韵致，有的典雅高贵。衣着定位符合自己的个性和身份，自然和谐，各种款式的服装与首饰在她们身上总是搭配得恰到好处，既不过分简单，也不奢侈拖沓。
对于一些较有性格的香港女性，那些简洁能体现她们个性的装饰最受欢迎。
在很多方面，香港女人与上海女人颇为相似，既有古典的气质，又有现代的摩登气派。只要有时间，香港女人就爱逛街。走在香港的大街上，那些中西合璧的仿古式建筑，使得中西两种风格的建筑物共处于同一街市，相得益彰。在香港的仿古式楼群中，住着一户户居民，她们身处闹市，却颇有田园意趣，生活得悠闲舒适而恬淡。许多久居闹市的香港女人很喜爱这种居住环境。
香港男人总是埋怨香港女人不像台湾女人、大陆女人那么温柔，但是香港男人又十分敬重香港女人，敬重她们在生活上负起的经济责任，敬重她们逆境求生存的本领，敬重她们的不添乱。
在香港本土作家亦舒的笔下，常常描述一个现实社会的香港，通过男女关系的博弈展示给读者一个冷漠现实的都市社会，以及这个社会带给人们的心理异化。
而身处这样的社会环境中，香港女性渐渐地学会了保护自己，她们对男女感情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不认为嫁个好男人就是女人最终的归宿，对爱情虽然有憧憬但即使遇不到亦不强求。
结语：
新世纪的今天，从无数香港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中，我们发现，香港电影中的群体女性形象早已不再隐藏在男性阴影之中，她们如珍珠般的散落，也同样鲜活地诠释和记录着香港社会的变迁及女性的生存状态。
她们在电影中的影视魅影，散发出动人而明媚的光芒，不失为香港电影中难得的集体影像记忆。她们的风采，也会一直游走于国际都市高楼的街道，留下靓丽的一抹倩影。
香港电影，当导演们绝大多数参与到与内地电影人的合拍合作当中，这一条路还需要走多久，融合之路的前方到底会窥见些什么新的影像，难以预测。但是从当下《毒战》等影片的良好走势来看，两地电影从业者，渐渐掌握风向，合拍、合流之路，渐趋明朗。
今年，是港导北上10年之际，香港导演的影片也悄然在发生着变化。在这一届金像奖参赛的影片中，《志明与春娇》已经将男女主角的爱情发生地点，悄然放置在了北京。
政治、经济因素的改变迁移，决定着该地域的子民，他们的生活、意识、工作、情感价值、生存态度，等等。港人北上，又或将带动新一轮的地域格局、文化冲突与相融。
本期，特此10年之机，推出系列地域女人之“电影中的香港女人”篇章，记载60年来，不同政治、经济时期银幕上的香港女人，因不同时期社会的时势变化，她们灵动多姿，纤巧精致的形象，包括现实生活中香港女人的生活方式，精神世界，交友、婚恋观的变迁。
“双城”争艳'
影片《花样年华》：
相信即便是一个对王家卫电影并不了解的非影迷来说，也多少会对《花样年华》这部有个女人穿了几十套旗袍走上走下的电影有些许印象。无需赘言，故事讲述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角楼，男女主角周慕云、苏丽珍二人同一天搬到一座楼房比邻而居，后来各自的配偶却发生了婚外情，主角二人为了理解他们是怎样开始的，也在戏中排演这种婚外的感情关系，却慢慢地爱上对方。由于碍于社会的道德规范及人言可畏，双方竭力压抑彼此的感情，最终以分手收场。
苏丽珍，其实是一个来自于上海的女人。上海女人，喜欢穿旗袍，软侬的腔调，生活讲究，饮食多清淡、甜食风味，日常家居热闹，旧式上海的生活情调常常充满五颜六色的鲜亮装饰、开在大花瓶里夺目的剑兰、油彩一般富有质感的花纹墙饰。在这种贵气别致的生活环境下，女人着一袭旗袍，便有仙逸的灵魂飘在空中的柔媚感。
《花样年华》中，苏丽珍这位公司小职员，嫁作人妇，有着严肃保守的价值观，不愿意破坏传统的樊篱。克制不住爱时，只用花式美艳、妙丽夺目的旗袍让感情在压制中表达。
因为社会战乱等原因，40年代起，中国内地大批上海人移居香港，以生意人居多。1949年以后，从上海逃往香港的商人、中产阶级组成了当时香港社会的中坚力量。
上海人将老上海精致的海派文化带到香港，形成与港式生活相互冲突、相互溶解的整体社会氛围。
香港素来以繁华和龙蛇混杂文明，也正是因为这种典型的中产阶级趣味的浓烈氛围，处在历史转折时期的香港生活，四处萦绕着上海旗袍、女人高跟鞋的韵味。也为大时代背景下的香港女人抹上了一层旧上海底色。
这一特殊时代记忆，也为香港60年代的生活留存下了影像凭证。香港80-90年代活跃在银幕的导演，在这个年代，还在童年期，也正是童年时期深刻的海派文化与香港气息的交锋，给这些壮年成才的创作者们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导演关锦鹏回忆，在他的记忆中，幼年时有很多上海的生意人都搬到了香港，他们对香港的经济产生着重大的影响——看的电影是老上海的，杂货铺里贴着老上海的月历海报，上小学时周围的同学也很多来自于上海。
“记得小时候常常会去一些搬家来香港的同学家里玩，每次都能看见同学的妈妈身穿旗袍、脚蹬高跟鞋，衣着笔挺地在家里喝着茶听音乐的样子。
王家卫的父母早年迁居于香港，对于父亲常年在夜总会工作的区域，一个男孩子经常被禁止入内，儿童好奇心同样在童年的记忆中发酵。
不难发现，关锦鹏的《阮玲玉》、《长恨歌》、《胭脂扣》，都是反映上海女性的影片。而在王家卫的电影里，有着上海元素的影片几近占据他所有的电影作品。
如关锦鹏所说，那个年代的香港一直被浓重的旧上海风情笼罩着，就算放到现在来看，也没有谁能分清这两个城市在那时的区别。“在香港居住的上海人，让我对上海有了最初的印象。如果说我在用电影拍旧上海的故事，不如说通过旧上海来讲述香港，或者对两个城市的感情早就融在一起，分不清彼此。”
透过香港女人看上海，这是许多香港本土导演惯用的视角。王家卫曾经说过，电影《花样年华》选择在1966年结束，是因为这个年份是香港历史的转折点，代表了一些东西的终结和另一些东西的开始。如影片结尾处，把电影结束的场景带到法国总统戴高乐以殖民者的身份访问柬埔寨，也是为了隐喻香港的殖民历史。
浸润于香港的海派文化，让这位自称“上海制造，香港加工”的导演，在成年后的电影作品中不知疲倦地述说着根脉里的“双城”情结。
“六七暴动之后”，港英政府又实施了一系列的政治及社会改革，试图舒缓民众的反殖民情绪。另外经济持续平稳的增长，香港在踏入70年代以后，便开始朝向“大都会”的模式发展，旧有的价值更进一步分崩离析。从这段往事看，《花样年华》追思的，不独是一段流逝的感情，也是一个年代失落的记忆和光影。
而作为地域文化的集中体现，女人自然成了导演刻画的重心。这一时期的香港女人身上，处处皆优雅、精致。她们脚踩高跟鞋，手挎精致小皮包、厘士手套，别致靓丽的丝巾挽在头上，格外妩媚。那时的香港女人还没有买衣服的习惯，而是去裁缝店定做。
她们有闲情，喜欢到凉茶铺喝凉茶，坐开蓬轿车兜风、到郊外野餐，约友人齐聚餐厅跳跳舞。
评论文章曾这样讲到，当时香港时尚风向的主流，便是像《花样年华》里苏丽珍与周慕云的中产阶层。他们关心自己胜于关心社会、关心时装胜于关心时事、关心爱情胜于关心战争；讲求品位优雅、趣味幽默而不流俗于粗鄙。
“97”前：
‘玻璃城’曼影' 影片《玻璃之城》：
港生（黎明饰）和韵文（舒淇饰）是70年代港大的大学生，原本是人人羡慕的金童玉女，后来黎明参加政治抗议运动被囚，最终两人分手。不料事隔多年，当两人已各自结婚之后，却意外重逢，在往事与旧情挥之不去之下重续前缘偷偷幽会，最后死于异乡英伦街头。表面上是20年的生死恋，悲欢离合，及两对男女的恩怨情仇，实际上联系着香港的历史变迁。黎明与舒淇这对恋人读书时学校里的一栋女生宿舍“何东大楼”是见证，数十年后，这栋大楼因老旧要拆除重建，大楼印证几十年间人世变化与沧桑。
1966年，是香港历史的转折点，40年代不少内地人移居香港，经历20年的安定和新生活之后，他们要再度面临新的经济、政治形势的改变。
随后，香港作为“四小龙”之一，经济向现代化多元化快速发展，同时经济的现代化又引起了香港社会、港人思想意识的现代化，集中表现为经济腾飞后的80 — 90年代，香港电影、文化、音乐等方面的四处开花。
而银幕中的香港女人则后无来者地凝聚了那个繁华热闹时期的所有阶层对女性、女孩的想象：钟楚红、张曼玉、舒淇、关之琳、王祖贤、周慧敏、朱茵、袁咏仪、张敏等等面容娇好、明眸纤指、身姿风韵的美丽女明星。
而当时的香港普通女性生活，也绝不含糊疏漏。
时尚观念在这个弹丸之地不断扩散，时尚相关商品在90年代大增，女性穿衣注重“个性差异”，而褪去了在80年代风靡的跟随名人或者名设计师风格。
工作机会增加，加上有着比过去更宽松的穿衣态度，带有弹性之地的舒适穿衣风气大盛。尤其在80年代大量消费的现象后，90年代甚至兴起一股极简主义的心态，服饰线条趋向简洁，珠宝饰品搭配重要性也跟着消退。
然而，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下，“97回归”，一直是香港人的一块心病。九七问题对香港所造成的冲击，影响深远，是它对香港人的精神生活所形成的长期压力。
于是在80 — 90年代，诞生了一批像《秋天的童话》、《非法移民》、《玻璃之城》这样的讲述香港人移民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发生的年代故事。
在《玻璃之城》中，舒淇扮演的韵文，是一个天生丽质，明眸皓齿的女大学生，因为父亲去世母亲孤单而无法与恋人共赴巴黎。
该片在1998年上映，《玻璃之城》的导演张婉婷说，“就是我那个年代，他们也不可能离开香港。回归之前，很多香港人不知道前面是什么路，于是电影里黎明就移民到了法国，舒淇和她老公移民到了加拿大，后来丈夫留在加拿大，舒淇回港发展。这就产生回归前一段时间特有的 太空人 ，发生了很多聚少离多感情的变化。
香港是个商业社会和金融中心，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经济迅猛发展，但殖民统治的历史使大部分香港人缺乏历史感。又因特殊的地域位置，令香港人缺乏国家、民族观念和归属感。
在《玻璃之城》这部影片中，通过独特的历史视野和个人情感，对往昔港大校园生活的描绘，透露出殖民地精英对于过往的无限怀念，有种自缚感伤情结。影片青春的风华蜜意里，一幕幕变迁串联起香港人的往日情怀与离愁别绪，贵族式的学校教育坚定地表达了港人的自我意识。
而随着香港大众文化的普及、西方女性主义的盛行开始，女性参与社会工作的机会增多，逐渐在传统的束缚与观念中脱离出来，以至于她们也摆脱男尊女卑、男性当道的影视形象，开始不再作为附属品出现在电影中，而成为主要创作对象。
在现实生活当中，不少人都称，“香港女人很现实，赚钱能力强，不够温柔”。这是香港女人给人最深的印象。
闾丘露薇曾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一名新移民说，她差不多用了10年的时间，才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自己，“我是一个香港人”。我很能理解她的感觉，因为我自己也是花了超过10年的时间融入香港。
香港并不是一个对移民包容的社会，甚至有的时候觉得很势利。如果不能够说一口纯正的广东话，往往会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到一丝轻蔑，或者是一种疏离。
而在黄真真的纪录片《女人那事儿》中，有记录梁文道、倪震等人对于香港女人的评价。
梁文道说，香港女孩子自由、随意，和她们相处没有任何负担。而另一位被访者则表示香港女孩子独立、自主，寻找配偶要求较高。
新世纪：
“春娇”一代
影片：《志明与春娇》
电影《志明与春娇》讲的是自2007年1月1日开始，香港实施室内全面禁烟，于是广大烟民都被迫从office走至后巷抽烟。自此，来自不同背景职业的男女抽烟族，在后巷开辟了一个插科打诨、聊天交友的特殊场所。广告公司职员张志明与化妆品店员余春娇，便因抽烟结缘于肮脏又狭小的小巷，一段捉摸不定、暧昧难测的恋爱情愫，由燃点香烟的一瞬间氤氲开来。春娇会因为志明给她点燃一支烟就默默对之有好感。大龄女青年余春娇与态度含糊不清的张志明的心理交战最终酿成一件情意美事。
余春娇是一个代表香港普遍女性的大龄女青年。踏入2000年，香港女性角色以OL形象最为人所注目，大都是傻大姐、平凡得可以、绝对普通的形象出现在银幕上。新时代的香港女人，在银幕的形象似乎总是一种被削平了的角色。此形象的典范，首推郑秀文、杨千嬅。
拿郑秀文的银幕代表形象来讲，类似影片有《孤男寡女》。郑秀文饰演的只是一邻家女人形象的女子，善良、神经质、还带点傻气。但是她的形象，平庸得讨人喜爱，平凡得像你我身边任何一个女友。
然而傻有傻福，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又是女性找得美好良缘的美好结局。这种最讨现代女观众欢心的美丽童话故事，有着其卖座的道理。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了香港女子在择偶与爱情观念上的择优价值。
在《志明与春娇》这部电影里，相同的故事情节也有投射。在余春娇决定提着行李箱离开男友的家时，如果张志明开来的不是一辆landrover，春娇会那么快的决定离开前任男友而转投志明怀抱吗？这是彭浩翔留的一笔关于香港女人不需言明的基本感情共识。 影片里的余春娇，除了傻大姐、随性的个性，对待爱情的态度多了几分阅历与世故之外，骨子里的勇敢直率并未暗淡消退。
从郑秀文、杨千嬅两代平胸、神经大条女性的银幕流行来看，也是香港总体的审美趋势与大众群体喜好品位的显现。
而在现实生活中，如梁文道、倪震等知识男性所言，香港社会安居、医疗各项建设比较完善，相对竞争没内地大，所以大多数的女生想法都比较简单，喜欢不喜欢很容易知道，也就比较随性。
香港女人在生活和工作上的独立，决定了她们的性格和生活习惯。她们爱打扮也善于打扮，打扮的标准常以个性与气质结合为主。风格上有的入时、有的朴素韵致，有的典雅高贵。衣着定位符合自己的个性和身份，自然和谐，各种款式的服装与首饰在她们身上总是搭配得恰到好处，既不过分简单，也不奢侈拖沓。
对于一些较有性格的香港女性，那些简洁能体现她们个性的装饰最受欢迎。
在很多方面，香港女人与上海女人颇为相似，既有古典的气质，又有现代的摩登气派。只要有时间，香港女人就爱逛街。走在香港的大街上，那些中西合璧的仿古式建筑，使得中西两种风格的建筑物共处于同一街市，相得益彰。在香港的仿古式楼群中，住着一户户居民，她们身处闹市，却颇有田园意趣，生活得悠闲舒适而恬淡。许多久居闹市的香港女人很喜爱这种居住环境。
香港男人总是埋怨香港女人不像台湾女人、大陆女人那么温柔，但是香港男人又十分敬重香港女人，敬重她们在生活上负起的经济责任，敬重她们逆境求生存的本领，敬重她们的不添乱。
在香港本土作家亦舒的笔下，常常描述一个现实社会的香港，通过男女关系的博弈展示给读者一个冷漠现实的都市社会，以及这个社会带给人们的心理异化。
而身处这样的社会环境中，香港女性渐渐地学会了保护自己，她们对男女感情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不认为嫁个好男人就是女人最终的归宿，对爱情虽然有憧憬但即使遇不到亦不强求。
结语：
新世纪的今天，从无数香港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中，我们发现，香港电影中的群体女性形象早已不再隐藏在男性阴影之中，她们如珍珠般的散落，也同样鲜活地诠释和记录着香港社会的变迁及女性的生存状态。
她们在电影中的影视魅影，散发出动人而明媚的光芒，不失为香港电影中难得的集体影像记忆。她们的风采，也会一直游走于国际都市高楼的街道，留下靓丽的一抹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