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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何要编撰这本《萧友梅编年纪事稿》（以下简称“纪事”）？是在什么基础上开始运笔？采用怎样的写作体例？为什么要这样编排？“纪事”的出版究竟有啥意义？我们的期望又是什么？这些就是“告白”要回答的几个问题。
写作缘由与资料搜集
抗日战争前期（1937—1940），曾与萧友梅一起坚守着风雨飘摇的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这块专业音乐教育阵地的陈洪先生，早在1945年12月22日定稿的《萧友梅先生五年祭》一文结尾处，十分深情、诚挚、恳切而又自谦、期待地说，他的这篇文章“聊表纪念的心情吧，同时也希望‘抛砖引玉’，有人来给他写一本详细的传记，因为萧友梅先生的事业和为人，是值得后学者和同路人多多取法的”。①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1949年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统领包括学术界在内的中国文化教育界（这种思想至今还有，极少数人仍在坚持并顽强地表现），而在音乐界的中国现代音乐史研究中，则又以所谓的‘救亡派’与‘学院派’两条路线斗争的观点居主导；换句话说，萧友梅是一位长期被批判、被贬斥、被否定的历史人物，在上世纪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中，除港、台外，大陆有关萧友梅的纪念文章几乎一篇也没有，哪还有条件与可能或谁还敢动笔去为萧友梅“写一本详细的传记”？1979年后，情况开始起了变化。
就我们所见资料，1979年5月廖辅叔先生率先在全国性的评论刊物发表的《纪念萧友梅先生》一文，可说是大陆1949年后最早一篇内容简略而又比较全面的论述萧友梅的文章②；1980年8月出版发行、由贺绿汀任分科主编的《辞海》中，“萧友梅”上了辞书，立为音乐科条目③；同年12月，北京、上海分别举办了隆重的萧友梅逝世40周年纪念活动；随后，回忆、纪念、研究萧友梅的文章以及萧氏的文论、音乐作品陆续见诸书刊。1982年11月，上海音乐学院在校园里为萧友梅塑立纪念铜像，供后人永久瞻仰；1984年6月、12月，上海音乐学院与中央音乐学院又先后举行了萧友梅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同年6月，《萧友梅作品集》公开出版④；1990年11月，苏虞民发表《我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先驱者开拓者奠基者》一文⑤，针对《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卷”人物条目中未能以相应的篇幅记写萧友梅的成就与贡献，未能把萧友梅放在应有的历史地位上来介绍（“音乐卷”将所立条目的音乐家分为五个等级，萧氏列在第四等），提出不同见解；同年12月，他又在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学报主编于润洋教授的赞同和支持下，策划、组织举办了包括为萧友梅立铜像、举行纪念大会、专题学术研讨会、作品音乐会、生平图片书籍实物展览等内容丰富的萧友梅逝世50周年学术性纪念活动⑥；上海音乐出版社也于萧氏逝世50周年前夕出版了《萧友梅音乐文集》⑦。1993年11月，廖辅叔撰写的《萧友梅传》（以下简称“廖传”），出版发行⑧；由戴鹏海、黄旭东编的《萧友梅纪念文集》也于同年12月出版⑨。1994年1月，在萧氏故乡中山市举行了全国性的萧友梅诞辰110周年学术纪念活动。至此，在音乐学术界，萧友梅在现代音乐史上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开始被确立、被公认（在评价上虽仍有分歧，但不同意见不占主流）。而上述四本书的先后问世，则集中体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萧友梅研究的主要成果。而就“廖传”而言，这是一本史料可靠、内容扎实、观点鲜明、很有学术分量的著作，它的出版，初步实现了陈洪先生的愿望，填补了萧友梅研究的一个空白。不过，“廖传”基本上是一本回忆性、散文体著作；该书所记述的内容多为作者本人亲见亲闻，间或来自陈洪、萧淑娴与其他一些与萧友梅有直接交往人士所撰写的资料，作者没有刻意全面、广泛地去收集材料；正如廖先生在“后记”中所说，他并没有把这本书当作“严谨的学术著作”去写，而是“知道什么就写什么”，对书中一些资料的来源也没有“一一加注”。所以实事求是地说，“廖传”并非是陈洪先生所希望的“详细的传记”。
为了推动对萧友梅这位中国现代音乐文化史上首屈一指的杰出人物或现代中国音乐界开山人物的深入研究，当年正在学报编辑部工作的黄旭东觉得，现代音乐史学界应该也必须有一本史料有出处、史实又可靠，内容包括从出生直至辞世、比较全面并配有图像资料的萧友梅年谱或传记。而要动笔去写，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务必要系统、全面、翔实地掌握萧友梅的生平史料。但当时音乐史学界却正缺少这方面的资料，也几乎没有人专心地在做这种不能立竿见影地出成果的史料搜集工作。于是，黄就从1990年开始，利用业余时间搜集有关萧友梅的生平资料，准备编一本较详细的年谱类的书，供有心研究萧氏的学人参考。黄断断续续地做了10余年，积累了一定量的文字材料和一些图像资料；但比较零散，未做整理，更没有梳理成章。
联手合作与优势互补
机遇来了。2004年春，汪朴承担了《吴伯超的音乐生涯》一书的责任编辑，协助黄完成了该书的出版任务⑩。黄早就了解汪踏实的学术作风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又有做资料工作的丰富经验。于是黄就提出合作撰写《萧友梅编年纪事》的建议，汪欣然允诺，由此启动了“纪事”的编撰工作。
在积累的资料中，以萧淑娴、陈洪、廖辅叔、喻宜萱、丁善德等等一批前辈的回忆和研究萧友梅之文字材料最可靠也最珍贵。应该也必须这样说，黄、汪完全是依托老一辈学者们的劳绩，也就是依托他们的肩膀运笔的。从5月起，黄、汪根据手边已有的资料，集中3年多时间（如果从早期算起，有近20年了），比较广泛而有目的地查阅了相当一批与萧友梅有关的书籍和报刊资料，其中重点是较系统地查阅了上世纪20-30年代先后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音乐杂志》、江西《音乐教育》《音乐院院刊》《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刊》《音》等等不少期刊和《上海音乐学院·大事记·名人录》{11}以及与萧友梅有交往、有联系的（上级领导或同事或朋友或学生）一些历史人物如蔡元培、胡适、赵元任、鲁迅等等的年谱、日记与全集或文集的相关部分，有收获地发现了许多新史料。
“纪事”是在基本确定体例和结构框架后，边搜集、边学习、边研究、边整理、边写作的过程中进行的；在写出第一稿后，不断反复修改、补充了10多遍，重点部分的遍数可说已无法计算。黄、汪虽都是半路出家的非专业研究人员，但都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有相当的研究兴趣，手边案头都有一定的资料，都有心于这一学科的史料建设工作。相对而言，汪专心致志，精力集中；跑图书馆比黄勤，掌握的资料比黄多，利用现代科技手段的能力比黄强；相当一部分鲜为人知的有关萧友梅生平行踪的史料与重要文献，大多是汪去搜集到的。而黄不拘成规，思想开放；通过广泛的人际关系，求索到留存在个人手中的不少珍贵像片和资料，凭借多年的编辑经验，字斟句酌地反复修改；牵头申请科研立项，设法筹措编辑、出版资金。完全可以这样说，如果黄不去与汪合作即缺了汪的参与，“纪事”就不会有那么多新史料，内容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充实，有些不同的记载或疑点就无法定论，甚至这本“纪事”也编不成；而如果汪不去与黄合作，汪也根本没有打算要编也没有条件去编“纪事”，更不会顺藤摸瓜深入地去搜求与萧友梅有关的鲜为人知的资料，汪已掌握或所知的史料也无处使用，汪的学识与才干就无用武之地。黄、汪两人的合作，可谓是天赐机缘，同心联手，优势互补，相得益彰。
内容纲目与编撰体例
“纪事”的内容有三个部分。
一为家世纪略，即据萧友梅亲属提供的祖传家谱编制而成的萧氏家族世系表。
写作缘由与资料搜集
抗日战争前期（1937—1940），曾与萧友梅一起坚守着风雨飘摇的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这块专业音乐教育阵地的陈洪先生，早在1945年12月22日定稿的《萧友梅先生五年祭》一文结尾处，十分深情、诚挚、恳切而又自谦、期待地说，他的这篇文章“聊表纪念的心情吧，同时也希望‘抛砖引玉’，有人来给他写一本详细的传记，因为萧友梅先生的事业和为人，是值得后学者和同路人多多取法的”。①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1949年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统领包括学术界在内的中国文化教育界（这种思想至今还有，极少数人仍在坚持并顽强地表现），而在音乐界的中国现代音乐史研究中，则又以所谓的‘救亡派’与‘学院派’两条路线斗争的观点居主导；换句话说，萧友梅是一位长期被批判、被贬斥、被否定的历史人物，在上世纪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中，除港、台外，大陆有关萧友梅的纪念文章几乎一篇也没有，哪还有条件与可能或谁还敢动笔去为萧友梅“写一本详细的传记”？1979年后，情况开始起了变化。
就我们所见资料，1979年5月廖辅叔先生率先在全国性的评论刊物发表的《纪念萧友梅先生》一文，可说是大陆1949年后最早一篇内容简略而又比较全面的论述萧友梅的文章②；1980年8月出版发行、由贺绿汀任分科主编的《辞海》中，“萧友梅”上了辞书，立为音乐科条目③；同年12月，北京、上海分别举办了隆重的萧友梅逝世40周年纪念活动；随后，回忆、纪念、研究萧友梅的文章以及萧氏的文论、音乐作品陆续见诸书刊。1982年11月，上海音乐学院在校园里为萧友梅塑立纪念铜像，供后人永久瞻仰；1984年6月、12月，上海音乐学院与中央音乐学院又先后举行了萧友梅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同年6月，《萧友梅作品集》公开出版④；1990年11月，苏虞民发表《我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先驱者开拓者奠基者》一文⑤，针对《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卷”人物条目中未能以相应的篇幅记写萧友梅的成就与贡献，未能把萧友梅放在应有的历史地位上来介绍（“音乐卷”将所立条目的音乐家分为五个等级，萧氏列在第四等），提出不同见解；同年12月，他又在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学报主编于润洋教授的赞同和支持下，策划、组织举办了包括为萧友梅立铜像、举行纪念大会、专题学术研讨会、作品音乐会、生平图片书籍实物展览等内容丰富的萧友梅逝世50周年学术性纪念活动⑥；上海音乐出版社也于萧氏逝世50周年前夕出版了《萧友梅音乐文集》⑦。1993年11月，廖辅叔撰写的《萧友梅传》（以下简称“廖传”），出版发行⑧；由戴鹏海、黄旭东编的《萧友梅纪念文集》也于同年12月出版⑨。1994年1月，在萧氏故乡中山市举行了全国性的萧友梅诞辰110周年学术纪念活动。至此，在音乐学术界，萧友梅在现代音乐史上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开始被确立、被公认（在评价上虽仍有分歧，但不同意见不占主流）。而上述四本书的先后问世，则集中体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萧友梅研究的主要成果。而就“廖传”而言，这是一本史料可靠、内容扎实、观点鲜明、很有学术分量的著作，它的出版，初步实现了陈洪先生的愿望，填补了萧友梅研究的一个空白。不过，“廖传”基本上是一本回忆性、散文体著作；该书所记述的内容多为作者本人亲见亲闻，间或来自陈洪、萧淑娴与其他一些与萧友梅有直接交往人士所撰写的资料，作者没有刻意全面、广泛地去收集材料；正如廖先生在“后记”中所说，他并没有把这本书当作“严谨的学术著作”去写，而是“知道什么就写什么”，对书中一些资料的来源也没有“一一加注”。所以实事求是地说，“廖传”并非是陈洪先生所希望的“详细的传记”。
为了推动对萧友梅这位中国现代音乐文化史上首屈一指的杰出人物或现代中国音乐界开山人物的深入研究，当年正在学报编辑部工作的黄旭东觉得，现代音乐史学界应该也必须有一本史料有出处、史实又可靠，内容包括从出生直至辞世、比较全面并配有图像资料的萧友梅年谱或传记。而要动笔去写，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务必要系统、全面、翔实地掌握萧友梅的生平史料。但当时音乐史学界却正缺少这方面的资料，也几乎没有人专心地在做这种不能立竿见影地出成果的史料搜集工作。于是，黄就从1990年开始，利用业余时间搜集有关萧友梅的生平资料，准备编一本较详细的年谱类的书，供有心研究萧氏的学人参考。黄断断续续地做了10余年，积累了一定量的文字材料和一些图像资料；但比较零散，未做整理，更没有梳理成章。
联手合作与优势互补
机遇来了。2004年春，汪朴承担了《吴伯超的音乐生涯》一书的责任编辑，协助黄完成了该书的出版任务⑩。黄早就了解汪踏实的学术作风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又有做资料工作的丰富经验。于是黄就提出合作撰写《萧友梅编年纪事》的建议，汪欣然允诺，由此启动了“纪事”的编撰工作。
在积累的资料中，以萧淑娴、陈洪、廖辅叔、喻宜萱、丁善德等等一批前辈的回忆和研究萧友梅之文字材料最可靠也最珍贵。应该也必须这样说，黄、汪完全是依托老一辈学者们的劳绩，也就是依托他们的肩膀运笔的。从5月起，黄、汪根据手边已有的资料，集中3年多时间（如果从早期算起，有近20年了），比较广泛而有目的地查阅了相当一批与萧友梅有关的书籍和报刊资料，其中重点是较系统地查阅了上世纪20-30年代先后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音乐杂志》、江西《音乐教育》《音乐院院刊》《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刊》《音》等等不少期刊和《上海音乐学院·大事记·名人录》{11}以及与萧友梅有交往、有联系的（上级领导或同事或朋友或学生）一些历史人物如蔡元培、胡适、赵元任、鲁迅等等的年谱、日记与全集或文集的相关部分，有收获地发现了许多新史料。
“纪事”是在基本确定体例和结构框架后，边搜集、边学习、边研究、边整理、边写作的过程中进行的；在写出第一稿后，不断反复修改、补充了10多遍，重点部分的遍数可说已无法计算。黄、汪虽都是半路出家的非专业研究人员，但都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有相当的研究兴趣，手边案头都有一定的资料，都有心于这一学科的史料建设工作。相对而言，汪专心致志，精力集中；跑图书馆比黄勤，掌握的资料比黄多，利用现代科技手段的能力比黄强；相当一部分鲜为人知的有关萧友梅生平行踪的史料与重要文献，大多是汪去搜集到的。而黄不拘成规，思想开放；通过广泛的人际关系，求索到留存在个人手中的不少珍贵像片和资料，凭借多年的编辑经验，字斟句酌地反复修改；牵头申请科研立项，设法筹措编辑、出版资金。完全可以这样说，如果黄不去与汪合作即缺了汪的参与，“纪事”就不会有那么多新史料，内容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充实，有些不同的记载或疑点就无法定论，甚至这本“纪事”也编不成；而如果汪不去与黄合作，汪也根本没有打算要编也没有条件去编“纪事”，更不会顺藤摸瓜深入地去搜求与萧友梅有关的鲜为人知的资料，汪已掌握或所知的史料也无处使用，汪的学识与才干就无用武之地。黄、汪两人的合作，可谓是天赐机缘，同心联手，优势互补，相得益彰。
内容纲目与编撰体例
“纪事”的内容有三个部分。
一为家世纪略，即据萧友梅亲属提供的祖传家谱编制而成的萧氏家族世系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