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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专题报道（6）
从当前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的现状来看，要平衡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必须加大金融制度建设和机制改革的力度，奠定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与转型的长效机制。
在已有的约束条件下，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较为清晰，即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增强产业创新和竞争力，提升效率，实现集约化发展。这一转型目标在“十一五”期间就已经提出，但从具体的进展看，转型的推进并不容易。其中，金融体系作为配置资金资源的核心环节，在推动经济转型过程中无疑需要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居民消费率较低但“另类投资”热情较高的矛盾局面，与我国当前金融市场不发达、居民财产性收入实现机制不健全有关。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强调要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但其进程较为缓慢。与一些国家相比，我国居民的最终消费率（居民消费以及社会消费总额占GDP的比重）长期偏低，自2007年以来都是低于50%，2010年底的最终消费率为47.4%，远远低于全球均值（全球家庭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平均水平为61.76%），还低于全球中等收入国家的55.78%，更是低于高收入国家的63.21%。与居民消费率较低相对应的却是近些年来居民投资热情的高涨。既包括各类理财产品的爆发式增长，也滋生了古玩字画、农产品等另类投资的轮番上涨。
居民消费率较低但“另类投资”热情较高的矛盾局面，实际上正反映了居民通过金融市场进行资产与财富管理、实现财产性收入的巨大需求，也映射出当前我国正规金融市场产品供给不丰富、居民财产性收入实现机制不健全的现实。从经济理论上讲，居民消费取决于财富总量，而不单单是当期收入。国民收入扣除消费的部分连续地累积起来就是财富的增加，增加的财富需要一个稳定的“池子”才能实现保值增值。原则上，古玩字画、房地产、理财产品、银行存款、股票债券、金融衍生品都可以是财富累积的去处。从这个角度看，金融服务的一大功能即在于为居民的财富配置提供可靠的、稳而不破的“池子”。然而，从当前的情况看， 银行金融资产的配置结构过多地倾向于生产领域，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实质上强调更多的是金融为企业融资，对于居民资产配置需要的金融产品则基本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以消费为导向的金融支持显著小于以投资为导向的金融支持。如何建设健康的资本市场，发展风险程度、期限与居民资产配置需求密切相关的产品，使得居民能够通过资本市场获得可持续的增值空间，是扩大消费长效机制的重要路径。
中小企业金融支持不足、大企业过度融资的不平衡局面，与金融定价机制的僵化有关
2011年以来，我国开始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社会融资总量保持稳定，但从各个市场的观察看，资金供求格局存在比较明显的不平衡，部分领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资金紧缺，特别是中小企业信贷条件恶化。与历史状况对比，当前的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在2011年表现更为明显。与此同时，一些大企业却出现了资金过剩的局面，从而不得不大量购买理财产品或向外委托贷款。沪深两市交易公告显示，近年来上市公司委托贷款发放额逐年递增。2007年，仅有11家上市公司发放17亿委托贷款；2008年，这一数字增至44.52亿元；2009年底达到81.69亿元。2011年全年，两市上市公司已有近120份“发放委托贷款”的公告，涉及近70家上市公司，累计贷款额度约140亿元。
造成资金“旱涝不均”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利率双轨制”带来的缺陷。双轨制利率体制，其表现形式是同一时期双重资金价格的同时存在，即管制的体制内价格和不受管制的体制外价格并存。双轨制利率运行机制避免了短期内激进的市场化改革可能对整个金融体系带来的巨大冲击，但随着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基本完成、风险管理体系的增强，其弊端逐步凸显出来，表现为寻租空间的存在以及不同市场主体需要面对不同资金价格的不公平竞争环境。
在双轨制体系下，大型垄断企业享受着低利率的融资优势，金融中介机构以大型企业作为主要放贷对象，在间接融资作为主要融资渠道的情况下，紧缩时期的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变得尤为困难。一方面控制信贷总量，以及经济转型中增长模式的不确定性，信贷配给向经营风险相对较小、谈判能力更高的企业倾斜，使得银行贷款更偏好大型国有企业，大企业获得信贷支持的优势更加明显。另一方面由于利率水平整体较低，无法反映实际的资金成本，使得大小企业在资金使用效率上的差异无法得到体现。如果基准利率提高，就能够使得对资金成本上升更为敏感的企业减少贷款，而利润率较高的企业在可以承受的资金成本范围内获得更多的信贷支持。
对轻资产的服务业支持不足、产业结构转型缓慢，与当前以银行为主体的融资机制有关
我国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但实际运行中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的步伐依然较为缓慢。2010年，第二产业占GDP的46.7%，比2006年的48%仅仅下降1.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比43.2%，相比2006年仅提高了2.3个百分点。中国当前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中，服务业发展还比较落后，消费型的服务业和生产型的服务业之间差距很大。通过对比中美之间的服务业，我们可以看出差距最大的还是生产型服务业，那些为生产提供服务的服务业还很不发达，如物流、包装、产品设计等。从很多国家转型的经验看，激发市场更大的创新活力，特别是对一些特定服务行业放松管制，是推动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从现在经济转型的进展评价看，已经从部分低附加值出口行业退出的一些资源应该投入到能够继续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有更大增长空间的行业中去，例如医院、教育、社区性的金融业、生产型的服务业等。
资金在不同类型产业之间配置力度的不同，其背后反映的实际上是当前我国融资结构需要改进的现状。在经济和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其所需要的金融市场服务有巨大差异。目前，我国主流的银行信贷市场这种融资形式所要求的是相对稳定的、可以评估的现金流和偿还能力，以及相对较低的风险。这主要适用于资本密集、重资产的工业企业。企业往往需要拥有足够的固定资产进行抵押，或发展进入到相对成熟、平稳的阶段，才能从银行信贷市场获得资金。但是，就宏观层面而言，我国经济正在从依赖资源粗放投入的传统制造产业转向一、二、三产业协调均衡的产业结构，普遍特征是从重资产转向轻重资产并存，从有形资产转向无形和有形资产并存。而就微观层面而言，在产业转型过程中，必然需要大量的中小企业创立、新技术应用、大量企业重组和退出等。因此，不论在宏观上，还是微观上，在一个贷款融资占据主导地位的金融市场中，产业转型所需要的融资多元化需求必然难以得到满足。
企业转型升级等结构性需求没有得到很好满足，与金融调控机制重总量、轻结构的情况存在一定关系
自2011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为控制通胀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同时也导致了企业正常转型升级需求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形，从而抑制了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步伐。例如，浙江省台州市2011年1-10月仅仅完成工业性投资328.8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0.1%，其中技术改造项目的制造业投资零增长，29个制造业行业中有12个行业投资额比去年同期下降。台州市统计局的中小企业转型升级专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59.1%的台州企业家认为“转型升级是经过改进装备、工艺等手段使生产过程的环保、资源利用水平大幅提高，推动企业整体实力提升”，但他们同时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提及了转型过程中遇到的主要困难，认同率较高的分别是招工难、缺人才和资金紧张，分别为56.3%、46.8%和39.3%。
金融宏观调控主要是作用于总量的，但是由于货币政策作用的现实经济微观主体存在较大异质性，总量调控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往往呈现较大的结构性影响。这种结构性的存在，将随着经济微观主体异质性的大小，以及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程度，而对经济微观主体乃至整个宏观经济产生积极或者负面的影响。由于一个大国内部在自然环境和历史背景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必然存在区域性的差别，因而经济不完全同质，这种经济的异质性将使单一的货币政策在各地区之间产生较大的差异。
从当前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的现状来看，要平衡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必须加大金融制度建设和机制改革的力度，奠定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与转型的长效机制。
在已有的约束条件下，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较为清晰，即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增强产业创新和竞争力，提升效率，实现集约化发展。这一转型目标在“十一五”期间就已经提出，但从具体的进展看，转型的推进并不容易。其中，金融体系作为配置资金资源的核心环节，在推动经济转型过程中无疑需要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居民消费率较低但“另类投资”热情较高的矛盾局面，与我国当前金融市场不发达、居民财产性收入实现机制不健全有关。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强调要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但其进程较为缓慢。与一些国家相比，我国居民的最终消费率（居民消费以及社会消费总额占GDP的比重）长期偏低，自2007年以来都是低于50%，2010年底的最终消费率为47.4%，远远低于全球均值（全球家庭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平均水平为61.76%），还低于全球中等收入国家的55.78%，更是低于高收入国家的63.21%。与居民消费率较低相对应的却是近些年来居民投资热情的高涨。既包括各类理财产品的爆发式增长，也滋生了古玩字画、农产品等另类投资的轮番上涨。
居民消费率较低但“另类投资”热情较高的矛盾局面，实际上正反映了居民通过金融市场进行资产与财富管理、实现财产性收入的巨大需求，也映射出当前我国正规金融市场产品供给不丰富、居民财产性收入实现机制不健全的现实。从经济理论上讲，居民消费取决于财富总量，而不单单是当期收入。国民收入扣除消费的部分连续地累积起来就是财富的增加，增加的财富需要一个稳定的“池子”才能实现保值增值。原则上，古玩字画、房地产、理财产品、银行存款、股票债券、金融衍生品都可以是财富累积的去处。从这个角度看，金融服务的一大功能即在于为居民的财富配置提供可靠的、稳而不破的“池子”。然而，从当前的情况看， 银行金融资产的配置结构过多地倾向于生产领域，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实质上强调更多的是金融为企业融资，对于居民资产配置需要的金融产品则基本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以消费为导向的金融支持显著小于以投资为导向的金融支持。如何建设健康的资本市场，发展风险程度、期限与居民资产配置需求密切相关的产品，使得居民能够通过资本市场获得可持续的增值空间，是扩大消费长效机制的重要路径。
中小企业金融支持不足、大企业过度融资的不平衡局面，与金融定价机制的僵化有关
2011年以来，我国开始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社会融资总量保持稳定，但从各个市场的观察看，资金供求格局存在比较明显的不平衡，部分领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资金紧缺，特别是中小企业信贷条件恶化。与历史状况对比，当前的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在2011年表现更为明显。与此同时，一些大企业却出现了资金过剩的局面，从而不得不大量购买理财产品或向外委托贷款。沪深两市交易公告显示，近年来上市公司委托贷款发放额逐年递增。2007年，仅有11家上市公司发放17亿委托贷款；2008年，这一数字增至44.52亿元；2009年底达到81.69亿元。2011年全年，两市上市公司已有近120份“发放委托贷款”的公告，涉及近70家上市公司，累计贷款额度约140亿元。
造成资金“旱涝不均”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利率双轨制”带来的缺陷。双轨制利率体制，其表现形式是同一时期双重资金价格的同时存在，即管制的体制内价格和不受管制的体制外价格并存。双轨制利率运行机制避免了短期内激进的市场化改革可能对整个金融体系带来的巨大冲击，但随着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基本完成、风险管理体系的增强，其弊端逐步凸显出来，表现为寻租空间的存在以及不同市场主体需要面对不同资金价格的不公平竞争环境。
在双轨制体系下，大型垄断企业享受着低利率的融资优势，金融中介机构以大型企业作为主要放贷对象，在间接融资作为主要融资渠道的情况下，紧缩时期的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变得尤为困难。一方面控制信贷总量，以及经济转型中增长模式的不确定性，信贷配给向经营风险相对较小、谈判能力更高的企业倾斜，使得银行贷款更偏好大型国有企业，大企业获得信贷支持的优势更加明显。另一方面由于利率水平整体较低，无法反映实际的资金成本，使得大小企业在资金使用效率上的差异无法得到体现。如果基准利率提高，就能够使得对资金成本上升更为敏感的企业减少贷款，而利润率较高的企业在可以承受的资金成本范围内获得更多的信贷支持。
对轻资产的服务业支持不足、产业结构转型缓慢，与当前以银行为主体的融资机制有关
我国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但实际运行中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的步伐依然较为缓慢。2010年，第二产业占GDP的46.7%，比2006年的48%仅仅下降1.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比43.2%，相比2006年仅提高了2.3个百分点。中国当前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中，服务业发展还比较落后，消费型的服务业和生产型的服务业之间差距很大。通过对比中美之间的服务业，我们可以看出差距最大的还是生产型服务业，那些为生产提供服务的服务业还很不发达，如物流、包装、产品设计等。从很多国家转型的经验看，激发市场更大的创新活力，特别是对一些特定服务行业放松管制，是推动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从现在经济转型的进展评价看，已经从部分低附加值出口行业退出的一些资源应该投入到能够继续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有更大增长空间的行业中去，例如医院、教育、社区性的金融业、生产型的服务业等。
资金在不同类型产业之间配置力度的不同，其背后反映的实际上是当前我国融资结构需要改进的现状。在经济和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其所需要的金融市场服务有巨大差异。目前，我国主流的银行信贷市场这种融资形式所要求的是相对稳定的、可以评估的现金流和偿还能力，以及相对较低的风险。这主要适用于资本密集、重资产的工业企业。企业往往需要拥有足够的固定资产进行抵押，或发展进入到相对成熟、平稳的阶段，才能从银行信贷市场获得资金。但是，就宏观层面而言，我国经济正在从依赖资源粗放投入的传统制造产业转向一、二、三产业协调均衡的产业结构，普遍特征是从重资产转向轻重资产并存，从有形资产转向无形和有形资产并存。而就微观层面而言，在产业转型过程中，必然需要大量的中小企业创立、新技术应用、大量企业重组和退出等。因此，不论在宏观上，还是微观上，在一个贷款融资占据主导地位的金融市场中，产业转型所需要的融资多元化需求必然难以得到满足。
企业转型升级等结构性需求没有得到很好满足，与金融调控机制重总量、轻结构的情况存在一定关系
自2011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为控制通胀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同时也导致了企业正常转型升级需求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形，从而抑制了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步伐。例如，浙江省台州市2011年1-10月仅仅完成工业性投资328.8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0.1%，其中技术改造项目的制造业投资零增长，29个制造业行业中有12个行业投资额比去年同期下降。台州市统计局的中小企业转型升级专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59.1%的台州企业家认为“转型升级是经过改进装备、工艺等手段使生产过程的环保、资源利用水平大幅提高，推动企业整体实力提升”，但他们同时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提及了转型过程中遇到的主要困难，认同率较高的分别是招工难、缺人才和资金紧张，分别为56.3%、46.8%和39.3%。
金融宏观调控主要是作用于总量的，但是由于货币政策作用的现实经济微观主体存在较大异质性，总量调控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往往呈现较大的结构性影响。这种结构性的存在，将随着经济微观主体异质性的大小，以及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程度，而对经济微观主体乃至整个宏观经济产生积极或者负面的影响。由于一个大国内部在自然环境和历史背景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必然存在区域性的差别，因而经济不完全同质，这种经济的异质性将使单一的货币政策在各地区之间产生较大的差异。